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她之言》（What She Said: The Art of Pauline Kael）
《好莱坞报道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报道，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将于今年开拍他的“最后一部”影片——The Movie Critic（暂译《影评人》）。
消息称这部电影聚焦的人物很可能是昆汀一直推崇的传奇女性影评人保利娜·凯尔（Pauline Kael，1919-2001，国内影迷更喜欢叫她宝琳·凯尔）。
这位总是夹着香烟、侃侃而谈的小个子影评人，为《纽约客》撰稿长达20余年，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品味。
她被昆汀称作“我们这个电影时代的凯鲁亚克”。1994年，昆汀曾在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凯尔的赞美：我从未上过电影学院，但她是我心中的电影学院教授。（she was as influential as any director was in helping me develop my aesthetic. I never went to film school, but she was the professor in the film school of my mind.）
她也是唯一以影评写作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她为《雌雄大盗》《筋疲力尽》《巴黎最后的探戈》等开创时代之先的电影写下精彩评论，永远反对陈腔滥调，不遗余力地推动人们对于电影创新的思考，赞美那些给电影带来创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她所评论的电影主题，如今早已耳熟能详，但她评论中的活力、幽默和强烈的个人风格，永远令人耳目一新。
“电影的魅力就藏在那些犯罪的细节、奢靡的生活、堕落的城市以及恶棍和野孩子的大笑声里，它们也藏在城里姑娘淫荡的笑声里。”她最关心电影如何带给我们乐趣，她说：“我们爱看电影只因它让我们看了快活。”
《电影时代：保利娜·凯尔评论集》
[美] 保利娜·凯尔 著；兰梅 译
爱她的人爱的要死
恨她的人咬牙切齿
你可以试着打开微博或者豆瓣，搜索一部最新上映的热门电影，不出意外的话，评论区总会被整齐划一的“水军”攻占，有夸有赞、有损有贬。注水的评分把你骗进电影院，看完之后丢掉电影票骂一骂注水影评人：恰烂钱！
然后，下一次，接着被骗进电影院。
于是我们无比怀念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影评人，他们懒得为电影 “捧臭脚”，“尖酸刻薄”的影评像为电影量身定制一般，灵光乍现的句子甚至比电影本身还要吸引人。
在纸媒称霸的年代，见诸报端的重量级影评被影院当作排片的重要依据，影评人的笔杆子可以决定一部电影的生死。如果一个影评人能够得到被电影公司“封*”的待遇——不让TA参加放映会——那么这无疑是最佳奖赏。
保利娜·凯尔就是其中一位，她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影评人，是唯一一个凭影评写作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
影评家Nathan Gelgud在保利娜·凯尔百岁诞辰时画的漫画“我的老对手，生日快乐”
因为挑剔的口味曾被华纳公司多次“封*”，她得罪的导演不计其数，但也收获了像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迷弟”。爱她的人爱的要死，狠她的人咬牙切齿。
01 坐在电影院里，就为了“寻找乐趣”
这个世界并不怎么有耐心听女性讲话，在电影这行，也不例外。
毫不夸张地说，在保利娜·凯尔之前，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影评人只可以小打小闹地写点影坛八卦、花边新闻，精彩纷呈、富有见地的文章则与女性毫无关系。
1967年，年近五十的凯尔撰写了一篇关于《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的影评刊登在《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上。尽管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两个月，但口碑却配不上它体面的票房，批评者们纷纷指责这部电影美化暴力，“它的口碑像一艘不断下沉的船，凯尔把这艘船拖上了岸。”
《雌雄大盗》
这是一篇长达7000字的长文，在文章的开头，保利娜·凯尔尖锐地指出老派影评人的固步自封：“在这个国度如何能够拍部好电影而不受攻击呢？”她认为此前美国人爱看的“反派英雄改邪归正”那一套已经不适用在1967年的观众身上了，人们并不需要被电影说教，那对亡命鸳鸯带给了人们“乐子”，观众坐在电影院里，就为了“寻找乐子”。
这很保利娜·凯尔，夹枪带棒、毫不客气。
如果不是凯尔略显坎坷的前半生，整个美国电影产业可以“有幸”早数十年听到她的声音。
1980年，保利娜·凯尔
1919年，保利娜·凯尔出生在美国加州，父母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她是最小的孩子，上头有四个兄姊。父母经营的养鸡场是凯尔幼年生活的地方，虽然在日后凯尔的回忆里那段时光笼罩着田园牧歌般的滤镜，但事实上，凯尔一家在经济上一直窘迫。1927年，全家不得不卖掉养鸡场搬到旧金山。
