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主要集中在“魏灭中山”“中山称王”和“赵灭中山”三个时期。从记载来看，这些史料描绘的人物多为中山君、臣，他们个性鲜明、形象各异，有些在辞令表达方面也有一定特点。张登善用“关系”巧设计谋，其辞令质朴但长于话术技巧，形成了一定的话术体系；司马憙伪善狡猾，其辞令注重修饰与铺排，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他人物形象与言辞也各具特色。另外，在辞令表达上，忠臣相对质朴的语言风格也与他们“耿直”“言行如一”的性格保持一致。对《战国策》主要涉及的君王人物形象及其辞令特点进行研究，希望在充实学界有限的“中山国”研究的同时，能再现这些历史人物的风姿。
需要说明的是，“人物形象”这一概念一般涉及内在性格和外貌特征两方面，但在《战国策》“语录体”史料的记载当中，有关人物的外貌描写并不多见。所以对本文而言，分析人物的形象主要侧重人物的内在性格。
实际上，“性格”无疑是人物形象分析当中的重点，这是中外理论家的公认。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悲剧的时候曾说，悲剧情节“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这虽是就故事情节所作的论述，但从中可知人物“性格”是人物形象的核心因素。
黑格尔也认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我国古代评点家金圣叹也说，《水浒传》“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由此可知“性格”才是人物形象分析的真正核心。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人物形象时重点侧重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人物思想和行为特征，尽力在有限且零散的史料中将中山国人物的形象特点展现出来。
历史上的中山共遭遇两次亡国，其中第一次为魏文侯所灭，但魏属中山只存在了二十余年。中山桓公在经历了首次亡国浩劫后卧薪尝胆，终让中山重新屹立于战国群雄之间。《战国策》中有三则文献涉及“中山桓公”，其中两则记录了魏国乐羊攻灭中山的故事，时在桓公时期无疑，但《中山策·中山君飨都士大夫》的时代归属存在争议。
《中山君飨都士大夫》记载了中山君因一杯羊羹亡国的故事，文献如下：
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飡饵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飡得士二人。”
从记载来看中山似被楚所灭，但历史上的中山与楚并无瓜葛，因此全祖望认为“楚亡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此外他还认为文献记载的“羊羹”“壶餐”与《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的华元、赵盾二事极为类似，当为附会，对此我们认同。
然而，托拟文献载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倾向未必全为虚构，从本章来看，中山君在亡国后已有悔意，言语间透露出东山再起的志向，这正与中山桓公的经历十分贴切，因此我们将这则文献归于“中山桓公”时期，借此考察他的思想与辞令特点。
从记载来看，中山桓公似乎践行着“仁德”思想，这在《中山君飨都士大夫》一章体现较为明显。文献认为，桓公曾将餐食赠予路边饥饿的老者，这似乎说明他以民为本，关恤百姓。但我们认为，这种怜悯属于人之常情，不能因此证明桓公践行了“仁德”。
《孟子》曾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但这并不意味有了“恻隐之心”就一定能够实现“仁德”。实现“仁德”的关键在于能否主动发扬、扩充自己的“恻隐之心”，君主只有时时将“恻隐之心”推广到其他人、事、物上才能实现“仁德”，而这在桓公身上并未体现。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记载了“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一事，由此可以知道中山桓公曾在魏灭中山之际做出过烹*敌子的行为。
这虽有自保之嫌，却无法遮掩其性情的残酷和冷血，这表明他并未将“恻隐之心”加以推广，其行为与“仁德”背道而驰。由此看来，中山桓公的怜悯只是人之常情，他没有践行“仁德”，更没有施行所谓的“仁政”。
桓公不但未践行着“仁德”理念，他还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存在欠缺。《中山君飨都士大夫》记载了司马子期背叛中山的原因：由于“羊羹不遍”，此事虽有托拟的可能，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桓公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
我们认为，托拟之事能够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在于所托之事与当事人的性格、思想高度契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山桓公在平时一定存在着君臣失和的问题，他或是不拘小节、考虑不周，或是自私自利、有意为之，总之导致了国家灭亡。
中山桓公因上述过错导致了国家灭亡，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定思痛之后善于反省悔过，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中山君飨都士大夫》记录了桓公的反省之词：
