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处困、解困之道——以《周易·困卦》为之中心

作者：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中华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

【内容摘要】历代解《困卦》者，多各执义理、象数一端，能讲卦爻、爻变者多容。本文则以卦辞诠释与九二例解为中心，尝试融贯象数、义理之诠释路径，揭橥卦变、爻变之机枢要害。困卦之象，水性润下，在泽之下，势必流渗以涸。如何对待困，可以检验出君子、小人的德性水平。每当陷入困局，儒家相信，唯有具备坚强毅力和高超人格的君子、“大人”，才能冷静面对现实，“有学有守”“操持已定”，甘享其客，自我亨通。故“君子之困”有别于“小人之困”。九二有刚中之德，强调困厄之中的君子应当安处候命，审时度势，韬光养晦，谨慎所为。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君子的态度是积极有为，奋力拼搏，*出重围，而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小人则做不到。解困、出困需要借助于精神信仰。

【关键词】周易 困卦 经传 君子之困

在语用学上，“因”的字面含义有窘迫、受窘、急难、被包围，常指一种窘迫、危难的状态与处境，精神压抑不舒展，人不得志。大约在战国、秦汉时期，贫困一谓，组合并用，而多限定为一种不能维持最起码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经济现象。《韩非子·奸劫弑臣》：“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贫因，常欺鲍叔。”刘向《新序杂事二》：“馀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古汉语词汇中还有穷困、困穷之说，基本含义则区别不大，皆指生计或职事处于窘迫、艰难的境地。《春秋左传·赛公八年》：“民知穷困，而受盟於楚。”《荀子·儒效》：“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战国策·燕策三》：“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尚书·虞书大禹谟》：“不废困穷”，孔颖达疏：“困穷，谓贫无资财也。”《战国策·燕策三》：“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

而在儒学语境中，如何对待穷困，如何“过紧日子”，则可以分别出君子、小人所作所为之差异，检验出君子、小人的德性高低。《周易》之第四十七卦《困卦》，坎下兑上，专门讲述君子陷入“为道之困” 与“为身之困”，借助于独特的卦爻符号系统和经传话语解释系统，仔细描绘了君子受困、处困的各种样态，并认真探讨了解困、济困、出困的方法路径。“困”开始多指代军事行动的现实状况，而从卦象、卦群、爻象、爻辞的内容方面看，因指涉似乎更多、更广，譬如政治、祭祀、道德、经济、刑罚、教化，因而也更可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仅仅拘泥于军事征伐，反倒限制了困卦的价值发挥和使用范围。困难，往往就是因为困而难。而读懂困卦也很难，得认真下一番功夫。朱熹说过：“《困卦》难理会，不可晓。”又，“《困》是个极不好底卦，所以《卦辞》也做得如此难晓。”人越是处于“困”中，越应该知困、晓困、懂困，而不是忌讳回避，不敢直面困境，乃至心里忌讳于自己身陷困境之中，提都不愿意提及。所以，读懂困卦并释放出其中所蕴藏的普遍效用便显得尤为必须和十分重要。前人解《困卦》，或偏于义理，或限于象数，多不讲卦变、爻变。本文则尝试融合象、数、义、理、辞、思等多种诠释进路，剖析与透视卦变、爻变之机枢要害，以通达困卦之道体大本。

一、“尚口乃穷”：岂可“以言求免”？

明儒来知德说，“困者，穷困也”。这里，穷、困互解，穷就是困，困就是穷，穷、困一如。但今人把“穷困”等同于“贫”，却是对上古汉语的一个误解。其实，贫未必就穷困，穷困也未必就贫。困卦中的“困”，应该指穷厄委顿，道穷力竭，志意堵塞，施展不开，无法通达。那么，困怎么会没有力气了呢？从卦序次第上看，《序卦》曰：“升而不己必困，故受之以《困》。”困卦紧接着升卦之后，升是自下而上，需要用力，但如果上进不已，缺少休整、喘息、调节的空档，则势必气力疲惫，使身心陷入困厄的状态。而从卦象上看，“水居泽中，枯涸无水”，泽中本该有水，可现在却干枯无水，于是便呈现为困乏、不济之象。而从爻象上看，“六爻皆为阴所掩，小人之掩君子也，穷困之象也。”阳爻陷入阴爻，阴爻围剿阳爻，小人陷害君子，则为困局。困是对君子而言的。《易》也只帮君子解困，而不为小人服务。