凯尔是个小个子，身高只有一米五，长相并不出挑，但是在儿时就显露出惊人的遣词造句能力。17岁的时候，凯尔入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历史哲学，在校期间她参与了左翼运动。凯尔成绩优异，但她用旷课表达自己对学校的厌烦，“那里的老师、课程还有同学都让她瞧不上。”
凯尔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1941年，凯尔与诗人朋友跑去纽约，却找不到工作，看话剧、看电影、看画展、参加集会……是凯尔惨淡的纽约生活为数不多的闪光点。1946年，凯尔又回到旧金山，她与一些作家和实验电影导演关系密切。
纪录片《她之言》（What She Said: The Art of Pauline Kael）
在1948年，她生下女儿吉娜·詹姆斯（Gina James），孩子的父亲是一位诗人兼实验电影制作人，但他拒绝承认吉娜是他的孩子。
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凯尔，在生活上没有宽裕过，为了糊口，什么“又脏又累”的工作都做过：当过保姆，做过缝纫，给人看孩子，还兼职家庭教师。在闲暇时间也写写小说、评论、剧本。
直到1953年，凯尔34岁，才发表了第一篇影评——关于卓别林影片《舞台春秋》（Limelight，1952）的负面评论——开启了她的影评人生。五十年代后期，她经营了一家电影院，亲自参与电影排片、运营。
保利娜·凯尔的部分评论集
退出影院的经营之后，凯尔有更多的机会撰写影评发表， 1965年，凯尔的第一本评论集《在电影中失去童贞》（I lost it at the Movies）大受欢迎，销量超过15万册，她和女儿搬去了纽约，辗转多家杂志（主要是凯尔经常因文章的观点、措辞与编辑闹不和），终于因《雌雄大盗》的精彩影评在《纽约客》站稳脚跟，直到1991年退休。
02 在电影院里，不必做个“好人”
凯尔大展拳脚的60-70年代，正好赶上了欧洲电影与美国电影相继复兴。她的农场出身、左翼背景、大器晚成的可贵品性，使她能够与其他严肃呆板的影评人区别开来。
她抛弃诘屈聱牙的文雅用词，走上属于自己的“野路子”：毫不忌讳地使用俚语、骂起人来粗鲁直白，评论保罗·纽曼（Paul Newman）“擅长吹吹一捅就破的牛皮”，吐槽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除了脖子以下都不会演戏”，称《音乐之声》为“金钱之声”（也因此，她被著名的女性杂志 McCall's解雇）。
电影《廊桥遗梦》中的梅丽尔·斯特里普
《纽约客》是保利娜·凯尔的主场，二十多年里，凯尔贡献了众多精彩纷呈的评论文章，文笔幽默犀利，哪怕不认同她的观点，读起来也会觉得过瘾。她培养了整整一代人的电影品味，她的拥趸自称“Paulette”，对她俯首帖耳。夏志清、陈冠中就曾为了追看凯尔的影评，订阅了全年杂志。
对于欧洲电影凯尔从不迷信，她不认为欧洲电影都是高级的、艺术的。凯尔拒绝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她非常“美国”，她注重美国电影中“美国式”的表达，“她渴望自己的文字发出一种‘美国的’声音。”
在她的名篇《垃圾、艺术与电影》（Trash, Art, and the Movies）中，（凯尔习惯把电影称作Movie而不是Flim，因为她觉得Film过于精英化）凯尔说道：
“我们美国人更容易从外国电影里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电影里看到“艺术”，都因为我们美国人有自己判断什么是艺术的标准。艺术仍然是学校老师、贵夫人们以及那些基金会认为的艺术，它必须是高雅的、精致的、有修养的，并且是严肃的、有文化的、有美感的、属于欧洲和东方的玩意儿：这些素质美国都没有，特别是美国的电影都没有。”
《教父》《精疲力尽》《巴黎最后的探戈》
在凯尔这里，电影不必高高在上，它是属于大众的艺术， “电影的魅力就藏在那些犯罪的细节、奢靡的生活、堕落的城市以及恶棍和野孩子的大笑声里，它们也藏在城里姑娘淫荡的笑声里。”
纽约与伯克利的生活经历塑造了凯尔非传统的世界观，她对电影做出“最个人化的”反应：赞赏《教父》《精疲力尽》《巴黎最后的探戈》，痛骂《发条橙》《太空漫游2001》《西区故事》（还招致了影迷的反击）。
《发条橙》《太空漫游2001》《西区故事》
凯尔评论《教父》：
它让我们了解，男人对责任的概念分歧是形成种族次文化的基础——在他们认识中的责任就是保守秘密并且为女人和孩子提供遮蔽风雨的伊甸园，那里虽然阳光明媚，实际上却是海市蜃楼。
在《教父》里，我们把有组织的犯罪看作自由企业和政府政策的一种面目可憎的象征性的外延，一种在美国最坏的外延——那就是世仇所引发的暴行。有组织的犯罪并不是一种对美国精神的排斥，而是我们所惧怕的美国精神的走向，那将是我们美国制度的梦魇。
凯尔评论《筋疲力尽》：
电影似乎在解释人们都有各自的活法，这种风格有一种新颖的“客观性”。这部电影是一种创新，在它年轻气盛的压迫下人们似乎确实感到喘不过气来。
如果你在灯下仔细阅读《记事报》（Chronicle）对《筋疲力尽》的评论，你可能会看到字里行间都写着“救命”两个字。
所谓爱情与忠诚的守则，即“如果你背叛了你的爱人那你就是一个婊子”这样的论断，取决于你对情人真的有感情还是只拿他当作没事解闷的备胎。
凯尔评论《西区故事》：
