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散蔓延，人们逐渐感受到了这次灾难对于人们心理、情绪、以及日常生活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纽约书评》的作者们以3月17为起点，记录下了在疫情极速扩张的五天内，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作者们的文字中流露出恐惧、悲伤、绝望与无能为力的情绪；但他们依然坚信，只要我们怀揣着希望、保持团结、相互关怀和坚守我们的道德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疫情期间的挑战，并早日迎来度过疫情的那一天。
Madeleine Schwartz
2020年3月22日
纽约布鲁克林——
我是一个不太愿意骑自行车的人。但是在周一晚上，我从我住的布鲁克林市区一路骑车去了曼哈顿上城，因为我的母亲表示她在下载Skype时遇到了问题。我骑在这条空空荡荡的路上。路边的两位华尔街老兄正计划着去前往“南滩尼克姨妈家的联排别墅”，一些慢跑者正沉浸在他们AirPods耳机所播放的内容里，往日在街上嬉戏的孩子也不见了踪影。
曼哈顿西区遍布着数千个价值百万美元的公寓，其中大多数都设有面向哈德逊河的大玻璃窗，但我却连一张向外张望的脸都没有看见。在路过34街时，我努力探长脖子，尝试着去看看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注资建造的The Shed，一家在设立于豪华购物中心内的艺术空间。在我看来，它完全可以充当一间好的临时医院，考虑到它还有着价值2700万美元的豪华天窗。（第二天，彭博社承诺提供4000万美元致力于缓解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影响。）在西60街，一辆联邦快递卡车正沿着原名特朗普广场的道路缓缓行驶着。
自今年年初起，我一直在编辑一个关于2020年所有国家（除美国外）选举信息的网站。在过去几天内，我的许多作家都发来了电子邮件，不情愿地表示他们将退出编辑网站：他们国家的选举被推迟或改期，其中一些选举则面临无限期延期。而这些国家对此给出的理由是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国家无法保证选举的正常进行。近日，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的警察正跃跃欲试地准备对公民未经允许的散步行为进行罚款，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医院则在抱怨它们的人员短缺。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对治疗试验投入极少的联邦政府，正在与数据分析和情报承包公司Palantir进行关于“冠状病毒相关监视”的谈判。最近，我的一个朋友被人要求回中国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对新冠肺炎导致人们遭受进一步的残酷对待而感到惊讶？事实上，新冠肺炎已经被视为世界范围内威权主义日益加剧的借口。相信任何历史学家都会这样告诉你：在瘟疫过后，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屠*。
Anne Enright
2020年3月22日
爱尔兰都柏林——
3月12日，也就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表有关新冠病毒的全美演讲的那一天，我正在参加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的书游（演出不能停！）。当纽约州仅有六起被报道的病例时，我决定从爱尔兰赴美旅行，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我的旅途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好在变化不大。在得知新罕布什尔州产生了一位检查呈阳性，并曾参加了联谊会的男性病人后，我仍不为所动；但我对家乡都柏林传来的消息感到不安：在有关方面确认了数十个确诊病例与Biogen公司在波士顿的会议有关后，该公司的员工被要求清空其在波士顿的办公室。在抵达朴次茅斯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本应起身前往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距Biogen公司的会议酒店仅四英里远）参加书游，而我却有种不好的预感，事情正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看完书后，我回到旅馆，压根懒得去看特朗普的演讲。因此，在四十分钟后（考虑到特朗普刚刚禁止了所有从欧洲到美国的旅行），我才意识到他对于欧洲的态度从否定转为了明显的排外主义。我在当时尚不知道的是，他口中的“欧洲”并非英国和爱尔兰这样的英语国家。在他看来，也许他们还不够“外国”。我拿起我的欧洲护照，下到酒吧，点了一杯酒，然后在笔记本电脑上查询美国飞往爱尔兰的航班。我一边听着着电视，一边听着我身旁三个坐在高脚凳上的人的谈话。一对当地夫妇和一名女性旅行者聚在一起讨论着这个突发的禁令，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我已经不记得他们观点是什么了。
现在看来，他们的对话似乎不仅属于另一个时代，而且属于另一种世界的模式。在那种模式中，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重要。我以言语为生，但是从那一刻起，无论是通过描述还是分析，我都很难将我的语言组织起来。我真的不再明白语言了。我了解触摸，呼吸，联系。我了解机票，特朗普讲话后的第二天，我在机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预订了机票。我驾车驶向剑桥方向，然后左转到洛根机场。我理解“家”这个词。
