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人
现代江南象棋名家刘忆慈，三十年代起崛起于浙江杭州的棋坛“喜雨台”，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建国后的全国象棋绵标赛中，获得两次全国季军和一次全国第五名，并以“仙人指路”的开局，创辟富有特色的新棋路，被棋界称为“刘仙人”。至1982年逝世止，驰誉沪、浙、苏、穗、京、津等省市棋坛40余年，成为建国初期的象棋国手之一。刘忆慈生前还是杭州市政协委员。
比赛现场
1956年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第一届在北京举行，王嘉良、杨官璘、何顺安、李义庭刘忆慈、侯玉山闯入决赛。
1960年全国个人赛，王嘉良、胡荣华、刘忆慈、杨官璘，朱剑秋等。
一、因棋招亲
刘忆慈，小名葆奎，身高够1．75米，方面大耳，气宇轩昂，为人作风正派，待人接物和蔼而严谨。1916年出生于杭州，自幼酷爱象棋，1928年送徐春泉所开的油纸（伞）行当学徒。徐春泉为杭州著名的象棋高手，有棋坛“豹子”之称，是“喜雨台”棋楼的“五虎一豹”之一。徐在店内找人弈棋，允许学徒刘葆奎在旁观看，也带动刘的棋艺提高。后来，刘在观战中，谈及着法时，颇有警惊之著，引起了徐春泉的注意，在缺少棋伴时，也要刘忆慈作个对手。从此，刘的棋艺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二十年代初，杭州喜雨台的象事活动处于高峰，名棋手层出不穷，有著名的“五虎一豹”，更有拔尖于省际的张观云和徐春林。刘忆慈在抽空去喜雨台学棋时，师承张观云和关春林。
有一次，“豹子”找刘忆慈下棋，划以“飞象局”开局，不久即进入紧密的细战之中，“豹子”在使出浑身功夫之后，仍未能持得先手，相反，却在细战之中被刘的马炮“粘住”，由后手转入被劫，最后被刘扳倒。徐以浙江名棋手的身份，竟被一个近二十岁的小伙子击败，初扰悻悻，但不久即纳入怜才爱才之意。
徐春泉有小女儿，少刘忆慈三岁，在店内和刘朝夕相处，互有好感，徐春泉看在眼里，决意招刘忆慈为婿，以便由他接掌门户。1933年秋，刘忆慈终于成了徐记纸伞店的乘龙快婿，这就是被浙江棋界传诵一时的因棋招亲的故事。
刘忆慈成了徐春泉的女婿之后，除了帮助丈人照料店铺外，有条件去杭州的著名棋楼喜雨台下棋，棋艺更进一步提高，基本上和喜雨台的“五虎一豹”齐名。为了进一步切磋技艺，也常常去上海和当时的沪上名手交流。1936年前后，杭州的棋坛十分活跃，城南俱乐部举办了“杭州市象棋名手邀清赛”，被邀者为“五虎一豹”中的李嘉春（后期人称老毛儿）。赵金荣（人称板刷阿荣）、蔡阿福（被称菜地阿福）、张益荣（小麻子）、冯楣荪（阿青）和徐春泉（豹子），以及新秀董文渊和刘忆慈。比赛这些天，油纸伞店暂停营业，翁婿双双上阵，比赛结果刘忆慈夺得第二，于是正式成了杭州的名棋手。
抗日战争期同，杭州陷人敌手，油纸伞业十分不景气，刘忆慈另立门户，在庆春路乌龙巷口开设“大华煤店”，做柴炭生意。由于一度经营颇善，有所发展，刘在利用业务往来推销柴炭之便，常去上海、南京等象棋名手荟萃之地交流技艺，常常在“大世界”和天蟾荼楼弈棋，并和上海的名棋手朱剑秋。朱寿颐、李武尚、叶景华等作交流赛。由于刘的棋风扎实、棋品较好，在上海等地影响较好。为此，上海棋界都知道杭州除了董文渊外，还有一个刘忆慈，是江南名城杭州的两根新兴棋柱子。
二、高洁棋品
旧时，棋界有所渭“书房棋”和“茶馆棋”之分。所渭名房棋，是指学习过棋谱如《橘中秘》《梅花谱》《心武残篇》《百局象棋谱》等古代的名棋谱，受过较为“正规”的象棋训练，掌握了开局阶段的各种阵势和残局阶段的各种定式。书房棋大多是有中等文化水平及中等以上“家私”的棋手，属于棋手中的“知识阶层”，刘忆慈一般被视为书房棋中的较好者。而茶馆棋是指一些从未接触过棋书，从不学习阵势和定式的棋手，茶馆棋手大都没有什么文化，有的只认识几个棋盘上的字，他们对于阵势和定式的提高，大多来自实践的摸索。而杭州的董文渊即属于“茶馆棋”。茶馆棋手大都有“博彩”的习惯，有的乃至“非彩”不下，非彩无刺激。
