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红陶近侍俑（蜀定王次妃墓出土文物）。明蜀王陵博物馆供图
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好不容易“祖宗埋正”了夺得天下。为人父母，心疼子孙后代，其心可鉴。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疼爱方式是：不让后代吃苦，包养一切！
《明史·诸王传·序》中说，朱元璋不管子孙“贤愚”如何，一律“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
在这样的制度庇护下，包括蜀王在内的各地亲王及其子孙后代们，都过着富庶的生活。具体到蜀王，不仅享受丰厚的岁禄，还有皇帝的各种赏赐，坐拥天府之国，占有众多土地和税收，可谓是躺在金山上过日子，在明朝中期甚至成为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制作的富豪榜首富。
宗室子嗣分等级，享受相应的待遇
他把宗室子嗣分为亲王（分镇各地的藩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8个等级；女子封为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夫婿都叫仪宾。
其中，在对应的爵位上，王是二等，将军是三等，中尉四等，女封主、君是五等。
具体的标准是：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其他人都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满10岁时，册封为王世子，世子的儿子立为世孙；亲王的其他儿子，年满10岁被封为郡王。
郡王的嫡长子是郡王世子，其他儿子被封为镇国将军，孙子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都是奉国中尉。
对于女子，亲王的女儿都叫郡主；郡王的女儿叫县主，孙女叫郡君，曾孙女叫县君，玄孙女叫乡君。
这么分等级的目的何在？为方便享受待遇。
朱元璋不是要包养后代一辈子吗？后代对应的等级，就在生活的各方面享受相应的待遇标准。
宗室享受的待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上”是指王室，“下”是指文武百官。
三品的镇国将军俸禄，与正一品的文武官员相当；四品的辅国将军，相当于正二品的官员。
在享受的待遇中，最主要的是岁禄（相当于是年薪），以实物米为标准，以石为单位。
这里的“石”不是石头的“石”，而是古代计量单位，念dàn，10斗为一石，10升为一斗。
古代计量单位容积变化较大，明朝的一石米，相当于现在的60公斤。
洪武9年（1376），朱元璋定下标准：
亲王岁禄为米5万石，钞2.5万贯，锦40匹，紵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棉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
郡王岁禄6000石，钞2800贯，锦10匹，紵丝50匹，罗25匹，纱25匹，绢100匹，夏布100匹，木棉布100匹，棉500两，盐50引，茶300斤，马匹草料月支10匹。
亲王世子待遇与郡王相同，郡王的世子，待遇减半。
5万石米的岁禄，换成现在，是什么概念呢？
5万石米，就是300万公斤米。按现在普通散装大米每公斤4元计算，300万公斤米就是1200万元。
1200万元，养活一大家人，没有房租（王府都是朝廷出钱修建的）、水电气视讯网络等费用，更没有交通旅游费用，王府的其他大小官员、杂役等，都是朝廷发工资，没有别的经济负担，日子过得还是非常舒坦的。
蜀王宗室待遇：每年近27万石禄米
朱椿在洪武23年（1390）就藩成都后，蜀王府长史陈南宾按例向朝廷奏请5万石禄米。
但朱元璋认为，云南刚平息不久，大军所需粮饷都是由四川供给，四川百姓负担较重，如果再承担蜀王的岁禄，老百姓就更苦了。
所以，朱元璋回复说：“蜀王禄米，宜且停五年。”如果蜀王想申请赏赐，由朝廷运送银两过来。
朱椿的运气不算好。5年后，按说就该恢复领取5万石禄米的待遇了，结果朱元璋反悔了。
洪武28年（1395），朱元璋重新制定宗藩俸禄制度，并成为后世执行的定制。
重新制定制度的原因，用朱元璋的话说，是“朕今子孙众盛”，如果亲王们都领5万石米的岁禄，朝廷负担就重了。
况且，“天下官吏军士多，俸给弥广”，等着领朝廷俸禄的还有那么多，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啊！
朱元璋把诸王召集到京城，当面解释了原因，并给出了新的俸禄标准：