“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飡得士二人。”
这表明桓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并重燃东山再起的斗志。正是这种“知错自省”的精神，让桓公卧薪尝胆，在二十余年之后再次让中山国屹立于群雄之间。
文献中能够体现中山桓公辞令特点的恰是其反省之词：
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飡得士二人。
这两句发自肺腑，表明中山桓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体现了复国志向。这两句话虽是在逃亡途中说的，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首先，桓公辞令讲究形式技巧，注重对仗。这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上下句的词性构成了正对应关系，比如“与”和“怨”都是名词，“众少”和“深浅”都是形容词等;
二是上下句的含义构成了反对应关系，如上句“给予”，下句“生怨”，上句“亡国”，下句“得士”等，
形成了独特的对仗结构。这种对仗体现了桓公辞令讲求形式技巧的特点，体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其次，桓公辞令语言简洁、凝练，有“格言体”特征。“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是中山桓公总结的亡国教训，这一总结语意凝练、言简意赅，句式相似却呈现出反对应关系，形成了“格言体”特色。这种“格言体”的辞令表达易于传颂，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体而言，因文献留存有限，体现桓公辞令特点的言论只有两句，但这两句话讲求形式技巧，注重对仗，言简意赅，形成了“格言体”特征，这说明桓公具有出色的语言驾驭技巧，在辞令表达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务虚”的中山王厝与“莽撞”的中山王1. 中山王厝的形式主义思想与务虚辞令
经过桓公与成公的不断努力，中山国实力在王厝时期达到顶峰，并意图称王。《战国策》与中山王厝相关的文献有两则：一为《中山策·犀首立五王》，记载了中山称王的故事;一为《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主父欲伐中山》描述了赵武灵王图谋中山的故事，时在前309—308年，当为王厝后期。
《主父欲伐中山》记载：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主父曰：“何以?”对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出：“是贤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文献借赵臣李疵之口概括了王厝的治国理念。不可否认，王厝称得上是一位贤君，在他的带领下中山国实力达到顶峰，然而他的思想中有较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李疵认为，王厝去民间拜见贤者的次数过于频繁，这形成了一种价值导向，让百姓认为只有做官才是好的，于是纷纷去学所谓的贤者而疏于耕种。
而国君多次拜访民间贤士也会减少对戍守战士的关心，这将产生一系列问题。李疵的批评一针见血，我们认为，王厝访贤频繁是由于“形式主义”思想在作祟。
短时间内高达七十次的访贤频率，这已然成为王厝的“政治作秀”，这种作秀提倡了“务虚”的价值理念，必然会让中山走向没落。
其实王厝的“务虚”在他辞令中也有体现。《犀首立五王》记载：
寡人且王，齐谓赵、魏曰，羞与寡人并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国，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
中山称王一事让其他国家不满，王厝召见张登商议对策，王厝说“恐亡其国，不在索王”，意思是说他只希望保全中山，称王与否不会在意。这句话印证了王厝的“务虚”思想，如果王厝目的不在称王，他完全可以昭告天下放弃称王，这样不仅能够保全中山，也能证明自己“不在索王”的心意。
但事实并非如此，王厝的真正目的是既要称王，又要保全中山。这种“务虚”的言辞与他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2. 中山王的自负与莽撞
中山王是王厝之子，从他的时代开始，中山国逐渐走向没落。中山没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赵国猛烈的进攻，另一方面也与中山王的自负、莽撞不无关系。
体现中山王辞令特点的文献是《中山策·司马憙使赵为己求相》，主要记载了公孙弘发现司马憙私通赵国，意欲告发却反被陷害的故事。公孙弘被司马憙陷害不仅表现了司马憙的诡计多端，同时也体现了中山王的自负和莽撞。
在公孙弘向中山王明示“为人臣招大国之威，以为己求相于君”之后，中山王没有谨慎思考，而是当着司马憙的面脱口而出“吾食其肉，不以分人”，这样莽撞的性格虽然震慑了司马憙，却也让他找到机会施展苦肉计。中山王没有仔细询问公孙弘事件的始末，这让司马憙的计谋得以成功。中山王的辞令无疑体现了他的莽撞与自负，这样的性格让他不仅害了忠臣公孙弘，同时也让司马憙有了可乘之机，最终导致了中山国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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