三十年代中期，刘忆慈招亲徐宅后，身份有了变化，弈棋、打谱的条件成熟，刘常找些《橘中秘》《梅花谱》来学。在当时和董文渊比较，刘重于阵地战，在开局方面较优于董，在中局实战时，常失先于董，因为董向以“*”和出妙手著称。在残局阶段，刘又重于定式，而董又以“功夫”见长。为此，在三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前，江南的两大象棋名手董文渊和刘忆慈，一个是以机灵仙逸著称，一个以扎实厚重驰誉。
刘忆慈爰棋的另一特色是不大愿赌彩，更不愿以行棋诈骗赢钱。三十年代成名后，董文渊常常放出风声，邀刘赛棋弈棋，由于彩金较大，刘总是不愿应敌。于是，董就使出激将法，有时提出“二比一”，有时提出“二夹一”。所渭“二比一”是指彩金的二比一，如一元一盘的彩，董赢得刘的得一元，刘胜得董的得二元；所谓“二夹一”者，更是咄咄逼人，则是董让刘一先和二先。但刘仍是不应，任凭董文渊在茶馆棋手中胡吹。
刘还反对在棋赛中使手段，相互串通，他认为这是败坏棋风。如1964年的浙江省象棋赛，在杭州举行，进入决赛的十位棋手，杭州市的占五人（刘忆慈、沈芝松、卫森坤、徐福皮、陈选源），其余为嘉兴一人（高琪），温州二人（朱肇康、周建维），舟山一人（王春林）、金华一人（易顺林）。赛前，杭州的S姓棋手提出“让刘拼高”的策略，因为这十名棋手中，以刘、高的夺标声最高。刘听此言后，不但不表示感谢还表示坚决反对，使S姓棋手落得个十分难堪。后来实战的结果，嘉兴高琪连胜杭州四人，负于刘忆慈，而刘和杭州四人对战中，却是二胜一负一和，亏了三分，为此，尽管刘胜了高，但总分少高琪一分，而屈居第二。如果刘同意不正当的做法，由杭州的四人各输二分，则稳居冠军了。所以棋手中一般反映刘忆慈不结缘、不识抬举，但从这里也可看出刘的高洁棋品来。
刘还具有较嫌逊的美德。1957年夏，其时，刘有全国季军之称。应广东的邀请，和另一小棋手湖北李义庭拟去广州作一次讨抗赛，对手为在华南称为无敌的杨官璘和陈松顺。赴赛之前，刘和李约定在沪会师，并应邀作多场“热身”赛。有一场，在青年合表演，至残局阶段，李为一车一马双士，刘为双车，一般视李可守和。
这时，李霍地站起身，自动认负。但大礼堂的数百名观众，却要求说明，为什么刘必胜李必负。有的还提出，车已占中，马三士紧紧围住帅的身边，请解释如何破士问题。一时，刘尚不知如何是好，李已起身答道：这一局棋是指单车胜马双士的例胜，因力只要换掉一车，即不存在车占中，这样，破士成了必然。这一解释，使广大棋迷长了见识，又使拥戴李的棋迷心服口服。在散场的归途中，刘和李同时出来，刘说：“这棋虽是我胜了，但也可说胜了一半。”表现出很高的棋士风范
三、仙人指路
刘忆慈之所以被称为“刘仙人”，和他对“仙人指路”开局的创新有关。
1956年，全国首届象棋锦标赛在北京开幕，这不但是新中国首次全国象棋比赛，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首次全国比赛，对于名棋手们的鼓舞和欢欣可想而知。依据当时的条件，国家决定以城市为单位推举代表，杭州作为省会城市自然名列其中，但名额只有一个。这年初秋，经过初赛和复赛，由刘忆慈对陈选源、卫森坤对金虎城争夺决赛权，结果刘胜陈，卫胜金，最后刘又胜卫，取得出席全国赛的资格。此时的刘忆慈是多么激动呵！
比赛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高水平的竞争，全国名手荟萃，南有“杨无敌”杨官璘，北有“东北虎”王嘉良，西有“四川剑侠”刘剑青，东有细腻绵密的何顺安，都是绝难胜棋的铁对手。要在全国大赛中争得好名次，除了过硬的功夫、较好的体质外，在开局方面有新招式也会起好作用。刘忆慈想到了“仙人指路”，这种开局自己研究了多年，有所创造，该是一显身手的时日了。刘忆慈在此次大赛中，最后取得了季军的好成绩。
