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塞，顾名思义，就是撬开橡木桶或者红酒瓶上的软木塞那种意思，商君这一章主要就是解释如何把治国执政中堵塞的地方疏通开。
看过之前章节的同仁们也许还记得，商君那个“无宿治”、“上壹则信”的观点，在宏观调控中可以高效运转，但这章讲的是另一个方面，如果说第一章写的是传导中，那这一章写的就是传导神经如何作用于效应器，而这个效应器，就是民众。
嗯，从法令到民众的传递，这个塞子，也许得从先秦的儒法之争说起。儒、法两家素来相互之间看不来且互有攻诘，儒家说“苛政猛于虎”，法家说“儒以文乱法”，儒家宣扬仁政，法家推崇重法...但在开塞所描述的，这场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博弈中，法家很显然占了上风：在儒家还在不断苦口婆心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时，法家已经*伐决断的“益之以法，损之以赏”。
在这场国家与民众的博弈中，儒家总想站在国家的角度（参与者A）去给民众（参与者B）的策略做决定，但学博弈论我们知道，参与者A是无法进行B决策的...而法家则站在国家的角度为国家做了这样一个策略：让民众会选择的让他们效用最大化的策略，和国家希望民众选择的策略是同一个。
一场决定不了的游戏对于国家治理，无论是君与臣，还是中央与地方，大多数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其中有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但这是治理国家权力机关内部的事，但商君早在千年以前就提出了另一个关系，即权力机关和被统治者（但也是最终受益人）的博弈关系。
这还得从猴子变人的时候说起：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
虽然我有些好奇为啥那时候的人就知道人类社会是从母系氏族发展出来的，毕竟三皇时代和现代考古学离他们都有点远了。
但这一波分析却很符合博弈论的要求，既然是博弈，肯定有你能了解信息但无法替他们做出决策的参与者B们，那么当民众成为这个参与者B的时候，了解人类社会，也就是民众的信息就至关重要。
根据商君对人类社会的分析，人的本质是“亲亲而爱私”的，也就是与自己的亲人朋友亲近，关注自身的利益。嗯？这TM不是废话么？还真不是。也许那时候关于人本性的讨论还是个热门课题，孔孟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荀子则反着说“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其实直到现在，人性的本质究竟是个啥，也依然没有定论，甚至人人都无法得到一个一致的答案。
当然，只讲人性那就变成学术讨论了，而商君说这是有下文的。因为亲亲，人与人之间（主要是不那么亲的）就会有分别和间隙，人只为一己私利就很危险（险虽然不一定解释成危险，但总离不开危险的意思），然后就会有争端，就进入百家争鸣基础教程《周易》那“争则讼，讼则师”的轮回了。
但这里有个楔子，“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有争是肯定会有的，而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都有“解争”的方式，也许除了兵家，可能都希望以讼解争吧，兵家可能偏向以师止讼（没什么是干一架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再干一架）。
几组先秦诸子的策略面对这样一个天性亲亲而爱私的种群，能做的事还是十分有限的：既不能想当然的觉得自己能搞定改变人类天性这个浩大工程，所以无法去决定他们在国家管理博弈中的B策略；也不能放任这群玩家B 一顿瞎操作，因为他们一组策略玩下来，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周易》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争则讼，讼则师”，最后就是干一架，只有死人不会争...
