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
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
春秋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仍带有礼乐文化的封建气质。
而战国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则带有耕战文化的军国作风。
它们不仅理想不同，而且*迥异，正所谓同床异梦者。
从春秋到战国，变化之大，堪称两个时代。可多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春秋战国”统称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使它们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
1战国时代崇尚“力”的世风
进入战国时代，在黄河流域，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在长江流域，则以吴、越之战为标志，大国之间，为灭国而战，已经开了战国先例。
自公元前510年起，吴越之战打了三十七年，最后越王勾践灭吴。
这种以灭国为目的的战争，奏响了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序曲。
这是战国的风尚和志向，其时代意义就是战，而且是歼灭战。
战争需要战士，制胜依赖计谋，这是一个战士和策士的时代。
从吴、越战争开始，到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二百五六十年间，战士和策士成了时代的主角，成了战争的主力。战争的精神，就是尚力的意志，战士的使命，就是追求力、释放力，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像战国时代那样崇尚“力”的世风。
力，是一切生物的原始密码，生命的本能冲动，它与青春相伴，却与衰老无缘。《说文》称“力，筋也，象人筋之形”，生命力的线之美，何其挺拔、灵动与舒展！
20世纪，中国战国策派的思想者们，对“力”发出由衷的赞美。
他们指出，世界各种文明中的原始岩山壁画，无不显示了人类早期对“力”的欣赏和崇拜。古希腊的人体雕塑，堪称人类崇尚“力”的完美表述，而汉字，则以极为简约的形式—“力”，高扬了人的生命线—人体之中刚柔相济的筋骨之“力”。“力”，是文化的原生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看一下汉字会意：种田以力是“男”人，有力为“劲”，少力为“劣”，生命的活力“动”字从“力”，“成功”要靠“力”，“勇气”要凭“力气”，“开劫”当然也少不了“力”，“力”在战国泛滥，“当今争于气力”，被人交口称誉。
儒家“崇德”，为春秋代表，而法家“尚力”，适应了战国需求。
法家之“力”，乃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全民皆趋为耕战之士。
耕战合一，打开了农民的仕途，成为战士，使战争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变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战争，使得农民可以通过战争之路转化成为新的军功贵族。
谁能将农民动员起来，转化为战士，谁就掌握了新的历史契机。
可农民一旦成为战士，有关战争的贵族礼义就彻底地没有了用武之地，即便让通过军功上升为贵族的农民行礼、吟诗，若不经过三代人的洗礼，也没那份雅致。
相反，他们无视贵族习气，以粗鄙的功利主义摧毁了贵族礼义。
战争，不再展示文化，不再演示实力，不再是在国际仲裁下有限度的国家格斗，而是无限地*，是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地*，战争全民化，战争超限化。
商鞅在秦国变法，用制度创造耕战之士，组成最有效的战争群体。
他们不需要行礼和吟诗，只要多交军赋，多斩敌首，就够了。可战争还需要战略与战术，除了力战之士，还需要“一言能兴邦，一言可丧邦”的纵横策士，如苏秦、张仪之流。往往一邦一国、一君一士，其莫测之命运，都在他们的舌头。一部《战国策》，策士奔流多彩的思，从舌苔流出，逐鹿于中原大地。以一舌之力，合六国之纵，连两强之横，捭阖悉凭之。战士与策士共举，战力与智力并用，周礼让位于兵法，用计成了新文化。
当贵族们热衷于兵法时，商鞅却在秦国变法，让农民站起来了！贵族们多半不愿意从制度上改变现状，就从兵法中寻求出路，故山东六国，多有兵家和兵法，欲用“计”胜天下，秦国没有兵法，就用“力”打造战士，用专制制度使国家军事化。
2 春秋时代，“游于艺”
然而，战国以昔，上溯至春秋以至于西周，士人的传统，乃系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士集六艺于一身，躬身于事，故《说文》称：“士，事也。”