困卦的卦辞为：“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来知德指出，“此卦辞乃圣人教人处困之道也。言当困之时，占者处此必能自亨其道，则得其正矣。”易道广大，《周易》的丰富性和整全性就在于它能够想象、设计出物自身生生的曲折过程，并描绘物自身存在的若干种场景或境地，而“困”则是其中的一种。既然会遭遇到“困”，就得想方设法解困、出困，于是便有了只对君子有效的所谓 “处困之道”。因为每当陷入困局，唯有那些具备坚强毅力和高超人格的君子（“大人”)，才能够免除祸害，“自亨其道”，并最终“得其正”，转困为通，变困于达，因为也唯有他们“有学有守”“操持已定”。而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小人，则一定是做不到的。

然而，如果“不能实战躬行”，不勉力而行，尚未“自亨其道”，而只在口头上呼喊走出困境，仅仅“以言求免”，结果只能是“其困人必不信而益困矣”。陷入困局之中的君子，遭遇“处坎之险”，必须借助于自己的德性工夫才能够解困、济困、出困，靠行动而不靠嘴皮，不可“尚觉之口”。而追求其爻象根源，来知德以为，“二五刚中，大人之象。兑为口，有言之象。坎为耳痛，耳不能听，有言不信之象。”所以，《彖辞》曰：“尚口乃穷”，也是强调提高言语修养方面的德性工夫对于君子解困、出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坎下兑上的卦体结构为什么导致困局？

从卦体结构上分析，《易经证释》宗主附注指出，“困以兑合坎，内险而外悦。有如小人口蜜腹剑，心与行违，言与思戾，谓己为智，而利人之愚，处物以欺，而希人之蔽，是谓之困。”这样的卦体结构恰恰是对小人如何围困、陷害君子的描述，但困人者终自困，是不得好结果的。而按照来知德的解释，“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上六所掩，此困之所由名也。”下坎刚，上兑柔，以柔压刚，刚屈于下，处于逆势。九二一阳，乘阴承阴，上下皆阴。九四、九五虽然阳，却为上六所凌，无法舒展伸张，不陷入困顿才怪。来知德举例，“兑之掩坎，上六之掩四、五者，小人在上位也。如绛灌之掩贾谊，公孙弘之掩董仲舒是也。”小人得志，横行朝廷，而忠良则举步维艰。“二阴之掩九二者，前后左右皆小人也，如曹节、侯览辈之掩党锢诸贤，王安石、惠卿之掩元袼诸贤是也。”正人君子不能及时清洗掉身边的小人，必然是自己遭罪。正人君子并非能力有限，本事不如奸佞小人，而往往都是因为他们不忍心、不屑于去做奸佞小人所做的那些勾当。

二、“困，德之辨”：考验出君子、小人

《易传系辞下》“困，德之辨也。”郑玄注曰：“辨，别也。”王弼注曰：“困而益明。”辨，是人心智力的一种分析、评判能力。君子处困，首先需要智力支撑，以保证思路清晰，不犯糊涂。如何面对困顿的现实，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处理方法，无疑是对人们智商能力和德性品格的一次考验，君子、小人于此分野。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若遭穷困之时，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虽身陷困局，却能恪守节操，而且毫不动摇，意志坚定，这才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德性品格。刘宝楠指出，“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于是别也。”君子在困境中首先应该识别善恶是非与忠奸对错，进而能够捍卫并坚守仁道正义，但小人在困境中则最容易放任性情，颠倒是非、混淆善恶，而做出损害自己德性品格的事情来。这就是做人的差距，所以，人们如果遭遇逆境，最好还是以君子为榜样，努力修炼自己的火眼金睛，分清敌友，而不是跟小人学坏。

