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的《铁道卫士》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我公安人员粉碎敌人炸毁铁路的阴谋，并将潜伏和入境特务一网打尽的故事。
196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周年，这一年共有5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上映，除《铁道卫士》外，还有长影的《烽火列车》，八一厂的《三八线上》、《奇袭》和珠影的《慧眼丹心》等。
抗美援朝时的铁道卫士
实际上，创作《铁道卫士》的想法早在1954年就有了。当时，沈阳铁路局公安处的一名民警提议以抗美援朝时期沈阳铁路公安机关所侦破的真实案件为基础创作一个反特题材的电影剧本。有人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铁路里面有特务搞破坏，这的确是事实，但绝对不能说出去，否则，人们会说铁路坏人太多，影响不好。”而另一部分人则持赞成态度，认为可以借助电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用事实教育和警示人们，使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破坏活动。”
最后，问题反映到了公安部。部领导决定先由沈铁公安处拿出一个初稿，看了之后再定。接到创作任务后，沈阳铁路公安处高度重视，并为此专门召开了党委会，决定由政治处主任刘新春具体负责抓这项工作，并从处机关和沈阳、安东等公安分处抽调了陈治洪、王文林和马家骥三人组成了创作组，由马家骥执笔。
公安机关对反动势力成员进行公开逮捕
在长达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进出朝鲜通道的铁路凸显出巨大的军事命脉作用；中朝两国政府专门成立的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就曾设在沈阳铁路局，其所辖的安东（丹东）和宽甸等地区与朝鲜接壤，成为铁路跨境口岸。
朝鲜战争爆发后，百万志愿军在中央军委的号召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这时，国民党以为时机已到，便命令潜伏的特务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准备里应外合，为“反攻大陆”做准备。一时间，敌特分子疯狂地进行刺探情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等活动。沈阳铁路系统作为东北的最重要运输枢纽，成为敌特分子破坏的首要目标。
通过翻阅档案和实地采访，创作组掌握了许多鲜活的资料，后来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诸如调度员顾野平、铁路工人徐福样和餐车服务员王曼莉等，均出自沈阳铁路局公安处从铁路系统挖出的一批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而贯串全剧的敌我双方代表人物马小飞和高健的原型，则取材于该处侦办的两起特务案件。
一起是1951年初，沈铁公安处接到上级公安机关转来的情报：“一名负有重要任务的敌特人员将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实施空降，然后与在沈阳铁路潜伏多年的特务接头。”经过慎重研究后，公安机关决定对入境的特务实施监视，暂时不抓，以便获得更大的线索，而对已潜伏在铁路内部的特务则实施秘密抓捕。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铁公安处特地将在外地工作的侦察员张国才调至沈阳，“冒名顶替”已被我抓获的潜伏特务，伺机打入敌特内部。当派遣特务联系接头时，张国才“接待”了他。起初敌特对张国才不放心不肯“亮底”，并对其反复进行“考验”。张国才凭借对铁路业务的娴熟，加上胆大心细“表演出色”，使敌人消除戒心，了解到敌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配合“韩战”（朝鲜战争），启用“潜伏力量”对在中国境内的支前铁路实施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遂对这伙敌人果断实施抓捕行动。
另一起是1950年11月3日，活动在辽西地区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国际青年救国军”，预谋发动武装叛乱。在某火车站当值班员的王某等人参加了该组织，并收集我军的军事情报。在辽宁省公安厅的部署下，沈铁公安机关的侦查员杨成弟和省公安厅侦察科长赵皎等人，深入虎穴，运用灵活机智的斗争策略和多种侦察手段，将58名阴谋叛乱分子一网打尽。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沈铁公安处领导强调要着力反映人民群众的作用，这是我们国家公安保卫工作的特色。根据这一精神，创作组扩大了材料收集范围，如片中治保委员赵师傅深夜不顾生命危险拆除敌特徐福样颠覆军列设置的路轨障碍物，使军用列车安全顺利通过，就源于沈铁丹东公安分处在高家岁车站执行护路任务时的真实事迹，但写入剧本时将发现和排除危险的公安人员换成了铁路老职工。
又如片中高健在铁路女报务员何兰英等人帮助下查出特务顾野平，并让何兰英充任敌人报务员以掌握敌情，亦源于家住沈阳市和平区民族街道一位姓王的女治保委员的事迹：一天，在铁路部门工作的邻居家里来了一个行为异常的陌生男人，这引起了她的警觉；随后，她采用很自然的方法接近对方，发现全部特务名单、密码本和电台、手枪、炸弹等犯罪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了敌人准备对沈阳站行车枢纽等重要部位实施破坏的阴谋企图，当境外敌特机关再次派人来到沈阳准备大干一场时被一举擒获。