“男人之间的兄弟情义”——不管多有意思的谈话——碰到这个题目就没法聊了。还有些人曾经向一些大制作提供了“严肃的”新主题：诸如女人之间的姊妹情义、“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死亡不可逃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上帝是万能的”，等等。
有时，我读着电影评论的时候心想，没有兄弟我也干得来。
凯尔评论《发条橙》：
然而，暴力夜复一夜地供我们娱乐，是时候让我们产生一些焦虑了。如果我们不问究竟就全盘接受这种流行文化，那我们人人都会变成发条橙。人们怎么能够不停地谈论电影令人眼花缭乱的才华而注意不到导演们正在曲意逢迎电影观众里的那些暴徒呢？
真正的才华使她能够在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博得一席之地，凯尔信奉：“电影批评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没有惯例可循，因为你必须运用你所识所知的一切。”
03 “好多人以骂我为乐”
凯尔乐此不疲地与编辑、同行、影迷对战，她在影评集《值得保存》（ForKeeps: 30 Years at the Movies）前言中说：“你不知道我每天会接到多少骂我的信，好多人以骂我为乐。”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叫她”Lady Vinegar”；大卫·里恩（David Lean）说自己放弃拍电影好几年就是凯尔在纽约影评人协会的午餐会上对他太刻薄了；甚至有一次，约翰·卡萨维蒂（John Cassavetes）把凯尔脚上的鞋抢了下来，扔出了正在行驶的出租车。
即便是供职多年的《纽约客》，凯尔也不是受欢迎的人物。
《纽约客》刊登的关于凯尔的漫画
邀请凯尔加入《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常常因为凯尔的措辞大为火光，肖恩觉得凯尔在“刻意使用粗鲁词汇”，他会改变一些文字以维持杂志的格调，比如把凯尔使用的ass（屁股）一词换成更含蓄的法语单词derriere（臀部）。
凯尔把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导演的《穷山恶水》（Badlands）痛批一顿，肖恩暗示凯尔：“我与泰伦斯如父如子。”凯尔回复说：“去他妈的吧。”
凯尔最著名的一次笔战，是关于影史传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71年，凯尔撰写了关于《公民凯恩》的长篇大论——《凯恩培养之路》（ Raising Kane ）——指出在《公民凯恩》的成就上，编剧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应该享有和导演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同等重要的功劳。
电影《公民凯恩》
凯尔反对导演主创论（anti-auteurism），她认为一部电影的成功不能单纯地归功于导演，而是包括导演、编剧、摄影等在内的所有人。
这篇长文激怒了威尔斯本人，很多电影从业者站出来反对凯尔的言论，电影从业者指责凯尔未曾有任何相关人员交谈就轻易地得出结论，直到今天，人们提起这段往事，还会给凯尔的《凯恩培养之路》扣上“臭名昭著”的帽子。
大卫·芬奇的新片《曼克》（Mank）便来自这段公案，芬奇说：“保利娜·凯尔对看电影很在行，但对制作电影不知道的可太多了。”
电影《曼克》
凯尔的恶名与美誉全都来源于她的犀利笔锋，她的观点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有的报纸说凯尔“缺乏教养”，也有人戏称保利娜·凯尔与另一位杰出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作者）养活了一大帮影评人，“全都是抄他俩的文章，内销回台湾唬人”。
而罗伯特也受到了凯尔极深的影响，他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保利娜·凯尔对美国电影的推动无人可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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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凯尔从《纽约客》退休，是美国电影行业的大新闻。2001年，新世纪刚刚来临，保利娜·凯尔悄然去世。
凯尔与童年最爱的喜剧演员Harry Ritz
她热爱写影评，更热爱电影。电影之于凯尔，是“最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是“庸俗堕落的世界所特有的庸俗堕落的艺术”，躲进电影院的圣殿里，她能体会到“底层生活和上流社会”，哪怕八十岁高龄，也要去电影院寻找乐子。
“我们坐在电影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不在乎自己是谁，可以自顾自地快活，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必非要做个‘好人’。”
保利娜·凯尔不屑做影评界的“好人”。或许，她更愿意和你我一样，只做一个影迷。
撰文编排 熊Mur
参考资料：《电影时代：保利娜·凯尔评论集》
纪录片《她之言》（What She Said: The Art of Pauline Ka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