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年轻人走出恐婚阴影

【第352期】李长安：积极引导年轻人走出恐婚阴影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近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1.2%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存在“恐婚”倾向，8%的受访者坦言非常严重。61.7%的受访者认为离婚率高、失败婚姻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恐婚”主因。58.4％的受访者表示遇到相悦的另一半时，才愿结婚。而中山大学同期的一项类似调查也发现，82%的单身青年因为缺少勇气而不去恋爱，76%的适婚青年有“恐婚”心理。

离婚率偏高对未婚群体产生的负面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感情的伤害，子女抚养权和财产权的争夺，将会使当事人精神疲惫。特别是双方信任体系的崩塌，给社会婚姻状态造成了显著的负面效应。研究表明，离婚家庭不仅容易滋生各种心理问题，还会产生代际传递，对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很显然，这也会使那些打算进入婚姻殿堂的人们产生某种对感情不确定性的畏惧感，对未来婚姻的失望情绪也随之上升。

离婚率的上升也是导致家庭规模离散化的重要原因，冲击着社会的基本细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这意味着，家庭户平均人口已跌破3。

近年来一些名人的离婚事件往往在网络社会中形成舆论爆点，其社会冲击波往往会被放大。因此，名人更应该加强自身的约束，为社会树立良好健康的婚恋形象。同时，如何加强此类信息的管控，引导树立社会正确的婚恋观，也是社会各界一项重要的任务。

如今，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了三孩政策，各种生育的鼓励性政策也在陆续出台。但对婚姻的信心和家庭稳定的预期，尚需全社会共同努力，尽快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婚恋氛围。如此，加快建设“婚恋友好型”社会，也有纳入美好社会建设和积极人口政策范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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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园是一个国家植物资源最丰富、植物分带最清晰、立体生态系统最完整、功能区划最完备的植物园，是衡量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的植物园可大体分为科研机构建立的物种保存和科学研究植物园，林业与住建部门建立的植物展示和观赏园艺植物园，教育机构建立的教学植物园，以及其他专类植物园等，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建设。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提出，优化建设动植物园等各级各类抢救性迁地保护设施，填补重要区域和重要物种保护空缺，完善生物资源迁地保存繁育体系。

从“植物园”升级到“国家植物园”，不仅是名称的变更和面积的拓展，更在于从物种、遗传和生态环境等维度保护和彰显植物多样性。这一改变，必将带来植物物种收集与保存理念、规划配置、管理体制的全面变革。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出台专门针对植物园的地方性法规，对规范植物园建设、保护和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系统性、全面性不足，也缺乏上位法作为依据，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立法，系统规范国家植物园相关制度，为国家植物园建设与运行铺设法治轨道。

（作者为华侨大学教授）

原文链接：加快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以往京剧研究和戏曲史著作对四大徽班进京与京剧形成的关系挖掘得非常充分，这固然在于四大徽班进京后的影响和作用确实显著，“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杨懋建：《梦华琐簿》）。但同时，京剧形成与北京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事实上，京剧的最终形成，无论从外部还是内部来看，都与北京历史文化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

京剧形成与北京文化、北京籍演员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清朝以来北京戏曲声腔剧种的演变与演员籍贯变化显现出来。清初昆曲流行，主要是江苏籍艺人；随后魏长生带秦腔入京，蜀伶、徽部使声腔剧种出现更替；进入19世纪，徽班兴盛，所谓“梨园子弟多皖人，吴儿渐少”（杨懋建：《长安看花记》）。在京剧形成和“北京化”过程中，京籍或出生于北京的演员作用日益明显。不仅有张二奎等早期著名演员，且北京戏曲演员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总的趋势就是京籍或出生于北京的演员占比加大。以拈笑馆定本《群芳谱》为例，该文献分别记载四喜、三庆、春台三戏班优伶艺人，据笔者统计共170余人，其中北京籍88人，苏州籍34人，其余为天津、湖北、扬州、徽州（安徽）、山东、山西等地人，北京籍艺人超过总数的一半。这些艺人所居住的韩家潭、樱桃斜街、李铁拐斜街、百顺胡同等也正是今天被誉为“京剧发祥地”的大栅栏地区。

