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一，山雨欲来第二季

奉天会战

旅顺陷落以及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不但使位于奉天附近的日军主力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也使联合舰队暂时取得了制海权。当前日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集中陆军主力围歼东北俄军主力于奉天地区，胜利结束战争。日军统帅部迅速将第三军北移至奉天，同时国内紧急动员组建的新编第五军也快速向奉天开进。

到1905年2月，日军在奉天地区长达100余公里的战线上集结了5个军，共27万人，此外还有1082门炮和200挺机枪。大山岩元帅的作战计划是：以新到的第三军、第五军分别迂回俄军两翼，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以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于沙河地区，保障第三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主攻指向俄军右翼，由刚刚攻克旅顺要塞的第三军担任。

此时沿沙河一线集结的俄军有三个独立集团军：右翼为考尔巴斯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正面25公里；中央为比尔德林格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正面20公里；左翼为李涅维奇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正面45公里。暴露的翼侧由独立部队掩护。俄军总兵力33万人，炮1494门，机枪56挺。双方对比，日军在机枪上占优势，俄军在兵力和火炮方面占优势。

在沙皇政府一再催促下，库罗帕特金准备在日第三军和第五军到达之前发动酝酿已久的攻势，在沙河一线击溃日军主力，一举扭转颓势。黑沟台战役随之爆发。

1905年1月25日，俄国骑兵支队侦察到日军左翼一个骑兵旅团位置突出，库罗帕特金立即下令第二集团军10万人担任突击，首先占领位于奉天西南40公里的小村庄黑沟台。这个日军阵线实力薄弱的突出部仅由骑兵第一旅团秋山好古部的8000人警戒宽大的正面。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使得进攻俄军很快形成了对日军包围。1月25日，被围日军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了机枪，把冲锋的哥萨克骑兵打得尸横遍野。大山总司令官紧急调动位于后方第八师团立见尚文部奔赴增援，同时从各路抽调一切可能抽出的兵力编成临时预备队进行反击，以缓解黑沟台方向的巨大压力。

1月26日至28日，日军西翼各部队都在浴血奋战。由于弹药几乎耗尽，已经60岁的立见尚文中将率第八师团残余部队约10000人在第五师团的援助下全体以刺刀进行突击，成功解除了10万俄军对自身和秋山好古部的包围。这一胜利也成为大兵团“白刃突击”的成功战例。库罗帕特金又一次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战机。由于担心俄军第二军可能遭到分割包围，俄军没有积极扩大黑沟台方面的战果，不但停止进攻，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日军渡过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随着日军第三军、第五军的陆续到达，日军参战的五个军已悉数到齐，大山岩随即决定集中兵力展开大规模攻势。2月23日，日军右翼第五军川村景明部率先从太子河上游地区北进，在第一军支援下，开始迂回俄军第一集团军右翼。此举完全出乎库罗帕特金的意料，他立即将右翼预备队调去加强左翼，这又正中日军的调虎离山之计。

2月27日，日本第二军、第三军两个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实施突击，这一变着使俄军立即陷入了困境。库罗帕特金又仓促决定把预备队从左翼调回右翼。部队来回折腾，疲于奔命，还没开打就已经累得半死。

3月4日，日本第三军已经接近奉天以北的铁路线，战况紧急。在此期间，日军从3月1日起对俄军左翼也加强了进攻，但在俄国第一集团军的顽强阻击下进展不大。3月7日，库罗帕特金命令左翼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放弃沙河阵地撤到浑河以北，企图缩短战线抽出部队加强右翼，以新的反突击防止日第三军前出至奉天以北的铁路线。可俄军3月9日对日第三军的反突击没有奏效，同时放弃沙河阵地的俄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也来不及在浑河上构筑坚固阵地。在这种情况下，3月9日，日军突破俄第一集团军防线开始从左翼迂回奉天。同日，日第三军从右翼迂回出现在俄第二集团军后方，俄军面临被全面包围的危险境地。

面对危局，3月9日夜间，库罗帕特金下令放弃奉天，全军向铁岭撤退。这道撤退命令下晚了整整一昼夜，俄军撤退时在奉天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大炮、枪械、弹药和刚刚运来的大量军需品。奉天城内外一片混乱，骑兵先于步兵和炮兵撤退，辎重堵塞了道路，失去指挥的部队又屡屡遭到日军炮击，以至于在场的俄国高级军官都以为库罗帕特金三天之内就会向日军求和。

3月10日，日军昂首开进奉天，日本后来将这一天定为“陆军纪念日”。3月11日，日本第一军、第三军在浑河地区会师。此时，俄军主力已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随后在四平稳住阵脚。补给几乎断绝的日军也已筋疲力尽，再也无力发动进攻，在前进到昌图一线后停住脚步。这样双方近70万大军隔着20公里的中立地带形成对峙，一直僵持到战争结束。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陆军会战。俄军损失89000人，日军损失70000人。俄军的惨败导致库罗帕特金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远东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李涅维奇接任。

由于奉天会战获得胜利，几周后日本就以四厘五的优惠利率从英、美募集到3000万英镑的战争公债，要知道一年前的利率还高达六厘。俄国也早已财源枯竭，无奈，只好求助于盟友法国。作为盟友的法国也借机落井下石，贷款60000万法郎的同时，要求俄国必须高价购买法国的军火和工业品，否则不给钱。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策夫曾经抱怨说，德国克虏伯榴霰弹每发只需要17.5卢布，而法国类似的炮弹要23.8卢布，仅此一项俄国就需要多支付150万卢布。

早在奉天会战结束之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已经开始进行调停活动，试图使俄国在输光老本之前结束战争。罗斯福认为俄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日本人获得全胜，就意味着将来他们会把注意力从俄国移开同我们进行战争”。老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了法国的附和。因为俄国人欠法国人的钱太多，万一俄国被打趴，找谁要钱去？

对于美、法两国的斡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审慎地等待更好的时机。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和奉天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俄国是不会提出任何和平建议的。”为了给美法一个面子，日本故意提出了一套俄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方案：日本获得在俄国经营商品的优惠权，海参崴为中立商港，俄驻军撤退到哈尔滨，俄国代替日本偿还战争借款，南满铁路交给中日经营，交出海参崴分舰队和逃到其他国家的舰只，召回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将俄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俄国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梦想，那希望和梦想来自海上。

全世界的眼睛再次转往海上，注目那支万里之外奔赴远东的强大舰队——它现在的名字叫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倒霉的远航

旅顺陷落终结了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奉天会战之后的俄国陆军同样也陷入困境，俄国挽救败局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由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了。目前，这支庞大的舰队已经绕过好望角，驶过印度洋，朝着远东猛扑过来。

不久之后将要爆发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东乡平八郎之间的生死对决，将决定俄、日两国的命运。当时美国的一家媒体精辟地分析道：“这是一场决定两国国运的决战。”如果日本获胜，则日本就奠定了赢得日俄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一跃进入世界一流强国之列。如果俄国获胜，就可以夺得日本海的制海权，切断满洲日本陆军的补给线，俄国就将挽回颓势并反败为胜，使其日益衰落的国运重新获得复苏。

早在黄海海战刚刚结束的1904年9月，后被称为史上最倒霉、最窝囊的舰队——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就已经在组建之中。这注定是一支命运多舛的舰队。最开始，舰队司令官人选就难产。第一个被选中的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彼里吕耶夫中将，可是这位大腹便便、年过花甲的海军中将拒绝出任。明眼人不用戴眼镜就能看出，远东是个烂摊子，未来的行程肯定是凶多吉少。彼里吕耶夫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疾病缠身，统率舰队力不从心。不过彼里吕耶夫也算够哥们儿，他大度地表示，所有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只要你们看中的，都可以随便挑。

第二个被推选出来的就是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海军参谋长、仪表堂堂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少将。虽然维特对他的评论是“很难找到像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样的笨蛋”，也有人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没有实战经验提出质疑，但实在已经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最关键的是，尼古拉二世信任罗杰斯特文斯基。少将当舰队司令，军衔低？不要紧，我一句话不就中将了吗？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罗杰斯特文斯基倒是与1941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中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参谋长出身，都是第一次领军，都是长途奔袭，都是结局悲惨。有两点不同：罗杰斯特文斯基高大魁梧，菲利普斯身材矮小；菲利普斯最终战死，罗杰斯特文斯基只是战败当了俘虏。

初看上去，这支远征舰队的实力还算强大。舰队主力第一战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亲自担任司令，下辖“苏沃洛夫公爵”号、“亚历山大三世”号、“博罗季诺”号、“鹰”号四艘战列舰，第二战队也有“奥斯利雅维亚”号、“伟大的西索亚”号、“纳瓦林”号三艘战列舰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装甲巡洋舰，实力的确是不容小觑。

但事实上这支新舰队的内部却是危机四伏。第一战队的三艘主力舰都是刚刚完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鹰”号战列舰连完工都算不上，只好带上一群技术工人一起出行，边走边补。在执行“挑选精锐”的命令时各执行单位也大打折扣，那些毫无经验的新手、老兵油子、背着各种处分的闹事分子，甚至很多有着布尔什维克嫌疑的水兵和军官都被一股脑充实进这支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简直成了问题人员的收容所。只有很少的水手是从俄国沿海和从事航海工作的地区征集来的，其余绝大多数只是一群粗野的农民。因为波罗的海有很长的冰冻期，他们只受过很简单的训练。一位英国海员这样形容他们的俄国同行，“他们是一群臭气熏天、粗鲁、不修边幅但却很快乐的家伙”。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一位军官这样描述他的炮手：“要教给一半人所有的知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教另一半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东西。但如果他们的确记住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么都已经过时了。”这支舰队在私下里被称作“第二太平洋劳改团”。

从出发地芬兰湾到旅顺港之间，没有俄国的军事基地，而中立国和俄国的盟友法国都没有对其开放港口。整个航行过程中所需的多达50万吨煤炭、超过30次的加煤基本上都要在公海上进行，想起那漫长的未来旅途，连罗杰斯特文斯基都感到不寒而栗。

出发这天就不顺利。一艘巡洋舰的锚丢了，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另有一艘驱逐舰撞上了战列舰，被迫返回去维修。但不管如何，1904年10月8日，这支匆忙组建、貌似强大的舰队还是拔锚起航了。

出航不久就出了大麻烦。来自一位俄国间谍的情报说，北海到处都是“日本人的雷击舰和鱼雷艇”，这一传闻马上导致舰队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慌之中。10月21日夜间，在途经英国北海赫尔海区的多格尔水洲时，这种精神紧张就让舰队误将英国的打鱼船当成了日军的战斗舰只。还没等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上一名精神过度紧张的水兵就打出了第一炮。所有的军舰看到旗舰开炮也不甘落后，纷纷开火。激烈的“海战”持续了12分钟，舰队重新整队又花费了20分钟，海面上才慢慢恢复了平静。幸亏俄国炮手射术欠佳，打出的296发炮弹只击沉了1艘英国渔船，打伤3艘，打死渔民2人。当然战果还不止这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挨了自己人5发炮弹，舰长也受了轻伤，舰上的神父也被打死，成了远征军第一个“烈士”。这就是史称的“多格尔沙洲事件”。德国《柏林日报》如此写道，俄国的指挥官肯定是失去了理智。这次“事件”也为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赢得了“疯狗舰队”的美名。

当时的英国海军是地地道道的“大哥大”。自己的渔民被俄国人的军舰欺负，真是岂有此理。一家英国媒体甚至竭力呐喊要求英国立即对俄国宣战！作为日本盟友的英国正愁找不到借口，这下正好有了理由，驻扎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已经升火待发。愤怒的英国人立即向俄国佬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求俄国舰队立即停航。英国本土海军舰只开始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远征军”的周围，摆出不同的战斗队形。英国海军部下达命令准备随时封锁黑海和波罗的海。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关键时候还得求助于盟友法国。10月28日，在俄国的请求下，法国驻英国大使康邦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康邦毫不客气地告诉侯爵，法国人在俄国有大量的投资，谁都知道法国和俄国是结盟的。如果英国要对俄国开战的话，是否先征求一下伦敦金融中心那些财界巨头的意见。由于此前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人当时欠法国人的债务高达1.5亿英镑。有钱是大爷，欠钱是孙子。康邦最后威胁道：“布尔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如果法国抽回资本，英国的金融将陷于崩溃。”迫于法国的压力，英国无奈，只好放行了“远征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也不想真打。即使这样，俄国还是向英国渔民赔偿了65000英镑并把相关“肇事人”留下来接受英国法庭审判才算了事。

厄运这才算刚刚开始。在到达西班牙维戈港后，西班牙官员告诉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俄国舰队不能在这里接受补给。无奈，罗杰斯特文斯基只能尽快向国内汇报。经过俄国大使馆以及圣彼得堡方面的努力，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舰队幸运地获得了豁免：可以在一天时间内给每艘战列舰加400吨煤，其余舰只按比例减少。俄罗斯水兵马上忙碌起来，在一天里实际加了远远超过一倍的煤。

11月2日，俄舰队停靠法属北非的丹吉尔港。法国是盟国，终于可以在这里放开膀子地加煤了。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参谋部在这里将远征军一分为二，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率领吨位较小、能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舰只径直取道该运河前往印度洋，主力舰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环绕非洲大陆，双方约定的会合地点是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

11月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主力舰队开始前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达喀尔法国当局许可了俄国人的加煤请求。可是仅仅半天之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就来了，港务局只好下令停止加煤，提出要向巴黎请示。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次可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煤仓已经没有多少煤了，不加连路都没法走了。36个小时之后，巴黎的命令终于来了，从即日起禁止一切俄国军舰在法属领海内加煤。

然而，命令来晚了，俄国军舰已经利用这点时间加满了煤仓——舰上能够放东西的所有地方都堆满了煤。如“亚历山大三世”号是1100吨的最大容煤量，加了1700吨的煤，连舰长的桌子下边都塞满了煤包。在达喀尔，疲惫不堪的俄国水兵甚至得到了近乎大赦的两天假期。

离开达喀尔后的第一站是法属殖民地加蓬伯维尔。前面的原因，舰队只能停在港口之外32公里远的地方，由港内的煤船开出来进行海上加煤。

一路上又经过不少磕磕绊绊，罗杰斯特文斯基主力舰队终于来到了马达加斯加。本来计划停泊的地方是苏亚雷斯港，但英国和日本联合抗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在这里驻足。法国与俄国的协议是4个月之前已经签订的，法国人又不能违约赶走俄国人。无奈之下，法国军舰只好带着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另一处泊地贝岛。在这里，也就在1904年12月29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会合了通过苏伊士运河赶来的福克山分舰队。

舰队需要补充炮弹，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与英国渔民的“战斗”中已经浪费了不少。当罗杰斯特文斯基翘首以盼的供给舰来到时，才发现并没有带来他们急需的炮弹。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他们收到了12000双毛皮靴子和大量的冬用大衣。

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新的坏消息很快从圣彼得堡传来：旅顺失陷，旅顺港内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原计划他们在这里准备停泊到1905年1月14日，实际上出发时已经是3月15日了，反正旅顺的那支舰队已经没有了，早走晚走都无所谓。在这里，俄国人讨论了是否还有必要去走那剩下的路程。罗杰斯特文斯基表示，如果我们不把舰队开到远东的话，俄罗斯帝国的颜面何在？我们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罗杰斯特文斯基最后还说了句“皇恩浩荡”，于是大家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去迎接那即将到来的厄运。

3月15日，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贝岛北面排好了队列准备出航。此时又传来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新消息：临时从波罗的海舰队又凑出来的4艘老爷舰，将由涅鲍加托夫海军少将率领前来充实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力量。涅鲍加托夫少将接到的命令令他啼笑皆非：“你去加入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这支后来被称为第三太平洋舰队的编队，不但不会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有所帮助，反而只能拖整支舰队的后腿。舰队的旗舰是战列舰“尼古拉一世”号，还有3艘海防舰“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听名字好像威风无比，一个皇上带了3个海军上将，牛得很。其实这些都是只能跑出10节航速的老爷舰。3艘海防舰的干舷之低，令人可笑。其满载时，水兵伸下腿就可以在海中洗脚。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说了，“有炮的船就有战斗力”。

目前，涅鲍加托夫的舰队还远在埃及，罗杰斯特文斯基可不愿意再等。这天早上，他下达了横越印度洋的命令。一个俄国水兵在日记中写道：“在辉煌的太阳之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美丽、闪耀着金光的大海——这是一条壮丽的路，我们正循着它步向死亡。”

在俄国舰队东调的过程中，日本联合舰队也进行了决战的充分准备。东乡先是对舰艇进行维修保养，然后让水兵休假以养精蓄锐。2月，全体人员归队，紧张的训练演习随之展开，每天的炮术操练往往持续四五个小时，仅实弹演习就安排了八次。玩命的训练使得开战至今所消耗的炮弹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内炮弹储备的半数。

3月中旬，日本人接到了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爵士的电报：急告，今获悉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从贝岛出发，事态紧急，望贵军速作万全准备。

于是，日本人的训练变得愈发严酷。东乡平八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练兵宗旨——“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

以逸待劳的联合舰队由3支主力舰队组成。他们分别是由四艘战列舰“三笠”“富士”“敷岛”“朝日”和两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组成的第一战队；由6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吾妻”“常磐”“磐手”“八云”“浅间”组成的第二战队。第三支主力舰队说出来有点让大家笑话，这就是由3艘老式防护巡洋舰和一艘老式铁甲舰组成的第五战队。四艘舰都是老熟人了，名字分别叫“桥立”“松岛”“严岛”，还有一艘叫“镇远”——估计日本人是想羞辱大清，俘虏过去，连名字都没改。

与日本人相反，由于缺乏弹药补给，俄国人在航行中只进行了两次空弹演习。艰苦的生存环境成就了俄国人的一项特殊技能，那就是加煤速度。“苏沃洛夫公爵”号在印度洋曾经创下1小时加煤120吨的世界纪录，比之前英国海军创下的纪录整整多了18吨。

4月8日，穿越了印度洋的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到达新加坡。坏消息再次传来，俄国陆军在奉天会战中再次败北，这意味着中国满洲的南部已经被日本占据。俄海军部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在金兰湾等待第三太平洋舰队的到来，然后联合北上击败东乡的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他所率领的这支舰队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

4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但是随后就由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被赶到了芽富湾。5月初，涅鲍加托夫少将率领的第三太平洋舰队终于姗姗来迟，打架的人手终于凑齐。5月10日，翘首以盼的煤炭也终于从新加坡运来了，紧张的加煤作业随之展开。5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由38艘舰艇、14000名水兵组成的俄罗斯舰队离开芽富湾北上，奔赴最后的葬身之所。

前面并非坦途。由东乡率领的拥有40艘军舰、18000名水兵的已经休整9个月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严阵以待。

对马海战

根据俄国舰队补给供应情况以及长途奔袭30000多公里，急于进入海参崴军港的迫切心情，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将判断，俄国舰队很可能将通过对马海峡直趋海参崴，因此率日舰队主力在对马海峡附近集结待机。东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俄国舰队可能经过的一些海上通道上布雷，其次派出大量的警戒舰只组织监视，形成一个庞大的预警网，其纵深达225公里以上。1905年5月20日，东乡下令全部舰只进入战位，厉兵秣马，恭候俄国舰队的到来。

5月23日，罗杰斯特文斯基遇到了他出征以来的最大劫难——身体肥胖的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病亡。对此，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做法是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影响军心。连第二顺位指挥官涅鲍加托夫少将都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舰队的副司令。后来的事实证明，罗杰斯特文斯基这一做法带来的恶果是致命的。

5月25日晚上20时，就在中国长江出海口以东的海面上，罗杰斯特文斯基命令各舰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加煤作业，所有舰只都加载了远远超过装载标准的煤炭，连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长室，甚至是炮塔内都堆满了煤炭，这样必然会导致军舰行驶不稳，航速降低。随后，罗杰斯特文斯基传令所有非战斗舰艇，除了四艘补给舰及两艘医护舰外，一律驶离战列。

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目送那些运输船队渐渐远去，罗杰斯特文斯基也感到无比怆然。“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桥两侧同时打出了两面信号旗，意思分别为“告别”“感谢”。对于大部分舰只来说，这不是告别，而是永别。

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加煤之前，5月25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和他的同学、第四驱逐舰队指挥官铃木贯太郎在吃饭时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秋山：“真不知道俄国人去了哪儿，如果走对马海峡的话，他们应该来了。”

铃木：“不会那么快，你估计他们的速度是多少？”

秋山：“10海里。”

铃木：“不可能，带了那么多老爷船，路上可能会出机械故障，还要加煤。依我看，有7海里的速度就了不起了。”

后来事实证明，铃木的判断无比正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速度没有超过8海里。

所有的疑问很快就将解开。5月26日午后，从中国上海发来一封这样的电报：“今日午时有六艘俄罗斯运输舰进入上海港。”发来电报的是一名只有25岁的外交官，他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以及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的松冈洋右。这条情报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俄国舰队连煤船都放弃了，其舰上有限的燃煤将使得他们只能走路程最近的对马海峡；二是他们很快就要到了。

5月27日凌晨2时45分，在深夜中行进的日本辅助巡洋舰“信浓丸”发现了海面上一艘船只上的灯光，这就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医疗船，这艘船行驶在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末尾。随着天色渐明，大惊失色的“信浓丸”发现四周全是黑洞洞的炮口，他们竟然行驶在俄罗斯庞大舰队的中间，相当于骆驼群中窜进来一只绵羊。

其实俄国舰队早就发现了“信浓丸”。对于闯入舰队的这位不速之客，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命令是“别管他，继续前进”。他不愿为了这样一艘只挂了两门小炮的改装商船花费时间。“信浓丸”舰长成川揆大佐就这样夹在俄国舰队中间，不断向东乡现场直播俄国舰队的行进速度和方位。6时05分，“信浓丸”再次发出电文：“俄舰队航向不变，正直航对马。”在后来的日本海军史料中，这封电报被称为“至关重要的电报”。得到信息之后，在镇海湾外整队的东乡立即率队直奔对马海峡。

上午9时，俄舰队发现了位于左舷，由片冈七郎海军中将率领的日本第五战队和第六战队，这两个实力很弱的舰队位于俄国舰队的左后方，正在全力追赶俄国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激战在即，下令抛弃舰上的所有易燃物。那些航行了33000公里的俄国水兵，此时已经是衣衫褴褛，很多人穿着用烂布条编成的鞋子，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打着赤脚。尽管很多人都是新兵，尽管很多人平时牢*满腹，但在强敌面前，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俄罗斯第三海军强国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11时左右，速度较快的日本第三战队也赶了上来。一只雄狮的周围几个狼群开始逡巡，厮*即将展开。

11时30分，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可能是紧张过度，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突然在9000米的距离对日军第三战队开火，随之不明就里的很多俄舰纷纷开火，看起来煞是热闹。这样的距离，谁都知道除了浪费弹药和制造声势之外，毫无其他作用，几分钟后炮击停止。

除了这次小失误之外，俄国舰队看起来一切都还正常。但是新的意外马上来到，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日本人。就在正午12时，速度超过俄舰队一倍以上，位于俄舰队左前方的日军第四驱逐舰队的四艘驱逐舰，突然在铃木贯太郎海军中佐的带领下快速右转，在俄舰队前方来了个横切。铃木贯太郎一向是胆大包天，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利用自己高达29节的速度优势，从前面更好地观察俄国舰队，不料他这一匪夷所思的古怪动作竟然收到了奇效。此时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想起了马卡洛夫，他认为日舰这样做，肯定是在前面俄舰队即将通过的水域布下了水雷。

罗杰斯特文斯基马上下令整个舰队一起右转，准备行驶一段后再左转，以躲过日军的鱼雷阵。简单的命令执行起来却十分糟糕，紧随旗舰之后的“亚历山大三世”号把一起转理解成了跟在后边转，后边的两艘战列舰也跟着“亚历山大三世”号进行了同样的转向。作为主力的第一战队全错了，而第二战队和第三战队却理解正确，完成变阵的俄舰队立即呈现出一个两纵队前进的奇怪阵形。

13时39分，东乡的主力舰队与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开始互相出现在目视范围之内，一分钟后，双方的战斗警报同时拉响。东乡对罗杰斯特文斯基的怪异阵形感到大惑不解，他马上命令12艘主力舰全部转向西北，准备在俄舰队的前方实施拦截。同时旗舰“三笠”号上挂出了“Z”字旗（这面旗帜随后要多次提到），其含义是“帝国兴衰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据说，“Z”的寓意是英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后边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背水一战，没了退路。此时双方的距离还有1200米。