亲王一万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200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100石递减；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及仪宾800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200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100石递减。
如此一来，亲王的年薪相当于只有240万元了。但这个年薪，日子还是过得不错。因为亲王的收入，不仅仅只靠这笔年薪，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收入。
到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各地宗室人口的膨胀，岁禄开支成为朝廷的一笔不小的负担。对宗室限薪，势在必行。
嘉靖44年（1565），制定了《宗藩条例》，其中规定：
亲王岁禄还是一万石米；郡王不管是新封的还是袭封的，都减为1000石，而且米占三成，其余七成折算成钞；王府下的将军、中尉，虽然岁禄不变，但将军级别的，米也只占三成，其余七成是钞；中尉级别的为四成米、六成钞；郡主、县主、郡君、乡君及仪宾，二成米、八成钞。
时任蜀王朱宣圻很会来事，主动为朝廷减轻负担，申请削减1000石岁禄，受到嘉靖帝的大力表扬。
万历33年（1605）四月，朱宣圻“以赡养不敷，求复原辞禄米一千石”。万历帝“特许之，仍不为例”，恢复了蜀王一万石岁禄的待遇。
具体到蜀王府，蜀王整个宗室一年的岁禄又是多少呢？
万历版《四川总志》记载了一组数据：“蜀府岁支禄米一万石，内江、庆符、石泉、德阳、南川等府各禄米一千石，每郡主岁支实米五百石，每县主岁支实米四百石，成都广丰、广宁二仓，岁拨收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余石。”
每年近27万石的禄米，全由四川本地官府和老百姓承担，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
历代蜀王多次得到皇帝的丰厚赏赐
除了岁禄，蜀王还经常受到朝廷的赏赐。
如“绢、布、盐、茶、马、草等，各有支给”，“又有草场、滩地之赐”，婚丧嫁娶、修建宫殿城池，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以及宗室遗孀等的临时性补贴，更是难以计数。
成化9年（1473），明宪宗一次性就赐给已故的汶川郡王王妃蒋氏“食米三百石”，赐给永川郡王女儿、新都县主“食米二百石”。
以首任蜀王朱椿为例，永乐14年（1416），因揭发同母弟弟、谷王朱橞谋反有功，朱椿入朝觐见明成祖朱棣，朱棣对朱椿的赏赐非常大方：
黄金200两，白银1000两，钞4万锭，一条玉带，金织衮龙紵丝纱罗衣服9件，紵丝纱罗各50匹，绒锦10匹，彩绢1000匹，兜罗棉10条，高丽布100匹，白米1000石，胡椒1000斤，良马10匹，金鞍两副。
这已经算够多了，但朱棣觉得还不够，又赏赐朱椿，出手更大方：
白银4500两，钞10万锭，米一万石，紵丝500匹，纱罗各250匹，绢1000匹，兜罗棉60条，苏木5000斤，胡椒3000斤，珍珠192两，马105匹，金鞍两副，火者（受阉的仆役）100人。
朱椿把朱棣两次赏赐的物品装车，准备返回成都。
朱棣觉得朱椿的车上还可以装更多东西，又赏赐白银3000两，米一万石，杂紵纱罗绢2000匹，马100匹，火者100人。
不仅如此，朱棣还爱屋及乌，对跟随朱椿到京城的蜀王府官吏，也给予了赏赐。
朱棣对其他藩王也是这么慷慨大方吗？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朱椿识大体、懂大局，关键时刻忠心拥护朝廷，所以很得朱棣信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朱棣对朱椿的赏赐“倍诸藩”，也在情理之中了。
除各种临时性的赏赐外，历代皇帝还对各亲王冠以各种名目的赏赐。
一是新皇帝登基，要对各地亲王加以赏赐，以示普天同庆。
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赏赐各地亲王，其中蜀王获赏白银300两，文绮10表里，锦3匹，纱罗各10匹，兜罗锦3匹，西洋布5匹，钞2万贯。
正统元年（1436）五月，明英宗朱祁镇登基，赏赐各地亲王“一扇”。
这算比较抠门的了，不过礼轻仁义重，普通的扇子，由皇帝赏赐，其意义大不一样。