此外，具有浓郁北京文化特色的堂会和票友形式，是京剧演出的重要补充和延伸，也是京剧生长的坚实土壤。“票友”的最初概念是专指清朝八旗子弟的演出许可身份，后成为京戏非专业爱好者的统称，这是世界戏剧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像京剧这样大规模的票友群实不多见，而这也与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及京剧形成过程本身密切相关。

（作者：赵娟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原文链接：京剧的形成与北京历史文化

明清督抚在地方上位高权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了防范督抚滥用监察权贪赃枉法，明清统治者采取了以下措施对督抚监察权进行监督与制约。

其一，来自都察院监察御史的监察。如明朝成化时，巡按御史王崇之奏劾辽东巡抚启衅召敌且竭力欺蔽。嘉靖时的胡宗明巡抚辽东，因为监察御史奏劾而被降职。

其二，监察机构及其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制约。如康熙时巡抚张伯行参劾总督噶礼，雍正时直隶总督李绂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任上滥用参劾权，浙江巡抚李卫与两江总督范时绎等督抚互参案，即是地方监察官的互相监督的典型案例。

其三，虽然督抚职在监察下属地方官，但是督抚如有违犯纪纲行为，下属官员也有权监督，如四川巡抚杨宗礼就因布政司官员张文魁的奏劾而被谪为左参政。

其四，对地方监察官严加考核。考核是对官员的重要制约措施和监察手段。督抚虽然是地方行政长官，但由于督抚均带宪衔，因此被纳入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同级的官员序列进行考核。明清时期加强对监察官员的监督，强化监察系统互监互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监察权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功能。

总之，明清是中国地方监察制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清时期所创立的由皇权直接控制下的督抚监察体制对地方治理、反腐倡廉、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明朝和清代前期皆出现过较长时期的吏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但是，作为君主制度下的产物，督抚体制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监察机构职能的发挥，与君主意志以及时局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道咸以降，由于国家动荡，督抚势力崛起，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督抚监察职能严重丧失，官场腐败蔓延，成为促使清朝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原文链接：明清督抚制度特点与功能

近期，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陕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召开专家论证会，确认了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及其陵园就是汉文帝霸陵。同时，也纠正了以往把白鹿原凤凰嘴一带当成霸陵所在地的“传统”说法。

系列考古研究结论证明，西汉帝陵都采取了帝、后陵墓共用一座大陵园的建制，霸陵也不例外。窦皇后的陵冢位于江村大墓的东部偏北，并拥有自己的内陵园和外藏椁系统，开启了西汉时期“同茔不同（内）陵”的标准化模式。焦南峰先生列举了西汉帝陵的构成要素有陵园、封土（方上）、墓穴（方中）、门阙、寝园、陵庙、外藏坑、道路、陪葬墓、祔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园省、园寺吏舍、“夫人”居址、修陵人居址等十余个组成部分（《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与推定》，《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对照江村大墓的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除了没有封土和内陵园墙垣之外，其他的要素基本齐备，因此，文帝的霸陵与景帝的阳陵极为相似，反映了西汉帝陵标准化模式的形成。

当然，标准化除了帝陵构成要素的系统化，也在具象数据和内涵上有所表现。如四条坡形墓道，以东墓道为长；墓室大小的面积达5000平方米（不计墓道），深30多米；墓室周边的近百个外藏椁坑排列整齐，反映出中央官署的功能，如北侧发掘的坑出土有“仓”“厩”的印章，西侧的坑出土有“司空”的印章，明确了“事死如事生”的外藏功能模式，或可理解为中央集权的象征，这些趋于标准化的内涵设计一直影响到西汉晚期。

（作者：韩国河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链接：确认汉文帝霸陵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