可是东乡的行动早了，日本主力舰队过早地越过了俄舰队前方，形势一下子变得对罗杰斯特文斯基十分有利。14时05分，东乡被迫进行第二次转弯，以便再次赶在俄国舰队前边，日本舰队这一举动导致拐弯的那个位置成为俄舰集中攻击的绝好点。现在开始罗杰斯特文斯基不理解东乡了，他想东乡一定是疯了，怎么能做出如此怪异的举动？罗杰斯特文斯基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他立即发出信号：“向敌舰拐点全力射击。”

14时08分，所有俄舰都开始向着拐点猛烈射击，日本主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通过这个拐点，需要大约15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将成为俄国舰队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旗舰“三笠”号马上淋了两分钟的弹雨。这两分钟对于“三笠”号的炮术长安保清种（后来官至海军大将、海军大臣）来说，漫长得似乎超过了两个世纪。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两分钟”。

每一秒钟都有炮弹落下，四面爆炸声此起彼伏，所有暴露在外的人都本能地缩起了脖子。只有身高1.59米的东乡毫无遮拦地站在舰桥上，静若处子，面无表情。这一形象成为他之后被誉为“军神”的象征。一枚弹片打中东乡腿部，使他失去了独自站立的能力，参谋长加藤友三郎马上带领几名参谋把东乡架进了有重装甲保护的司令塔。14时10分，逃过一劫的“三笠”号开始发出怒吼。

随后，“敷岛”号、“富士”号、“朝日”号3艘战列舰也相继完成了转弯，接着是上村彦之丞的第二战队。14时20分，所有日舰都完成了拐弯。尽管中了不少炮弹，好在12艘主力舰均无大碍。经历了痛苦磨难的日军逐渐柳暗花明——日军已经占据了有利的“T”字头。

日舰的命中率显然远远高于他们的俄国同行。“苏沃洛夫公爵”号和“奥斯利亚维亚”号在10分钟内连续被命中。俄第二战队福克山少将已经病亡，可他的旗舰“奥斯利亚维亚”号上还悬挂着他的将旗。这艘军舰和“苏沃洛夫公爵”号马上成为日舰集中攻击的目标。14时40分，在日舰的持续攻击下，“奥斯利亚维亚”号开始起火，前后主炮很快陷入沉寂，只有几门副炮还不服气地进行象征性的反击。14时55分，这艘战舰再也无法坚持下去，打出“祝好运”的信号，向右离开了队列。

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头脑还很清醒，现在首要任务是冲向东北方向。一旦冲过日军舰队的尾部，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日本海腹地。尽管他的旗舰防护力要远远高于“奥斯利亚维亚”号，但经受的却是日军四艘战列舰的集中攻击。14时43分，“苏沃洛夫公爵”号舵机被毁。14时58分，又一个意外发生，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挂出“所有舰只左转90度”的命令不到30秒，“苏沃洛夫公爵”号连中3发305毫米炮弹，大口径炮弹的连续爆炸引发了大火，旗舰驾驶台被炸得粉碎，罗杰斯特文斯基司令官身受重伤，俄舰队指挥系统瞬间瘫痪，“苏沃洛夫公爵”号刹那间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关键时刻，战列舰“博罗季诺”号挂起了“随我来”的信号旗，遵循着之前的号令向东北行驶，后续战列舰“鹰”号以及第二战队其余舰只也都驶向东北。

15时，根据“三笠”号的命令，日第一战队各舰再次左转90度，向东北航行约6分钟后再左转。不料这时候俄国舰队却突然转向东南，和日本第一战队形成了背道而驰。双方的全速行驶使得双方的距离很快拉大到9000米以上，俄军舰队戏剧性地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让日本人庆幸的是，上村彦之丞中将的第二战队并未执行东乡的命令。这样上村第二战队的装甲巡洋舰就拦在了俄军主力战列舰的前面。上村的违令断送了俄国舰队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一场力量并不对等的战斗随之打响。上村的装甲巡洋舰在战列舰面前马上显得无比脆弱，“出云”号、“常磐”号、“吾妻”号等舰连连中弹，一发305毫米炮甚至直接切去了“出云”号前主炮炮管。15时16分，上村舰队再次改道西北，追随主力舰队而去，俄舰队也不愿意朝着海参崴的相反方向行驶，随后转而向西试图回到向北航行的正常状态。

16时，日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会合后，平行驶向东北方向，恰好和俄军舰队平行行驶，双方在10000米的距离上再次展开炮战，距离太远使得双方都没有取得很好的命中率。由于几艘俄战列舰之前已经受伤，16时35分，俄舰队再次转向向南航行，东乡的舰队也随之转向。

除了主力舰队的厮*，双方的辅助舰只之前已经展开了交锋，俄舰队明显处于下风，主力舰队的南下恰好解了辅助舰队之围。17时30分，由于上村舰队再次赶到，俄主力舰队再次转向北方遁走，俄巡洋舰队紧随其后。俄国主力舰队和巡洋舰队合为一处，东乡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联合舰队参谋长加藤友三郎回忆道，“正好把它们一股脑全部解决掉，省得像黄海海战那样四处去追”。

此时东乡第一战队和上村第二战队已经形成了对俄主力舰队的夹击之势，且战且退的俄主力舰队渐渐不支。太阳已经西下，主力舰队能够战斗的时间已经不多，这似乎对俄军不算是坏事。18时43分，灾难再次降临，一发305毫米炮弹穿透了“亚历山大三世”号的水线装甲，毁掉了它的锅炉舱，连续中弹的“亚历山大三世”号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19时07分，这艘英勇的战舰沉入海底，直到沉没时，还高挂着“跟我来”的信号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十几分钟之后，19时20分，日舰“富士”号的一发305毫米炮弹击中了“博罗季诺”号战列舰的弹药舱，引发的大爆炸使得这艘战列舰仅仅几分钟后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在此之前，17时，俄驱逐舰“旺盛”号靠上了已经重伤的“苏沃洛夫公爵”号，接走了同样重伤的司令官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晚上，“苏沃洛夫公爵”号再次被命中三枚鱼雷后，带着几百名水兵沉没在对马岛以东55公里处。在最后沉没之前，舰上最后一门尾炮还在朝着日舰顽强射击。舰上的水兵直到沉没之时，还在忠实执行着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命令：千万不要降下我的将旗。

后来，在俄国军事法庭上，罗杰斯特文斯基曾经自比为“狗”，并称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惨败是因为“让狗去干了马才能*事”。

19时，天色已晚，东乡向主力舰队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把晚上的攻击任务交给了驱逐舰和鱼雷艇。这时候，俄舰队四艘新式主力战列舰只剩下受伤的“鹰”号，俄国残余舰队正在涅鲍加托夫少将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向北方遁去。

涅鲍加托夫并没有收到任何让他接任第二太平洋舰队指挥官的指令。他看到了“苏沃洛夫公爵”号的沉没，却幸运地没有看见“旺盛”号把罗杰斯特文斯基接走，他认为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光荣”。在这之前，他已经看见“奥斯利亚维亚”号也沉入了海底，看来福克山少将也很可能“殉国”了。他得出了一个似乎正确，似乎不完全正确的判断，此时他已成为这个无法收拾的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19时25分，涅鲍加托夫少将在“尼古拉一世”号上打出了信号：我已接任全舰队指挥。

20时，涅鲍加托夫下令全体舰船转向北23度偏东航向。主力舰队以“尼古拉一世”号冲在最前边，随后是“鹰”“伟大的西索亚”“纳瓦林”“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谢尼亚文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海军上将”等。第一巡洋舰队率领第一驱逐舰队残余的驱逐舰，在主力舰队的左侧护航，第二巡洋舰队率领第二驱逐舰队的三艘驱逐舰，护送着辅助船队殿后。整个编队以所能达到的最大航速12节航行，尝试利用暗夜逃出日本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包围圈。从多格尔沙洲就开始预防的日军鱼雷艇、驱逐舰这次是真来了。

日本人可不会那么善良，他们完全将5月27日的夜晚变成了一个*戮之夜。21时，受伤掉队的老式战列舰“纳瓦林”号在四艘鱼雷艇的围攻下中雷沉没。28日凌晨2时，“伟大的西索亚”号中雷后奋力欲冲向陆地搁浅，最后在上午11时02分被围攻自沉。在此之前，“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已经在上午9时03分没入海中。

装甲巡洋舰“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白天已经中了两弹，在临近黄昏时收容了一艘掉队的驱逐舰后，继续向海参崴开去，随后，他们就遭到日军鱼雷艇的围攻。凌晨1时20分，相对笨重的巡洋舰被日军鱼雷击中，右舷中央被炸开了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舰长看到自己已经无法幸免，就命令驱逐舰独自逃生，自己在尝试搁浅的过程中伤重沉没。

巡洋舰“斯韦特兰娜”号和随行的驱逐舰“敏捷”号被联合舰队第三战队防护巡洋舰“音羽”号和“新高”号追上，俄舰死不投降。炮战一小时后，“斯威特兰娜”号沉没，“敏捷”号趁机逃跑，在日本驱逐舰“丛云”号的追击下，在朝鲜海岸搁浅。幸存的船员逃上陆地，躲入密林中藏匿，但随即被闻讯赶来的日本陆军部队俘虏。

5月28日清晨，太阳照样升起在海平面上。涅鲍加托夫少将看看自己的周围，一天前那支气势恢宏的舰队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旗舰“尼古拉一世”号、“鹰”号、“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以及跟在后边的“绿宝石”号等几艘军舰落魄孤单的身影。他知道，这支单薄且大多受伤的舰队要想在白天突破日本舰队的重重包围，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远处的海平面上，位于西北方向的联合舰队第五战队已经出现。绝望的少将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保留少数人员值班，全体休息。既然已经没有逃跑的希望，那就赶紧睡一觉吧。

天气异常晴朗，海面上能见度极高，对于日本人来说，正是捕猎的好机会。上午9时10分，涅鲍加托夫看到正北的海平面上出现了战列舰那独特的桅杆，他数了数，不错，是10支。4艘战列舰各2支，2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是1支——东乡来了。

这还不是全部。9时30分之后，“尼古拉一世”号的舰桥上传来一份份的紧急情报，内容基本雷同：在某某方向再次发现敌某支舰队，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5只重伤的绵羊周围，四面八方都发现了逡巡的狼群，有将近30只之多，涅鲍加托夫似乎已经看到群狼那闪着寒光的利齿。

绝望的战斗于10时30分打响。对于这场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搏斗，涅鲍加托夫已不抱任何希望。12分钟之后，“尼古拉一世”号上升起了一面用白色桌布临时改制的降旗。

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在望远镜里看到了那面白旗。他转身对东乡司令官说：“阁下，他们投降了。”东乡歪着脑袋思索了几秒钟：“他们的主机关了吗？”秋山拿起望远镜又仔细观察了一阵，看到“尼古拉一世”号烟筒喷出的浓烟逐渐变得稀薄，他再次回头：“关闭了。”

就在大家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再次出现一个小插曲。3100吨的巡洋舰“绿宝石”号突然全速逃跑，在日军的仓促炮轰中很快驶出日舰的射程之外。东乡下令第六战队负责追踪“绿宝石”号，主力舰队留下来接受俄军4艘大舰的投降。

“绿宝石”号并没有逃到海参崴，这艘军舰29日在靠近海参崴的圣弗拉基米尔海滩搁浅坐沉，船员炸毁军舰后，幸运逃回陆上基地，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头看看主角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旺盛”号主机受损，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转到了驱逐舰“大胆”号上，和另一艘驱逐舰“响亮”号一起逃向海参崴。随后，他们遇到了日本驱逐舰“涟”号和“阳炎”号。日本人的分工是由“阳炎”号负责追击逃跑的“响亮”号，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追丢了。“大胆”号一点也不大胆，它向“涟”号发出了“船上有伤员”的信号。狐疑的“涟”号舰长相羽恒三海军少佐觉得，在这种场合，哪艘船没几个伤员呢？于是，派塚本克熊中尉带人上船检查，他们在船舱里发现了重伤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中头彩了！

就在对马海战一周之后，尼古拉二世向日本方面拍去了慰问电报，希望能向被俘的俄军官兵特别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转达。东乡平八郎破天荒地亲自出任了沙皇的信使，前去医院探望满身绷带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东乡念完沙皇的慰问电之后，一周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泣不成声，他竭尽全力坐起来行礼，答谢沙皇的宽容和知遇之恩……

28日下午15时，掉队的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从南面姗姗来迟，接近了上午涅鲍加托夫宣布投降的海域。突然出现的俄舰吓了日本人一大跳，上村马上派出了“磐手”号和“八云”号，在两艘装甲巡洋舰的攻击下，40分钟后，“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沉入了日本海。

不是每个人的结局都如此悲惨。巡洋舰队司令恩科维斯特少将率领“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珍珠”号三艘巡洋舰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美军基地，随即被美军解除武装后扣留。“阿芙乐尔”号是必须逃出来的，要不怎么在今后成为炮轰冬宫的名舰呢？驱逐舰“快活”号独自逃走，驶入上海后同样被扣押。

那些辅助舰船也有喜有悲。“堪察加”号、“乌拉尔”号、“拉斯”号在27日沉没，“额尔齐斯”号搁浅，“高丽”号和“斯维尔”号逃入上海，医疗船“奥利约”号、“克斯特罗马”号被日军俘虏。最牛的是“阿娜德尔”号，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燃煤，竟然跨越印度洋，一口气跑到了马达加斯加。

一直到了28日傍晚，还有零星的战斗发生。17时50分，1885年服役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德米利特·顿斯科伊”号遭到日军为数众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围攻。这艘不屈的老舰像一头倔强的老牛，尽管被撕咬得鲜血淋漓，却一直坚持战斗到29日上午才沉入海底。

真正应该点赞的勇敢者是防护巡洋舰“钻石”号，它带领驱逐舰“英勇”号和“强大”号冲破了日本舰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于29日驶入了海参崴军港。

20世纪第一场大海战——对马海战——至此拉下帷幕。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之一。前文提到的迈克尔·兰宁《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一书中，对马海战排在第三十四位。

俄军战死人数达到5000多人，被俘6142人，突出重围的只有3000人左右。日军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其中1艘还是自己触礁沉没的，阵亡117人、伤587人。从此以后，俄语中的“对马”就变成了“滑铁卢”一样的代名词，5月27日也就此成为日本的海军节。37年后的这一天，山本五十六亲率联合舰队出征中途岛，最后折戟沉海。

对马海战的结局震惊了世界。自19世纪末开始众说纷纭的所谓“黄祸论”，至此终于有了定论。世界第六战胜了世界第三，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日本人赢得了看上去不可能取得的辉煌胜利，谁都看清楚了日本挑战世界的实力。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在面对反战派提出“美国实力太强不可能取胜”的质疑时，东条英机的话就是：“当年我们不是也战胜了看起来不可能战胜的俄国人吗？”

在一次海军大学的课堂上，学生向授课的佐藤铁太郎提出了一个问题：“日俄战争我们的胜因到底是什么？”

佐藤铁太郎沉思良久后回答：“40%是运气。”

学生接着发问：“那剩下的60%呢？”

“还是运气！”佐藤铁太郎这次回答得斩钉截铁。

佐藤铁太郎随后对两部分运气进行了精辟的解释：“前面40%的运气是纯粹的运气，比如马卡洛夫司令官刚上任就触雷身亡，黄海海战那一炮不偏不倚就正好击中‘皇太子’号的司令塔等，发生这几件直接影响战局的事件，仅仅是单纯的运气。后面60%的运气是俄国人失策或是日本人努力得来的运气。不管怎么说，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确实运气很好。”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战队装甲巡洋舰“日进”号上，一个刚刚从“海兵”第三十二期毕业的21岁海军实习少尉就在黯然神伤，尽管之后他领到了350日元奖金和一枚六等功勋旭日章。在5月27日的大海战中，“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先后被俄军的两发305毫米和一发234毫米炮弹击中，死伤近百人。其中19时中的那一炮，不但炸掉了“日进”号前主炮的左炮，也把担任舰长传令兵的实习少尉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炸得不翼而飞。少尉同时身负重伤，左腿被弹片削去巴掌大一块肉，左手也失去了两根手指。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两根。日本海军规定，缺少三根以上手指的伤员必须退役，少尉因此才有幸能够继续留下。少尉也是个风流情种，之后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日本艺伎在为客人修指甲时，价格是一根手指一毛钱，由于少了两根手指，少尉可以少付两毛钱，因此落了个“八毛钱”的雅号。这个当时的海军实习少尉，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打了胜仗，庆功宴会自然少不了。明治天皇特意在皇宫御花园举行了一个露天晚会庆祝胜利。皇宫花园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天。摆了二三百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从旅顺缴获的俄国香槟酒。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自然是宴会的头号风云人物。吃一顿没啥意思的饭，本不属于此处讨论的范围，但宴会上发生的两件颇有意思的小事，可供刚看完紧张战斗的读者一乐。

其一，面对与会众人铺天盖地的马屁之声，一向沉默寡言的东乡平八郎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从腰间摸出自己的印章示与众人，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个王阳明，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守仁。今天，他随着当年明月的名作《明朝那些事儿》迅速走红。现今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都会有介绍他的书籍。不算被借走的两本，老酒的书架上还有三本。

其二，由于是日本大胜，庆功宴会自然要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各国海军军官来参加，以彰显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受邀者自然也包括当时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俄亥俄”号战列舰。舰上美国的高级军官对参加这种纯粹听日本人吹牛的宴会不感兴趣，于是就让六名年轻军官应付差事，顺便混个肚儿圆。不太清楚原因，美国这六个小伙儿还迟到了，只好坐在靠近出口的位置上。宴会临近尾声时，东乡平八郎大将准备离席退场。“俄亥俄”号上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水兵乘着酒兴，决定邀请这位大名鼎鼎的日本大将与他们一起喝酒。这突发的奇想来自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德裔青年，这个小伙子也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拦截者。这不啻为一个大胆的念头，大将或许会对他们的冒失感到不快，更可能不接受邀请。出乎预料的是，兴致很高的东乡大将愉快地接受了美国小伙子的邀请。他与大家一一握手，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并和大家一同碰杯。

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两位史上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举杯共饮：一位正如日中天，另一位则旭日初升。

东乡平八郎绝对没有想到，面前这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将在40年后埋葬他手下的那支无敌舰队。这个当时只有20岁的小伙儿，就是后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朴次茅斯和约：埋下仇恨的种子

对马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回俄国，举国哗然。宫廷值班侍卫雷泽夫斯基将军第一时间向尼古拉二世通报了这一噩耗。身穿海军中校军服的尼古拉二世面带微笑地听完了汇报，随后慈祥地问雷泽夫斯基：“天气真好，明天您想不想去打猎？”半个小时后，雷泽夫斯基发现，尼古拉二世竟然拿着气枪在后花园聚精会神地打鸟。

当天晚上，在圣彼得堡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剧院的贵宾包厢里，坐着已经被解职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舞台上正在演出芭蕾舞剧，主演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挪用海军经费包养的情妇、法国芭蕾舞演员艾尔莎。剧院里所有人连同其他包厢里的沙俄贵族都发出了阵阵嘘声：“从俄国滚出去！你身上佩戴的不是钻石，而是我们沉没的巡洋舰和战列舰！”

战场上的失败导致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6月27日，俄国黑海舰队两艘战列舰上的水兵发动了武装起义，沙皇的统治岌岌可危。从1905年1月19日开始，尼古拉二世已经不敢在圣彼得堡露面。远东战争再打下去，俄国爆发革命已势在必然。俄国的两个邻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甚至已经联合制订作战计划，一旦俄国爆发革命，双方联手帮助沙皇进行镇压。

和甲午战争的后期相似，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日本也早已精疲力竭。对于日本来说，独占朝鲜和将俄国势力赶出南满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到1905年8月底，日本在满洲的军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37000人，相当于其常备军力的150%。为了满足前线的需要，日本已经将征兵的年龄由32岁延长至37岁，动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很多工业企业因缺乏劳动力已经缩减生产甚至停工。在农村，由于年轻人很多奔赴战场，出现了大量的农田荒芜。其间深感无奈的明治天皇曾作诗感慨曰：“男儿意志刚，纷纷踊跃上战场，国事应共当。留下庭院寂无声，可怜孤老耕作忙。”

前线作战部队的反战情绪也开始不断出现。整整一个联队的士兵拒绝进攻，只得把他们撤下来修路。令人庆幸的是，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还不算很深，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和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都坚决主张停战，立即谋求缔结合约。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和事佬恰如其分地出现了。1905年6月8日，美国驻俄大使迈耶和驻日大使格里斯科姆分别向两国的外交部递交了劝告媾和的照会。两国也很识趣味，日本当天就答应了美国的请求。两天后，6月10日，俄国也照会美国愿意接受美国出面进行调停。

像十年前谈判前占领澎湖列岛一样，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日军于7月1日派兵在萨哈林岛登陆，并于7月31日占领全岛。日本已经深刻理解并践行了“掠夺者有权占有已夺得之物”的道理。

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日俄双方都在争取对自己相对有利的“主场”。俄国建议将谈判地点选在盟国法国的巴黎，日本则建议在离自己很近的中国烟台。但是美国不愿意，想谈判，那就都到我这儿来，至少吃我的，住我的，还能挣俩饭钱和店钱。最后，和谈的地点选在了美国的朴次茅斯。

一直置身事外的清廷也不甘于只当朴次茅斯和谈的看客，曾经对日、俄及其他国家发出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扯大清国的内容，凡未经与大清商定的一概不予承认。清廷还提出参加会谈的要求，立即遭到日、俄的断然拒绝。双方在和谈期间，根本无视清廷的存在。

日本原来准备派出的谈判代表是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伊藤深知，这次谈判的难度肯定远远大于10年前和李鸿章的谈判，于是以“因病不能做长途航海旅行”为由婉拒。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派出了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身材矮小的小村寿太郎因狡黠机诈，有“鼠公使”之称，以前留美期间曾经是老罗斯福的同学，老同学见面好说事。

俄国代表起初选定的是俄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听到消息的两个人马上学习伊藤博文装病。已经赋闲在家的前财政大臣维特无奈重出江湖，去收拾当年和李鸿章面临的类似烂摊子。

运动员搞定出场，裁判长就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历史上称为老罗斯福。就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美国的那个小罗斯福的叔叔。

谈判漫长而持久。从1905年8月9日到9月5日，日、俄双方进行了十轮会谈。和谈的焦点就是割让萨哈林岛和战争赔款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罗斯福开始和稀泥。他的方案是俄国割让南萨哈林岛而日本不用赔款，这样对美国才最有利，既可以让俄国今后不再涉足远东，又可以避免日本利用赔款迅速强大，反过来威胁美国。

日本在战争中消耗巨大，坚决要求赔款不放松。同样打了败仗的尼古拉二世却比当年的大清有出息得多，当即声称“一寸土地和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日本黄猴子”。8月18日，第七次会谈之后，气急败坏的小村寿太郎甚至已经回宾馆结账退房：老子不谈了，回去咱们接着打！

俄国的谈判代表维特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对于俄国来说，继续战斗下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于是耐心劝说尼古拉二世一定要接受让步。在老罗斯福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劝说下，尼古拉二世终于在8月26日同意割让南萨哈林岛，但是钱还是免谈，一个子儿都不给。

事实上，日本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8月28日，日本内阁电令小村，即使放弃割地、赔款，也要尽快实现媾和。8月29日，在第十次会谈上，日本不再要求赔款，双方开始草拟合约文本。

1905年9月5日14时，日、俄双方在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办公大楼签订了著名的《朴次茅斯和约》。合约共15条，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朝鲜享有特殊权利，俄国从满洲撤兵，转让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割让南萨哈林岛等。持续19个月的日俄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和中国甲午战争后的情形类似，日俄战争12年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亡国。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皇后、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连同仆人，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唯一的儿子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4岁。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可日本这边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整个日俄战争，日本军费支出高达18亿6000万日元，战争导致日本的国债从战前的6亿一下子上涨到24亿，仅每年支付的利息就达到1.1亿，国民人均税负从1903年的5日元升至10日元，翻了整整一倍。比照上次甲午战争日本获得的巨大收益，日本民众认为，日本至少要获得俄国全部萨哈林岛、海参崴、滨海省和堪察加半岛等土地，赔款数额最少不能低于20亿日元。

