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冻卵权”、“离婚冷静期”让女性意识再次崛起。
子宫属于女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从未真正属于女性。堕胎本该天然是女性的权力，却至今需要向别人去争取。
新石器时代起，子宫不再属于女性
子宫作为生产工具，必须为其社会贡献生产力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2000年左右）,甚至更早。
彼时，人类出于优生学的考虑，确立了乱伦的禁忌，通婚（exogamy)渐成常态。通婚无非两种，一是入赘（Matrilocality），即男方离开自幼成长的部落，到女方的部落安家；二是出嫁（Patrilocality)，即女方嫁入男方部族。
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没有找到“入赘”被绝大多数原始部族采纳的证明。原因很可能非常简单——男人没有子宫。
没有子宫，少了*和分娩的负担，狩猎，抢掠和征战之类的蛮力活，便落在了男性身上（女性当然也参与狩猎和征战，只是人数上不及男性），再加上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多和年长男性扎堆，极易被“尚武，拜肌肉男”的原始丛林生存法则洗脑，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习性。
女性*的能力成为一种互易品
果真如此的话，何确保“好斗的”入赘男忠于他的新部落呢？万一他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完了还逃回出生地，养兵恤民，伺机复仇怎么办？相比之下，女性就显得平和许多。小鸡变大鸡只要16-24周，婴儿到成人却需要16年。艰难的怀胎和分娩，漫长的养育期，再加上原始社会苛刻的生存环境……一切都在不舍昼夜地，加固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因此当时的人相信，出嫁制比入赘制省心。只要生了孩子，女人就会忠于她的孩子，从而忠于孩子的部族。
因此，比起谷物，骡子和布匹，女性因其独特的生理构造（拥有子宫），成了人类社会最早的互易品之一。
女性成为互易品，进入交换市场，在法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者Claude Levi-Strauss的眼里，是“人类历史上，导致女性沦为从属地位的首要原因”。他写道：“出嫁不是两厢情愿的，而是部族之间的交易。”交易的过程，便是女性被物化（Reified) 的过程。物化的物质基础是女性的子宫，即交易筹码。子宫意味着生育力，亦即未来的生产力。那些在生育潜力上被看好的女人，动辄身价不菲。
法国人类学家Claude Meillassoux也大致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漫长的孕期和原始年代高发的分娩死亡率，导致了女性（子宫）成为抢手货，并引发了部族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胜者（通常是男性），掳走女人，*死抵抗者，迫使沉默的大多数为奴，同时把自己晋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战利品的女性及其子宫，便理所当然地沦为了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从而失去了它（子宫）和它的主体应有的话语权和行动权。
法国人类学家Claude Meillassoux
统治阶级需要生产力，所以数千年来，子宫似乎只有一个功能，生育。
Neanderthal时代（约70000年前），男性比女性普遍长命，多活八年不算稀罕, 而女性从月经初潮到死亡，却只有17年左右的时间（按当时女性的平均寿命30岁计），就这么短短十几年，除了要对抗洪水，饥荒和猛兽以外，她们还要频繁地对抗*和各种可能出现的孕期反应。她们“怀完一个又一个，基本上没有正常的月经。”在助产技术基本为零，分娩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如此频繁的分娩不伤身吗？答案是肯定的，然而频繁分娩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和高昂的分娩死亡率相比，根本就是鸡头鱼刺。
女性的生育，决定权在男性
从七万年前一路穿越到前现代时期，女性不得不将生命中最宝贵的二、三十年交付给孕期，生个十胎八胎，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曾是一种“常态”。1935年纳粹德国为提高雅利安人的出生率创造的生育营“Lebensborn”，和1940年代非洲的班图（Bantu)人，为对抗居高不下的婴幼儿死亡率，让其妇女人均生育12次，两者之间，在对待“子宫”的态度上并无天壤之别，尽管一个是拥有精密军工技术的现代德国，一个是还在削弓做箭的非洲土著。