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中，为什么必须要有“智”之一常，其实就是在强调理性判断力在积德行善过程中能够发挥确保方向不偏的重要作用。孟子“四端”中，也必须有一个“是非之心”,唯有“智之端”才能使“不忍人之心”的落实不走偏、不变样，而不被坏人、恶人所利用，借助于理性能力和独立思考，而把世事看穿看透，不失为君子身陷困局的一种积极方法。《彖辞·困》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这里，“说”通“悦”，指愉快。高亨说：“《因》之卦象又是险以悦，即人在危险之中，而对人和悦。人处在困窘之境，在危险之中，能对人和说，虽困而不失其所，是以卦辞曰‘亨’。”即便遭遇坎险，也能够冷静面对现实，不低沉，不颓废，苦中找乐，甘享其奢，看得开，想得透，因而豁达开朗，自我圆融，自我亨通。“既处困境，又能亨通。”而不至于一味悲观，自甘沉沦而不思改变和突破目前的境遇。而如果换了小人，则骂骂咧咧，怨天尤人而心有不甘，随时到处都弥漫着不满的情绪，负能量太多。君子把困窘当成一种必须经历的磨炼，所以能够“亨”，小人则将其看成是自己不合理、不公平的遭遇。也因为这一点，许多时候小人则容易媾和并认同于坏、黑、恶势力，而君子却可以形成对眼前现实的批判精神。这是君子、小人德行分野之后在知识论方面的一个意外收获。

三、水在泽下：苟无存留，其困立至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泽无水，来源于困之卦象。卦体决定卦象，水在泽下，意味着泽中已经干枯，没有什么水了。假如是坎上兑下的卦体，则无疑可“亨”，则反而要求“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困》卦“以内外言，外有泽而水在下，明非泽中之水，则将泛滥以尽，故曰‘无水’”，下坎的水已经不在泽中，则说明泽已决口，泽中之水已经泛滥、流泄、渗透到下面来了，自己已经陷入一种困穷、无能为力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了，“水易流，宜自节约耳”，于是，一种“经济之道”“民生之原”便随即产生了。

原本“泽以水用”，而现在一旦没了水，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无水是不克充其用”，那么，“比于困穷之时，物不得展其技，人不得展其才”，物与人都不在正常状态，这就是一种困，即有难处，遇到似乎过不去的坎儿了。泽下藏水，似乎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积累，是一种战略储备，构成政权稳固、军事安全之一种必须。泽上无水，即无储备，必将威胁天下秩序和民生日用。在古今各家对困卦的诠释中，唯独《易经证释》一书能够把泽水卦体理解成一种“经济之道”和“民生之原”。但这里的“经济”绝非现代人所谓 “经济学” (economics）之“经济”，毋宁是“经世济民”之“经济”。这样，困卦的发生与解读，还应该是一种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宏大叙事，因为它涉及了给养天下和维持民生的问题，值得挖掘，不容小觑！

四、“致命遂志”：*身成仁，舍生取义

这里的“致命遂志”，尚有争议，主要有两解。

乐知天命说。来知德说：“险以说，卦德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人事也。处险而能说，则是在困穷艰险之中而能乐天知命矣。”他以“心”解“所”，径直把《彖辞》中的“所”字训读为“此心”“此道”。向内而求，以心解困，而不是向外寻觅，更不会以钱两财富解困，这是明儒在心学时代解读《周易》所发现的一条路径，或可谓之“心学易”。来知德说：“身虽困，此心不愧不作，心则亨也。时虽困，此道不加不损，道则亨也。”一个人，尽管处境艰难，但他如果内心没有任何歉疚，对得起天地人鬼神，那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如果他运气不好，但还能够守护仁道正义，不使之受到威胁和挑战，那么，仁道正义就会完好无损。人受点因，也就罢了，只要不伤書 “心”、不遮薇住“道”就行，这是君子身陷困境处理事务最基本的准绳和原则，不可动摇。“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时于其道，如羑里演《易》，陈蔡弦歌，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是也。”文王、孔子、颜回是圣人，所以他们即便窘迫不堪，也都能够一如既往地以守“心”、守“道”为第一要务，甚至还能够把眼前的“困”当作磨炼人性品格、成就自我善德的必由之路，以因为乐，安贫乐道。人要是能够在困穷艰险中，乐知天命，释放抑郁，调整心态，甚至还可以进行适度的自我放还、自我麻醉，才不至于让鲜活的生命被暂时周遭的压力所吞噬。