日本一个所谓的“七博士集团”，之前就提出了一个媾和方案：赔款30亿日元，割让包括萨哈林、堪察加在内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区。所谓“七博士集团”，是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户水宽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中村进午。这七位全是留学西方的海归博士，故称为“七博士”。

谈判前线传回的消息让日本国民大失所望。除了因为赎回战俘让俄国人拿出来的45967620卢布12戈比（约合3067万日元）的住宿费、伙食费外，战争赔款一分钱都没拿到，搞了半天，这仗是白打了。

1905年9月5日，就在《朴次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3万东京市民缠着黑纱集会日比谷公园，要求废止这一“耻辱”的和约，继续对俄作战。

与会群众和试图阻挠大会的警察，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狂热的市民捣毁了国民新闻报社。由于传闻此前曾经劝告天皇“见好就收”，内务大臣清浦圭吾的官邸也被付之一炬。混乱持续到次日，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东京戒严，随后出动军队镇压。*乱中，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被烧毁或损坏。*乱者被捕1700余人，后起诉308人、判刑87人。很快暴动从东京蔓延到大阪、横滨、神户等城市，反媾和运动波及全国各地。这场政治风暴直接导致主张签署合约的桂太郎内阁倒台。由于这次媾和是美国斡旋的，日本民众认为美国肯定偏向了同为白种人的俄国。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人已成为日本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仇敌。

透过这一事件不难看出，对于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日本民众所关心的只是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可能对别国造成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辨是非的极端民族主义，自然纵容了当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他国伸出掠夺之手。

“七博士集团”的出现也具有特殊意义，从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已经堕落。甲午战争开始前，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思想界精英分子是坚决支持战争的，他们认为那是一场争取朝鲜独立的“义战”。当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以后，这些人立即改变了看法，认为那只是一场“不义战”和“掠夺战争”，从而否认甲午战争。而现在，扩张和掠夺已经成为日本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标。

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日本还是在这次战争中收益颇丰。战后不久，1910年8月29日，日本宣布吞并朝鲜，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从俄国人手里抢到的南满也成为今后侵略中国的基地。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真正跨入了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战后不久，西方各国纷纷取消之前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驻日使节提升为大使级，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日益强盛。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除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白人第一次被有色人种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希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可悲的是，在日本军队中也开始产生所向无敌、急躁、冒进的情绪。日本军人从此认为，所有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外交家从此被视为无用之物。谈判期间身患流感，发着40度高烧的小村寿太郎回国之后，被冠上“卖国贼”的称号。随着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一系列“军神”形象的不断涌现，日本军人阶层开始被国人奉若神明。武夫干政逐渐开始并不断深化，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老罗斯福，他因此获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后来的结果却令美国大失所望。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反，日本随后在朝鲜和南满推行了极端的“关门”政策，导致美国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战后不久，原来敌对的俄国和日本也开始共同密谋对付美国。1907年7月30日，俄、日秘密签订协约，划分两国在外蒙古和满洲的势力范围，共同反对美国企图插足满洲的企图。一向自认为聪明的美国，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的海军实力从1903年的世界第三位，一下子跌到1905年的第六位，日本则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仅仅排在英、法、德之后。就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日本海军就开始了新的打造“八八舰队”（八艘战列舰、八艘装甲巡洋舰）计划，陆军也提出了扩军至100万人的目标。放眼远东，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被日本打败，这庞大的军事力量要去对付谁呢？

谜底很快揭开。1907年4月19日，日本通过了“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美国首次成为日本的假想敌！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

20世纪的前50年，注定要成为最令人难忘的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纪录不但空前，也肯定绝后，未来不大可能在半个世纪内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位历史学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究竟使用什么武器不敢断定，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却可以提前确认，那就是原始的石块、木棒和拳头。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从规模、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等方面，均逊色不少，主战场也基本局限于欧洲。涉及亚洲、俄罗斯远东以及太平洋地域的战事，其规模以及对主战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讨论的主题，此处只简略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有关的部分。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续沿着明治维新确定的方向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在中国，尽管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体，但实际上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时期。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英、法、俄、德、美等西方列强都被这场人类空前的战事缚住了手脚，无暇东顾。大家都希望此时在远东地区能够维持现状，确保自己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这一地区的唯一强国日本自然成了大家纷纷示好的对象。法国为了确保东南亚一带殖民地的安全，始终不敢反对日本的扩张野心。俄国最担心日、德联合让其腹背受敌，因此也极力拉拢日本。美国对于日本试图独霸中国极为不满，但美军还没有能力跨过太平洋同日本面对面较量，每当美、日矛盾激化之际，美国总是以妥协退让告终。英国对日本扩张虽有戒心，但两国之前早已结成同盟，在东亚问题上经常是沆瀣一气，互相利用。总之，日本在远东虽然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表面上甚至事实上并没有强大的竞争者。

远东地区一时形成政治、军事上的真空状态，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这对于已经近10年没有打仗，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来说，不啻天赐良机。日本朝野上下为此欣喜不已，狂热的扩张*奔泻而出，“欧战机会论”的思维，无论在政界，还是军界，都占据主流地位。日本政坛元老井上馨在写给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就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时代之天佑，日本必须立即举国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山县有朋则强调：“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

此前，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已因尿毒症“驾崩”，皇太子嘉仁即位。嘉仁以《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一句改元“大正”，成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正处于相对平稳的大正时代。

瞌睡的时候，马上就有人递上枕头。作为协约国的英、法、俄一方，立即试图利用之前续签的《英日同盟》将日本拉到协约国阵营内，参加对德、奥等同盟国的作战。1914年8月3日，英国决定对德作战。8月4日，英国对日本表示：“如果战斗涉及远东，香港和威海卫如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一定会给以援助。”同一天英国对德宣战。8月7日，英国正式要求日本海军搜索并歼灭在南中国海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海军舰只。

作为同盟国的德国，此时占据着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湾，早已成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大业”的绊脚石。与日俄战争类似，虽然总体国力上德国强于日本，但在远东的局部却是日本稳占上风。德国的主战场在欧洲大陆，此时对于海外属地根本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德国守军根本没有从本国得到救援的希望，完全变成了日军的香饵。日本当即决定抓住这一大好机会，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借口，拉开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序幕。

无独有偶，此时远在欧洲的德国也同样对日本有所期待。根据当时在日本驻柏林使馆工作的重光葵回忆，10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给德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德国人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日、德两国是反击俄国的天然盟友，德国人甚至痴想有一天“日本会从背后突然进攻俄国”。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向日本交割胶州湾，并限8天内做出答复，若迟至8月23日未接到满意答复，将“任由事态自行发展”。随着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的到来，日本顺理成章地对德宣战。这可能是日本人唯一的“先宣后战”。对于德国人而言，日本人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为“现实的敌人”。德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和热忱也在一夜之间被怀疑与冷漠替代。为了避免德国人的敌意与攻击，当时在德国的许多日本人，不得不在胸前别上中国国旗，冒充素来为他们所鄙视的中国人。

对付德国远东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根本无须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那样花很大的力气。这次日本派出的海军是第二舰队，舰队司令加藤定吉海军中将。陆军是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神尾光臣陆军中将，下有兵员23000人。英国也不能光说不练，象征性地派来了陆军2000人，外加战列舰和驱逐舰各一艘配合日军对德国作战。

尽管8月23日已经宣战，但直到8月27日，日本舰队才开始出动封锁青岛港。由于很清楚青岛根本没有守住的可能，此前由施佩海军上将指挥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都已离开胶州湾，在浩瀚的大洋上开始了“破交战”，留在青岛的只有两艘轻巡洋舰和一些可以忽略的小炮艇、鱼雷艇，陆上兵力也只有海军陆战队700人和陆军3000余人。两相对比，强弱分明，战事未开，胜负已定。日军甚至在出发前就已经给德国士兵准备好了战俘营。

1914年8月27日，到达青岛附近海域，日本第二舰队迅速封锁了青岛海面。陆军第十八师团在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的带领下，于9月2日驶抵龙口附近海域，次日开始登陆。奇怪的是，以德军为攻击目标的登陆日军，不是直指青岛而去，而是沿山东铁路西进，欲扩大占领区的意图昭然若揭。尽管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中立，划定山东半岛潍县以东为特别行军区域，允许日本军队通行，但日军根本置之不理。袁世凯政府对于日军超过划定“作战区”一再交涉，提出抗议，皆无结果。日军先头部队山田支队先后占据黄县、莱州、平度、胶州等地，直抵即墨，随后沿胶济铁路向潍县以西进犯。十八师团主力登陆后，于9月19日到达即墨，崛内支队于9月18日开始在崂山仰口湾登陆。9月23日，英军两个营也在崂山湾登陆。9月26日，西进的金泽支队占领潍县车站，控制了胶济铁路。日、英联军完成了对青岛德军的包围。

10月31日，日、英联军对德国守军发起了总攻击，战斗持续了6个昼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电令德国青岛守军，坚守“战至最后一人”。11月6日，德军弹药全部告罄，日军攻占了德军中央阵地。11月7日，德军残部挂白旗宣告投降。11月10日，神尾光臣中将与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举行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移让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远东的唯一战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场几乎被遗忘的战斗，也许意义仅仅在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罪恶源的德国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曾经互掐过脖子。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和德军都开始在战斗中使用飞机。德国人只有一架用于侦察的飞机，而日本人将一艘在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商船“若宫丸”改造成了水上飞机母舰，四架飞机除了侦察，还参与对德军阵地和舰艇的轰炸。这应该算是日本航空兵的处女秀吧。

日本以对德作战为借口占领了山东半岛。1914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向日本提出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的要求，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第二次提出撤军要求。日本不但没有撤兵，反而不断地往山东增派兵员。攻占山东并不是日本参战的最终目的，小小的山东半岛也无法满足日本人的大胃口。前文提到的“特工英雄”明石元二郎这时候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次长，他在写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中就说道：“胶州湾问题不过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而已。”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拜访了袁世凯，递交了名为“二十一条”的秘密文件，要求北洋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其中第五条尤其关键，要求在中国政府的军事与财政部门设日本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日本垄断中国军队的武器供应等，企图将中国全国的军队、警察、财政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作为一个保护国来对待。如果答应这些条件，中国就如之前的朝鲜一样，逐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最终被吞并。当这个条约摆在袁世凯面前时，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后来如此描述，袁世凯对日本顾问“以颇为愤慨的语气说道，日本应以平等友邦对待中国，为何常待之如猪狗、如奴隶”。

乱世枭雄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前李鸿章大人的“以夷制夷”。他让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故意将日本要求严加保密的内容透露给西方各国，得到消息的美、英、法对日本此举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不过日本很清楚，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根本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干预此事，所提的抗议也不过是吆喝吆喝而已，因此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甚至变本加厉地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对外求助无门的北洋政府也竭力据理力争。在日本大兵压境、求助西方列强未果的情况下，最终，北洋政府被迫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第一条至第四条的要求，即后来的“民四条约”。双方于5月25日完成签字。悲愤交加的袁世凯下令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是为“五九国耻”。一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民四条约”中的特权才被彻底废除。

解决了驻山东的德军之后，日本打着应英国邀请的旗号先后组建了“第一南遣支队”和“第二南遣支队”，名义上是对付战争开始从青岛逃跑，进行破交战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保护从澳大利亚通往欧洲的交通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真正的目标是德国位于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早在战前，日本就针对“南洋诸岛”进行了充分的军事、经济调查工作。自1918年8月开始，在西太平洋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海军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就以几乎和平接收的方式占领了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地方都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双方角力的主战场。

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军事、政治与经济扩张紧密配合。在占领这些岛屿后，日本立即在当地设立统治机构并大批移民。1922年，国际联盟将这些岛屿交由日本“托管”，日本政府随即在当地设立了“南洋厅”，还成立了“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到20世纪30年代，当地居住的日本人已超过10万人。

需要提出的是，这些当时看似不很起眼的群岛在军事上意义重大，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防御圈的突然扩大，也意味着进攻出发点的前移。这些群岛正好位于美国从夏威夷到关岛再到菲律宾连接线路的两侧。两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大人物对此都有充分的警觉，海军战略家马汉告诉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日本占领德属岛屿将意味着他们在中太平洋取得了战略优势。

战争开始后，由于欧洲战场压力日益沉重，英、法、俄等协约国多次要求日本派遣陆军加入欧洲战场。日本对欧洲战场“绞肉机”般的残酷早已心知肚明，始终不愿直接派陆军助战。这种光说不练的做法，引起了英、法等国的强烈不满。

由于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战争开始之后，英国海军部就向日本租借了大量商船，用于从远东或澳大利亚向欧洲运送部队、物资和中国劳工。为了缓和与盟友的关系，日本还向印度洋派遣了一支小型舰队为英、法等国的商船队护航，但一般只护送到苏禄海或者荷属东印度一带，最远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英国多次请求日本扩大护航范围，向大西洋和地中海派出主力舰队，日本同样没有答应。1916年年底，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杰里科海军上将在写给贝蒂海军上将的信中曾经说：“由于日本和美国互相憎恶，日本海军把主力部队都留在太平洋向美国示威，因此开战以来，日本海军对英国海军的帮助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

1917年之后，德国对外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给英国的航运造成了致命打击。杰里科海军上将向日本提出了租借“金刚”号和“比叡”号战列舰的请求，遭到日本断然拒绝。但应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开始前往地中海、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等区域对协约国的船队进行护航。至战争结束时，日本护航舰队共护送了788艘协约国船只，人员约70万人。日本海军在欧洲海域一直待到1919年5月才回国。英国马耳他总督曼瑟恩勋爵在送别日本舰队的欢送仪式上甚至高喊：“愿上帝保佑这段鲜血凝结的友谊！”可惜短短20年后，这鲜血凝结的“友谊”就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

在远东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西伯利亚干涉”。1917年11月，俄共夺取了政权，第二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布尔什维克政权，西方列强肯定要加以干预。英国与法国决定武装干涉苏俄革命，支援俄国白军重新夺回政权，以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于深陷西线战场无力顾及远东，英、法积极拉拢美、日等协约国成员派遣军队干涉俄国。

1918年8月，由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以及中国北洋政府联合派出的协约国军队开始在海参崴登陆。相比于其他国家装装样子派出的几百或数千人，日本竟然派遣了7万军队参加此次行动，数量之多，令其他协约国大惊失色。到1918年11月，日军控制了俄国远东所有港口以及西伯利亚铁路自赤塔以东的沿线城镇，扶持沙俄将军谢苗诺夫组成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0年6月，美、英等国军队陆续由海参崴撤出，就剩下日军依然赖着不走。1920年11月，日本扶持的谢苗诺夫傀儡政权倒台，日本转而继续支持在阿穆尔河到太平洋沿岸的阿穆尔沿岸临时政府。随着苏俄红军的进攻，以及英、美对日本觊觎西伯利亚的担忧，同时迫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日军只好在1922年10月全部撤走，同月，苏俄红军收复海参崴。

在这次干涉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日军有5000人阵亡或病亡，战争成本达到了9亿日元。最后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可谓得不偿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将俘虏的几十万关东军统统拉到这片荒野上，结结实实干了多年的苦工，也算是日军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争期间，北洋政府多次提出参战请求，甚至表示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欲借机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然而请求遭到英国的拒绝。日本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将妨碍日本攻占青岛，进而控制山东的图谋。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后来中国多次要求参战，都因日本的坚决反对未果。

1917年，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也受到了威胁。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看到参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借机于2月3日与德国断交，并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还号召“中立国和美国采取同一行动”，有钱人说话就是不一样，于是，出来助拳的国家争先恐后涌现，中国、巴西、希腊、古巴等12个国家先后加入了协约国阵营。

其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拜访黎元洪和段祺瑞，说服中国和德国断交并希望采取一致行动。这次日本态度大变，竟然大力催促中国与德国断交参战。其主要原因是袁世凯已经去世，中国政府实际上掌握在亲日派的段祺瑞手中。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通过段祺瑞增强其在华势力。再者，日本之前已经获得西方列强的许诺，由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赞成中国参战可以换取列强对此事的进一步承认。

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9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愿意派兵到法国参战。由于日本没有向欧洲战场派去一兵一卒，因此也不想让中国派兵抢了风头。在日本的极力阻挠下，中国最终没有能够派兵参战。

好歹人家日本还派了海军去护航，中国没有派出兵力，因此被称为“宣而不战”。协约国方面有人嘲讽中国“参战不力”，是“理论参战者”。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更是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前后都成他说的了。

但中国确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做出过贡献。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募工合同，14万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的中国劳工被派往欧洲，从事后勤、建筑工事、清理道路、修建桥梁、抢救伤患等工作。后来大战变成堑壕战之后，他们开始协助挖掘壕沟，有名有姓死在战场上的华工就有9900人，总计有20000多人死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此外，中国还为协约国送去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这些难道就不算贡献吗？从后来巴黎和会的结果而言，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是一个屈辱的参战国和战胜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就结果而言，美、日都称得上大赢家。美国1907年到1911年的国民收入只有289亿美元，到了1917年到1921年就猛增到703亿美元。1914年，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额只有8.25亿美元，仅仅两年之后的1916年就攀升到32.14亿美元。战前美国还有3.2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战后却一举拥有了100亿美元的债权，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欠下了美国的债务。战后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也从1913年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150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大为增加，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美元，到1930年更增加到45亿美元，世界黄金储备的40%都到了美国人手里。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英镑地位下降。大战也促进了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军工业发展极快。美国作为世界新霸主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

日本无疑也是获利者之一。由于欧洲处于战火之中，使得欧洲各国原来输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品几乎完全被日本取代，等于日本借机抢占了市场。同时，日本还拿到了来自欧洲交战各国的大批军需品和生活品订单，出口量大增。1914年，日本的出口额还不到12亿日元，到了战争结束之后的1919年就猛增到43亿日元。黄金储备也从1912年的3.5亿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20亿日元。日本从战前一个12亿日元的债务国一下子成为一个28亿日元的债权国。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大洋彼岸的两大新兴暴发户都互相盯住了对方。

战争打完了，打赢的一方肯定要在一起开个会总结庆祝一下，顺便批评和教育一下打败的，制裁和罚款那更是不在话下。在随后召开的分赃会——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要求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而被战败国在之前抢走的东西乃天经地义，但由于日本的野心和强烈反对，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起来。

英、法、意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美国却不赞同，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的断然拒绝，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最后被否决，国内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最终没有敢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讨论的只是欧洲的有关问题，为协调各国在亚太地区的未解决矛盾，才有了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到了那次会议才得到解决。

经济大佬美国早就想尽可能多地参与一些国际事务，但实际上主宰巴黎和会的主要是英、法两国。论经济能力，美国早已是世界第一，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还略显稚嫩。海军没有英国强，陆军没有法国强，以前不爱管事，真该管事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管。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对美国这个新来的暴发户处处排挤，这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在会议上，美国方面无论是总统威尔逊本人，还是其他代表团成员，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主张。在中国的要求被大会拒绝以后，美方代表团曾经全体离场以示抗议。当时中国因此一度对美国颇有好感，威尔逊总统也因此成为当时国人比较敬佩的“世界大人物”之一。在中国进步青年当中，威尔逊的威望仅次于列宁。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个今后要多次提到的名词“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在巴黎和会上宣布成立的。组建这一国际组织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这真是一个办好事的机构呀！美国总统威尔逊是成立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当时美国“领导世界”的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在与英、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失败，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美国最终并未加入国际联盟。所以，实际上国际联盟为英、法所操纵。

国际联盟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宣布加入国际联盟。虽然在鼎盛时期国联成员国曾达到58个，但在其存在的26年中，基本没有发挥什么明显的作用，到最后形同虚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终于被今天的联合国取代。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解散，其所有财产和档案移交联合国。

简单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大元凶国家在国际联盟中的出色表现。

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由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受到谴责，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意大利也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后来同样因为侵略埃塞俄比亚受到谴责，1937年12月12日宣布退出。德国于1926年9月8日加入国联，后英、法要求其限制军备，引起希特勒强烈不满，德国于1933年9月19日退出。

前面出场的德、意、日，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阵容的三大主力选手。这三家好歹还算主动退出的，还有一位仁兄的结局更出人意外。苏联于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后因攻入波兰，于1939年12月14日被开除。

小时候在老家读书，经常和小伙伴争论谁的官最大。有人说俺是公社*，有人马上说俺是县长，接着就是省长、*，当时老酒来了一句“俺是联合国主席”，所有的人都闭嘴。联合国主席多厉害呀，谁都得听他的。不过后来懂事了才知道，联合国根本没什么主席，只有秘书长。这个秘书长说话也基本没人听。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会费都收不上来。

华盛顿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面看，和平已姗姗来到，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风平浪静。随之而来的，就是列强各国为角逐海上霸权所掀起的军备竞赛。美、英、日三国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竞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憋了一肚子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的地步。美洲大陆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东西拱卫，在美洲又没有谁敢打美国的坏主意，因此美国决定率先发展海军，其仰仗的就是自己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早在1916年8月，美国威尔逊总统就宣布，在3年内建造10艘超级无畏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打造一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造舰计划。此举也等于向世界海军霸主大英帝国发出了挑战书。威尔逊曾经这样说：“我想再去参加和平会议时，往口袋里塞进所有能装下的武器以赢得公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消耗的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是力不从心。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世界老大当然丢不起面子，英国立即不甘示弱地提出，要建造4艘超级战列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话说得似乎铿锵有力，但底气已明显不足。此时的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再也不敢提保持海军的“两强”（即海军力量要超过排名第二、第三之和）优势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样发了横财的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也雄心勃勃地大力推进早已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即建立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后改为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强大舰队，还提出主力舰每八年要更新一次。

有红花也就会有绿叶，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竞赛行列。一时间，各大海军强国的造船厂内叮叮当当、人声鼎沸，好一派繁忙景象。大家你造一艘，我造两艘，从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悄然兴起并愈演愈烈。

牛好吹，活难干。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发杆枪就能上阵，水兵的脚下是甲板不是陆地。一定程度上说，打造海军跟烧钱差不多。时隔不久，大家都逐渐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伴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各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大增，财政纷纷捉襟见肘。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腾得财力匮乏的英国首先就奉陪不起，现在硬撑着加入军备竞赛真是苦不堪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但国力最弱的日本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实施“八八舰队”计划，对海军的拨款已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1/3以上。美国虽然财大气粗一点，但要真正压倒英、日也绝非易事。况且作为民主国家，来自国内民众的反军备压力巨大。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陷入了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21年7月，美国总统沃伦·哈定正式向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发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邀请，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限制海军军备；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的秩序问题。为此，除由九国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设立了由美、英、日、法、意五国组成的“缩减军备委员会”和由九国组成的“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委员会”。看上去，来的国家不少，真正说了算的不多。会议实际上是在美、英、日三国的操纵下进行的。

参会各国为了在会议上争得对己有利的条件，可谓煞费苦心。前文提到，日本1907年出台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除了将美国作为假想敌和打造“八八舰队”两项主要内容，还有一项就是：在战略上按照美国海军70%的标准保持实力。

有关日本海军必须保持在美国水平70%这一数据，是1907年由日本海军两大战略家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计算的前提是，入侵的敌军舰队需要比日军的防守舰队拥有至少50%的优势，才有可能打赢战争。如果日本海军有美国70%的实力，相应地也就是美国有日本143%的实力，美国就不能确保对日本进行一次成功的进攻。如果日本只有美国60%的实力，则相应地，美国就有对日本166%的优势。日军如果按照70%的比例和美国开战，秋山认为日军获胜的概率在50%左右。佐藤则稍稍乐观一些，他认为日军稍占上风。综合结论是没有70%就没有绝对的安全。也就是说，60%和70%之间，仅仅是10%的差异将决定未来战争的最后胜负。

这一理念逐渐成为日本海军的共识：70%是最低安全指标，攻不足则守有余。为了验证这一数据，日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兵棋推演和海上操练。我们之后多次要提到兵棋推演。1902年，秋山真之到海军大学任教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入美国先进的“兵棋推演”。可以说，70%这个数字折磨了日本海军足足30年之久，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

但这个70%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军的进攻必须从珍珠港出发。如果美国在关岛和菲律宾建成了大型海军基地的话，这个70%对于日本就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大洋彼岸那个最伟大的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的恩师马汉也认为，菲律宾距离珍珠港是3000英里，如果美国舰队从珍珠港出发，途中受到磨损、船底污泥、沿途敌人的侵扰、官兵士气不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每前进1000英里，战斗力就会下降10%。等到了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就只剩下70%的战斗力和日本交锋，只能有“成败参半的机会”。高手不愧为高手，师徒也可谓是心灵相通，隔那么远都能想到一起。