到了1957年的第二届全国赛的决赛，刘遇上了“杨无敌”，而且轮到先手，于是走兵七进一“仙人指路”。对于这种开局，“杨无敌”并不陌生，应以炮2平3，殊不料刘忆慈走马二进三而不是马八进七。接著刘架中炮、跳边马、升河炮，演成了较有利的局势，后来又弈成多兵具可胜的局面（结果和局），从而证明了这种开局的实用价值。刘忆慈的这个开局法立即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开创了三四百年来的新路。在对李义庭的对局时刘又用了这种“仙人指路”，刘在这次大赛中又夺得了季军。于是，棋界从此称他为 “刘仙人”。
回头看一看刘的这种创新，既看到他的潜心研究，也应看到师承对他的影响。刘青少年时在杭州两位老师张观云和徐春泉，张对于“仙人指路”很有研究，除了教会他几手外，还对刘说：“棋路变化无穷，我因家里穷，耗不起时间，你可好好研究。”这对刘的影响很大，他悉心研究后，果然有了创新，可以说对得起张老师了。
四、事业为重
解放后，刘忆慈的柴炭店参加公私合营并转了产。政府部门考虑到他的技能特长和经济生活，安排他到杭州市体委任象棋专职教练。从此，他成了一名专业棋手，为浙江省培养少年棋手及参加各项比赛作出较大贡献。
那时，杭州和浙江各地的象棋活功十分活跃。人民游乐场（过去称“大世界”）常举办大型象棋表演赛，通常由卫森坤、沈芝松、李道忠、陈选源等省级名棋手作表演。逢节假日时，棋迷们总想看一看“刘仙人”的表演。当时，原喜雨台的“五虎一豹”因年事已高，棋力已稍逊。每逢邀刘表演时，刘总是毫不推托。有时，绍兴、嘉兴等中等城市的棋手来杭对抗，杭州方面一般派出其他棋手组队，也已绰绰有余，但刘总是亲自带队，而且亲自打第一台，表现出他重事业、轻名气的品性，受到棋界的普遍称誉。
“文革”后期，杭州的象棋活动刚刚打破僵局，其时吴山茶园每天有大型象棋表演赛，由笔者出面主持，刘忆慈对此十分赞赏。1973年国庆节，为了增进棋迷们的兴趣，拟邀请刘忆慈上山作两场表演赛，在选择对手时感到为难，因为省内和刘约略齐名的沈志奕远在温州，若去上海邀清胡茉华、朱剑秋等又感到不便，本地的沈芝松、卫森坤等除名声略逊外，又和刘是老付手，缺乏新鲜感。
笔者考虑到另一位调来杭州尚不久的名棋手张筱洪，张曾获太原市象棋比赛冠军，调扬州市后又连获扬州市象棋冠军，还有过战胜上海名棋手朱永康的战绩。特此意图告知刘忆慈后，刘表示了委婉的谢却，其深层原因是张弈棋常博彩。当实在找不出理想的对手时，笔者只好自己请缨，请棋界“凤凰”孔德庆特告此意，不料，刘忆慈毫无国手架子，表示欣然同意，于10月2日、3日下午两次登山和笔者作两局表演赛，使棋迷们两次得以欣赏他的棋艺。应该说，笔者当时棋艺的名气不及张筱洪，刘忆慈欣然同意和笔者作表演赛，主要是看重笔者对象棋事业的热心和支持。
刘忆慈重视事业，还反映在他对著作的出版上。在两次获全国季军后，刘的“仙人指路”已誉满全国，人民体育出版社约请他写一部“仙人指路”的专著，刘欣然承诺，并为此花了多年的心血，写成书稿后，送交出版社审核。后来刘在参加全国比赛过程中，似乎感到这部书有一个小问题尚需思考，就从出版社要回稿子，拟稍作修改，但不料不久某地抢先出了一本“仙人指路”的书，其内容大致相同，刘忆慈因对出版著作的慎重，而被人抢先出版，而使自己的著作拖了下来。再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家被抄，书稿被焚毁。文革之后，象棋活动逐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刘忆慈来不及再写《仙人指路》。而患上了胃癌，他的终生遗撼已来不及弥补，于1982年因病逝世，这是中国象棋技术资源的损失。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刘对事业重于名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