豁出性命说。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君子的态度是积极有为，奋力拼搏，*出重围。孔颖达疏曰：“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世道混乱，当黑恶势力威胁了王道正义，君子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应当挺身而出，他即使偿付了生命的代价，也要予以全力守护与誓死捍卫。而屈服、投降、媾和、偷安，则都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仁道的理想，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正义的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倒。它们比个体的生命都还重要，比小我、个体的价值更宝贵。

北宋程颐在解释“君子以致命遂志”一句的时候，强调了“知命”的重要性。“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君子为人坦荡，做事有原则，原本是不应该陷入困顿尴尬的境地的，但即便他（她）谨小慎微地加于防范和杜绝，却仍然避免不了眼前的苦难挫折，那么，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了，上天似乎故意要让他（她）有这一劫难，是躲也躲不过去的。这个时候，君子就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认命、知命，直面现实，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期早日结束危厄。君子的应对办法是，“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因为认命、知命而能够进一步了解命运的今后走向，晓得“命之当然”，顺应变化，安顿自心，适时、因地而有所为，以图全面堵塞各种祸患再次发生的可能。心意萌动皆不为眼前的困顿危厄所左右，而只愿意为仁道正义所倾注和付出。

来知德在解释《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时指出，“泽所以潴水。泽无水，是水下漏而上枯矣，‘困’之象也”。潴，指水停聚之处。《周礼·地官》曰“以潴畜水”，潴，水行至此，停留聚集，不得不建造堤防工事，以免危害农田庄稼。泽，原本应该储水蓄水，现在却水在泽下，来知德以为是水漏下去了而导致上卦枯竭干涸，形成“万物皆困”的局面，完全是一副窘迫危难的表象。“致”，指到达、求得。人要知命，才能达命：茫茫人海中，只有那些认识命运基本走向的人，只有那些了解命运规律的人，才能够通达天命的归宿，掌握自己的命运。“命存乎天，志存乎我”，命是上天赐给的，是一种既定的存在者，不可人为后天干预，但人活着还有一颗属于主体自我的心，存心立志而改变上天的馈赠，用主体的自觉修为去改造并文饰我们的自然禀赋，进而使人生轨迹最大程度地遵循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来知德看来，“不有其命，送命于天，惟遂我之志，成就一个是也。”尽管命运所赐一般般，甚至还布满坎坷和曲折，但因为自己的积极努力与孜矻善行，却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维护了仁道正义，这可能才是“致命遂志”的真意。在这里，个体的决定作用、人性主观的改造功能已经被极大地彰显了出来。

来知德要求，“患难之来，论是非不论利害，论轻重不论死生”，这是根本原则，即在困顿危厄面前，必须讲究是非、轻重，而不能计较利害、生死。道义准绳不可能放弃，唯有它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其余一切皆可放下。“*身成仁，舍生取义，幸而此身存，则名固在；不幸而此身死，则名亦不朽。岂不身困而志亨乎？身存者，张良之椎，苏武之节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是也。”仁道正义比个体生命重要，面临考验，如果需要，放弃肉体也是必须的。作为个体的鲜活生命，其肉身的保留还是毀灭，完全得看仁道正义的需要。儒家教义虽然起源于血亲伦理，但也十分强调集体价值。按照来知德的理解，个体生命的幸与不幸，肉身的存在与毁灭，在仁道正义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在不朽的名节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

于是，*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致命遂志”的应有之义。朱嘉解“致命”曰：“自家但遂志循义，都不管生死，不顾身命，犹言致死生于度外也。”为了道义，君子连生死性命都可以放弃。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以为，“豁出性命，实现夙愿。当生命与信仰不能兼得的时候，要*身成仁，舍生取义，不可苟且偷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可做‘致命遂志’的注脚。”君子受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而是非常担忧道义法则的沉沦和损伤。在行动上，君子则会采取积极措施，主动出击，想方设法挽救道义，化险为夷，以避免道义法则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这显然不是一种低迷不振、消极气馁、怨天尤人或干脆放弃的态度。宁可使肉体生命被无情屠害，也不能让王道正义遭受凌辱和践踏，这是任何一个有担当的君子在困顿危厄处境中的应然选择，也是一种最佳选择。