日本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准备，从1919年6月就已经开始，其主导者就是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他就是日俄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关键时候曾经带领参谋把受伤的东乡平八郎抬进司令塔内。我们之后称为“大加藤”。从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开始，直到他担任首相的5届内阁，共7年1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或兼任海军大臣，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居第二位，仅次于斋藤实海军大将。难得的是，大加藤被誉为日本海军中最杰出的“将军政治家”，后来甚至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海军中唯一的政治家。英国人也称他为“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政治家”。

大加藤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作为“八八舰队”的主要倡导者，视野开阔的大加藤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等诸多因素以及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现实需要，希望能够停止危险的军备竞赛，以此避免将来可能与美国的战争。作为一名温和派的海军官员，在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通知时，头脑清醒的大加藤认为这不啻一个“天赐良机”。

大加藤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内阁首相的全力支持。当时任首相的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原敬成功地以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政治，他主政的年代成为日本“大正民主”的象征。原敬认为在战后国际社会中，与英、美特别是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减少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他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的基本政策，甚至表露出归还山东权益的意愿。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始终坚持“政治应高于军事”的原敬认为大规模扩军是无益的，美国总统哈定呼吁召开裁军会议，正好给了原敬一个很好的台阶。

原敬当即对美国提出的裁军提案表示欢迎，同时认为，只有从海军实力派人物加藤友三郎出马才能说服海军方面接受可能签订的条约。由于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原敬首相肯定会无条件地支持大加藤。会前，原敬曾经向大加藤承诺，让他不要受任何国内政治派别的影响。可惜的是，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一周的11月4日下午19点多，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铁路搬岔工中冈艮一刺*，成为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位被暗*的首相。不辱使命的大加藤最后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条约的签订，出色地完成了原敬交给的任务，也算告慰了原敬的在天之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原敬和大加藤那样的觉悟。日本代表团的首席海军顾问就是海军大学校长加藤宽治海军中将，我们之后称之为“小加藤”。小加藤是“海兵”第十六期的首席，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作为一个纯粹的海军军官，小加藤强烈反对缩减军备。尽管当时职位并不太高，但小加藤代表的却是海军内部人数众多的反裁军队伍。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加藤、小加藤分别代表了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待日本国防问题的小加藤素以强硬著称。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他不是那种会耐心等柿子熟透掉下来，而是等不到柿子成熟就会一竿子打下来的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上武士”。与大加藤的理性和冷静相比，小加藤可谓是性情中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说小加藤是一个“头脑简单和冲动的人”，铃木贯太郎对小加藤的评价更绝，“任性、冲动、很难对付”。小加藤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军人干政”的危害性。后来的历史证实，正是这个莽夫用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日本海军一步一步地带到了珍珠港。

能有如此“作为”的小加藤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他认为：“日美海军为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以及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宝库’引发的经济战，必然最后导致日美海军之间的争霸战，而持久战对日本是不利的。美国工业实力雄厚，平时没必要保持庞大的军备，即使使用与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备兵力，仍能在战争爆发后及时扩大生产扩充舰队来保持安全。而像日本这样在资源和工业上都居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不拥有强大的常备兵力，一旦危急就会无所依靠。”小加藤对70%立场的坚持已经超越了军事层面，其根源在于其“军备平等”和“国家荣誉”的概念。他声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本应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军备，保持70%已是最大的让步，这已经损害了日本的“国格”。

1921年11月12日，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独立纪念馆，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规范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会议胜利召开。近千名来宾济济一堂，各国代表、顾问、外国使节太太、国会议员和其他客人挤满了包厢。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格的外交会议。

为了渲染和平气氛，会场内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U”字形的会议桌，桌上覆盖着绿色的台布。大会选举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休斯为大会主席，美国海军的首席顾问就是当时只有39岁的海军部长助理，后来的总统罗斯福。此时的罗斯福并不显山露水。

会议开幕第一天，美国就先发制人，国务卿休斯率先抛出了一个早已谋划好的有利于美国的限制海军军备方案：

一、一个为期10年的“海军假日”，所有国家停止建造主力舰；

二、以主力舰总吨位为标准计算海军实力，确定各国的比例，美、英两国的主力舰各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辅助舰则参照主力舰的规定比例；

三、按照立即停建的原则，列出拆除舰只的详细名单和计划。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这个方案确立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同时分享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休斯的发言“一石激起千重浪”。据英国记者沙利文报道，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主力舰时，英国代表、海军上将贝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儿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狠踢了一脚似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写道：“休斯先生在35分钟内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中所击沉的军舰还要多。”

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一直在悄悄观察大加藤的表情。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大加藤“直视前方，脸上一动不动”。

脸不动不一定表明就赞成，美国的方案立即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11月28日，日本政府提出三个方案，密电指示日方代表在会上讨价还价。首先提出第一案，争取英、美同日本的主力舰比例为10∶10∶7，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如不行，则提出10∶10∶6.5的第二案，倘必须退至10∶10∶6第三案时，则要求各国保持“维持太平洋防务现状”。

日本这一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破译。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时的尴尬角色，这次落到了大加藤头上。由于已经对日本的企图和底线了如指掌，11月30日，大加藤正式向大会提出10∶10∶7的要求时，立即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美国代表声称，如果日本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愿妥协的话，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用造四艘来回答，反正老子有的是钱。美国甚至威胁日本，如果会议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将开始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在五年之内日本海军力量将会远远低于美国的60%。

作为反击，12月2日，大加藤向休斯提出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停止建设海军基地。休斯立即排除了夏威夷，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放弃的，同时认为“保持关岛和菲律宾的现状没有问题”。12月6日，英国首席代表亚瑟·贝尔福向日本提出了妥协案：日本接受10∶10∶6的比例，英国则不在西太平洋建设和加强海军基地，如香港等。对于英国的提议，美国随后也表示接受。

大加藤认为，英国是支持美国的，自己原来的盟友已经倒向了美国人。如果把同人种同语言的英、美算作亲兄弟的话，那黄种人的日本最多只能算是远房表弟而已。这样日本在与英、美的对抗中完全陷入了孤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15日，美、英、日三方达成了有关主力舰的协定，确定日本与英、美的主力舰比例为6∶10∶10。

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作为对日本的让步，大家规定了美、英、日三国要维持太平洋西部区域海军基地现状，美、英承诺在该区域不再建设新的海军基地。每个国家对这条禁令都有例外。美国能加强它的本土基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包括阿留申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被禁止加强或扩大超出签字日现存的规模。英国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造基地设防，但不包括香港。日本也同意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上不设防。这一举措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区域统治地位。

关于不设防的条款意味着美、英不能在距日本本土5000公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导致菲律宾和关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就被日军占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雷斯特德曾经这样说，“从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海军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出现了累累伤痕”。

红花唱完了戏，轮到绿叶登场。美、英、日三强主力舰比例刚刚敲定，法国和意大利又开始漫天要起价来，要求拥有超过日本标准的35万吨主力舰。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是打了个对折，可以拥有17.5万吨。

摆平了主力舰，海军五强又在限制潜艇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英国最忌怕别人的潜艇，英伦三岛所需的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超过60%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的畅通极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已经成为英国人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因此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艇。法国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声称如果不准海军弱国使用潜艇，就等于是把它们交给海军强国任意宰割，要求不应对潜艇做任何限制。

一方要求完全限制，一方要求全部放开，于是争吵再次展开。最怕法国独霸欧洲的英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说：“英国决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艇舰队！”法国代表反将一军：“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法国就同意立即取消潜艇。”这话基本相当于“你如果保证不吃饭，我绝对保证不吃肉”。

英国代表立即回击：“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艇，那对英国的威胁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大许多倍。”法国代表反唇相讥：“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美国见英、法“潜艇战”陷入僵局，赶紧出来打圆场。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限制潜艇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经过近三个月的明争暗斗，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海军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强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10∶6∶3.5∶3.5。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135000吨，日本81000吨，法、意各为60000吨。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炮口径不得超过203毫米。在西太平洋特定区域，美、英、日不能修建新的海军基地。

条约最后强调，十年内各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这就是史称的“海军十年假期”。《五国海军条约》使得美国在未来和日本的战争中只能以夏威夷作为基地，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变得十分困难。日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但显然也没有力量对美国进行跨洋攻击。之前签订的《四国条约》预先防止了英、美海军成为日本的对立面，这两个条约一道让日本海军成了远东水域的主宰者，这也算一个巨大的成功。

原敬被刺*后，继任者是搞财务出身的高桥是清，高桥内阁批准缔结了华盛顿裁军协议。不过相比原敬而言，高桥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曾经八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由于竭力抑制军费开支，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此乃后话，后文详叙。

华盛顿会议美国坐镇主场可谓取得了一次胜利。日本原来要求的比例在美、英的压力下只得屈从，肯定不那么舒服。英国也是失意者之一，被迫承认了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原来的一枝独秀变成了并驾齐驱。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对战后美国在全球势力的迅速膨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除《五国海军条约》外，会议还签署了其他两个协议，分别是《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四国条约》由美、英、日、法四国于1921年12月13日正式签署。这一条约的关键点，在于拆散了自日俄战争开始之前就签订的《英日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原来的“哥俩好”变成了“四季发财”，日本人吃了一个说都说不出来的哑巴亏。华盛顿会议之后，名义上日本似乎朋友多了，但是真正盟友英国的疏远，导致日本随后在国际关系上逐渐陷入了孤立的不利局面。《九国公约》由与会国于1922年2月6日签署，其实质是确认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在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既得利益前提下，恢复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否定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这样，在巴黎没办成的事，美国在家门口办成了。

事实上，就国力而言，日本接受6∶10∶10的比例也属于现实的选择，日本政府包括军界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士均持此观点。自1920年实施建造“八八舰队”计划以来，经济尚不发达的日本已暴露出国力难以承受的迹象。仅1921年度，政府拨给海军的费用就占国家总预算的1/3。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军费开支达到了国家预算的六成以上。日本代表团成员堀悌吉认为，“这一比例无论是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经济角度上来说对日本都是合适的”。

这一比较现实的选择却遭到日本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激烈反对。以海军首席顾问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的小加藤，在会议期间就与大加藤有过无数次激烈的争吵，有时候，大小两加藤的辩论甚至通宵达旦。大加藤曾经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不时悄悄地留心小加藤所住的房间——他担心情绪激动的小加藤想不开而自*。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小加藤真自*了，对于日本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在签署协议的那一天，痛苦万分的小加藤痛不欲生，掩面而泣，振臂高呼：“对美国的战争自今天开始，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即使回到国内，小加藤在见到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时，又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沮丧地向元帅道歉，为自己没有完成70%的比例而羞愧难当。此时东乡应该还属于“条约派”，60%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大加藤事先得到了东乡的支持。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加藤，东乡只好安慰道：“该条约没有限制演习，对吧？”

小加藤回国后，发表了坚决反对会议决议的观点，得到了海军中众多少壮派军官的支持。很多日本年轻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日本当作忠实的看门狗对待，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很快抛弃日本，投入了美国的怀抱，简直是猪狗不如，美、英那就是狼狈为奸。在他们的心目中，仇恨英、美的情绪开始逐渐滋生，蔓延。

这样，华盛顿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反对扩军备战赞成华盛顿条约的“条约派”，以及赞成扩军反对条约的“舰队派”。

大加藤是“条约派”的总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军省，也就是被称为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他们是赞同停止军备竞赛的稳健派，这一派别最后的思想变成了反对和美军开战。按照通俗的解释，他们属于“军政派”“鸽派”“亲英美派”或者“理智派”，后文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为“条约派”。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期，“条约派”稍占上风。但随着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条约派”日渐式微，在海军中沦落为绝对孤立的少数派。大加藤的思想遗产传承到战前，已经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斗士在苦苦支撑，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号称反对对美开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们处境险恶，连高为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时刻面临被刺*的危险。无奈之下，米内光政只好让他到联合舰队任职，这才有了之后的奇袭珍珠港之役。

以小加藤为首的反对华盛顿条约的一帮人，被统称为“舰队派”，大部分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少壮派军官。与“条约派”相反，他们认为日本迟早要和英、美作战，反对限制军备条约。相对应的解释就是“军令派”“鹰派”“反英美派”“激进派”，后文统称为“舰队派”。当时还是年轻少壮军官的南云忠一、山口多闻等，都属于这一派别。

并不是所有海军省的官员都属于“条约派”。曾经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舰队派”，还组织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曾经的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铃木贯太郎，军令部次长、后来开战前美日谈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对于某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华盛顿会议之时，东乡平八郎就是赞成签约的“条约派”，之后由于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的影响，逐渐成为“舰队派”的幕后中坚人物。还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伦敦会议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坚定的“舰队派”，为此差点打了赞成签约的大藏省官员、理财圣手贺屋兴宣耳光。但之后受到好友“条约派”的堀悌吉的影响，深具战略眼光的山本逐渐转变为铁杆的“条约派”。

可以说，目前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才刚刚形成。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之时，两派之间开始变得界限分明，两派的决战将因为伦敦条约而爆发。

原敬遇刺身亡后，接任的高桥是清首相很快辞职，多年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海军内享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并继续兼任海军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华盛顿条约的约定，大幅度削减海军预算。日本海军预算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21年是31.6%，1922年降为26.5%，到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后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后都超过了20%。预算减少使得国家财政避免了*。

日本海军中止了6艘主力舰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级军官和超过5800名士兵被裁减，14000名海军相关工人失去了工作。当指定的战舰作为炮术和鱼雷训练的靶子被击沉时，那些曾经在舰上服役的军官和水兵含泪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当时军令部作战课的“舰队派”强硬分子高桥三吉海军大佐这样形容，“看到那些威风凛凛的高大战舰被我们自己动手击沉，广大官兵对英美的刻骨仇恨油然而生”。

即使作为“舰队派”的井上成美海军少佐也感到委屈，因为他很多的“海大”同学被迫离开了海军。1922年，“海大”的招生人数不到前一年的1/5，学校建议学生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和父母商量此事。这对官兵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四名海军青年军官后来参加了1932年刺*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他们都毕业于受到华盛顿会议影响的那一届，这绝对不是偶然。

陆军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从1923年（大正十二年）至1925年（大正十四年）共裁减了60000人，日本陆军著名的“宇垣军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很多部队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老武器。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以至于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士兵在演习时必须随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壳，将其统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厂。这一习惯在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捡起那些弹壳。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检查出患有大肠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开完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倒下了，并于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后，在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他倡导的不和美国作战的原则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与美国战争不可避免的方针。从此“舰队派”开始逐渐打压、驱逐“条约派”并成为日本海军的主流，最终将国家引向战争，引向毁灭。“条约派”的著名人物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曾经说：“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日本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太平洋战争。”

根据日本帝国海军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日本最初作为“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二号舰已经于1920年12月在吴港海军船厂开工建造。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1922年2月5日，这艘舰被迫暂停建造。第二年，日本将这艘停建的战列巡洋舰改建成航空母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号。1928年12月1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佐登上了这艘名舰，出任该舰第三任舰长。

同样道理，“加贺”号航空母舰也是华盛顿条约之后改建航空母舰的产物。它的出身比“赤城”号还要高贵，原始设计是一艘战列舰。“加贺”号可谓命运多舛，这艘根据华盛顿条约被迫停工的战列舰本来是准备解体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挽救了它。原来准备改造为航母的“天城”号因地震龙骨扭曲而报废，“加贺”号因此死里逃生，被免于解体并顶替了“天城”号，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叱咤风云的名舰之一。

你改我也改。美国同样根据条约，将1920年已经陆续开工的战舰进行改造，两艘进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分别改建成航空母舰，舷号为CV-2和CV-3。它们都成为开战之初美国海军的核心打击力量。

顺便说一下，CV-1的光辉排名并不属于什么名舰。它是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东南亚盟军作战时受到日机攻击失去动力，后被护航的驱逐舰自行击沉。

伦敦裁军会议

前文说到，华盛顿会议规定了“海军五强”主力舰的比例，但并没有解决辅助舰的比例问题，这给各国加剧军备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会后，各国立即剑走偏锋，竞相投入到建造辅助舰的军备竞赛当中。到1927年，各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包括英国289艘合计610000吨、美国350艘513000吨、日本179艘347000吨、法国113艘225000吨、意大利75艘131000吨。不让养老虎，那养一群狼也行，关键时候也管用。辅助舰的无序扩张增加了各国海军军费在预算中的比例，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

正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1927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邀请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日内瓦再次召开海军会议，商讨限制辅助舰的军控问题。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只派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使得原来的“五魁首”变成了实际上的“三国演义”。

此时的日本首相是若槻礼次郎，若槻内阁任命海军大将斋藤实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上，日本仍然坚持的70%原则当然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联合反对。可笑的是，日本的问题还没解决，美国、英国俩亲兄弟先打起来了。英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需要大量的轻巡洋舰就能满足实际需要。而美国海外基地很少，需要能够做长距离跨洋航行的重巡洋舰，美、英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由于双方都拒绝妥协，最终不欢而散，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内瓦至少勉强坚持了加藤友三郎的思想。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企业大批*导致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主要国家的生产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强调了军备缩减的必要性。同年6月，英国也由以亲美政策与实现军备缩减为选举纲领的麦克唐纳组阁。在日内瓦互不相让吵得一塌糊涂的英、美，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两国很快就达成了双方均等的协定。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0月7日由外交大臣亨德森向日、美、法、意四国发出关于在伦敦召开限制海军军备裁军会议的邀请函。接到邀请函之后，各国相继表示愿意参加伦敦海军会议。

1929年11月，日本参加伦敦会议的代表团正式宣告成立，带队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前首相若槻礼次郎。这个代表团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如山本五十六、丰田贞次郎、山口多闻、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人。尽管此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匪兵甲，但都会在正场的太平洋战争中成为主角。

早在1929年6月28日，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就得到了内阁关于伦敦谈判的“三原则”：一是水面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0%；二是在10000吨级、主炮口径203毫米的重巡洋舰上也必须达到美国的70%；三是潜艇保持现有的78000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分别与美英双方就上述“三原则”进行磋商。前线传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两位大使说，如果坚持上述原则不动摇的话，会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决裂。

加藤宽治现在已经去掉“小”字，升级为加藤，这时候已经荣升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职位的升迁使得加藤比以前更为强硬。1929年11月28日，他找到了当时的首相浜口雄幸，提出即使70%的比例也是不够的，这是事关海军和国家生死的底线，是“经历过无以言表的刻苦训练的海军士气之维系”，加藤强调日本即使退出条约，也比放弃70%好。之前的11月26日，加藤告诉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畑俊六少将，“甘冒放弃军令部部长的位置，也要坚持70%的比例要求”。加藤还抬出了一尊“神”，他告诉浜口首相和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已经83岁的东乡元帅是支持70%的。由于受到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等“舰队派”关键人物的影响，东乡已经逐渐由“条约派”转化为“舰队派”。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下，日本经济也同样举步维艰。此时的日本首相是作风雷厉风行、外号“雄狮首相”的浜口雄幸。浜口首相的首要任务就是财政紧缩和加强与英、美的合作，以图尽快改善经济状况。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缔结一项海军协议。浜口选择了曾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一次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作为强有力的文官领袖，若之前就是华盛顿条约的忠实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议上，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坚持70%的比例是不明智的”。除了若槻为全权代表外，海军大臣财部彪、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也都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最高海军顾问是“舰队派”的安保清种，排名第二的就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山本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舰队派”。

日本庞大的代表团怀揣着政府与海军共同制定的原则，于1929年11月30日从横滨启程，应美国之邀先行赴美。12月16日，若槻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胡佛举行了会谈，重申了日本对美国70%的要求。由于正式会议还没开，美国方面对此并没有进行答复。随后代表团一行于1929年12月27日到达英国伦敦。

1930年1月初，美国、法国、意大利各国代表团也相继来到。美国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首席代表、国务卿史汀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辈子见过的美国派出参加国际会议的最大代表团。”之前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海军军官的争吵，会议毫无结果，胡佛总统一气之下，没有让海军军官参加代表团，只是让他们辅助提供咨询，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诚意。

用史汀生的话来形容这两个同样庞大的代表团的最大区别是，“日本代表团内部充满了矛盾和争议，而美国代表团是一个和谐一致的集体，每个人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在英国上院画廊正式召开，当天伦敦的大雾仿佛也预示着前途的不可预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各国不以私利为重，永久消除文化发展中的障碍。随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美国全权代表史汀生、日本全权代表若槻礼次郎以及法国、意大利的代表都发表了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的参会感言，冠冕堂皇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有人的讲话中都没带任何数字，不过是纯粹的外交辞令而已。

日本按计划抛出的提案立即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执行。于是又出现了10年前在华盛顿会议上的6∶10与7∶10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走进了死胡同的会议几次濒于破裂。

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槻，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

2月20日，若槻发电报给政府，说明会议如果按这种情况继续开下去的话，必然导致决裂。政府回复主张绝不能使会议决裂，务必努力促使其成功。为了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和美国代表里德开始在会下进行协调，以期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两个人最后提出了非官方的“里德—松平协议”，答应给予日本总吨位69.75%的比例。在重巡洋舰方面允许美国18艘，日本12艘，也就是60.2%。为了使日本满意，美国接受了一个复杂的安排，18艘重巡洋舰中的最后3艘，分别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开工建造，也就是在1936年、1937年、1938年完工。因此，日本将在1935年达到72.2%、1936年达到67.8%、1937年达到63.8%、1938年达到62%的比例。不过日本已经拥有8艘重巡洋舰，还有4艘接近完工，也就是说，日本在之后不能再建造新的重巡洋舰，而美国还可以建造14艘。关于潜艇，双方都可以建造52700吨，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建造新的潜艇来进行更新。到1936年，日本潜艇吨位将从78000吨减少到52700吨。里德强调，这是美国的底线。

若槻对两人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70%的比例要求。至于潜艇，他认为美国同意和日本在数量上持平已经是“美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若槻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政府的指令和意图，“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签署条约”，他发给国内的电报里说。

在日本内部，以“条约派”为主的海军省山梨胜之进、堀悌吉、野村吉三郎、左近司政三等人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以“舰队派”为主的军令部却坚决反对，以加藤宽治、伏见宫博恭王、末次信正为主的“舰队派”要求坚决抵制美国。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重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将来一旦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最少也要达到78000吨。来往于国内和谈判现场的电报开始穿梭进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条约派”和“舰队派”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同为海军的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系统，禁止自己的意图被对方知晓，防自己超过了防美国人。

在3月25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浜口雄幸首相声明政府已经决定不冒打破会议和重开军备竞赛的风险，从军事、外交和财政的角度出发接受美、英提出的意见。浜口雄幸指出，他主张接受该条约最大的理由，是财政方面的考虑。一旦会谈破裂，美国重启造舰计划引发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的财政趋于崩溃。他还强调，如果不和英、美合作，日本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日本就会在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处于无法形容的尴尬境地。最后浜口说：“即便是我失去首相一职，即便是我会失去生命，这一决定也绝不可动摇。”不料想，浜口一语成谶。

面对来自“舰队派”的巨大压力，3月27日，浜口觐见了裕仁天皇。天皇“尽力达成协议以为世界和平之利益”的指示，让浜口激动不已。对海军而言，这是天皇第一次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成一件事情。此外，支持浜口的还有属于温和派的三大巨头——元老西园寺公望、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甚至说，“如果没有侍从长的身份，我愿意亲自出马去说服加藤”。在后来的“二二六事件”中，海军中被叛军刺*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斋藤实全是支持伦敦条约的温和派领袖。

政府准备签约的消息对于强硬派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得到消息的加藤宽治声称要自*，沮丧的加藤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日夜不安，很多时候想到了自*，但是我必须鼓起勇气。日本就像被美国绑住了手脚然后扔进了监狱。”温和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对此一针见血地讽刺道：“那些四处吆喝要自*的人，没有几个最后能真正做到的。”

4月1日，来自东京的指示到了伦敦。前线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几乎痛哭流涕。当大藏省代表贺屋兴宣强调财政需要限制军备时，山本五十六大叫：“贺屋，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马上给你两个耳光。”有人回忆，当有人提到若槻礼次郎时，山本的表情好似恨不能马上就去*了他。4月2日，山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海军大臣财部彪发出了挑战，他说，“会议失败之后的海军大臣能够保持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以辞职相抗议，向日本国民证明海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4月22日，《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国际条约》（《伦敦海军条约》）在圣詹姆斯宫签订。在重巡洋舰上，日本获得了60.2%的比例，允许日本在1936年之前拥有70%的比例，条约期限是1936年12月31日。相对于日本的愤愤不平，美国海军咨询委员会认为，在伦敦会议上，日本已经得到了“西太平洋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和“东亚事务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下一次的海军会议。