我曾经仔细思考过研究统计数字，将它们视作真实且有含义的，但是我忘记了只有在有人收集它们的情况下，这些数字才会存在。美国没有对人进行测试，因为美国重视私人医疗而不是公共卫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统计数字很低的原因，因为特朗普说：“我喜欢看到统计数字保持不变。” 我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对这一切感到愚蠢。我找不到合适的语气来继续说下去了。
Joshua Hunt
2020年3月22日
韩国釜山——
大约在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被一阵来自手机的嗡嗡噪声和振动吵醒，对于曾在日本做过几年外国记者的我而言，这独特而熟悉的噪音让我想起了日本的地震警报。但这一次，这些嗡嗡声指代着另一种灾难：新的病毒感染病例。
第一例确诊令人苦恼，但几天后，零星的几次警报却几乎使人安心：那断断续续的声响仿佛是与病毒持续的、破坏性的节奏割离开来的；要知道，在当时这病毒已经在中国感染了五万余人。我当时想，如果这嗡嗡声代表了什么，那就是新冠病毒并没有对韩国造成什么巨大影响。
然后，在2月18日，这些间歇性警报开始像发怒般持续响起。在釜山以北的大邱市，新天地教堂的一名成员检测呈阳性。她在教堂和自助餐厅感染了数十个人，而这些人随后又感染了数百人，这数百人又相继感染了数千人。短短几天之内，关于新冠肺炎的警报开始频繁袭来，以至于警报的噪音逐渐淡化成为了日常生活的背景音，就像夏天的蝉鸣一样。
我很快禁用了手机上的紧急提示，但那时城市本身都已充满了警告。杂货店入口处的告示警告着购物者，几天前曾有感染者光顾过本店；同时，在那天出入过本商店的人应该自觉去接受检查。很少有人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出门。除了药房和杂货店，大多数商店都处于关门状态。
当我冒险去附近的一家餐馆点外卖时，我将现金塞过透明塑料薄板上的一个小孔去付钱，这块塑料薄板从天花板垂到地板上。之后，我用餐馆入口处桌子上的消毒剂洗了洗手，在马上到家前，我又用大楼电梯中的消毒剂清洗了双手。
在政府没有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这种对正常生活的颠覆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政府没有实施宵禁或封锁，而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人们的害怕情绪。除了恐惧和惊慌，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许多人改变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信息。
韩国政府从2003年，致命的SARS病毒爆发期间吸取了很多教训，对新冠在大邱的蔓延情况进行了迅速调查。随后，政府对病毒进行了大量测试，确保调查人员可以迅速识别并隔离受感染的人，并对曾与调查人员接触的人员逐个筛查。政府没有告诉公众该担心些什么，那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无助和自满，而是提供了稳定的数据流，并告诉公众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
几周前，当我离开韩国去东京工作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好转，以至于我对于离开韩国前往其他国家感到不安。但是由于我不得不前往日本处理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在登机前重新打开了手机上的紧急警报。到目前为止，日本似乎已经渡过了病毒的危险期，但是在缺乏广泛测试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日本的疫情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熟悉的嗡嗡声。
Anna Badkhen
2020年3月21日
埃塞俄比亚拉里贝拉——
我来到埃塞俄比亚，进行有关人类迁徙和伊甸园相关的书籍的研究，并试图追寻人类的起源。而我无法预料的是，我精心计划了的几个月旅行将会变得如此不合时宜，整个世界似乎都对人类的终结感到担忧。
当我离开美国时，新冠病毒的传播似乎还仅仅局限于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但是商店里的洗手液早已被抢购一空。在我抵达亚的斯亚贝巴的那天，埃塞俄比亚确诊了它的第一例新冠病毒。
在我寻求人类的起源，人类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以及从古至今人类迁徙的过程中，我的担忧也不断增加。抵达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天，我考察了一个古生物学遗址，在那里研究人员发现了420万年前古猿化石，该化石比“人类的祖先”露西的诞生还提早了100万年。我继续前往距今16万年前的智人化石场，路过的骆驼牧民提着他们的AK-47步枪，向我询问了有关新冠病毒的消息。在我借宿的附近村庄内，妇女们也同样询问了病毒的情况。我思考着：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我们的祖先赫托人在烦恼什么？随后我进入了梦乡。