五、例解九二：刚中之德，自亨其道

九二的爻辞说：“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有不同种类。金景芳、吕绍纲分出“身之困”与“道之困”以区分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君子之困”与“小人之困”。“困有身之困有道之困，小人之困是身之困，君子之困是道之困。小人的困是吃饭穿衣亦即维持生存的问题。”因为身份、职业的差异，每个人所操心、所焦虑的对象也有所不同。君子之困，是道之困，他们会因为仁道不品、正义不张而倍感憋屈得慌。小人之困，则是身之困，他们一般只会因为吃饭温暖问题解决不了而奔波憔悴、而一筹莫展。“初六的困就是小人之困。君子的困表现在道不能通，志不能行上。”君子谋道，小人谋利，各有定位。道不行、不通，当由君子为之开辟、开展。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君子就不会受到生存问题的威胁，“身之困”的温饱问题还会迎面袭来。“在困卦中三个阳爻代表君子，它们的困是君子之困。九二是阳爻，九二之困是君子之困，亦即道困，与初六小人困于株木不同。”这里的君子之困，立足于爻性、爻象、爻位，而非基于道德高下之分殊。

人困未必就贫，所以还可能有点酒食，因为真正穷得叮当响的人是吃不饱饭、更买不起酒的。而按照卦象的总体规律，“凡《易》言酒者，皆坎也，言食者，皆兑也。故需中爻兑言酒食，未济与坎皆言酒也。”困卦上兑下坎的结构，酒食自在其中。而从爻变的情况看，马恒君指出：“九二是卦变中由否的上位下来的主爻，来到下卦成坎，坎为水、为酒，故言“困于酒食’。”酒出现在困卦之中，说明此卦是君子之困，非小人之困。下文的“朱绂方来”与“利用亨祀”，也可证明这一点，因为小人是不可能穿“朱绂”的，也不可能“用亨祀”。故程颐指出：“二以刚中之才，而处困之时，君子安其所遇，虽穷厄险难，无所动其心，不恤其为困也。所困者，唯困于所欲耳。”君子也有“欲”，其“欲”也有不得舒展、满足不了的时候，于是便处于困厄艰险的状态。不过，君子之“欲”不是感性感官之欲，不是肉体本能的生理满足，毋宁是道义伸张与精神性的价值追求。“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效，施其惠，故为困于酒食也。”对于自身的生活困境，君子可以忍受，可以安心于目前状况，可以心不为暂时的麻烦所累，但唯一牵挂的是仁道正义能否遂行“天下”，德泽万民。所以，君子之困显然是有情怀、有格局的，是“君子之困”超越于“小人之困”的应有境界。

处于困境的九二，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

一方面要“利用享祀”。帛书《周易》作“利用芳祀”，意指利于使用“享祀”。虞翻《增孟氏逸象》曰：“坎，为鬼。”九二事必与祭祀活动相关。来知德也说：“坎隐伏，有人鬼象，故言‘祀’。”至于“享祀”，程颐解曰：“以至诚通神明也”，“在《困》之时利用至诚，如享祀，然其德既诚自能感通于上，自昔贤哲困于幽远，而德卒升闻，道卒为用者，惟自守至诚而已。”当以至诚、敬重、慎惕之心去祭祀上帝鬼神，以求理解与护佑，使自己获得心理慰藉。

另一方面则不能“征”。不要行动，即可无咎，因为“征”则“凶”,一行动，就导致凶险。“征者，我往。”不征，即我不可前往。九二处困，应当沉着应付，时机不到，不必急着追求出困，草草解困，反倒生咎。程颐曰：“‘征凶无咎’，方困之时，若不至诚安处以俟命，往而求之，则犯难得凶，乃自取也，将谁咎乎。不度时而征，乃不安其所，为困所动也，失刚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困厄之中的君子，“安处”很重要，“俟命”是必须的，继续蛰伏，审时度势，韬光养晦，谨慎所为，千万别自己乱了阵脚。处困之时，遵循中道原则，又能够以刚健之体践恩谦逊之德，不失君子风范。正因为行已有谦，尊重万物，敬畏万物，把物当物，所以，万物都会向他（她）投以源源不断的回报，酒食、朱绂、享祀之类的福庆，便纷至沓来，不期而归。君子当在自谦中奋发，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所以，人一旦被困，还是坚强一点好，守护住阳性，内心一定要振作起来，自己给自己打气、撑腰、壮胆。险情天降，大难当头，人当自立自强，积极进取，而不可畏缩、逃避，怨天尤人、哭爹骂娘、自卑自馁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九二爻性对我们的一大重要启示。