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即使合约已经签订，他们依然提出了强烈抗议。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征求军令部部长的意见就上奏天皇，然后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日本著名海军记者伊藤正德称这次有关统帅权的争论是“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6月19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时，迎接他们的是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山本五十六被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国家的前途问题，不久，他的态度就逐渐向支持军备限制方向转变。

回国之后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很快辞职。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财部未遂，为唤起国内右翼团体的注意剖腹自*。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也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并提交《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随后也被免职。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11月14日，批准签订条约的浜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凶手是一个叫佐乡屋留雄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他对伦敦条约的签订极为不满，暗*首相的理由是浜口雄幸带来了“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1931年8月26日，浜口去世。后来曾经有人说，浜口遇刺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浜口死后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缔结伦敦条约和随后的“干涉权”之争导致日本海军完全分裂。在海军省，那些属于“条约派”的军官嘲笑军令部是一群疯子。在军令部，那些“舰队派”的好战分子痛骂海军省的人全是叛徒。

在日本，海军在参与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本来就只有陆军的1/3左右，现在由于内部分裂，开始减弱到1/4或者1/5。

日本海军走上战争之路

两次海军裁军会议给日本海军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伦敦海军会议直接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决裂，也使海军省和军令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此外，还产生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反英、美和亲德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根据原来的传统，日本海军会选择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毕业生去英国或者美国深造。随着《英日同盟》的终止，日本派往英国的人员逐渐减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德国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师。到了30年代，德国已经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日本海军军官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1936年，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日本海军派驻柏林的武官、助理和办公人员数量超过了在英、美类似人员的总和。这些人回国后立即成为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亲德反美的中坚力量。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在德国工作或者留过学的人都亲德，这其中也不乏个别清醒者。好书成癖的米内光政曾经在德国待过两年半，他深刻意识到日本与德国亲近的危险。他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那些亲德的年轻人，希特勒鄙视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这些话在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已经被刻意删掉了。同样清醒的还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绝对不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因为那个国家在撕毁条约时毫不犹豫”。

亲德派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大后台，他就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从1933年到1941年担任了八年军令部部长的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年仅12岁的伏见宫就进了“海兵”第十六期，可是当年9月就因受不了学校对皇族的特殊照顾毅然退学，之后远赴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伏见宫在德国可不是简单地镀金，而是实打实地接受德国的海军教育，在读完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第三分队长，激战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的伏见宫拒绝军医救治，要求他们先去处理更重的伤员。这时候“三笠”号的炮术长上来把他硬抱了下去，这位炮术长的名字叫加藤宽治。据说在伏见宫“海兵”短暂的学习期间，加藤就是伏见宫的“官方伴读”。后来伏见宫先后出任“海大”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22年，47岁的他就晋升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由于其父也曾经是日本陆军元帅，1932年，伏见宫进入元帅府后与其父成为日军中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伏见宫与东乡平八郎一起成为“舰队派”的两大后台。作为皇族的伏见宫打着天皇的旗号干了许多天皇不知道的事，在任内，1933年2月2日，成功地将海军军令部部长升级为和陆军类似的军令部总长。其漫长职业生涯的业绩，用后人的评价说，就是“连平庸都算不上”。由于是皇族，伏见宫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或错误承担任何责任，他因为没人敢惹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在掌管日本海军期间，他主持撕毁伦敦条约，逼迫大角岑生将作战指挥权从海军省转移到军令部，解除大批“条约派”海军将领，推动日德海军合作，逼迫海军同意对英、美开战等劣迹，使得后来的日本史学家称他为“日本海军的毒瘤”。1941年开战前夕，昭和天皇顾虑到日本很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害怕最后追究皇族的责任才让其隐身幕后。这样，战后伏见宫连战犯都没混上，1946年病死。

伦敦会议之后，加藤宽治黯然辞去了军令部部长的职务。由于加藤先后出任过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大学的校长，在海军内部可谓“桃李满天下”。加藤从华盛顿返回之后，在有关美国强加给日本60%比例的演说中声泪俱下，成为每个“海大”毕业生心中永久的伤痛。他对于日本海军天下无敌的吹嘘，又使得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如醉如痴。一定意义上，加藤依然是“舰队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1931年1月，“舰队派”的主力选手大角岑生在东乡、加藤的支持下出任海军大臣，然后联手在1932年2月成功扶持伏见宫登上军令部部长的宝座。1933年2月，又一位“舰队派”的骨干末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官，至此“舰队派”完成了一统天下。

传统的海军是一个相当有序和团结的整体，组织战役战术归军令部，行政决策大权在海军省。在伦敦会议之前，海军省的地位一直高于军令部。伏见宫出任军令部部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海军省夺权。伏见宫以“把海军省的权力压缩到最小”为目标，主持修改了“军令部令”，要求海军省把所管辖的武装规模、军事教育、舰队训练甚至人事权交给军令部。伏见宫滥用皇室的身份，迫使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范，成功夺取了上述权力。此举极大地削弱了海军省的力量，也预示着将来军令部在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时候，海军大臣已经没有能力来为战争踩下刹车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两任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岛田繁太郎面对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强势无可奈何的原因，就在于此。

一统天下之后，“舰队派”马上开始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此时仍然坚持加藤友三郎观点的“条约派”已经日渐式微，几乎失去了反抗力量。1933年到1934年间，“条约派”的高级军官被全体强迫退休或编入预备役，这就是史称的“大角清洗”。在大角的背后，是东乡、加藤、伏见宫几大“舰队派”的巨头。

这些被清洗的人，包括56岁的山梨胜之进大将、51岁的堀悌吉中将、55岁的左近司政三中将、52岁的寺岛健中将，等等。从年龄可以看出，这些人虽然当水兵是老了点，但作为海军高级将领都正值当打之年。要知道，日本规定海军大将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中将是62岁。这些人都是出身海军省的“条约派”要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对这次清洗造成的恶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摧毁了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领导层，打垮了海军内部的反战力量。同时使得日本海军走向战争变得畅通无阻。

被打入预备役的堀悌吉海军中将是山本五十六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被称为拥有“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有人甚至说他比秋山真之还聪明，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山本对此的评价是，堀悌吉的退役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珍珠港事件之前，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类似的话井上成美也说过，“如果山梨胜之进和堀悌吉仍然留在海军的话，日本的历史将被改写”。

大清洗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有四位一流的海军将领戏剧性地逃过了这场劫难。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反战铁三角”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之外，另一个就是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

顺便说一句，清洗了“条约派”的大角也没有取得善终。1941年2月5日，大角岑生海军大将乘坐大型运输机“微风”号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飞机失事坠落。大角岑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并由此获得侵华战争中被击毙日军最高海军将领的“光荣称号”。

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不久，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情况下，日本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迎来了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

华盛顿条约虽然使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一定限制，但英、美对日本做出了不在西太平洋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的重要让步，从而使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了巨大的优势。1930年，伦敦条约又使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10∶10∶6的比例，这无疑也是日本的胜利。按道理，日本应该满意了。但出于扩大侵略的需要，日本还是决心完全摆脱裁军条约的限制。

现在关键是必须找到退出条约的合适理由。此时由“舰队派”一统天下的日本海军很快提出了新的观点。大角海军大臣提出，随着海军技术的不断发展、舰船航速的加快以及航空火力的增强，太平洋上的战略空间已大大缩小，相对作战距离急剧缩短，美国进行跨洋作战变得更为快捷，70%的比例早已经不够了。为了在将来与美军的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日本必须争取与美、英在实力上的完全对等。他们清楚英、美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日本就可以做到比较体面的“被迫退出”。

在1933年10月16日的内阁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大角宣称：“基于国家的生存权和武装的平等权，实力对等是绝对必要的要求，为了完成足够的军备和坚决抵抗美国对远东地区的侵略，日本必须废除华盛顿条约。”当有人质疑废除条约会引发美、英的联合时，大角厉声反问：“难道不废除条约，美国和英国就不联合了吗？”还威胁说，“舰队的官兵为此而义愤填膺，除了实现对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抚他们”。会外的大角还有一句更加夸张的名言，“即便全体日本国民只喝稀饭也必须无限制地扩建海军”。

此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已经与第一次伦敦会议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军界声称美国和英国分别在夏威夷和新加坡强化它们的基地，矛头自然是指向日本。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已经被血腥的“暗*政治”取代。华盛顿会议前原敬首相被*，伦敦会议后浜口首相遇刺，犬养毅首相一年前也因为不赞成日本军部扶持的伪满洲国而被人明目张胆地在家里干掉。面对海军的步步紧逼，连裕仁天皇都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告诉7月8日刚刚组阁的冈田启介首相，“至少华盛顿条约要以一种不激怒英、美的方式废除，日本人不能成为首恶”。1934年7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海军提出的废约要求。

加藤很快得到了消息，他兴奋地说：“这是帝国海军重生的曙光。”

与日本相反，华盛顿会议和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美国的海军建设却降到了最低限度。不仅没有达到伦敦条约规定的限额，连华盛顿条约规定的数量也未达到。1922年到1933年，美国只建造了40艘战舰，而同时间，日本却建造了164艘，英国是148艘。在轻型巡洋舰上，英国拥有34艘，日本拥有18艘，美国海军仅有10艘。

1933年3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位与美国海军密切相关的政治家。面对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复苏问题。难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从未远离过海军事务。这或许是受到他15岁生日时从他叔叔老罗斯福那里收到的礼物——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对于海军，罗斯福总统有着持续的炙热的情感。很多人注意到，在他任职期间，罗斯福提到海军时都用“我们”，提到陆军时，却少有如此亲近的词语。

罗斯福入主白宫使美国海军战舰建造计划在经历没有任何拨款的四年后重新迈开步伐——胡佛政府四年从头到尾没批准建造哪怕一艘海军舰只。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美国海军建设上坚持维护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努力使美国海军达到这两个条约规定的标准。1933年6月，罗斯福从新政救济资金中拨款2.38亿美元，计划在三年内建造32艘战舰。在这批造船计划中，值得注意的是两艘航空母舰，它们分别叫“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这两艘舰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双剑合璧，立下了丰功伟绩，在老酒的“十大名舰排行榜”上争得难得的靠前位置。1934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法案，要求授权建造102艘舰只，以便至1942年，美国的海军建设达到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

对于大英帝国而言，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终结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使英国的海军力量再次遭到削弱。温斯顿·丘吉尔指责伦敦条约使英国成为“一个次等的海军国家”。英国在远东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这势必在未来成为欲称霸远东的日本的侵略目标。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后，英国将同时面临东西方两大潜在敌人。相对于日本而言，德国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在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召开之前，英国的双眼紧盯着欧洲。对于远东太平洋地区，英国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些让步，以求得暂时太平。

伦敦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的有效期，都止于1936年12月31日。1934年5月18日，英国提议在伦敦召开海军预备会议，得到美日两国的赞同。1934年10月23日，首先在伦敦召开了由英、美、日三国代表参加的海军预备谈判会议。鉴于此前文官在会议上的“拙劣”表现，这次日本选择了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作为会议的首席代表。会议上，山本提出在战舰总吨位上确定“共同的最大限度”，立即遭到了英、美的断然拒绝。随后，美、英共同达成协议，双方步调一致，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共同的最大限度”。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坦率地告诉山本，“如果日本妄想改变现在的实力对比，无论它想怎么干，美国和英国一定会比它造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预备会议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尽管如此，山本五十六在伦敦的处子秀仍然赢得了“满堂彩”。在一次午餐会上，身高只有1.59米的山本机敏地嘲讽他的美英对手，“我虽然比你们个子低，但你们不会因此坚持只让我吃掉盘内3/5的食物，你们会让我按照我的需要去吃饭”。山本的话搞得美英代表哭笑不得，无言以对。伦敦新闻界大肆宣传报道，形容山本的笑容为“钢铁般的微笑”。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更是给了山本“伦敦之鹫”的光荣称号。由于山本的精彩表现，连德国的里宾特洛甫也热烈邀请山本在回国途中顺访柏林，后来山本在柏林火车站受到了里宾特洛甫和德国海军部部长的热烈欢迎。

1935年12月9日，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这就是史称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还是传统“海军五强”——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这次日本派出的全权代表是加藤宽治的忠实门徒、“舰队派”骨干之一的永野修身。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早已抱定退出会议决心的永野就再次抛出了“共同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当场遭到四国的断然拒绝。以后的几次会议上，永野继续执着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英、美采取联合行动，坚决进行抵制。

谈判现场的形势是绝望的，其实本来也就没指望会取得什么结果，只是为体面地退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1935年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递交了废除华盛顿条约的通告，表明了日本对抗到底的决心。

1936年1月9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永野修身，西方国家决定先排除“共同的最大限度”问题，继续讨论交换造舰计划和质量限制。永野回答道：“那样的话，没事可*日本只有退出会议。”在1936年1月15日的会议上，永野修身最后一次重申了日本的立场。在遭到其他四国的一致反对后，日本继1933年2月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再次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此举意味着日本开始公开反对作为整个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合作框架的华盛顿体系。此后，日本将不得不为它的孤立付出代价。后来的太平洋舰队首任司令官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说，“这相当于为限制军备这样一种高尚的试验敲响了丧钟”。日本外务次长重光葵也说，“日本已经放弃了维护自己国际地位的最后一道防线”。至此，日本在国际社会已经是众叛亲离。为了摆脱这种举目无亲的尴尬局面，日本随后找到了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德国和意大利。

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英、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坚持与其他与会国就达成新的限制海军军备协议进行谈判。1936年3月25日，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了新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有效期到1942年12月31日。意大利由于不满国际联盟对它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动进行制裁，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条约的内容在这里已没必要详细叙述。因为日本和意大利都已经退出，实际上，现在是英、美、法等未来的协约国在作茧自缚。在德、意、日疯狂扩军备战的同时，美、英、法却在主动限制本国和今后盟友的海军军备，今天回头看，那简直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哀。

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后，从1937年1月开始，摆脱了裁军限制的日本海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到1935年年底，日本海军舰船吨位就已经突破华盛顿和伦敦条约所规定的最高限额。由于美国并未达到上限，此时日本海军对美军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0%。1936年6月，日军统帅部第三次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明确规定“将美国、俄国作为主要对手，并要防备中国和英国”。根据这一方针，统帅部提出了陆海军所需要的庞大扩军计划。其中海军需要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6个、潜艇战队7个、基地航空兵部队65个飞行中队。1937年，海军制订了在5年内扩充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规定到1942年日本海军将再建72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军费预算，1937年，陆海军直接军费就高达30.6亿日元。

早在第二次伦敦会议之前，1934年11月20日，航空母舰“苍龙”号已经在吴海军船厂开工。会议之后，众多大型舰船的建造纷纷在各大海军造船厂拉开帷幕，日本终于迎来了“大快人心的黄金建设期”。1936年7月8日，“飞龙”号航空母舰在横须贺海军船厂开工。1937年11月4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在吴海军船厂动工建造。一个月后，1937年12月12日，“翔鹤”号航空母舰开工于横须贺海军船厂。1938年3月29日，“大和”号姊妹舰“武藏”号开工。1938年5月25日，“瑞鹤”号航空母舰在神户造船厂开始建造。日本海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拖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向前狂奔。

经济能力的不足导致日本不得不另辟蹊径，那就是同时开始为战争储备“航母预备舰”。日本政府鼓励民间航运公司建造大型轮船，以备战时征用改造为航母。凡是建造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航速在19节以上的客轮、油轮、货轮等，政府均给予一定的资助。1939年之后出现的“祥凤”“瑞凤”“龙凤”“云鹰”等航母，都是在原有大型舰船基础上改造完成的。1939年，日本又着手设计了大型航母“大凤”号。

回头来看看英国。1936年3月，《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签订后，英国内阁立即减慢了增加海军军费开支的速度。从日本海军的实际力量看，当时英国的计划仅仅是对付日本的“一强标准”。1937年至1938年度英国的海军军费开支，虽然比1935年至1936年度增加了70%，但德国同期增加了112.6%，日本增加了182.7%，相比之下，英国严重落后。海军部提出的造舰计划多次被内阁拒绝。在海军装备方面，英国也不如日本。以战列舰为例，英国当时建造的战列舰吨位不超过35000吨、最大主炮口径不超过406毫米，但当时日本已经在计划建造排水量达到7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为460毫米的“大和”级战列舰了。此外，英国海军的现代化程度也大大落后于日本和德国。

对美国来说，条约的限制也使美国海军发展的速度减缓。从1929年到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美元到3.7亿美元之间徘徊，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降为不到3亿美元。尽管来自德国、日本的战争威胁使罗斯福开始大力扩充海军，但仍未使海军规模达到两个海军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反战势力异常强大，使得罗斯福始终无法放开手脚。1937年2月，95%的受调查美国人不同意美利坚卷入欧战。甚至到了美日开战之前的1941年9月，仍然有87%的受调查人不认为美国应该对德宣战。在这样的压力下，直到1937年年底，罗斯福才决定扩大海军发展计划，1938年5月，国会终于授权大量增加海军舰只吨位。但即使这个计划获得实现，美国的舰队规模才第一次突破1936年的条约限制并仅仅增加了20%。陆军更惨，1933年6月，美国陆军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只有士兵122000人，远远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和平时期士兵280000人的最低标准，仅列世界第17位。

可以看出，当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意、日大力扩军备战的同时，英、美对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不但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相反，企图通过裁军来维护其原有优势和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了协约国阵营抵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能力，到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1934年5月30日，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病死于东京，终年87岁。半年后，12月22日，在埋葬东乡元帅的多摩墓地，来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海军大将。已经知道日本将退出华盛顿条约的大将在东乡墓前良久伫立，默默地告诉元帅，他生前的遗愿——废除海军军备条约已胜利完成，元帅在九泉之下终可瞑目了。

这个人就是加藤宽治。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大帅命丧皇姑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有年头没有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了，这对于以军事立国，习惯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来说很难得。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国内的严重危机导致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找出路。这次他们的目光瞄上了那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饱历了无数次苦难、战火、挣扎的黑土地——中国东北（满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源地。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结束了5年摄政，正式走上前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新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年号为“昭和”。名字听起来无比光明和谐，但正是这位裕仁，在不久的将来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位当天，裕仁就雄心勃勃地昭告天下：“明治天皇以其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祖训，继承遗志。”其欲对外侵略扩张之心昭然若揭。

裕仁即位之后不久，1927年4月，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同年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国局势问题的“东方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当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遭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此地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议结束之后不久，7月25日，一篇洋洋洒洒4万言的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呈送给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几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实后边还有，那就是“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其志真不在小也。

这个名闻天下的《田中奏折》，一直以来是真伪难辨。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奏折中国是如何得到的，坊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部下王家桢和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日本得来的，其盗取奏折的惊险细节堪称原始版的“谍中谍”。第二种是说诨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钱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交给中国人翻译公开。

日本人从头到尾就没承认有过这么一份文件，中日双方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案，至今仍无定论。借用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东京审判时候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它到底是真是假，关键日本之后的行动就是按照那个说法一步一步实施的。”秦德纯是个粗人，但这句说得还算有点道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是田中义一亲自写的，但也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它必定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事实倒是连后来的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现今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东方会议的参与者外务次长森络曾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了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两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其中河本更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

对于如何蚕食并最终占有中国满洲，日本国内存在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田中为首的政治家、外交官、商界人员组成的稳健派认为，应该通过商租权、兴办企业、修筑铁路等手段实现蚕食，最终将东北从中国逐步分离出来，实现和平侵占东北的目的。但以军部和关东军为主的激进派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武装占领，不听话的统统干掉，又简单又快！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张作霖的确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才控制了东三省。特别是在1925年11月，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军用兵不满而与冯玉祥约定起兵反张。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郭松龄手上，情急之下，张作霖只好向日本人求援，后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平定郭松龄。此举使自认为对其“有恩”的日本人更觉得张作霖应该听命于他们，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更是处处指手画脚。

其实张作霖并不甘心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他一反日本人“满洲保全”的主张，开始积极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其势力最大的时候甚至扩张到上海一带。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最后一任统治者。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愈来愈对日本的横加干涉表现不满。明里不敢反对，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日本人生气的是，这个土老帽张大帅竟然试图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做出自建铁路，与英、美亲近等一系列的“不法”举动，在土地权等关键问题上更是装聋卖傻，毫不让步。日本对张作霖逐渐由希望变成不满乃至失望。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就开始多次向张作霖强索满洲地区的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田中的威逼激起了东北民众的反日怒潮。1927年9月4日，沈阳有两万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此情况下，张作霖未能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更为日本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均系张作霖幕后指使，对他恨之入骨的关东军从此开始密谋除掉张作霖。

在此之前，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关东军开始逐渐走上历史前台。关东军被日本人骄傲地称为“皇军之花”，这支部队的历史要追溯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之后，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被迫把南满铁路的权益交割给日本。这么长一段铁路，没人保护怎么行？日本马上以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为借口，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这就是后来关东军的前身。由此看来，这关东军起初不过就是个车站派出所，最多也就是个铁路公安处的货色而已。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才叫作“关东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中国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历史。

最初，这支部队归关东都督府指挥。1919年，为了提升关东军的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与当时日本的朝鲜军、中国台湾军、中国驻屯军并列，其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由于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相对稳定，只有东北最有可能闹出事来，在此工作可谓“前途远大”，因此致力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许多日本少壮派军官就纷纷加入这支部队中。

文人做事，瞻前顾后，说了不做；武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了再说。针对张作霖所策划的暗*事件，其组织者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名字念起来拗口，但这个河本大作确实也就是大佐的命。抗战结束后，逃脱了审判的河本跑到阎锡山手下效力，太原解放之后被解放军俘虏，一直到病死在战犯管理所军衔还是大佐，20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早在1928年初，河本便开始密谋刺*张作霖。河本曾经说：“贯彻基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一生的夙愿，对于亲日的中国军阀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在4月18日写给挚友矶谷廉介的密信中，河本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为此，他精心选择了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并安排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第二大队队长神田泰之助中尉和朝鲜军桐原贞寿工兵中尉负责实施，以200公斤烈性炸药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1928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发起进攻，张作霖所部奉军全线崩溃。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曾经属于慈禧太后的豪华列车返回东北，行驶至皇姑屯时，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张作霖这位乱世枭雄被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

事发之后，东宫大尉等人将几具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人尸体抛弃在铁路现场附近，伪装成“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特工”，试图借此掩盖事实真相。

张作霖被送到奉天的“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3岁。老张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这个小六子何许人也？他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集英雄、狗熊于一身，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张作霖的大儿子张学良。

为防止日军乘机作乱，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大帅府邸依然是灯火辉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日军不知道张作霖到底是死是活，因而一直未敢贸然采取行动。直至张学良从保定潜回沈阳后，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的死讯。自此，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

今天说起张作霖，一般认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地方军阀而已，但当时他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这样的人，肯定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田中义一一开始鉴于此事国际影响太大，在裕仁天皇询问此事时，向天皇如实反映此为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擅自行动所策划的事件，已经严重违反了日军军法，表示会召开军法会议严惩相关当事人。

田中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他的态度立即招致陆军各方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均采取维护河本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少壮派军官的意见也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以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的支持，形成了陆军上下全体维护河本的强大阵势。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跳了出来，对天发誓说绝对没那回事，这简直就是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诬蔑。

军方的“同仇敌忾”使得同样出身陆军的田中犯了难。惹不起陆军的田中只好再次觐见天皇，声称经过仔细调查原来真没这回事，张作霖被害确实是中国南方的革命军所为。勃然大怒的昭和天皇对着田中大声呵斥道：“何以前后所奏不一？”立即把田中轰了出去。之后，裕仁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说，这个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他不要再来见我了。铃木把这话原原本本批发给了田中。田中这下可慌了，失去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蛋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

陆军对关东军的处理结果是，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打入预备役，河本大作解除一切职务，之后也被打入预备役。违反军令擅自行动制造出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却只受到停职和编入预备役的轻微处分，这无疑给后来的日本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闹出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

“壮志未酬”的河本大作“走马荐诸葛”，向关东军强力推荐由板垣征四郎继任自己高级参谋的职务。本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经有了新的接替人选，但由于河本被解职等于是替关东军背了黑锅，所以还是勉强接受得了河本的推荐。

