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田螺山遗址
（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
田螺山遗址南距河姆渡遗址7公里，自2004年至今，连续地开展了多次野外发掘。2012年的田螺山发掘，按不同年份的不同工作区域划分，是第5次发掘的后半阶段。在新的发掘中，除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实施发掘外，根据前些年全方位多学科研究“课题”的设计方案和学术目标，积极探索改进考古传统操作方法、手段和理念，继续坚持保留、处理发掘出土的文化层全部土壤，完整、科学地提取各类遗物，进行分类存放，并尽力把丰富和完整的各类遗物与多学科手段紧密有机结合，深入挖掘、提取、保存和阐释各类文化遗存的“全”信息和“潜”信息。同时，鉴于河姆渡文化遗存的特殊丰富性，秉着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并重的精神，在发掘有序开展的同时，努力以全局眼光揭露和保护聚落遗迹，兼顾遗迹现场保护和展示的需要。
田螺山遗址环境
2012年，在保护棚内的发掘工作重点向早期堆积继续稳步推进。
在保护棚内1200平方米发掘区的中部、东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初步清理出了以排桩式基础为特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典型遗迹。排桩大多露头于距地表2米多深的第⑦层下部，并穿过第⑧层，打破第⑨层，基本呈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两种垂直相交方向排列，木构建筑整体大致显示依托田螺山西南坡下湿软的海相沉积滩涂布置成东北-西南走向的干栏式长排房，单元和面积大小受发掘面积局限和因现场保护的需要，不能清晰揭露。每根桩的粗细在1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的距离多数很近，约10～20厘米。
保护棚内发掘区全景
发掘场面
最重要的是，结合今年上半年解剖性发掘的第⑥层下的大方柱建筑遗迹和以前发掘的第④层下的垫板坑遗迹、第②层下的红烧土坑遗迹，从而首次在同一个聚落遗址内完整地发现了代表河姆渡文化早晚4个不同阶段的木构建筑遗迹，即第一期的以打插密集排桩为基础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具有容易施工、承重性能不佳的特点，年代属河姆渡文化早期早段，距今7000年左右。
第②层下红烧土坑——第四期建筑基础遗迹
第④层下挖坑垫板立柱型柱坑——第三期建筑基础遗迹
第⑥层下大型方体木柱柱坑——第二期建筑基础遗迹局部
第⑧层下密集排桩——第一期建筑基础遗迹
第二期的以挖坑埋柱方式布置粗大柱网作为建筑基础的遗迹，木柱大多为直角方体或扁方体，加工异常规整，很多方柱单体巨大，一边长有的达到50厘米以上，大多在边长30-40厘米，现存长度最长还有近3米。如此巨大的方体木柱的出土为国内史前考古所罕见，它们既代表了当时成熟的木构建筑加工和营建技术水平，也真切反映了先民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所付出的艰巨劳动。而且它们排列大多显示一定的规律性，所以说本期建筑遗迹的单元形态相对比较清楚，发掘区北部呈现南北长20多米、东西进深约8-10米的一个长排房单元，木柱单体略小。它的东南方向，出土了众多单体巨大的方柱，且大致构成一个规模壮观的建筑整体，面积近300平方米，从它所处的聚落偏中心位置和建筑规模来看，应属该村落中心大房子无疑，堪称是一座礼仪性的建筑，而位于它西北面的规模略小的木构房屋，加上其北侧出土的大量日常生活废弃物，可表明它是一座村落日常居住建筑，并且它们两组建筑的有机布局也表明当时在同一村落中已出现了日常居住建筑和礼仪建筑的功能分区现象。结合居住区西边木构寨墙和小河、独木桥，以及更外侧的古稻田的发现，可以说初步探明了这一阶段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的基本特征，并为开展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段，距今6500年左右。
刻纹陶钵出土情形
独木梯出土情形
芦苇编织物出土情形
第三期的以挖坑、垫板再立木柱的方式布置柱网作为基础的建筑遗迹，是前期建筑技术和经验的发展形式，也应是后代中国传统土木建筑结构和技术的成熟来源，距今年代约6000年，属河姆渡文化晚期早段；
第四期的建筑以挖浅坑、垫石块、木条等杂物，再立柱，并在其周围填塞红烧土的方式营建房屋基础，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500年。
上述殊为难得的完整发现清晰探明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营建技术的四个发展阶段，由此实现了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发展过程探索的真正突破。
象纹雕刻木板
双鸟木雕神器
多种形态的木蝶形器
握持式木杵
除遗迹外，还出土了多件特殊遗物，如象纹雕刻木板、独木梯、双鸟木雕神器、木磨盘、木豆形器、长剑形木器等等，它们为见证河姆渡文化各方面超凡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以及先民的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并系统获取了非常丰富的与村落建筑布局相关、反映古人生计模式（食物结构）和加工行为的大量有机质遗存，特别是多处鱼骨堆（坑）、牛头骨、鹿角、龟甲壳、稻谷壳堆、木屑堆、白泥坑、橡子和菱角储藏、处理坑等各类生活遗迹、遗物，为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在发掘中和发掘后的持续应用打下坚实基础，并最终为重建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史、真切再现先民生存状态找到科学的途径。
更需单独总结的是，在遗址村落居住区周围出土多片人工栽种的山茶属植物根须，对其进行的木材切片和包含的茶氨酸成分等相关检测初步表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栽种茶树遗存。这一发现可能把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前。
文化层泥土淘洗出的炭化米粒
6000年前的茶树根
同时，在田螺山聚落居住区西侧的古稻田发掘区内，再次揭示出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以及位于稻田边上、并与村落相连的用大量小木条、树枝条、细竹杆等材料纵向铺设的东西向小路。更加重要的是在早晚期两个阶段稻田堆积之间发现了厚度在70厘米左右的纯淤泥层，它确凿表明在河姆渡文化中期，确定出现过一个阶段的明显海平面上涨过程以及稻作农耕环境退化的阶段性情况。此外，在深270厘米的堆积中还揭示出一个清楚的早期田块的转角，以及边缘略微隆起似田埂的迹象。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河姆渡时期稻作农业技术状况以及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珍贵视角。
储藏坑出土完整菱角
保护棚西侧古稻田发掘区
田螺山遗址今年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科学系统地研究河姆渡文化，重新确认河姆渡文化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展进程，以及干栏式建筑起源、中国南方史前聚落形态、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南岛语族文化渊源等国内外重大学术课题均展示出独特的意义：
①聚落考古和干栏式建筑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史前建筑发展水平；
②稻作农业发展水平研究也取得明显突破，进一步揭示河姆渡早晚期水稻田形态特征和农田技术状况、以及稻作农业兴衰波动的环境因素；
③出土的多件具有功用独特或技艺高超的神奇器物，极大丰富河姆渡文化内涵,也为研究原始意识形态和早期宗教观念提供了宝贵材料；
④多学科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微观考古使接近真实和完整的历史成为可能；
⑤在考古发掘科学推进的同时，努力实现发掘现场和遗迹保护、展示协调进行，积极探索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兼顾并重的文物考古工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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