九二向上诉求于九五，却不得正应，王弼说是“心无所私”，空无一应，以谦逊为怀，调整姿态，放低自己，反倒能够成就出一番盛大的气象和繁华的局面。君子处困，不是烦神于钱财物资，毋宁始终焦虑于仁道主义的不能伸张和未得施行于天下，这便需要一种虚怀若谷的品格与精神。用这种品格和精神去克服困难，其实也就根本不用愁没有足以养身糊口的钱财物资了。所以，困未必贫，君子虽困顿于精神世界，但物质生活却丝毫不受影响。

六、“君子之困”、“小人之困”

《易》以阳刚为心主，困卦之所以被困，就是因为阳刚被掩、被构陷，阴柔遮蔽了阳刚，使阳刚之气得不到伸张和发展。

困，作为人存在于世的一种基本生活遭遇和精神状态，经常因为其表征焦灼不吉、行事未得遂畅而被人们忌讳不语。茫茫人海中，愿意正视困境的人并不多见，积极处理困境事务往往被看作是一种被逼无奈，问题一旦解決，麻烦一旦消失，便不再愿意旧事重提，过就过了，还想它干吗，而根本不会将其当做一个正经的学术话题予以严肃对待并进行有效地理性探讨。《周易·困卦》却直接面对困，认真揭示和阐述困，并把困分成若干种类而予以逐一描述和分析，不回避问题，不忌讳顽疾，这种学术品格还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初六的“困手株木”，是困的最黑暗状态，人在刚刚陷入困境的时候，希望渺茫，无力无助，如坐针毡，一刻都不能停留，心生百般恐惧。九二“困于酒食”，是君子在困顿中积极谋道，并且有可能遇到贵人相助，可以获得不错的人生结果。六三“困于石”，两阳夹击，压力山大，又“据于蒺藜”，还“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显然是特别危险的一种困，其结果在六爻之中最差，凶险很多，无以复加。九四“困于金车”，乘阴承阳，欺软怕硬，追逐声名，不中不正，而与道无补，显然是一种羞辱。九五“困于赤绂”，虽有所不安，却能够行事宽缓，又注重在祭祀中寻求精神支柱，获得信仰力量，终归受享天福。上六则“困于葛藟”，如果能够进行适当的自我反思，并且能够转化为现实行动，则可以获得吉利。六种不同的困，六种不同的境遇，“困于物，同；所困之物，不同”，于是便产生出六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与方法。《周易》是人类直面困境、专题化研究困境并对其淋漓尽致展开阐释和论证的第一本文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儒学是君子之学，尊君子、抑小人是儒门最基本的人格塑造特征，体现在《周易》文化中则是，困卦最先分别出“君子之困”“小人之困”。九二交“困于酒食”，显然不是“身困”，而是“道困”。困不等于贫，贫可能导致困，但困未必真没钱。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人，绝不可能有所谓“君子之困”。《彖辞》的“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也就是说，尽管身处因境之中，却能够亨通豁达、乐知天命的，只有君子才能够做到，一般人根本是做不到的。小人遭困，一般都是过不去这个坎的，要么是怨天尤人，从不反思自己，要么就不择手段，作恶多端，底线全无，啥事都能做得出来，这就叫“穷斯滥矣”。困卦所立意推扬的就是“君子之困”。九二、九五是困卦的核心和灵魂，来知德注曰：“刚中者，二五也，刚中则知明守固，居易俟命，所以贞大人吉也。贞大人者，贞正大人也。”九二、九五两爻凭借刚健中正的精神品格顶起整个困卦的脊梁，体现出君子的担当与有为。阴阳轩轾，是君子就应当以拯救世道人心为己任，而这恰恰才是《彖辞》“致命遂志”一语的真义。