比起河本大作，这个板垣征四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在未来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位板垣绝对属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风云人物，干下的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即使是这么厉害的“狠角儿”，板垣却是自己一个下属军官的忠实粉丝，这个更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石原莞尔——这个人在板垣之前已经先到了满洲，当时的军衔还只是陆军中佐。

在日本少壮派军官中，石原和板垣分别以“善谋”和“善断”著称，这两个人“双剑合璧”，势必在那片黑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少帅主政

1928年7月3日，就在田中内阁宣布总辞的第二天，年仅27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我们想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往往是不遗余力，极尽溢美之词，把他形容得跟一朵花似的完美。而想说一个人坏的时候，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坏人不是天生就是坏人，很可能也做过好事，好人也未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正确，张学良也是如此。上任伊始，可能是迫于压力，也可能是想树立威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东北易帜”。

主政之后的张学良立即成为日本人和南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日本为把东北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张学良在东北独立。为此，日本曾多次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日军关东军在沈阳附近频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借此向张学良示威。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军则敦促张学良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蒋介石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对张学良所处的环境表示理解，给予多次宽限，而且许以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借助英、美的势力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当时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迫于蒋、冯、阎、李百万大军压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时考虑到自己年纪轻轻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沈阳城头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此即为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张学良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东北易帜”确实是张学良做的一件大好事。此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攫取东北的阴谋，也使民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第二件，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东北少帅的地位。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时还不到28岁，在大家眼中，俨然毛头小伙儿一个。当时东北的军政要人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仍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个别和张作霖一起“创业”的元老重臣就根本不把“小张”当回事。这其中尤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杨宇霆以及常荫槐两人为最。关系极为密切的杨、常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重权，张作霖在世时视二人为左右手。张作霖死后，二人对张学良俨然以教父自居，对其轻则教训，重则叱骂，张口“小六子”，闭口“大烟鬼”。当张学良向杨询问事情或发表主张时，杨经常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张学良发表了两句不同意见，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东北地方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也对其极力巴结讨好，当时的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到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务都被杨宇霆包揽了，老百姓戏称东北“只知杨皇帝，不知张少帅”。

就“东北易帜”之事，杨、常也是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杨宇霆甚至公开拒绝参加“易帜”仪式的合影留念，以示不满。

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张学良在杨宇霆及东北官员眼中的地位。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借为其父祝寿之机大摆宴席。这老杨面子也真大，担任门口迎宾的，竟然是原来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也亲自跑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堂会助兴。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关内的实力派人物都派代表携重金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为代表来凑热闹。作为东北名誉首长的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他备了重礼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还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瞄了一眼，接着旁若无人地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大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集体肃然起立，全场鸦雀无声，杨摆摆手示意众人落座时，这些人才规规矩矩地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待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张学良*心顿起。

三天之后，1月10日，如少年康熙诛*鳌拜，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借谈公务之机诛*杨、常二人，此段逸事被老东北人戏称为“杨常而去”，老虎厅还因此成为今天游人到大帅府参观必看的一个景点。

第三件，“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原由俄国修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也就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也就是当时的苏联控制。早在1925年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开战之时，苏联因支持冯玉祥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已经与张作霖结下了梁子。1928年6月，南京国民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和铁路权等。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想借机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想要通过这种办法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张学良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老毛子控制的中东路上。

张学良自认为颇有几分胜算。他判断苏联当时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国内形势不稳，西方各国也仇视当时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这是收回中东铁路的绝佳时机。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谈判未果之后，他决定“武力吓唬一下苏联”，向斯大林发起了挑战。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武装军警包围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拘捕有关人员39人。从7月开始，继续进一步驱逐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6日，苏联为准备可能到来的战争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也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军事顾问，后来又在张鼓峰之战中重创日军的著名元帅加伦。苏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虽号称有27万人之众，但真正能用来对苏作战的只有不到10万人。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向苏军求和。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帮助。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一定程度上说，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决策判断。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的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至终冷静认真地观摩了整个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石原同时还做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

“昭和第一兵家”

1946年的一天，在驻东京的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病恹恹的日本老头儿。老头儿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口气更大：“我是来自首的。本人认为只有我才最有资格作为甲级战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我才是大东亚十五年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可惜日本战败了，如果当初由我来当参谋总长，根本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美国人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真以为遇到的是一个疯子。

纵观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日军始终缺乏明晰且能贯彻始终的总体战略。老酒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10年时间里，日本曾经先后出台各种“纲要”“要领”“指南”“方针”，有30多种。如此频繁的变动，正说明了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战略指南。换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此言也不全对。就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对整个远东的战争进程有着异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他就是被称为日本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大脑”、昭和三大参谋之首、“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另类和天才的谋略家，可以说，日本侵华“功劳”的一半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也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类别。石原启介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还算不错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了不信邪、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蛮横作风。后来石原的经历也表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任职，总是与顶头上司闹得很僵，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板垣征四郎。

1902年，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9月，转学到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类书籍。石原尤其喜欢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天资过人的石原在考试时总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复杂的答题。世间大凡有天赋之人都会有些特立独行，也就是所谓的“智商爆棚，情商为零”。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的眼中也成为一个另类，被称为“七号”。“七号”在当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类似于“二百五”。当时的学习成绩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出类拔萃，在术科上却成绩一般，纯粹属于“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类型，这可能与他身体素质较差有关。

1907年6月，石原进入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最后以第二十一期步兵课第六名的成绩毕业。按实际成绩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教官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据说，当时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手表，石原正好是第六名，拿不到。“陆士”毕业后，石原莞尔回到原来的步兵第三十二联队，但由于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很快被一脚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

从一定意义上，不能说石原天生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其实石原也曾经非常同情中国并关注过中国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石原当时在朝鲜的春川任职。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石原把手下的几个士兵带到一处小山上，对天鸣枪，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年轻的石原觉得，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作为有色人种的代表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强大起来，那么日本就算有了一个兄弟。

但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让石原莞尔大失所望，他的观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逐渐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视。石原认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让我来替你管理吧。

在大学里，老酒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也不算很懒，学习成绩当然也一般。可就有那么一种人，你玩的时候他在玩，你学习的时候他还在玩，你听课的时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就没听，他只在考前翻翻书就大摇大摆地进了考场。你刚答了一半就看见他晃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刚过线，他几乎满分。毕业的时候，你背着行李卷四处找工作，他还在挑人，看那几个都想招他当研究生的教授谁更合适。

石原莞尔就属于气死老酒的这种人，并且堪称这种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石原在“陆大”入学时的口试，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射击的动作。要知道，这是在飞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说石原的眼光独到。

当时“陆大”的功课相当重，学员通宵达旦学习属于家常便饭。可石原好像永远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绝对是个不修边幅的另类，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样常年不洗澡，还把满身的虱子捉起来放在铅笔盒中观赏。口才极佳、知识渊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讨厌他的邋遢，喜欢听他侃大山。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元帅检阅“陆大”时，特立独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为的就是给学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议声中这样轻轻松松地从“陆大”毕业，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属于“军刀组”。实际上，石原应该是“首席”，但由于在校的恶劣表现，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荣誉。要知道，第一名有机会见到至高无上的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觐见天皇的机会。后来在被问及为何在“陆大”只拿到第二名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从“陆大”毕业后，“军刀组”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被分到人人向往的参谋本部，而是到了并不很重要的训练总监部任职。到这里他仍然“恶习”不改，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再次交恶。训练总监马奈木敬信中将称，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一样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至此，石原获得了“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坏名声。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了收集信息，他甚至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扛大包，现实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在这里，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并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征服，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石原遇到了他后来在东北的黄金搭档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精英，两个人在满洲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后来石原还推荐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只是由于板垣资历不够才未能成功。卢沟桥事变之后，冷静的石原反对扩大对华作战，与板垣强力要求扩大侵华作战的意见南辕北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

毕竟“军刀组”的成员都是日本陆军的精华，后来石原受命留学德国。当时，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军事界的经典巨著。这本书，老酒的书架上也有，也看过不止一遍。说实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每一段也看得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后把整本书合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什么都没懂，这就是素质。这本书类似于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正能看懂的没几个。石原就是能够看懂《战争论》的两个日本人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东条英教，陆军大学第一期的“首席”，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东条英机他亲爹。

相比东条英教来说，石原更牛，他不但看得懂，还发展了《战争论》。结合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思考，石原写了《最终战争论》一书。其实这本书只是根据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讲的记录稿整理的。完整地体现了石原战略思想的是《战争史大观》，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提纲，后来经他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以下观点：

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的“最终战争”，以此来决定未来人类历史的走向。

二、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为了打赢这场决定东方人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急需找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三、石原经过思索，替日本找到了这个基地，那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论”的由来，也是《田中奏折》中“必先征服满蒙”的理论基础。

石原的“满蒙生命论”一出炉，由于与当时日本陆军的思路恰好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为关东军后来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指南。日本《每日新闻》曾连发30多篇社论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他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应用在未来的军事战争中。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的突然出现也很有可能”。今天看这些话，我们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能说出30年后人类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吗？果然是牛人，石原竟然一语成谶，后来果然有了原子弹，可惜挨上这种“弹”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还认为：“中国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则一定要速战速决，日本要尽快逼迫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屈服，绝对不能打成持久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志。”这就道出了石原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心。

“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赴关东军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很快板垣征四郎也来到满洲接任了河本大作离开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

刚刚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组织所谓的“北满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由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石原的建议无法实施。新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后，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前后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演习。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主要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进行的再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地貌进行实地军事探测。经过三次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就开始初露锋芒。他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土计划》。

这三篇论文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了解除日本国内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对外进出；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中国，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

石原的三个观点简单明了。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脱困，日本也只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为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的战争。关于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石原自己也没有做详细说明。

1931年2月，为了给“历史的观点”寻找依据，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石原：“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中国的。”

石原：“不能说是日本的吗？为了这块宝贵的土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我们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是这样吗？那太遗憾了。”

内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以随便歪曲的。”

乘兴而来的石原只好败兴而归。在这里，老酒真想为内藤博士点个赞。

也就是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当时的石原中佐对随行的关东军参谋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理论。在一边听着的板垣大佐十分钦佩，将石原的观点全部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奉天后，板垣就找来石原再次认真研究。于是，一个小团队自发建立了，成员包括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几个雄心勃勃的少壮派军人开始定期碰头，专门研究占领并统治满洲的问题。

石原以三次参谋旅行为基础，制订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计划预计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占领。据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大约有22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00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个“以寡制众”的计划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尽管实力悬殊，几个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他们密谋之后所促成的“满洲事变”，中国人叫“九一八事变”，就是后来被称为昭和时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余两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实施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事件”，将在后文再做详述。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筹备一场豪赌，其出发点就源于在之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已经看清了当时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外强中*本来面目。九一八事变后来被很多人看作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从而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拜“张大少爷”慷慨所赐。

称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就在于石原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石原认为——

第一看英、美。对于日本抢占满洲，英、美不会直接插手。因为北方苏联红色政权的建立，英、美等国正担心赤色浪潮在亚洲的蔓延，如果由日本来控制东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势力南下的屏障。

第二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东北虽然名义上归属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对于这些面和心不合的异己分子，老蒋肯定不会真正大力支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佐证。石原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会袖手旁观。奉系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对于中央军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苏俄。石原判断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建设，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南进。况且之前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早把苏俄给得罪苦了，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后边捅刀子就算烧高香了。

石原当然不会忽略国内的因素。对于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军部一直是默许的。行动一旦能冒险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来事实证明石原的判断完全正确。

光有这些似乎还不够，除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之外，石原还和陆军中枢机关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层的支持或默认。但石原也知道一旦真打起来，这些人除了声援吆喝两声，不可能干更多的实在事。鉴于关东军万余人与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的差距实在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离东北最近的朝鲜军在必要的时候越过鸭绿江，对关东军进行支援。最初，朝鲜军的司令官是胆小的南次郎中将，对于石原的请求大摇其手，表明没有上峰的命令不敢擅自越境。1930年12月，朝鲜军司令官换成了林铣十郎中将，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石原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积极游说，林铣十郎答应届时将日本驻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在危急关头随时越过边境支援关东军。

在这里，石原的“善谋”与板垣的“善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相对来说，石原冰山一般的冷静更加可怕。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长春当地的一个日本牙科诊所，牙医小泽开作正在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他太崇拜那两个“英雄人物”了，就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选出一个字进行组合，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婴儿叫小泽征尔。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迷恋音乐，后来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晖一起成为东方三大指挥家。搞音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

目前对于板垣和石原来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3，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也为日本侵占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到了6月，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学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天，10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迅速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30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少帅张学良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过东北。大批东北军精锐随张学良出关，导致关外防务空虚。

尽管当时名义上国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各地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华大地，可以说是陷入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将在满洲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一是打破现状；二是建立亲日政权；三是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十六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时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识，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各有侧重，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原贤二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皆需借口，即使对于德国、日本、苏俄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1931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做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

也真该出事，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死中村，威逼中国立即交出关玉衡等*人凶手。最后东北军只好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引起的纠纷，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武器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悄悄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对关东军实施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此种做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健在的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要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之前他任朝鲜军司令官时石原就找他联系过越境支援的事，当时他就没敢答应。南次郎立即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也清清楚楚，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驻苏使馆当大使时，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差点跌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部长的人那绝对就是牛A了。

建川部长内心里是支持关东军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他来说也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是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处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应该中止。

但是，今田马上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10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就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本来就不愿意去的建川军令在身又不能不去，“陆大”的“军刀组”也绝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是不是把消息发出去了。等他坐火车到奉天时，已经是9月18日的傍晚了。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从15日到18日，建川走了整整四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就这素质？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司令官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部长，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建川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架势的建川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所开的菊文旅馆歇息，花谷还专程找来艺伎陪伴这位旅途劳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稍有些颠簸。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这将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第五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了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第一手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18日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凌晨零时28分，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之中，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事已至此，请司令官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进攻命令。”根据当时陆军的规定，“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决。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时，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立即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坐上火车，前往奉天。

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必须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日军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或“会战”，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不到12个小时，东北重镇奉天沦陷。

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大帅府进行疯狂洗劫。府内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20多年来积攒的家底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仅金条就有20多箱、银圆40多箱，古玩字画不计其数。张学良晚年曾经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王献之的字，是当年花三万块银圆买的，二十九个字。现在这幅字在日本横滨博物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已经忘记之前曾经说过自己这一生“唯爱女人”呢？

就在9月18日晚，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消息后，立即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面见板垣，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板垣当然不会接受。森岛还想再多说几句，旁边的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干预统帅权者*无赦！”无奈的森岛只好悻悻而归。回到领事馆的森岛立即向总领事林久治郎做了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劝阻停火，板垣依然不听。林久治郎立刻将事变情况飞电外务省。

除了进攻奉天的日军之外，接到进攻命令的各路日军分别扑向各自的攻击目标。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进攻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骑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第一大队分别进攻长春、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

事变发生后，迅速接到消息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9月19日早上5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第一部长今村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出差满洲）等人。会议期间，再次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电报，要求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关东军的在满洲的行动，给予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会议讨论的结果不是如何处罚那些违反军令擅自动武的人，而是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接着做出了增援关东军的决定。

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已经破坏了“越境攻击须经天皇许可，违者死刑”的军令，擅自调动朝鲜军下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关东军，就在9月18日当天深夜，两个大队的日驻朝鲜军已经渡过鸭绿江。

陆军的会议刚结束，上午10时，日本政府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若槻礼次郎首相劈头就问陆军大臣南次郎：“本次关东军的行为真的是出于自卫吗？”南次郎强调是中国人率先挑衅，前线的确属于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会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担心西方各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提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内阁会议确立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上奏天皇。会议责成南次郎立即将东京的指示通知关东军。

14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再度召开碰头会，会议决定接受阁议“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金谷范三甚至提出了“恢复事件前状态”的建议。但三长官会议的决定立即遭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的强烈反对，今村均大佐公开跳出来叫嚣：“既出之矢，岂有中途返回之理，对前方军队士气实为大打击也。”极力反对恢复事变前状态。9月20日，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再度开会提出，支持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反对关东军“旧态复归”。

同一时间日本内阁也在开会，会议再次重申不再扩大事态，立即采取行动约束关东军的行为。对于解决事态的具体方法，陆军大臣南次郎强硬主张维持现状进行和谈，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主张解除对现有东北城市的占领再谈和平解决，内阁会议闹成了一锅粥。首相若槻礼次郎强烈怒斥前线这种无法无天的违纪行为，但陆军方面却极力维护，南次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辞职就意味着内阁的垮台。在陆军的巨大压力之下，内阁无奈做出了对关东军、朝鲜军之前的行动给予补充认可的决定。

9月22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恶人先告状，先于中国向国际联盟通报日本和中国在满洲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同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不管声明所言是否为其内心真实想法，至少说明日本政府在事变前后还是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会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传达了内阁政府“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指示。可笑的是，在要求“停止行动”的同时，还高度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其含义不言而喻。深知军部用意的桥本欣五郎立即密电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用意并不是要你们真正停止活动。”有了这样的内线，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开始四处扩大战线。

关东军在满洲的各路进攻可谓势如破竹。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随即反转枪口带领日军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退。10月26日，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所部万余人顽强抵抗，蒋介石随即宣布去掉“代”字，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战至11月18日，由于日军不断增援，马部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

东北军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之后，关东军迅速制订了进军锦州的作战计划。闻听此讯的东京陆军参谋本部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马上停住脚步，等待命令，最后一次甚至使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也担心攻占锦州会引发国际冲突。另一个原因就是参谋本部还认为关东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万一那个大少爷张学良犯神经带领集结在锦州的大军发起反攻的话，胜负还真难预料，关东军很可能马失前蹄。但此时，对于早已违反了军令的板垣和石原来说，早已没了退路。两人决定孤注一掷，放手一搏。

1931年10月8日下午13时40分，关东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了锦州，其中6架飞机是刚刚从东北军缴获的战利品。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观摩此次轰炸。

关东军轰炸锦州的消息传到东京，内阁立即对军部进行了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对若槻礼次郎首相辩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我们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这谎言编得实在不太高明，谁都知道防空炮属于防守武器，难道中国人会抬着防空炮来你机场打你吗？随后前线的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驱逐锦州附近之敌军”。

黑龙江沦陷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军下一步很可能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盟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锦州中立案”曝光后，这一委曲求全的做法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于12月4日再次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锦州中立案”，同时表示日军如悍然进攻锦州的话，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做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关于对日军若发动进攻是否抵抗的问题，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东北老家都不愿意抵抗的张学良倾向于用和平方法解决，也就是准备“一怂到底”。张学良根本不顾及南京的指示，在与日方代表谈判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大少）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再次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对各方的劝告均置若罔闻。

1931年12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八旅团，从朝鲜调第二十师团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等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逐渐逼近锦州。12月28日，第二师团主力渡过辽河向锦州发起进攻。12月30日，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攻大虎山。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下野。12月25日、12月30日，接替蒋介石上任的孙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上述命令均为张学良拒绝。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同时下令东北军各部全部撤入关内。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长跪在车站的土地上，面朝东北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久久不愿南去。让人想起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那片土地饱含深情”。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军事重镇锦州。对于日军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本以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还事先集结了战车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张学良的反击，板垣、石原再次赢得是盆满钵满。从此，日本也多了一句俗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你关东军哪？”

锦州失守，关内和关外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此举使得东北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彻底丧失了进一步抵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借此机会，北线各路日军也频频展开积极行动，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三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二师团增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多月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3000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被统治、奴役的痛苦历程。

这边，南京国民政府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边关东军也不尿东京那一壶。面对前线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内阁已经无能为力。说起来有点可笑，张学良的不战而退，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军政两界。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原来的谨慎派已经完全被强硬派压倒。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双双引咎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集体垮台。1931年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受命组阁。新首相犬养毅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犬养毅内阁拒绝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两个月后，5月15日，一群少壮军官闯入犬养毅家中，不由分说将其乱枪“明*”。后文详叙。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另一大人物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就是“三通”之一的“东北通”土肥原贤二。由他策反的汉奸数不胜数，“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奉天市市长赵欣伯，吉林省省长熙洽，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等，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独立”。

一大群汉奸里，重点要提两个人。第一个是臧式毅。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官员都乘车逃离沈阳，也有人劝臧式毅一起离开，臧式毅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也，在这危难时候决不能走”。9月19日，臧式毅被日军带走后，一直软禁了3个多月，期间臧式毅还一度以绝食抗议，后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在其任职伪奉天省省长的当天，其年迈的老母在家中上吊自*。遗言是，“有了这样的汉奸儿子，再也无颜活在世上”。

第二个是熙洽。熙洽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熙洽，地地道道的正蓝旗满人，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大清覆灭之后，熙洽就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绞尽脑汁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本，借日本的力量“反民国复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登伪满洲国皇位时，熙洽在大清先祖的遗像前三拜九叩，泣不成声。

对于东北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日本国内以及关东军内部争议很大。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次性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在东北建立一个军人主持的总督府，实行类似于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方式。

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大汉奸“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他提出的人选是废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土肥原提出，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要说这土肥原也真算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土肥原在溥仪最落寞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土肥原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的这一“义举”让溥仪感激涕零。土肥原自信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犹豫豫，土肥原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新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要复辟的急切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光复帝业。

园子里边，土肥原苦苦相劝；园子外边，土肥原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土肥原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吓得溥仪是魂飞魄散。在土肥原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原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地汉奸巨头齐聚奉天，一时间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新政府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原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新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事务”。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一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没有发出通告的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那是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其他报复美国的办法，就只好站出来跟美国唱唱反调，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伪满洲国对此大喜过望，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毕竟也算个活人——总算开张了，于是与萨尔瓦多欣然建交。伪满洲国军政大员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出面推销友邦运来的大量咖啡。

看看最终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中国外蒙古、梵蒂冈、苏联。苏联还以此为筹码，换得了日本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之外，其余几乎没啥好东西。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的大功臣板垣征四郎从满洲飞回东京，以小小大佐的身份破格觐见天皇，可谓风光无限。板垣向天皇和陆军参谋本部报告了关东军在东北的战况，随后又参与策划在上海引起纷争的行动计划。在东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在上海策划事变，将西方目光转向上海。”

一贯以惹是生非为己任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大喜过望，迅速找来日本女间谍，“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密谋策动*乱。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三名日本信徒到三友实业社总厂闹事。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日方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此即谓“日僧事件”。田中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31年1月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1200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就“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逮捕和处罚作案者，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消息传到东京，这次声称要在上海对中国进行“惩罚”的变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早已急不可耐：“陆军在北边大显身手，这次南边轮到海军来表演了。”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中将发表恫吓声明，声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如果对松井所提四项要求不做出令日方满意之答复，日本海军将断然采取“适当行动”。同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上海事件立取适当手段，由大角岑生海军大臣相机处置之”。

随后，日本海军就以保护侨民为由开始向上海调兵遣将。到1月28日，先后有三批增援舰船和兵力抵达上海，使得上海的日军力量达到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其余还有武装日侨4000人。同日，海军军令部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阿武隈”号等主力舰只从本土开赴上海。

战争日益迫近。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932年1月23日，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主持下，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大上海，同时向全军发出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再次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在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的形势下，中国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加之担心战火蔓延到整个富庶的长江流域，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28日下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复文表示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但日方进而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闸北。还不等中方答复，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坦克掩护下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第十九路军的坚决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一旦战争开始，只要他挥动手中的日本军旗，中国军队就会闻风而逃，4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全部占领上海。然而盐泽失算了，中国人不都是张学良。1月29日，顽强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军人捍卫国土乃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亦绝不退缩，不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七十八师两个旅驻守上海。防守市区的第一五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了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自认为兵力不足的日军固守待援。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下野的蒋介石复出。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宣布迁都老酒的老家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仍留驻南京。随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抗战之决心”，同时也提出要军事与外交相辅相成。蒋介石表示，一旦“超出忍耐之底限”，就要与日军拼个鱼死网破，这个底限就是不能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也在所不惜”。

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的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抵沪。蒋光鼐急调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参战。2月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向闸北进攻，再次被中国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三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援沪，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中将因指挥不力被撤职，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接替指挥。

2月7日，野村改变了攻击方法，以陆军久留米旅团进攻吴淞，海军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进行突破。第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再次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鉴于上海战况不利，日本又急调陆军第九师团参战，改由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统一指挥。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派出主动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迅速抵达的第五军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2月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后撤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

2月20日，植田令日军发起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以第九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突入夹击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为中止进攻。