有人也许会说，有什么办法呢？避孕技术不发达嘛。事实上，早在古埃及时代，古埃及的化学家们就已在尝试各种千奇百怪的避孕法。他们相信蜜糖，或滑腻，油性的液体能减缓精子动力，而乳酸则能*精，因此他们在阿拉伯树胶（acacia)中提炼出了乳酸。他们还想到了鳄鱼的粪便，因为它也是酸性的……没错，当年的避孕技术很不科学，但如果“避孕”被看作一项“子宫福利”的话，它其实完全能够在古埃及炼丹术士的鼓励下，慢慢发展起来的。
遗憾的是，20世纪以前，子宫基本上没有这项福利的。公元前2000后，人类的性行为模式，便成了统治阶级严格规范的对象。所有的社会（无一例外都是男权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反对过避孕和堕胎。
比如在西方，直到20世纪前叶，许多罗马天主教信徒仍坚信“避孕”是一种“本质上的邪恶（Intrinsically evil）。公元6世纪到11世纪，基督教社会对避孕的惩罚是极严厉的。避孕等同于homicide(过失*人)，甚至——咬和gang交都会被视为过失*人，刑期3到15年不等。13世纪，物理学家和哲学家Peter of Spain好不容易发明了26种避孕药，神职人员却把它们一一藏进书里，并盖棺定论：“这些药方绝不予采用。”
反对堕胎的理论基础看起来石磨般厚，其实只有一个，就是“God’s will（神旨）”。受孕是一个“人类的种子，经神所赐，得神保佑，经由神之手，放入子宫花托的神圣过程”。《旧约》亦说“Be fruitful, Be multiply(请像水果一样丰盛多产吧)！
神旨是哪来的呢？当然是男信徒捎来的。因为在早期的基督教社会里，只有男信徒才能在神和人之间斡旋。女信徒虽然可以搞些慈善活动，却不能主持祭祀，不能接近圣坛，不能公开授课，不能大声祈祷，也不能为自己的新生儿洗礼。公元二世纪的雅典神学家Clement of Alexandria概括：“女人可以做男人做的事，不过男人永远比女人做得好。”
只要是稍有平等意识的现代人看来，这样的信条都荒谬且令人恼火。然而在彼时的欧洲，从中世纪到19世纪前叶，那些为女人传授避孕法的游医们被当成女巫烧死；那些秘密堕胎的女人被判苦修，流放或吊刑。 绝大部分女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神旨”。
传授避孕方法的游医被当作女巫
中世纪的教徒们普遍相信，胎动发生在受孕40天左右，一旦有了胎动，生命就形成了。胎动后堕胎，就是过失*人，所以中世纪的欧洲法律普遍规定胎动后的堕胎是非法的——这并不等于说胎动前的堕胎就是合法的，只不过比起流放或死刑，量刑较轻而已。讽刺的是，“因为贫穷挤不出余粮，只好*死新生儿”这种中世纪普遍的*婴行为，比起堕胎来，却算不上什么大罪（《Birth Control& Abortion in the Middle Ages》on Medievallist.net）。
一天工作16小时，还必须不停当母亲
节育变成刚需，是从工业革命（1760-1840)开始的。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女性因此得以走出家门，进入劳工市场。根据一项1883年的一项统计，英国女性在棉花，羊毛，亚麻，丝绸，蕾丝和制陶业等劳工市场中占据了大量的比重。21岁以上的女性就占据了59.5%的亚麻劳工市场，71.3%的丝绸市场，以及37.7%的羊毛市场。但繁重的体力活却没有令她们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待遇，30岁左右的女工所挣的工薪仅为同龄男工的三分之一。生活的艰巨，令避孕和堕胎成了女工们企盼的头等大事。
根据当时的记载，“女工们每天在窒息的，震耳欲聋的纺织车间里辛苦作业，下班后，还得回到工厂附近破烂的住宅区，回到某只地窖，某个虫鼠为患的贫民窟，或一只没有厨房和饮用水的木棚里。食物是一丁点培根碎肉加土豆。在这样的环境里，频繁*，意外流产，死胎或婴儿夭折，一次又一次地动摇着她们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即使男孩们能侥幸活到五六岁，也难逃矿地童工的命运，女孩们则被送进纺织厂，每天工作16个小时。”
工业革命开始，女工成为劳动力
在1833年的那次统计里，年龄12岁以下的女孩，占据了英国51.8%的棉花劳工市场。
然而，为了捍卫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应该像维多利亚女王(女王生了九个孩子)看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19世纪初的英国法律不但不放松堕胎政策，还加重了对它的惩罚。1837年，The Ellenborough Act删除了自13世纪以来“胎动前”和“胎动后”的界限，不管什么时期堕胎都一律严惩。
堕胎是一部属于全体女性的血泪史
1861年，堕胎的最高判决为终身监禁。贫困女性为此痛苦不堪，有些人却把这层女性苦难归咎为“穷人在性生活上的不够节制（Lack of sexual discipline)”。堕胎无门，不少女人只好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再送到教会设立的孤儿院或医院里去。19世纪，单伦敦弃儿医院（Founding Hospital)，就收留过约4500名女性的弃儿。