天顺8年（1464）二月，明英宗朱祁镇经夺门之变后第二次登基，赏赐各地亲王白金文绮，又赏赐蜀王世子白银300两，紵丝罗10表里，纱10匹，棉3匹，钞2万贯。
二是对蜀王的进贡给予回赏。
嘉靖39年（1560）五月，蜀王朱宣圻向朝廷捐资黄金1000两、白银一万两，嘉靖帝“赐以金币，仍降敕褒谕之”。
嘉靖41年（1546）四月，朱宣圻又向朝廷进贡四川特产川扇，嘉靖帝回赐白银300两，文绮衣服3件。
万历24年（1596）二月，朱宣圻进贡川扇，万历帝赐银100两、大红罗衣一件，并亲笔回书以示嘉奖。
三是每年大庙或节日时，各地亲王或宗室进京，皇帝也要给予赏赐。
洪武35年（1402）九月，朱椿进京拜见朱元璋，朱元璋赐朱椿钞2万锭，他的随从官吏也受到赏赐。
永乐2年（1404）二月，朱椿的世子朱悦燫进京拜见朱棣，朱棣非常喜欢这个侄子，赐钞2000锭。
永乐3年（1405）二月，朱椿入京。辞别时，朱棣不仅为他举行告别宴，还“赐赉甚厚，并赐其从官钞有差”。
还有其他的赏赐，这里不再赘述。
成都的良田沃土，蜀王府占了七成
除岁禄、赏赐等，蜀王府还有在地方上的收益，如地租、税课征收等。
朱椿刚到成都就藩，朱元璋就把“成都府万年池及南渎庙池”的地租，赏赐给了他。
朱元璋还把成都税课司“都司东，洪武间建，钦赐蜀府”，商税成为蜀王府的一大笔日常收入。
这笔收入甚至影响到了民生。弘治2年（1489），四川遭遇饥荒，朝廷把蜀王府的“土地利息、税司课劝扣一年”。
朱元璋后来又把大量庄田赏赐给朱椿。清嘉庆《金堂县志》记载，朱元璋“以三学（山）、云顶（山）及走马滩，赐蜀藩为金雁庄”。
有资料说，朱椿有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膳食，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
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金堂县南有一座金线庄，是“明蜀府仪宾冯时美故庄”。明孝宗朱祐樘曾经一次性地赐给“寿王保宁王府田四百三十顷有奇”。
朱元璋曾规定：“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六十顷，为永业。”这些田地，是新增的，不是从王府固有的田地中赐予的。
不过，在洪武28年新的标准中，永业田制度被废除。
抗倭名将、曾任四川巡抚的谭纶说，蜀王府拥有广大的庄田，是蜀靖王朱友堉奏请归还二护卫军后，那两个护卫军的军屯田地全归了蜀王府。
到万历34年（1606），四川巡抚孔贞一上奏朝廷说，四川向来有沃野的说法，成都府11个州县的良田沃土，蜀王府占了70%，军屯20%，老百姓只占10%。
蜀王府为什么会占有这么多土地？
除朝廷赏赐、私下占有外，还有接受投献这一方式，投献是指主动把田地投靠蜀王府。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胡开全先生认为，这一方式在明朝中后期比较普遍，原因在于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沉重，把田地投靠王府，可以逃避相关赋税，因为王府的田地是不用承担朝廷赋税的。
在承担朝廷沉重赋税和只须缴纳王府地租的选择上，老百姓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作为王府，也乐意接受投献。
投献蜀王府的百姓，《明史》称之为“蜀中奸民”。
另外，蜀王府还有一种非常“高明”的攫取土地的手段——通过修建寺庙的方式，让土地归为王府所有。
朱椿到成都就藩不久，听闻灌县秀峰山（今都江堰市赵公山）风景如画，遂捐钱让工匠在山上修建上皇、中峰道观寺庙，又建一亭子，取名“蜀府官山”。
如此一来，这座山就成了蜀王府的私有财产。
蒲江县有一座圆觉寺，始建于北宋淳化元年（990）。在万历2年（1574）的一座石刻上，有“南川王府所属圆觉寺”字样。
这说明，本来是己有的寺庙，也成了蜀王府的私有财产。
王府占有大量田地，并不是只有蜀王府才这么做，其他地方的王府做得更过分。
明朝中叶后，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的庄田达4万顷，福王的庄田有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吉王在长沙有田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都是吉王的。河南全省的土地，一半是各大王府的。
那么，蜀王府到底有多少田地？
没有具体的数字。张献忠占据蜀王府后，把王府的各种图集、田册付之一炬，所以无从得知。
严世蕃制作富豪榜，蜀王占据首位
蜀王府的富庶，当时是天下闻名的，被称为“首富”。
明朝人王世贞在他的笔记《弇州史料后集》中，记载了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做的一个富豪排行榜。