七、遵养时晦，精神支柱

关于济困、解困、出困的方法、路径，《周易》借助于卦象、卦辞、卦气、爻象、爻辞、爻位、爻气等一些列符号和语言进行铺陈和论述，而在态度、观念、行动等各个层面上都有涉及。初六“入于幽谷，三岁不觌”，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一个最长的处困预期，稍安勿躁，急不得。九二提醒人们必须借助于上卦九五的呼应与支持，接受上方的恩泽，则一定有利于济困、解困。六三爻变，中互成巽，卦象为入，却与上六隔刚相望而不见其面，有乘刚之凶险，不可不鉴。九四回应于初六，懒懒散散，虽得正应，却落得不中、不正之结果，不能自享，亨通不得。因“徐徐”而蒙羞，却可以直承九五之恩泽。九五之困，虽然不安，但按照来知德的注解，“迟久”则“必悦”，仍然不可操之过急。即便到了上六，仍然不可盲动。受困、处困是命运，解困、济困、出困也是命，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不安现状，整天愤愤不平，好像天下人都对不起他（她）、全社会都亏欠他（她）似的，因而急躁冒进，摆脱困境的心太急、太切，则显然于事无补，反倒更困。

君子处困，究竟是动，还是不动，这在困卦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九二有刚中之德，与九五敌应，虽然暂时困窘不堪，但好歹还有“酒食”，君上还可赐与“朱绂”，只是应该以不动为妙。“征”则“凶”，“行动就要凶”，而不动反倒无大碍，“不要行动，即可无咎。” 上六则要求人们敢于面对既已形成的“事之悔”，困极之时，更需要谨慎、警惕，动辄有悔，以防时时处处受困。而只有在自觉认识错误、充分反省悔过的基础之上，采取合理行动，“用藏之义”，处穷之行，并遵养时晦、居易俟命，才能得吉致善。君子受困、处困，究竟动与不动，则应当瞄准时机，看环境，看条件，并没有一条固定可法的铁则。

人在处困之时，应当正确对待行与言关系，行一定比言重要，德一定比言更具有决定作用。困的卦辞曰：“有言不信”。《彖辞》“有言不信，尚口乃穷”。过分相信言语对出困、解困的作用，这样的人还将受穷、受困，仍然解脱不了。孔颖达《正义》强调修德的重要性，“处困求通，在于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说，更致困穷”，如果仅凭语言就可以出困、济困，那么，困也不成其为困了。来知德注曰：“言不得志之人，虽言亦不信也。”。金景芳、吕绍纲说：“在困的时候，说话没有人相信。自己申辩，往往结果更坏”，那可怎么办呢？君子“当又诫以当务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穷困”，不能贪图一吐为快，否则往往事与愿违。

出困、解困是需要足够的精神支柱的，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身陷困顿境地中的人，信仰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甚至是支撑他们顽强活下去的唯一动能。九二、九五皆居中，所以爻辞都强调了诚敬的重要性。九二虽没有正应，恰可以心底无私天地宽，因而接纳万物，以这种办法处困，天地万物该来的都会来的。孔颖达将其上升到一种“美之至”的高度而加以欣赏和领扬。“享祀”，既是丰衍、充盈、盛大，又要求人们正心诚意，敬畏十分。内中不净，念虑芜杂，则不如不祭。九五刚猛，虽不能像九二那样可以招致异方之物，但也有足够的威权和能力使天下归心。“利用祭祀”，是君王对天地神明的服膺与礼拜，更要求有充分的心意诚信，朱熹解曰：“无应而心专一”，这是君王受福的信仰前提，不可不谨慎处之。

君子处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起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上六爻辞：“曰动悔，有悔”，前一个“悔”是已经发生了的灾祸，而后一个“悔”则是主体对前一个“悔”的主动反省和认知，完全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君子在受困、处困、济困、解困、出困的过程中，应当慢慢确立起自己的主体自觉，催生出主体自己的独立人格。困卦中，九二、九五的德性、品格值得我们作认真揣摩，居中有守，中正中直，享祀祭祀，岂不就是人在困厄境地所应当把持的节操吗！人固然可以一时受困，固然可以被外物的匮乏所难住，却不可以让困难击倒自己，不可以丢弃自己的生命冲动，不可以扼*或泯灭自己追求解放的意志力。然而，小人则是不会、也不愿意主动反省自己的，而往往怨天尤人，责怪命运，仇恨社会，自己好像没有一点责任和过错，却不知道别人跟你同样遭困，却为什么很快就能够摆脱出来了呢？！人在困中，如果自己不努力，如果自己的主体精神确立不起来，该硬的不硬，别人拉都拉不出来你，那么就不可能“反困为亨”而解困、出困了。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