1956年底，沈阳铁路公安处完成了电影剧本的创作，随后在《东北日报》《电影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等报刊上发表或转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中宣部和文化部委托长影厂将其拍成电影。
承拍拍摄任务的导演方荧又与导演助理吴平、主演该片的印质明一起，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研究、探讨并修改剧本。
印质明之所以提前介入《铁道卫士》筹拍工作，是因为他曾在抗美援朝期间参与电影《英雄司机》的拍摄，有过赴朝鲜体验生活4个月的经历，而且还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的身份跨过鸭绿江，对铁路军事运输较为熟悉。但在分配角色时，印质明却主动要求饰演马小飞这个角色。原因很简单，在过去三年里印质明连续演了三个侦察员：《神秘的旅伴》的冯廷贵、《虎穴追踪》的陈惠远和《国庆十点钟》的顾群，这几个角色不仅身份相同，年龄也相差无几，所以，他很想改变一下戏路，挑战一下马小飞这个反面角色。
导演方荧当然不会同意，在他看来，印质明已经是观众公认的“公安专业户”，突然去演一个特务，那观众肯定一时半会转不过弯来。在他的坚持下，印质明只好重操旧业，而马小飞一角则由长影资深演员罗泰饰演。罗泰之前演过很多配角，表演经验丰富，但大多数观众对他的相貌并不熟悉，用他来演特务再合适不过。
片中另一个关键角色是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莉。导演方荧对叶琳琅很熟悉，他们曾一起合作过《如此多情》，但在是否由叶琳琅饰演王曼莉的问题上，他却犯了难，因为叶琳琅之前就曾在《虎穴追踪》里演过女特务。公安可以有专业户，但特务就不同了，要是一上来就被人认出是特务，就没有什么神秘感可言了。为此他在长影厂内部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让大家推选谁演王曼莉合适，结果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认为叶琳琅最合适。事实也证明，叶琳琅扮演的王曼莉是片中最成功的角色之一，她没有脸谱化地去塑造这个人物，在“邪媚”中有种漫不经心的味道，给女特务形象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
由于影片是以抗美援朝为背景，必须要有一个美国将军授意破坏计划的场景出现。由于时间紧，一时难以找到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将军”，方荧索性亲自上阵，以他早年参加抗战演剧队和“新中国剧社”曾经演出多部舞台剧的扎实功底，跑了一回只有一个镜头的“美国将军”的大“龙套”。
沈阳铁路局对该片的拍摄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划拨了与沈（沈阳）安（丹东）铁路相连的凤（凰城）上（河口）铁路线供拍摄之用，敌特试图炸毁的长岭隧道就位于凤上铁路龙爪沟至宽甸站之间。
高健与马小飞“火车打斗”的高潮戏是原剧本没有的，本着“曲折惊险但不求离奇”的原则，影片在真实的基础上适当虚构，通过我方要掐断敌方引爆的定时炸弹的情节自然而然把演员“逼”上了飞驰的列车车顶，进行着“你死我活”、险象环生的“火车打斗”，整个场面既惊险刺激，吊足了观众胃口。
此外，摄制组还在鸭绿江大桥实地拍摄了美军飞机轰炸大桥的场面。
在沈阳中山公园拍摄了高健假扮顾野平与马小飞接头的戏。沈阳中街以及本溪市的南芬地区也都为主要外景地。
影片还十分注重细节的表现。例如，王曼莉穿的列宁装就是50年代十分流行的“时装”。
顾野平吸的是沈阳卷烟厂的"大生产"牌香烟，50年代，这种牌子的香烟供不应求，对领导干部凭票供应，每人每月才给一盒。
王曼莉用来接头的书是法斯特选集《自由之路》。霍华德·法斯特是美国左翼共产作家，经典电影《斯巴达克斯》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
新中国成立后，法斯特的著作被作为英美左翼文学介绍到国内，但后来他因公开宣布脱党而被视为叛徒，所以片中将他的书作为特务接头的暗号是颇有深意的。
因是反映抗美援朝的戏，牵扯到国际问题，样片出来后专门报送外交部、国务院审查。*总理十分重视，观看后提出“要搞群众化，不要搞神秘化。”按照这一指示，导演回厂后又对一些戏进行了补拍和修改，其中就有高健为马小飞送通行证，巧遇民兵查问高健从哪里来、和马小飞是什么关系，借此加强马小飞对高健的信任。
就在这次审看过程中，周总理还提及为什么最近看一些影片，总觉得演员的形象有些不接，往往外景时演员显得有些瘦，内景时显得有些胖？当听说由于困难时期物资紧张，拍外景有时住市里招待所供应较好，营养能基本保证，一回到厂里拍内景，不再是“客人”而是“家里人”了，供应好时可以吃上高粱米，供应不好时只能吃瓜菜、人造肉，演员大半都“浮肿”。总理当即表态：“不行！我们的电影要拿到国际上去放映，这在国际上影响不好，再困难也要保证演员的健康。”从此长影演员一律改成供应细粮，全部为白米、白面，这也是拍摄《铁道卫士》的意外收获。
1960年，《铁道卫士》完成摄制，被安排在当年的国庆期间上映，但由于同期上映的还有《刘三姐》《红旗谱》《林海雪原》《杨门女将》等更具观众基础的“大片”，所以效果并不十分热烈。
1972 年纪念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之际，周总理顶着强大压力，指令文化部电影局“解放”一批抗美援朝主题的故事影片。曾经在观众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等得以复映，给长年断“粮”、情感饥饿的人们带来了酣畅淋漓的观影享受，在这轮复映中，《铁道卫士》顶替“右派分子”沙蒙执导的《上甘岭》搭上了最后一班车，这一次它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在全国各大城镇连轴数月“轮番轰炸”，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电影，而它的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