严世蕃这人对财富一向比较热衷，每当他的财产新增加100万两，就要开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让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喜悦。
这样的庆祝酒会，一共开了4次。不过，后来严家被抄家时，财富远不止这个数目。或许是因为钱增加得太快、太容易了，他已没有当初的喜悦感了。
严世蕃闲得无事的时候，曾经与亲信“屈指天下富家”，也就是制作了一个富豪榜。
这个富豪榜有标准，分为首等和二等，资产白银50万两以上，才有资格进入首等。
首等榜上一共有17个富豪，包括蜀王朱让栩、黔公沐朝弼、太监高忠、太监黄锦、成国公朱希忠、魏国公徐鹏举、都督陆炳、太监张永的两个任职锦衣卫的侄子、山西有3人、徽州有两人，贵州土官宣慰使安仁等。
榜单明确表明：蜀王占据富豪榜首位。
与严世蕃富豪榜相对应的是，明朝人陆釴也在他的《病逸漫记》中说：“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
谭纶也说：“蜀府之富，甲于天下。”
同为明朝人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蜀藩“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蜀藩“拥厚赀，为世指名”。
张瀚曾经到过成都，他的话点出了蜀王府富庶的一个原因。
万历年间曾任工部尚书的内江人何起鸣，在《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分析说：“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广各十处，河南七处，陕西四处，江西、山东各三处，四川、广西各一处。”
四川只需要供养一个亲王，而四川向来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其产则有五谷、六畜、金银、竹木、丝麻、木棉、盐油、铜铁、药物之利，足以丰殖，不假他方。”
万历帝朱翊钧上位后，在弟弟潞王、儿子福王就藩时，赏赐了数以万计的庄田及其他财物，使得他们的财富超过了蜀王。
尽管如此，蜀王仍是富有的。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从蜀王府攫取了大量财富。彭山江口沉银中，打捞出不少原属蜀王府的金银财宝。
末代蜀王朱至澍在危难之际，仍吝啬得不愿把财富拿出来招兵买马自保。
一座金山，最终也未能保住，自己倒落了个投井自*的下场。
清朝人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成都有虎》中记载，清顺治年间，清兵在被毁成废墟的蜀王府中捕猎，还经常在废宅中找到为数不少的金银，“或盈千累百，或数十金”，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三年。
虽然蜀王府占有了大量田地，一些老百姓失去土地，转为流民或佃户，挤压了民众的生存空间，但成都府在整个明朝却很少发生动乱，也没出现大规模的流民流离现象。
这说明，蜀王府对民众的压迫并不是很重，甚至蜀王府还在与地方势力争夺田地的过程中处于弱势。
末代蜀王朱至澍时，蜀王府百户杨琨的儿子杨桂，霸占蜀王府田地不交租粮，并围攻蜀王府，就是一个例证。
民间不靠谱传言：蜀王会炼金之术
在民间，关于蜀王府如此富庶的原因，还有一个传说：朱椿就藩成都时，朱元璋赐给了他炼金之书。
在清朝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彭遵泗的《蜀碧》、嘉庆年间王昶等人编修的《直隶太仓州志》、徐鼐的《小腆纪传》等书中，都记载说朱元璋曾赐给朱椿“鸿宝之书”。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写道：“盛传蜀王能作黄金。自献王得鸿宝之书于内府，子孙善黄白冶化，然皆积不用。”
《直隶太仓州志·杂缀》更是把此事说得有声有色。
一个自称是蜀王府内江郡王乳母之夫的老囚犯说，炼金之术出自一个叫铁冠的道人，他把炼金术传给朱元璋，以此资助朱元璋起兵。
朱椿到远离京城的成都就藩，那时成都因地处西南远离中原，在时人看来是很偏僻的地方，朱元璋觉得很亏欠朱椿，就把炼金之书赐给了他。后来，此书被焚，失传了。
这个传说当然只能是传说。如果真有炼金术，明朝中后期，朝廷就不会为财政入不敷出焦头烂额了，崇祯帝朱由检也不会因为拿不出银子而低三下四地向朝臣们借钱了。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