士的时代，“游于艺”，不光治国要用一整套的礼乐形式游于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要游于艺，要开展文质彬彬的诗礼外交，就连战争也免不了要游于艺。中原各国会战，开战前要行礼，要等到一整套礼仪完成以后才开始交战，在战争进程中，天子要派观察员来对战争进行观察，并根据周礼对结果进行仲裁，这样一来，战争就似体育竞赛。
当然，这套礼仪，只适用于“中国”范围，放诸四夷，就改用征伐了。
征伐就不同，要经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的考验，那时的士，未分化为文士和武士，他们文武双全，既劳心，又劳力，还诗意地栖居，孕育了中国最早的边塞诗。
《诗经·小雅·四牡》就是一名士，一边驾着四马之车飞驰，一边心中还耽念着王事而写的一首诗，而且他在想家—“岂不怀归？”可路遥遥，王事未了，故“我心伤悲”。这样的伤悲，有一种节制和忧郁的美，怨而不怒，此真可谓士—事矣。
一有征伐，就要出征，自备武器、干粮，“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诗经·小雅·采薇》是一首戍边诗，诗中，士欲归去，可一想到“我戍未定”，便“忧心烈烈”。
士尽力于王事，而起家国之思，此乃《诗经》中最美丽动人的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样的战士，是美的战士，别看他们吟着“我心伤悲”，一上战场，就所向披靡，因为他们是王的战士，不光守卫王土，还要行王道，即便“载渴载饥”，也无敌。
六艺，首要为礼，春秋时期，礼为显学，但礼义之中，有诗意打底子。
战国时期，士贵用计，兵法遂为显学，但《孙子兵法》也充满了诗意。当时，最会用“计”的，还不是写了兵法的孙子、吴子，而是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士，如范蠡的老师计然，苏秦、张仪的老师鬼谷子。在范蠡看来，他的老师计然，显然要比孙子高明，计然传授他七条计，他用了五条就灭了吴国，还剩了两条，他用来发家，让自己富甲天下。
对用计如此自信，以至于迷信，这样的战国人，是老成，还是天真？
张仪被人狠揍了一顿，他一切不顾，迫不及待地问老婆，舌头还在吗？
据说，当年，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用手指了指他那一张老口，他想告诉孔子：软的—舌头，还在；而硬的—牙齿，早就掉了。牙齿刚性，宛如礼；舌头柔软，好似计。老子以此隐喻，向孔子指明趋势—历史已然从行礼转向用计。
我们读史，翻开《国语》，所言皆礼，读《战国策》，则充满了用计。孔子周游列国，囿于牙齿—礼，而未能妙用舌头—计，因而郁郁不得志。但他咬紧了牙根—礼，没有用舌头去迎合或运作形势。可他的学生子贡却舌功了得，从鲁国跑到齐国，从齐国跑到吴国，从吴国跑到越国，这一轮跑下来，存鲁，乱齐，灭吴，霸越，堪称“舌之圣者”。一计套一计，我们多少有点儿存疑，因为，它类似神话和奇迹，拿它同《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木马计相比，木马计便显得幼稚和低级，希腊盛产哲学，却没有一部像样的兵法。
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
高40.7 厘米，宽24.6 厘米，重4.82 千克
故宫博物院藏
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是战国时期的酒容器，上面的纹饰传递了非常浓烈的时代信息，反映了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从行礼到竞力的场景。全器主体纹饰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射礼与采桑，表现春秋士大夫必须会射礼的武德，以及侯妃亲自采桑的淑德。第二段一侧为飨食礼，上为宫殿飨宴，下为钟磬鼓乐的奏乐场景；另一侧表现鸢射捕鱼，以示不忘食物来源。第三段表现水陆攻战场面，一侧为攻城场景，上为城墙上的士兵阻止外敌攀登墙头，下为士卒们架云梯攻城；另一侧表现水战，两艘战船上层激战正酣，下层摇桨手奋力撑船保持船的平衡，并有士兵落入水中。
本文选自《文化的江山》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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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系列共3辑1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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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入选“2019年经济人读书会十大好书（中国历史类）”
第一辑：文化中国的起源（已出版）
文化的江山01：文化中国的来源
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
文化的江山03：中国风雅颂
文化的江山04：中国轴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