当时，有一位名叫Francis Place的英国社会改革家，出于悲悯，四处游说，向女人们推荐一种简单（粗暴）却似乎有效的“避孕神器”——一只像小球那么大的海绵，加点润滑剂，栓上一根丝线，便可推进推出，且对阴道和个人健康都“无损伤” 。据说这只“海绵球”曾帮助过一些女性度过难关。19世纪中下叶，橡胶避孕套在英国小范围内地普及了起来，但只有中上层阶级的男人才比较愿意用它，其目的，与其说为了避孕，不如说为了防性病。海绵球也好，避孕套也好，因受众狭窄，它们远远无法满足广大劳动女性对避孕和堕胎的迫切需要。于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地下堕胎市场便像暗井般冒了出来。
Francis Place
地下堕胎市场五花八门。比如在英国，受悲剧事件“谢菲尔德金属水管含铅毒并导致胎儿神秘流产”的启发，包含了大量铅毒的“铅膏”流行了起来，直到一战前，铅膏曾一度是英格兰地下堕胎市场惯用的*手锏。除了铅膏，还有毛线钩针。1923年，在德国的New Brunswick，当地法院就曾审理过一起“钩针堕胎事件”，Emily Frontin，一位年轻的女性，在“被钩针”后出现伤寒等并发症，抢救无效，香消玉损。
82岁的英国女士Diane Munday曾对《独立报》（2017.3.30)讲述过自己的堕胎经历：“（1950年代）女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堕胎，喝漂白剂，推挪沉重家具，用钩针等等，或求助于地下堕胎市场。那里面的从业人员谈不上专业，她们也许有过一些护士经验，或曾在医院工作过……因此死亡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逃避警察追究，也为了保全家庭名誉，有的医生们会在死亡证明上把‘非法堕胎’改为‘意外流产’。” Diane Munday 认识的一位女裁缝，就在地下堕胎市场里送了命。做此营生的女人们，倒不是存心要*人的，只是社会禁忌太坚硬，女性地位太低下，而技术条件又太落后。
在英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Mike Leigh的作品《Vera Drake》中，Vera Drake就是一位帮人堕胎的地下游医。Vera Drake暗地行事，不收一分钱，也不多说话，在1950年代初的英国，Vera Drake那样的女人，就像穿着黑衣的天使，漂浮在贫民窟上空。尽管影片最后，她还是被判了18个月的监禁。
电影中的Vera Drake出于悲悯，帮助贫困女性用土法堕胎
最后被判18个月的监禁
1950-1960年代初，近10万英国妇女曾求助于非法堕胎市场。同一时期，美国亦有近百万女性铤而走险，进了黑市。1936年到1955年的俄罗斯女性，其遭遇也是一样的，斯大林绝不容许堕胎；为增加人口，1950年代，我国也曾将“禁止堕胎”写入立法，后来人口暴涨，对待堕胎的态度才逐渐松弛下来。
我们自由了吗？
感谢19-20世纪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亦感谢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第二次女权运动，1967年，英国（除了北爱尔兰）终于实现了堕胎合法化，只要在约28到24周内堕胎，刑法将不予追究。同年，美国的Colorado州也首次实现了美国境内堕胎非罪化。1970年代，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深入，西方国家不得不将女性的堕胎权和生育权置入首要议席。目前，世上绝大多数女性都已经获得了堕胎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百年抗争取得的果实，可以做成一只草莓蛋糕，放入历史的冰箱永久保鲜。权利是无法保鲜的。你不用它，不捍卫它，它就可能比草莓还要速朽。
当川普说：“我憎恨堕胎，我憎恨它。我憎恨一切支持它的理念。当我听到人们在讨论堕胎权，我就全身哆嗦（NBC,1999)”；当他当选美国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鄙视，对回归“白人基督教称爵年代”的热望时，堕胎非法化，没准会像近年的波兰那样，被极右政权重新推回历史的阴暗舞台；同样的可能性，在1983年就已实现了堕胎合法化的土耳其，则变成了现实：2015年，37家土耳其国立医院中只有3家肯为女性做堕胎手术（《卫报》2015.2.4）；2016年，巴西高等法院好不容易宣布了堕胎非罪化，2018年10月的巴西大选，却选出了简直可以和川普媲美的极右派总统Jair Bolsonaro……
至今，世上仍有37个国家不允许堕胎，在那些不能随便出声的地方，女人们的子宫仍被牢牢地掌控在男权，教条和政客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