于是三皇五帝诸子百家纷纷觉得不能这样干，我们得作为玩家A干点啥。
商君给出的分析，当然先站在构成一个强大的玩家A，毕竟当时玩家A是很累的，不仅要和B博弈，还得和其他的A博弈。当然，前人的经验需要总结一下：
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神农氏教人耕种的知识，商汤周武以武力，都成为了最大的A，在这一文一武之间，如何玩好天下这局博弈游戏，方法就慢慢地浮现在眼前。嗯...当然，不是继续教大家怎么种粮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呀！也不是大肆征伐，那只是满目疮痍生灵涂炭的战国而已。
对于这点，商君之后立马做出了解释，可能就是怕大家效法神农氏和商汤周武故事，结果失败会骂他吧。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
依然是不能照搬照抄古人，毕竟博弈论中，除了囚徒困境，大家都不能放心大胆的一直选择一种策略，甚至一般的纳什均衡都不一定如此。所以虽然最终博弈的结果都一样，玩家A克制了玩家B自我毁灭（损或者乱）的弊端，或者说，玩家A根据玩家B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信息，做出了一个决策，使得玩家B不会做出最终坑自己的决策。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策略组的选择问题，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家需要真正玩成完全信息博弈，并且根据对策略组和不同策略组下民众获得“效用”的情况，来选择一个合理的策略，而让民众也选择一个合理的策略，即让民众不会因为“亲亲而爱私”最终坑到自己，在这个博弈中，一般玩得好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
于是商君玩起另一个游戏，虽然这个游戏总是用来给其他灵长类动物测智商使用...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之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这是啥游戏？还和耍猩猩有关？
就是那个两盘子里放着数量不等的坚果，让猩猩做选择，然后拿走猩猩选的那盘，给猩猩剩下的，猩猩们玩过几次就会发现，要选的其实是那盘少的，而不是去拿那盘多的...
好像说多了，其实就是计算机里“非”的算法哦！
这么看来，商君显然是最先发现猩猩作为灵长类和人类相似性的一波人了——有时候试着试着就明白了，其实选择“好”的坚果，不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
在几乎所有人都选择直奔“义”字时，商君发现了这场义罪赏罚的博弈中的玄机：这并不是一个人追求自己对于“义”的目标，而是怎么让所有参与者都做出“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也并非少数人能够直接控制的。
因此，商君配合他的“法”提出了“刑”，因为往往以“义”教人，会逐渐让人放纵，为所欲为，无论是当下大行其道的道德绑架，还是叛逆的想打破社会所宣传（宣传而非真实做到）的道德体系，都是“义”字当先的结果；而只有固定的“法”，加之以“刑”，虽然这并不是民众所喜欢的东西，但最终才能固守社会准则，不左不右，“刑”就在那里守着“法”，不过激，不叛逆。
如果能让天下人都选择“好”的策略，我一个人选择“坏”也未尝不可。
半盘纵横天下的棋局那么如何让天下人都选择“好”的策略呢？按博弈论的游戏规则来说，要让B选择特定策略，并不能抓着B的手给他点点点，特别是当这个B有千千万万的时候，所以孔子所说的“（民）不可，使知之”是有很大缺陷的，如果仅仅言传，民众保不齐会认为这是个骗子，如果加以身教，民众则大概率会把他尊为圣人然后供起来，嗯，仅仅只是供起来，然后接着干自己想*事情...
反而是那句“民可，使由之”在实际中还能有所作为。只是在如何让民觉得“可”这件事上，百家花的心思不一样，在博弈论中的基础倒是一致：只要把B的备选项拿出来比较一下，对于想让B选择的特定策略组X，A自己做决策时考虑如何增加X对B的效用，或者削弱其他高于X的策略组，砍砍砍就完了。啥？为啥不考虑A的效用？博弈论不是为了得到自己最高效用才去分析对手的策略么？A都已经富有天下或者准备逐鹿中原了，还有更高的效用吗？或者说，B选择特定的X策略组，就是站在国家管理角色的A最高的效用，因为A可以凭借它，强国王天下。
于是商君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这个结论，他用作了总起，而非总结）：
故曰：王道有绳。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先是道出了这场博弈中，作为王只能执绳一端，即便国家管理者如何经天纬地，宏图大略，面对这盘纵横天下的棋局，他们也最多只能执黑而已，所能控制的不过“半盘”。
但同时，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参考之前的分析，也就是随着民众给出的信息变动，也就是博弈中B的策略及效用变动，A也要随时变动，在民众还未开化时，用知识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当民众都有知识了，就需要依靠强制力让天下在正轨（现代一点的词可能叫契约）上运行。
开塞，也许那些堵塞我们的，并不全是执行力层面的不作为，万一我们在一开始就找错了位置，身处博弈游戏之中，当着玩家A，却总想着替玩家B做决策呢？这个思想转变不过来，就永远也解不开塞在心中的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