面对僵局，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各部日军，至此日军已是三易统帅。1932年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的增援，总兵力增至7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实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处于劣势，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惨重，造成左翼浏河一带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白川指挥第九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3月2日，上海陷落。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阵亡620人，伤1622人；海军阵亡149人，伤700人。中国军方的损失是牺牲4270人，伤9830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6080人，失踪10400人，财产损失高达16亿元。其中，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中全部被毁，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10多万册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均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先要从摧毁文化开始，其心不可谓不毒！

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不是东北的奉天，西方各国在这里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80%、法国的90%、美国的60%都在上海，此地发生的争战让西方各国均感不安，纷纷出面进行调停。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必须维护。此前，2月16日，国际联盟已经发出呼吁，“凡任何侵害国联成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

在西方各国的调停下，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恢复1932年1月28日之前的状态。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4月29日，日军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及日军在上海取得的伟大胜利。朝鲜反日志士尹奉吉借机混入人群，向主宾席投掷炸弹。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身受重伤，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均断一腿。尹奉吉后来被捕，被押解日本处死。

除了白川伤重毙命之后无法以僵尸身份出场之外，其余几位受伤者今后都还有不少戏份。野村吉三郎曾经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友，后来作为日本驻美大使主持开战前的美日谈判。植田谦吉后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诺门坎战败被打入预备役。而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签署战败投降书的，就是在这里丢掉一条腿的重光葵。

借蒋介石2月电令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八军陈诚部驰援上海参战之机，中共发动了赣州战役，战役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到3月8日，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以红军的失败宣告结束。这场失败的战役，让调往上海参战的第十八军被拖住一个月之久，间接拖了淞沪抗战的后腿。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使者去见四川军阀刘湘，被以“不保证使者安全”的理由拒绝。蒋派人去华北让张学良反攻东北牵制日军增援上海，张拒绝执行。蒋派人请广东军阀陈济棠出兵赣南应付红军，好让“中央军”得以回援上海，陈济棠置之不理。这些都成为蒋介石之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要理论依据。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当即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东北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9月30日，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中国的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决议，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由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对日本采取的是纵容态度，在随后多次做出的决议中，连公开谴责日本都不敢，更谈不上去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了。事变发生近三个月之后，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成员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因为团长是英国人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代表团允许中、日各派一名顾问参加：中国派出的是前外长顾维钧，日方的吉田伊三郎曾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际联盟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之前日本多次坚称，鉴于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同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不能保护外国在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起程前往远东。调查团的行程不是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探询各个西方大国对事变的态度。他们先是到了伦敦和华盛顿，2月29日到达日本。日本对于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盛情款待，并组织游览东京近郊及京都风景名胜。离开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到3月14日才抵达上海。3月26日，李顿在南京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大腕会面，之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来了个中国“免费一月游”，4月21日才抵达事发地沈阳。

趁着调查团周游列国的这段时间，日本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并炮制出了伪满洲国。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迫使李顿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鉴定问题。

调查团进入东北也并非那么顺利。甚至有日本军官给板垣征四郎出馊主意，提出当调查团进入东北时安排“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于危难之时“英雄救美”，以此赢得调查团的“芳心”。听到这样的“高见”，板垣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了。为表明是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在日本指使下向代表团发出声明，拒绝中国顾问顾维钧入境，调查团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顾问不能同行，调查团就准备撤走不再去东三省。日本这才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经过日本的“外交斡旋”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李顿等部分团员走陆路，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在东北先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名义元首”溥仪及其他官员会晤，调查团当然不能忘了去看看九一八事变的现场。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外，为了使调查团难以看到事变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将要调查的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为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很大期望，各界人士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期间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余件。调查团于6月4日离开东北，并于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共分10章，长272页，约14.4万字，也算是费了不少笔墨纸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条。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二、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

三、东北的确有排日倾向。但说中国军队主动挑起事变不能成立，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四、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东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也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的“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

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还算客观公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承认了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指出事变由日本挑起，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揭露了日本欲利用调查团迫使国际联盟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报告书最后建议，在满洲地区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各国派出顾问加以维持指导，同时该地区列为非武装区。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总部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是被称为“智力体操运动员”“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要重点介绍这位风云人物。松冈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好像很面熟，不错，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石原莞尔中佐。不，现在应该叫大佐。两个月前，8月，石原已经由于在满洲取得的“丰功伟绩”晋升陆军大佐。这次能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来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也是对石原变相的褒奖，同时也是日本对欧美各国对日批判的一种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不承认“满洲国”，我就把制造事变的“功臣”带过来，看你能奈我何？

此前，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在国联会议上绝对不能妥协，松冈正是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的。11月21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大日本帝国这次在沈阳的军事行动，与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等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是同样的道理。”言下之意就是，类似的事情当年你们英国和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今天我们日本就不能做？

实际上，《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主要是英国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历来主张绥靖，所以不想让事态扩大，提出以国际共管的方式来取代伪满洲国。迫于四周一片谴责之声，12月14日，松冈洋右也向国内发出电文，建议接受英国的建议。

但日本国内此时对伪满洲国的建立一事正处于狂热状态，犬养毅因反对承认伪满洲国被激进分子枪*，接任首相的是海军大将斋藤实。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松冈关于接受英国提案的建议。内田认为，接受这一意见必然会引起国内舆论的抨击，这对政府极其不利。他在1932年8月25日的一次演说时甚至叫嚣：“即使举国化为焦土，也要维护‘满洲国’的独立。”内田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在1933年2月7日召开的“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上，日本国民慷慨激昂地表示：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月30日，松冈洋右再度提醒要“适可而止”，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这么大一块肥肉岂能这么轻易地吐出来？！

2月初，国际联盟开始起草对日劝告声明，日本政府这才慌了手脚。因为国际联盟的决议一旦通过，日本很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这对正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匆忙间做出了一项饮鸩止渴的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对一个非加盟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如果国际联盟通过《李顿报告书》，日本将立即退出国联”，同时将上述内容立即致电在日内瓦的松冈团长。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日本已经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由45国的出席代表对《李顿报告书》进行表决。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42票，日本1票反对，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会议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的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三十到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日本是正确的。今天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确信而且坚信，今后世界的看法一定会改变，就像世人今天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发表完演说的松冈趾高气扬地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1933年3月8日，日本议会正式批准退出国际联盟。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日本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做法使得国联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刹那间成为一堆废纸。

事后，国联秘书长埃文诺对中国外交人员吴秀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国家被别人武装侵略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奋起抗战，国联才谈得上给它撑腰主持正义。如果它自己都不抵抗，要指望国联为它火中取栗，那是不现实的。”不知道闻听此言的吴秀峰当时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离开日内瓦后，松冈洋右率领代表团直趋罗马，他视这个法西斯国家为理想中的天国并对之无限向往。在这里他拜见了心中的偶像、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的崇敬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在随后一次演讲中，松冈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日本代表团之后先到伦敦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松冈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4月27日，日本代表团终于抵达横滨。数千日本民众聚集在码头高呼：“万岁松冈，干得漂亮！”《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通讯，赞扬他为“凯旋的将军”。有12家报纸联合发出了“国际联盟各国没有认识到东洋和平之真正道路”的共同宣言，松冈也因此成为“国民英雄”，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也被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两年后，1936年，日本再次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从此自绝于国际社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此话也不确切，他们随后很快就找到了“好友”——德国和意大利。

是非张学良

东北丢了，伪满洲国也成立了，一切似乎暂时都已尘埃落定。但是老酒还有一些话要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如果说这位“诗人”做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有90岁，老酒肯定不相信，你也可能会怀疑。但这却是事实，因为他的作者不是像老酒这样的无名氏，而是本章的第一男主角张学良。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对时局做出清醒的判断。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7岁时已经是东北军的首领，29岁更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这个年轻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一生尤好美女。晚年他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几乎都逃不过他的劫掠，一生中有过的女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仅其承认的情妇就有11个，可谓风流无限。按说，在那样的年代，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就在于他同时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多年的军阀混战早已让他身心疲惫，心理压力过大的他从1927年就开始吸食毒品用来舒缓神经，以致后来成瘾，不能自拔。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阅历，都不是能够担当那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场面。”这种评语用于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可谓是恰如其分。

东北沦陷之后，当时中国的第二号风云人物张学良马上成了千夫所指。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两首名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男主人公不用说肯定是张学良，其余在开头两句里，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大家熟悉的赵四小姐，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在家排行第五，故称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

这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哀沈阳》，是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的马君武之诗作。

从诗作来看，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在跳舞，舞伴至少有赵四、朱五和电影明星蝴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都是马教授的想象和杜撰。尽管没有总司令蒋介石名气大，但是副总司令的官也不小，张学良的行程肯定不会没人知道。前边说过，张少帅确实冤枉，他根本没有跳舞，而是看戏去了。

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哀沈阳》见报后，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校长对质公堂。然而，胡蝶心态平和，不想做过多纠缠，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重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在这件事上，最冤枉、最无辜的胡蝶表现出的冷静和胸怀令人敬佩。要是放在今天的艺人身上，估计早高兴得背过气去了——多好的炒作题材！说不定缓过气之后，马上飞奔而去，以身相许了。稍有嫌疑的是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说，跟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没开过。至于赵四，尽管不是夫人，可两人早在1926年已经公开同居，也似乎不应当作为新鲜事来炒作。

以前看过不少书籍，大都赞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不弃不离、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后才慢慢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张学良是有夫人的，他和赵四之间的关系，发生在像老酒这样的老百姓身上，就是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甚至重婚罪。而到了张学良那里，就变成了伟大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这是什么逻辑？以张学良对于女人的一贯热爱，如果不是后来被蒋介石关起来，不能自由活动的话，估计还会有李五、王六、刘七，等等。蒋先生把他关起来也算变相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世间可以少几个光棍也。

一首文采并不十分出众的《哀沈阳》，因为切中时弊且通俗易懂而迅速传开，以致举国尽知，马君武也得意地称为民国版的《圆圆曲》，言外之意张学良就是吴三桂。不仅是马君武，当时全国舆论界也一致声讨张学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东北漆黑一团”的文章，文中写道：“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别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三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另有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嘲笑文章：“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阳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而出。”《中国评论家》则刊登了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戏言张学良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北平一些爱国学生编排了一出讽刺剧，剧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剧中人物酷似张学良。甚至连日本人也赶来火上浇油，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就像20世纪末前萨达姆对科威特一样。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国人对张学良的仇恨程度。热河失陷之后，张学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被迫宣布下野。不过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还有人费尽心机地巴结他，这人就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在张学良到上海的第二天，所居住的公馆大门上就被挂上了炸弹。炸弹的引信已经被拆除并不会爆炸，和炸弹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请张学良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杜月笙闻讯大惊失色，张来上海由他出面招呼的事人人皆知，如果真出了事，他老杜今后还能在上海滩混吗？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此事的策划者就是号称“亚洲第一*手”的王亚樵。

能称作“第一*手”前面还冠以“亚洲”，那肯定是不好对付的，杜月笙试图花钱消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不为钱，声明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定要他的*。”后来杜月笙也是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历史不是拍电视剧，永远都只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推倒重拍。战争也不是打游戏，失败了可以保存，重新载入重来。但老酒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东北军能够抵抗，中国抗战史乃至长达14年的东亚战争史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从后来很多次露面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当初的做法也是终生悔恨。一念之差竟成千古之恨，英雄与罪人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纵观其一生，也有如“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之类的壮举，但一百次局部的成绩，也难抵一次全局性的过错。

1990年，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就已经死了。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从中国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其中公开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高层为此力促张学良回国。被选中具体联络的是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吕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两人之间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吕正操等人于当年5月23日从北京直飞美国，5月29日在纽约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并提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看到大陆的诚挚邀请，张学良表示很想回去，但最后依然以“怕一回去弄得政治上很复杂”婉拒。

至于张学良不回大陆的原因，坊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能飞到美国，就不能飞回大陆吗？大陆比美国还要远吗？第二种说法，是正准备回去呢，正好日本天皇访华，怕碰在一起尴尬，但谁都知道日本天皇是不会定居中国的。第三种说法，是赵四不让回去，张学良难道就这么听话吗？当初那么多命令要求他固守锦州，怎么就不听呢？这时候就听啦？第四种说法，似乎还有点道理，说是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李登辉制造了诸多障碍。

中国人的传统是“月是故乡明”，“叶落归根”，张学良真的就不想回来吗？老酒倒是认为未必。他不回来，更可能是无颜以对东北的乡亲父老。霸王项羽尚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事变国耻，能无愧乎？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不能终老之前望一眼故乡，其情景何其悲惨？我们可以惋惜，也可以同情，但是历史只承认事实。

后来，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败退台湾，在总结大陆失利的教训时，往往归罪于张学良毁了党国的大业，他在日记中评价张学良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去世，享年101岁。有人戏称，他坚持活这么久，是怕去那边见他爹。此乃气话，不提。

一跑沈阳，二跑锦州。比起战术性逃跑来说，战略性逃跑的含金量更高，此“两跑”跑出了长达14年的大东亚战争，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跑跑”都黯然失色。

在老酒的“十大‘跑跑’排行榜”上，张少帅凭此而荣登榜首，实至名归。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皇道派”和“统制派”

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一根筋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话，也不太确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时期，大致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开始一直到1932年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为止。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气氛浓厚。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使得国民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民主政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内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政友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在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乃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没有对外发起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东京、横滨一带由地震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26年12月，年仅47岁的大正天皇驾崩之后，刚刚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7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日本就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状态。金融危机大大强化了日本工业产业、金融业的整合：在产业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了五大垄断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得极少数的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逐渐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随之而来是漫长的经济萧条。为摆脱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开始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之后的侵略战争铺路。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得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蛰伏的军方势力借机再度抬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客观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变成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19世纪末的一天，在东京幼年陆军学校的操场上，一位正在做木马训练的青葱少年被学校的一群恶少围攻。危急时刻，两位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冲入重围，拳脚相加，将之解救出来。从那时起，这三个人就开始惺惺相惜，成为情意相投的挚友。那个玩木马的少年名字叫冈村宁次，另外两个分别叫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几年后，1904年，三人一起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次一起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综合三人的毕业成绩，永田铁山是“陆士”第四、“陆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陆士”第五、“陆大”首席，冈村宁次为“陆士”第六、“陆大”第八。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天之骄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那三个已至中年的陆军精英在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举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会。不久前，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引荐下，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少壮派陆军精英参拜了前来欧洲巡察的裕仁，并向皇太子宣誓效忠。这次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七天后刺*原敬首相的中冈艮一类似，那就是结束国内的腐败，让军人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宰。冈村当时是作为参谋本部的巡回武官到欧洲考察，永田铁山是日本驻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为驻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铁山是大哥，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有人说他甚至比石原莞尔还要聪明不止一两个级别。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之意。

三人一致认为，通过军人控制并治理国家才是日本今后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眼里，国内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中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之后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掌管，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几乎没有晋升到陆军高位的可能。

三个人很快制定了他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一、确立日本举国一致的总体战体制，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少壮派军官要联合起来，形成军部内的一股新势力，那就是昭和军阀。

其实参加这次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一个人。第四个人就是第二天才赶来的“陆士”第十七期毕业生，当时驻德国武官，后来成为日本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比起毕业于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辈而言，此时的东条英机还只是个端茶点烟的小师弟而已。对于成绩平平，连续三年都考不上，最后靠老爹东条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顾上了“陆大”的东条英机来说，那几个学兄简直是太出色了，端茶点烟也在所不惜。后来有资料说，东条英机第一天就来了，没资格参加讨论，那三个人密谋的时候，东条英机只能在门口负责把门望风，这应该是故意出息人的说法。

除了巴登巴登这4个人之外，“三羽乌”很快又从陆军少壮派军官中选拔了7个出类拔萃者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平武官矶谷廉介。这些人几乎全是“陆大”的首席或者“军刀组”成员，也都是我们今后经常要提到的风云人物。11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就此形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昭和军阀逐渐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会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却地位显赫。战后几乎所有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和这次短暂的聚会，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谁也想不到，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羽翼将给未来的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几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畅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来在满洲闹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团队迅速扩大到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除了那6人之外，这些后来者名气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叶会”以“陆士”第十六期同学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员组成。后来永田、小畑两人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于是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就在“二叶会”的大哥们频频聚会期间，永田铁山还示意“陆士”第二十二期的铃木贞一逐渐联络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于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组织“无名会”。成员包括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横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将在后边的文字里逐次出现。

“无名会”第一次聚会由当时的陆大教官石原莞尔中佐讲述“空军作战”，第二次聚会就是热烈讨论所谓的“满洲问题”。聚会结束时，一帮小兄弟才突然发现后边多了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大家无比崇拜的永田铁山大哥不知啥时候来了，正坐在那里微笑着静听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马上自掏腰包带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顿。

后来由于河本大作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为了团结起来一起保护他们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永田铁山把“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在一起，改称为“一夕会”，但形式上两会仍然各自独立存在。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樱会”。“樱会”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应不惜使用武力，后来逐渐吸收基层的军官参加，成员达到了60多人。就在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系列类似的右翼团体“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还有“天剑党”“血盟团”“王师会”“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类似的团体数量已达500余个，总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陆军所有蠢蠢欲动的少壮派精英——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青年军官。

有了“革命”的组织，还要有“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有进一步“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思想家应运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军国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

要说老酒年幼时也曾是个抱有远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对各种“家”无比崇拜，并立志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也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咱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话虽如此，但是对那些“家”的关注始终不减，也就逐渐在内心分出了层次。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场，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艺术家不分国界，思想家不论年龄。仅仅两年之后，也就在23岁那年，北一辉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成书并自费出版。在书中，北一辉指出，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要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这次“社会主义大革命”。这本书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此虽然是自费出版，也很快被政府禁止发行，北一辉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

要说北一辉跟中国也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日本郁郁不得志的北一辉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的生涯。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叫“中国革命外史”的书，还把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北辉次郎，正式改为大家熟知的北一辉。1911年，他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频繁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最后长期定居上海。由于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谭人凤的儿子也曾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都有很多交往。“二二六事件”之后，北一辉被处死，张群就曾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却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开创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因此，北一辉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了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思想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执行力，他的调查最终未果。后来由于不择手段筹集经费，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勒令回国。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参与中国革命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驱逐出境三年。

三年驱逐期满之后，一心向往革命的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但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的北一辉，无奈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依然寓居上海的北一辉，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主张从下层社会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对日本进行彻底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必须依靠军人，并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倡导由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起了一条“绿色通道”。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崇尚暴力和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而且必需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造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还指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铲除大财阀、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号召下通过军人实施政变推翻现有政权。北一辉还设计了改造行动的具体措施：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并解散国会，在政变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财产数量，个人私有财产不得超过300万日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同时他认为，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对于无视人类共存天道的他国具有开战的权利。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此时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思想上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提出“中国是日本实现振兴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辉又撰写了《维新革命论》一书。看，人家写本书跟喝凉水似的，咱网上发个破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服不行啊！在书文中，北一辉提出，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颇频的暗*决定。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青年军官。

北一辉的一系列理论在日本青年军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重要派别“皇道派”的基础。他们大部分是中下层的军官甚至士兵，北一辉可以说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领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组织“犹存社”成立。“犹存”两个字取自唐朝名臣魏徵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日本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犹存社”的组织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辉小三岁的大川周明，大川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这位大川周明我们可能更熟悉。因为北一辉死得早，大川却一直坚持到战后，并因在东京大审判时的演出而闻名遐迩。

刚刚成立的“犹存社”派出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去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先驱者北一辉。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旧的烂房子里看到了江湖闻名的大侠北一辉。第一次见到北一辉的大川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北一辉过得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师兄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了大川师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读完了北一辉的前七卷作品。合上书后，大川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么干。”之后，两个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长谈了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前七卷回国。北一辉说，“你们等着我，写完第八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上海完成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加入了“犹存社”。

作为一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被誉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与北一辉的穷困潦倒不同，大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他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晓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讲不同的语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文、周六马来文、周日意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录音机，咱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

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日本最疯狂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周明极力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颇丰”，如《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成为日本之附属国》《论日本国土之扩张对象是中国》《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试论日本是亚洲之主宰者》，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粉饰、卖好的荒谬无耻之作。

与北一辉强调主要依靠青年军官的势力不同，大川周明认为应对内建立军部统治，通过逐渐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实现军部对国家的统治。他的说法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大多数中高层人士的认可，其言论逐渐成为另一大派别的理论基础，这一派就是“统制派”。在近卫文麿任首相期间，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卫的赏识，很快成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

这样，与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和“舰队派”相类似，在日本陆军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政府来控制政权，由天皇实施亲政，依靠军队进行军部独裁统治，实行“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开战。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总瓢把子就是曾任陆相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大”第十九期“首席”的荒木以擅长演讲著称，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所有列强都不在话下！”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时荒木能够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新生入学，因而在青年军官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轻军官聚会的场所。荒木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缜密思想使他俩并列成为“皇道派”的领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陆军将领均属于这一派别。

“皇道派”成员多为那些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严重不满的青年，很多出自*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认为政党政府是“隔断天皇和民众联系的误国奸臣”，所以要恢复“明治精神”，要“尊皇讨奸”“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恢复“天皇亲政”。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主张毫无组织纪律的恐怖活动。其中一部分人更是主张用发动政变和刺*大臣的手段达到军事独裁之目的。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这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已经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除了永田铁山之外，属于这一派别的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铣十郎。冈村宁次、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都属于“统制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于是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在对外策略上，“统制派”提倡建立总体战体制，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的准备。“统制派”强调必须联系上层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形容，那么“皇道派”的成员基本属于低层阶级。往往越是下层军官对皇室越关心，他们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纵英才”，事情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的中高层，当然还包括“统制派”提出要联合的那些财阀和政府官僚。随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实质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并利用上层阶级来试图打倒中层阶级，可惜功败垂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国家”，“建立军国主义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只是在具体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而已。

喋血“五一五”

1921年9月28日，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爱国愤青朝日平吾刺*了四大财阀之一、安田财阀的首脑安田善次郎，揭开了一轮疯狂*戮的序幕。

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之前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后来朝日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几乎全部持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对社会极度失望的他就此决定“诛*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朝日平吾极度崇拜天皇，他认为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等隔离了天皇和臣民之间的亲密联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刺*成功之后，朝日平吾自*，他在自*前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内中思想与北一辉无异。公众的同情明显在凶手一边，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仅仅两个月后，强烈要求结束国内腐败、年仅19岁的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了第一届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

前面提到，由于内阁政府先后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日本海军的规模不断遭到限制，导致海军对政党政治的不满日益加重。特别是后一个条约迫使大量海军军官和水兵退出现役，更引起基层官兵的愤慨。长久集聚起来的怨气，使得海军部分中下层军官开始积极筹划反对政府和财阀的行动，一些人很快与井上日召所带领的“血盟团”搭上了线。

“血盟团”是日本一个专门从事暗*活动的极端右翼恐怖组织，其创始人是“日莲宗”的僧人井上日召。井上日召同样倡导发起“昭和复兴”，并认为“铲除”政府首脑与财阀人物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他的“血盟团”成员共有14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和在校学生。

井上计划大规模刺*政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提出的口号是“一人*一人”，列入其暗*名单的人员包括若槻礼次郎、西园寺公望、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床次竹二郎、铃木喜三郎、井上准之助、池田成彬、团琢磨等政界、财界要人20余人，日上试图以此“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军国主义制度。他要求每个“血盟团”成员必须在1932年2月11日前最少谋*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登基2592周年。

1932年2月9日，之前经常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银行家、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人行道上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击中三枪后毙命。3月5日，第二次谋*在类似情况下发生。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跨出车门时，“血盟团”团员菱沼五郎用手枪捅了一下他的后背，在他回头时扣动了扳机。团琢磨因为利用经济危机抢购出售美元获取巨额利润而被众人诟病。“血盟团”的暗*活动在日本高层可谓是风声鹤唳，大恐慌的蔓延使得有些人穿上了避弹衣，有些人开始频繁更换居住场所。

警视厅很快破案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1933年6月，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公开审判。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审判却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宣传资料。比起那些被刺*的受害者，*人凶手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同情。在国民的心目中，他们是保护平民、反对暴虐、铲除腐败的勇士。1934年11月，首领井上日召以及直接*人凶手小沼正、菱沼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分别判处三年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井上日召于第二年就被假释出狱。到了1940年11月，“血盟团”的成员已全部获释。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犬养毅受命组阁，出任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

这个犬养毅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怀有善意的日本人。早在20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在自己的家中为孙中山提供了庇护所，辛亥革命时，犬养毅甚至亲自到上海、武昌等地对孙中山表示支持。这一点和南京大屠*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有点类似。当年一个叫蒋志清的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时，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这个小蒋后来改名叫蒋介石。

犬养毅和南京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也包括在东北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就曾给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抢走的私人财物，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这封信后来落到军部手里，反而成了犬养毅被*的罪名之一，那就是“接受敌国要人的贿赂”。

犬养毅担任首相时已是77岁高龄。上任之后的犬养毅，起用理财圣手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同时，新一届内阁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也变得相对温和宽松，对军备的控制却更加严格。在军部的眼里，犬养毅这类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犬养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加上他的执政理念，使他很快成为右翼青年军官刺*的头号目标。

犬养毅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萱野长知赴上海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试图达成妥协，但他的秘密和谈工作随后被媒体曝光，此举使得军队内部的激进派分子更加怒不可遏。更让军部气愤的是犬养毅内阁对伪满洲国的态度，他们竟然“吃里扒外”，拒绝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老子在前方拼死拼活抢回来的东西，换来的不是奖励却是不承认，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犬养毅对当时一些青年军官的激进做法也备感忧虑。他给陆军长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一下当时军队中的不良风气，同时上奏天皇，建议将30个问题军官免职。这犬养毅也真是老了，不中用，这一消息再次被军部得知。军部对其干涉军队内部事务的做法出离愤怒，认为犬养毅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天皇的“统帅权”。

1932年5月15日，一个晴朗的周日，一切看似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犬养毅在私宅悠闲地休息。他的夫人、秘书和护卫都出门去了，而他本人刚刚接受了一次鼻部治疗。在诊治过程中，犬养毅非常乐观地对医生说：“看来身体没出什么毛病，估计我还能再活100年吧。”

就在犬养毅接受鼻部治疗的同时，两辆出租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住，9名海军军官从车内鱼贯而出，走进了神社。他们恭敬地对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寺庙买来的护身符再次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私宅。

傍晚17时30分左右，这群军人手持枪械，闯入了防卫薄弱的首相私宅。此时的犬养毅并没有惊慌，反而客气地把首先闯入的海军中尉三上卓、山岸宏等人请进了自己的会客室。日本人非常讲“礼貌”，这些军人在进入会客室前，甚至按照客人的礼节将各自的军靴脱下来放在门口。举目无援的犬养毅不断地对这些军官说：“等一下，等一下，有话好说。”此时，海军预备役少尉黑岩勇又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

面对犬养毅几近哀求的“有话好说”之声，不知谁喊了句“不要废话，射击”，然后就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闯入者纷纷将子弹射向那个瘦小的老头儿。

这群军官离开之后，首相家中的女眷才敢奔入会客室查看犬养毅的伤情。此时，鼻中流血的犬养毅意识还很清醒，他对女眷说：“把刚才射击的那些年轻人叫回来，我还有话没说完。”当晚22时左右，犬养毅开始大量吐血，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反而安慰大家：“这只不过是胃出血，你们不用担心！”一个多小时后，23时26分，犬养毅停止了呼吸。

暴徒离开首相私宅后并没有止步，他们随后攻击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住处以及政友会总部等地，对三菱银行以及东京附近的几个变电所投掷了手榴弹。最初的刺*计划中，还包括正在日本访问的著名英国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在激进派军官眼里，卓别林属于左翼影星。如果把卓别林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大明星、大导演干掉，就会取得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不巧的是，那天卓别林被犬养毅的三儿子犬养健带去看相扑比赛了，侥幸地保住了一条命。

暴动发生后，东京警察厅动员了上万名警察进行围捕。凶手最后搭乘出租车到了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围起来之后束手就擒。

“五一五事件”打出的旗号就是“昭和维新”，希望实现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的又一次“革命”，但其实质不过是军部势力希望代替政党上台而展开的阴谋暗*活动而已。

事件发生之后，9个*害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起诉，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在审判前，一份由11万人用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自发签署，他们请求法庭对凶手从宽发落。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9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替死的诚意，他们还随信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9根小手指。

审判过程中，凶手不但不认罪，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大肆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耿耿忠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这看似正义的呼声，更加激起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在民众看来，他们为了“国家大我”，牺牲“个人小我”，去暗*那些可耻政客和财阀的行动，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武士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对经济形势的失望以及对“腐败”一词的深恶痛绝，使得民众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毅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手持报纸挥舞，集体为凶手加油，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

刺*犬养毅的凶手中有一人曾经表示遗憾，但随即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在民众的心目中，这些人不是凶手，而是为国献身的勇士和斗士！

随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举行集会，许多东京当地社团、商团组织请愿书，要求“释放凶手，打倒政客”。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压力山大”的法院果然顺从民意，做出了“极宽发落”：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最重刑罚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新闻媒体对*害首相的凶手关不了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对于“五一五事件”背后的阴谋者来说，这样的重案只有这样的轻判，就是对与军权对抗下的法制与民主政府更进一步的侵蚀，也为之后“二二六事件”更大规模的*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一五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32年5月26日由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成立了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军部的势力终于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原敬首相被*。伦敦条约的签订，导致浜口首相被刺。九一八事变又导致犬养毅被集体枪*。之后日本政府逐渐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只能唯军部马首是瞻。斋藤实内阁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

“二二六事件”

军方势力能够顺利抬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社会底层生活上的极端贫困。

这时期在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耕耘土地外，冬季还须进城打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还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一些山区的农民不得不全家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里，那些青年男女进厂做工，尽管工作十分辛苦，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侵略的不断扩大，带给广大民众的不是利益而是生活的日益贫困。

与广大劳苦民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以及政党之间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底层民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同时还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这种社会病态也正是政界、财界高层遭到谋*而凶手却广受民众同情的根本原因。

上述突出矛盾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时间也最久、最长，并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

既然有派别那就必须有斗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和海军中两大派别的争斗一样，陆军中两派的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由于“统制派”的成员大部分属于地位较高的中高层军官，位高权重，因此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4年1月，在九一八事变中获得“越境将军”称号的林铣十郎，接替“皇道派”总舵主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7月，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至前线作战部队。7月中旬，林铣十郎面告“皇道派”的另一领袖真崎甚三郎，要在8月的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闲职的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甚三郎是“皇道派”的二把手，当时的职务是实权的陆军教育总监。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天皇，别人无权调动。双方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支持林铣十郎，真崎才无奈屈服。

其实林铣十郎罢免真崎是事先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默许。“皇道派”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虽然他们闭口张口不离“皇道”，但裕仁还是对他们的无法无天存有戒心，同时非常不满真崎甚三郎对少壮派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可是“皇道派”的武士可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他们一致认定这都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

随后永田铁山被提升为握有实权的军务局局长。上任后的永田立即开始制订并推行日本全国“统制化”计划。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永田开始频频与政府官僚、财界接触，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联系，并逐渐成为军、政、财这一高层网络的中心人物，能力出众的永田铁山实际上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永田铁山上台之后，就开始和林铣十郎联手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策划政变阴谋的消息，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皇道派”少壮军官把所有矛头直接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陆军中佐来到了东京。他同许多富有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而感到愤慨。相泽找到了永田铁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永田辞职。这一可笑的要求当然遭到永田的断然拒绝，你算什么，你以为你是天皇？当相泽返回福山的部队驻地时，他很快接到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调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服务的调令，彻底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永田。他在办完赴任手续后，于8月11日晚再次来到东京。

1935年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先是来到了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

上午9时40分，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永田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相泽刺向永田的第一刀没有刺中，第二刀使永田受了轻伤。永田蹒跚地想夺门出逃，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的相泽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他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永田死死地钉在门板上。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亦无永田”的永田铁山就此毙命。当时因公正在永田办公室的东京宪兵队队长上前阻拦，也负了伤。

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不雅观，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之后他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他已执行了上苍的判决。由于帽子留给永田盖脸用了，他准备到外边再去买顶新帽子，这时闻讯赶来的宪兵围住了他。

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审判。在受审的过程中，相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麾下一名普通军人的神圣职责而已。他提出对国家实施改革，并向所有法庭上的人宣称：“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缩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的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法庭上的相泽似乎换位成了法官一般，公众舆论也依旧偏向*人者相泽。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怪物，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相泽出现。”

刀劈永田铁山的暴力事件令裕仁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大将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永田的葬礼上，裕仁还特地让宫内省送去了鲜花。1945年，裕仁在皇宫的地下室里召开了决定日本投降的御前会议。与会人员惊讶地发现，天皇地下室的墙壁上挂着一个人的遗像，他就是10年前被相泽刺*的永田铁山。

“永田事件”之后，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统制派”借1935年12月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将第一师团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几年之后的淞沪会战，正是这个柳川平助率领日本第十军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在国民党军腰眼上插上了一把小匕首，从而导致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全面溃败。

随后，新的命令就来了，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一师团被调往满洲。作为日本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师团又被称为“玉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无异于火上浇油的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皇道派”少壮军官认为公众舆论对相泽三郎的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发动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一师团将在3月之前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核心成员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已经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真崎对矶部来访的意图清清楚楚，但老奸巨猾的他不想惹祸上身，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会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谈主题，就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很穷，也没有多少钱，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日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道：“就这些吗？如果就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事发前曾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满洲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政府要员。”得到消息的日本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宪兵队和警视厅认为个别叛乱分子翻不起什么大浪，凭他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从容对付一切突发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牛的确吹大了。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大雪已经厚厚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这是东京54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大雪导致交通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让无法回家的人暂时借宿。

这天深夜，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约瑟夫·格鲁大使正在招待他尊贵的客人。格鲁曾经是罗斯福总统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的夫人就是那位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准将的孙女。他的客人除了刚刚卸任首相并被任命为宫内大臣的斋藤实之外，还有那位大家熟悉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了让大家高兴，格鲁特地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兴致很高的客人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的11时30分。

当斋藤实跨入车门时，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下车的时候，斋藤抬头看了看天空，那雪正下得紧。

斋藤肯定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些雪花，一场血腥的屠*即将到来，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很快将被鲜血染红。

在这个大雪纷飞的静谧夜晚，位于皇宫外侧一端的第一师团兵营却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森恐怖。远处一间营房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里面聚集着十几位面容冷峻、如临大敌的陆军军官。一位青年军官忽地从蒲团上站起来开始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我们皇军的精英几十年来为了帝国的神圣事业前仆后继，几次起事都不幸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民众，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如今，我们的行动已为统制派控制的军部所察觉，随时都有移师满洲甚至关押被*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以改造国家，拯救民众，实现皇道。”说话的是香田清贞陆军大尉。

相比于香田清贞大尉的年少气盛，安藤辉三大尉就显得冷静许多，他慢条斯理地说：“诸位，此次兵变酝酿已久，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周密可行的。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是荒木贞夫大将的忠实信徒，此次起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不成功便成仁。”安藤辉三出身教师世家，表面看上去温文儒雅，却有着刚毅的性格，在士兵中颇有威信。

2月26日清晨4时，陆军第一师团的千余名士兵被他们的长官从热被窝中叫起。士兵对长官的密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要进行一次夜间雪中演习呢。只有几个人被告知当天将要*人。

“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死。”栗原安秀中尉冷冷地对一等兵仓友音吉说。

闻听此言，仓友大吃一惊，但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长官，我愿意去死。”

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约1500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取走了步枪、机枪、手雷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那些“天皇周围的坏人”。

行动共分六个小组，各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香田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负责占领警视厅，让那些警察失去指挥。其他四组则分别刺*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宫内大臣斋藤实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责刺*宫内大臣的凶手得手后，第二个目标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其他两组也将赶到市郊，分别干掉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举国尊敬的唯一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

负责击*首相冈田启介的部队由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约300人。早上5时，到达首相官邸之后，他们与守卫官邸的警察发生了枪战。很快，4名警察全被击毙，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

早上5时前不久，首相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已经听到了外边的枪声。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名字，在日本投降之前，他还要出场并有重要的戏份。迫水和冈田的关系很特殊，工作上他是首相的秘书，生活上他是冈田的女婿，同时冈田的夫人又是他的姑妈——也真够乱的。

迫水马上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警视厅电话里回答说增援的人马已经出发。别看这些警察平时对老百姓横行霸道、吆五喝六怪威风的，但是遇见真正的*部队就立即拉稀，警察增援部队很快被叛军击退。当迫水再一次给警视厅打电话时，“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一个声音回答说，大约有500名叛军已经占领了警视厅大楼，老窝都被端了。

迫水挂断电话，接着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长局促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对不起，秘书先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水气得啪一声把电话摔在地上。

枪声也同样惊醒了首相的另一位老秘书、61岁的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他同时也是首相的妹夫。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时，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冈田启介首相已经吓瘫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他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把冈田推进了浴室。

冈田在浴室里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声“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的缝隙望出去，只见他的妹夫紧靠屋墙站着。“向他开枪！”一位指挥官喊道，但士兵似乎还在犹豫，指挥官接着吼道：“你们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到满洲去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到满洲以后怎么办？”枪声随即响起。高呼“天皇万岁”的松尾随后便倒在了台阶上，血像泉水般喷在雪地上，格外耀眼。怕松尾没死透，他们又朝松尾的胸口和鼻梁上补了两枪。

这个松尾大佐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的老岳父。事变结束后，迫水告诉松尾夫人，松尾为了搭救冈田首相而被叛军打死，本来就出身武士世家的松尾夫人谦和地说：“我丈夫能够效劳，未亡人非常欣慰。”

栗原在卧室中找到了一张冈田的照片，跪在尸体前，拿照片同松尾的脸仔细核对之后，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冈田。”士兵开始高呼“万岁”，把松尾的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张薄薄的垫褥上。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帮助下，大难不死的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成吊唁人员，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成功逃脱。

袭击宫内大臣斋藤实的小组约200人，由长坂井直中尉指挥。这位78岁的海军大将头天晚上刚携夫人出席了格鲁大使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斋藤还在酣睡之中。破门而入的政变军人被斋藤实的夫人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夫人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得手的凶手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呼啸而去。

早上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接任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的渡边锭太郎大将。叛乱分子认为，作为“统制派”头目的渡边必须铲除，也为他们的偶像真崎甚三郎出口恶气。

渡边的住宅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锭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竟然拿起手枪勇敢地向叛军还击。自不量力的他很快被机枪打成马蜂窝，随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叛军会合。

曾经出任过八届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是日本有名的理财圣手。早在日俄战争期间，高桥在伦敦六次成功募集公债，成为日军最终取胜的大功臣。高桥因为多次削减军费而被军方诟病，还在接替原敬的短暂首相任期内批准了华盛顿条约，在这些少壮派军人眼里，高桥死八回都不够。担任袭击高桥是清的，是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约120人组成的小组。晨5时，当叛军冲进高桥卧室的时候，死到临头的高桥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中桥中尉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喊道：“天诛！”醒过来的高桥毫无惧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并大声说：“白痴！”中桥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了扳机，把全部子弹射向高桥。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朝高桥砍去，用力之猛使得军刀透过高桥所穿的棉衣，砍断了右臂。接着，他又把刀刺进高桥腹部，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已经82岁的高桥当场气绝身亡。

在毗连卧室中的高桥夫人冲了过来，一眼瞥见肚子被捅破，内脏都流了一地的丈夫，便放声痛哭起来。日本人不愧为“非常讲究礼仪”的民族，当中桥中尉用肩膀挤过聚集在走廊上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一群仆人时，还彬彬有礼地对他们道歉：“对不起，真是打扰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叛军认为与英、美狼狈为奸的天皇侍从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击*铃木贯太郎的小组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总数约350人。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了铃木的住处。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第一小队直接突入院内，第二小队则位于大门口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一位女佣早已叫醒了年迈的海军大将。铃木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却怎么也找不着，走出储藏室的铃木很快被20多把刺刀团团逼住。一位士兵上前一步，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铃木说“是的”，并举手要大家镇静：“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周围还是一片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个拿手枪的人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自知活命无望的铃木坦率地答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开枪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发子弹打中心窝。铃木倒下去时仍清醒，他的头部和肩部又挨了几枪。他听到有人喊“再补一枪”，铃木感到一把手枪冰冷的枪口抵上了他的咽喉，接着他听见夫人在喊，“别再打了，对一个老人你们也这样下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铃木的夫人鹰子是日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裕仁天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在裕仁眼里是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这伙士兵没人敢对她动手。就在此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持手枪的人问：“要补一枪吗？”

两年前，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所谓的改革纲领，铃木大将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的论点，因此，安藤虽然很不高兴，但内心中还是很钦佩他。此时，安藤也感觉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再补一枪实在是太残忍了，于是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于是，大家都跪在躺在地上的海军大将身旁，举枪致敬。

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起立出发。然后他转身向铃木夫人，道：“您是夫人吗？”鹰子点了点头。“我曾听很多人说起您，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安藤说，“我们对将军本人并没有恶意，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将军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文明礼貌”的好青年啊！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着惊艳表现的铃木大将，一生曾经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867年，明治政府军和幕府军的伏见鸟羽之战时，大阪弹药库发生连环爆炸，震坏了铃木家的门窗，刚出生没多久的铃木险些丧命。3岁时，他随家人去江户，差点被一匹受惊的马踢死。后来一次钓鱼时，又差点被鱼拖入河中淹死。在海军服役时，他曾在夜航中掉入大海，后奇迹般生还。这次看来，是真没得救了。

但是奇迹再次出现。安藤没有想到，人称“不死之鬼贯”的铃木哪里那么容易就死？几天之后，铃木再次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也必须抢救过来，要不怎么成为决定日本投降的终战首相呢？！

被刺*的对象无疑都是老人。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已经75岁，他是前面提到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是他的女婿。激进分子认为他也是实施“昭和维新”的大障碍，必须及时除掉。当时牧野住在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牧野的任务由河野寿大尉组成的8人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当时牧野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奋起反抗，打死了一名军官，士兵又枪*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从宾馆跑出来。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宝贵时间，牧野伸显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溜出了旅馆后门。

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块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旅馆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峭壁，把和子和牧野都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借助火光举起了枪。在呼啸的枪弹之中，和子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毅然挡在了外祖父身前。一个叛乱分子也许是被她的英勇行为感动，喊了一声“打中啦”，便说服其余同伴一起离开。

刺*西园寺公望公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时代仅存的一位元老，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都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本来就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下毒手，看到部下也都不太情愿，便擅自取消了这一行动。当地警方听说首都发生叛乱后，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

负责封锁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官邸的是由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的小组。叛乱的核心人物矶部浅一、香田清贞等也随这一小组行动，准备与陆军机关的首脑进行谈判。这支部队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立即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会谈。

被占领的参谋本部上午还真来了一个上班的人，那就是咱们熟悉的陆军大佐石原莞尔。一群叛军士兵冲进石原的办公室，有人认出了他，领头的军官听说面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石原莞尔时，立即收起手枪向石原鞠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我一生的荣幸，请大佐加油！”然后带领手下集体敬礼，向后转身走了。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就在皇宫正门的旁边，攻占警视厅的小组有500人左右。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随时突入皇宫。26日晨4时30分，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的这支最大的队伍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的所有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求其立即停止一切救援行动。

2月26日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活动已经全部结束。叛乱分子约1500人的部队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政变军人还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所有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临时指挥部。

他们还占领了东京最大的五家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尊王义军”“七生报国”等标语。在他们散发给记者的资料上这样写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叛军勒令关闭所有影剧院及其他所有娱乐场所，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月26日早上6时30分，叛军代表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陆军大臣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一群年轻人开始像训孙子一样教训已经58岁的陆军大臣，提出了他们的具体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国是。同时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叛军部队山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了得！

对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大巨头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因病不在东京——就是在东京也因为是皇族基本挂名不管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刚被激进分子*死，连头都被割走了。此时，陆军最高*就只有川岛义之一人能够出面应对。继林铣十郎之后，刚刚于9月5日接任陆军大臣的川岛义之本来就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加上既不是“皇道派”，也不属于“统治派”，因此作为两派均可接受的人物，才被扶上来当傀儡大臣的。

外边闹得一塌糊涂，皇宫里边当然也不会消停。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得到了消息，迅速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并向天皇简要汇报了所能了解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囔着“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新消息零零星星不断传来。早上6时，已经吓得脸无血色的本庄繁再次进来禀报天皇，首相、大藏大臣、宫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遭到袭击，至今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尽快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下令镇压叛乱，不仅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那些叛乱军人，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是叛乱活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终于获准进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姑念起事者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万望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刚刚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大声训斥道：“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的作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佐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实际上是由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操纵。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叛乱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绝不撤兵。

对于“皇道派”发起的叛乱，“统制派”的军官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苦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而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不太情愿的陆军只好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驻外的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梅津美治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均表示了坚决镇压的决心。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陆军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中将主持。对该事件的发生，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指挥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由于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迅疾将指挥机关转移到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

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次长入宫觐见天皇，明确得到了镇压的许可。回到宪兵司令部临时办公地点的杉山元随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一、参加起事的部队须立即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二、调驻东京及周边的部队进京平叛。

随即第一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四十九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五十七联队、驻东京东郊的战车第二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的第十四师团三个步兵大队等部队于当天先后向东京进发。2月28日，驻仙台的第二师团一部与第十四师团一部也奉命进入东京。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3000人。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海军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朗，表现堪称积极。由于被袭击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在海军中享受崇高威望的前辈大将，至今还生死不明，所以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宣布武力平叛。

2月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海军中将向正在演习的舰队发布了紧急命令：为了实施武力平叛，第一舰队立即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也就是声称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的丰田副武，可算逮住了攻击陆军的大好机会，立即跳起来咆哮道：“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海军来动手！”

2月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海军中将麾下的第一水雷战队已经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并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危险，海军省办公楼前也摆上了一地的高压水枪。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岸上重要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他们还打算把天皇接到军舰上，以免受到陆军叛兵的挟持。由于表现积极，高桥三吉和米内光政在之后不久就被晋升为海军大将。

27日一大早，联合舰队核心主力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京湾，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纷纷调转炮口，直指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406毫米巨炮对准的正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上午9时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但开进东京湾的军舰毕竟没有长腿，不能直接驶进皇宫扔块板让天皇上来，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在焦急不安中度过。对于陆军的迟迟按兵不动，皇宫内愤怒的天皇隔一段就召见一次本庄繁，连声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繁只能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裕仁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前往平叛，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自有他的道理，外边已经有更坏的消息传进宫来。他的亲弟弟、在陆军第八师团担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前往东京。秩父宫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历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要是他公开站到了叛军那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门外那帮叛军要是再有了精神领袖，形势将更加不可控制。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立即派出东京大学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亲王。平泉澄前在上越线水上车站登上了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老师的话一言不发。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皇宫，彻底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此情景的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裕仁总算松了一口大气。

2月28日，在天皇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陆军终于下定了镇压的决心。参谋次长杉山元在天皇的授意下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叛军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一师团。

29日上午，“皇道派”两大巨头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均遭拒绝。已经出任戒严部队参谋的石原莞尔直接将两名陆军大将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戒严司令官香椎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

东京街头平叛部队的坦克上已经装上了高音喇叭，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了一个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字标语，上书“敕令已颁，勿抗军旗”。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广播了一份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而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到原部队去吧。”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此时在严冬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早已疲惫不堪，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本来已经士气消沉的官兵面面相觑，大家谁都想等待别人先行动。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千余人的队伍开始出现*动。有人主张抵抗到底，有人主张自决。到上午10时左右，叛军队伍开始瓦解，35名士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随后，一队一队的士兵纷纷离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中午时分，除了在陆军省和山王饭店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了所属部队。下午14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终于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最后，剩余的叛军首领18人仍待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平叛部队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去攻打或逮捕他们，目的是留给这些人一个展示武士道精神的机会。荒木贞夫要求他们切腹自*以谢罪天皇。

但求生的*终于战胜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最后决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有野中四郎大尉拒绝投降，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30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字后切腹自*。

其余人员则在傍晚18时被宪兵队拘捕，随后被集中到陆军省大院。负责看押这些人的就是“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冈村预想并期待这些人自*谢罪，已让医院的护士准备好了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随时备用。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陆军吸取了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不公开的军法审判，也不设辩护律师，同时宣布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地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人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并没有提到谋*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

宣布死刑的除了17人，还包括并没有直接参加叛乱的两个人，那就是在幕后策划的大思想家北一辉以及砍*永田铁山的大剑客相泽三郎。其余的士兵则被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而已。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

7月12日，包括北一辉在内13名军官和4名文官被绑在行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刺*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俄国人打败我们！”

枪响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三呼“天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