很快，我收到了来自美国的消息：我孩子所在的大学将使用虚拟教室来进行远程教学，被遣散的学生们必须离开宿舍。我向北行驶，在途中见到了写着阿姆哈拉语(Amharic，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的海报，警告人们关于非法移民的危险性。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贫困埃塞俄比亚人试图通过海上抵达阿拉伯和欧洲：人类仍在试图逃离伊甸园。我和与我孩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们交谈，他们穿过了亚丁湾到达沙特阿拉伯并被驱逐出境，更为年轻的人们告诉我，他们将设法再次穿越亚丁湾，另一些人则告诉我他们的朋友在偷渡过程中丧生的故事。我无法联系到我的孩子，因为我的美国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当我在路边的旅馆过夜时，我发现我无法连上网络，侍者解释说为了防止关于病毒的谣言进一步扩散，互联网已经被关闭了。
这种疾病正在蔓延，但恐慌却以更快的速度传播着。政府的确认病例不断增加，美国驻亚的斯大使馆也发布了安全警报：埃塞俄比亚的外国人因被认为散播病毒而遭到暴力袭击。在咖啡店里，人们在手机上观看着有关冠状病毒脱口秀。我开车穿过城镇，在繁忙的路口处，卫生工作者正在向路人展示应该如何洗手。所有学校将关闭五十天；在美国，我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住所——他们的朋友家。
在拉利贝拉（Lalibela），十二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从山体里凿出教堂，而本周有十二名朝圣者因公交车祸去世；我到达了一个城镇，成千上万的送葬者在那里被洪水淹没。我的担心变得微不足道。然后，我得知目前埃塞俄比亚唯一航空公司可能随时停止运营国际航班。我原本应该待上三个星期，但是却换了票，并因此失去了一个星期的研究时间。我感到惊慌失措并试图重新预订一个更早的航班，但是互联网的连接速度太慢了，我的计划失败了。
我应该怎么办？我步行至Asheten St. Mariam，一座竖立在海拔13000英尺的悬崖上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教堂比黑死病（Black Death）还老，比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大屠*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还要早。我想到大流行病如何将我们的愿望和恐惧暴露出来。我想到了人类冲突的整个历史，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可怕和未知的事物。我在思考如何回家，但是“回家”这个概念一时间鬼魅得让人目眩。
Lauren Groff
2020年3月21日
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
这是我们在佛罗里达州自我隔离的第七天。这个通常挤满了骑车的或飞奔着的孩子们的老社区，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寂静。从充满花粉的门廊上，我们向正在人行道上遛狗的邻居问好；我们隔着“人行道到门廊”的安全距离，高声谈论着灾难，大流行，卫生纸和股票市场。这城镇中的人们大多隶属于佛罗里达大学，他们采取了几乎激进的预防措施；但我们从仍外出工作的人们那里得知，城里的其他地区几乎与往常无异。
我发现我必须在一大早跑步，以避开一群聚集在公园的草地上晒日光浴的年轻人。我不是他们的母亲，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大喊大叫，告诉他们保护好自己。同时，我为自己感到同情。我们对聚集起来并持续升温的事态感到恐惧，大约一周之内，事态随时可能爆发。我们将会被迫“夏眠”，用窗户的挡板遮蔽阳光，过着阴暗的日子。只有在凉爽的时候，清晨或日落之后，我们才可能外出。大流行性幽闭恐惧症即将到来。
我是一名闭门造车，没有其他工作的作家，隔离对我来说这一次是令人不安的强制性“社交”。为说服我住在佛罗里达州，我丈夫所做的让步之一，是同意我可以在早上直接去上班，而无需照顾我的孩子。现在，孩子们已经不再去学校，而我则每天忙着给他们找到事干。我一直主持着一个邻里孩子间的日常写作研讨会，让我感到震惊的是，12岁以下的孩子们可以轻松地搞懂那些连研究生都难以理解的想法，。
每天早上醒来后，我都会收到来自我心爱的作家们的邮件，每人轮流发送自己录制的诗歌，来保持士气。不同的朋友群每天都有在线鸡尾酒会。我正在和两位杰出的小说家在读书俱乐部里一起阅读堂吉柯德。以往，在我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前，我的一天都很漫长，但是现在，我的日子因为充斥着与其他人的交流而变得充实。也许我因为担心损失而“过度社交”了。
有些人只能根据眼前的事物发挥想象力，他们盯着人满为患的酒吧和公园作出美好的幻想，我将此归咎于愚蠢的经验主义。我的想象力则恰恰相反。我担心我看不见的一切。我担心还未到来的苦难，人们缺少钱和食物或因肺部的积液而受苦，卫生工作者们可能因为在工作时被感染而死去。我担心被右翼有意削弱了的联邦政府不仅不足以帮助其人民，还会成为人们获得帮助的阻碍。我担心我们无法充分地惩罚右翼。我担心我离开家后会开始给他人传播病毒。我担心这次的恐惧会对我的孩子们，连同他们的想象力和灵魂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逃脱这些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自己沉浸在他人的陪伴中：抱紧我的孩子们，进入我正在阅读的作家的脑海中，去爱护屏幕那头的家人和朋友们。现在，在这个相对凉爽的早晨，听从南美迁徙而来的鸟的歌声，享受着这即将消失的温和天气，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思考即将来临的苦难。
Christopher Robbins
2020年3月21日
纽约——
您将如何说服纽约人去忘记这座城市最值得夸耀的生活（文化，酒水，欢笑，食物和人们），回到他们那定价过高的小公寓，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糟糕的天气，比如大风或下雪或许会让纽约人呆在家中；但是上周六，政客们只是给出了模糊的警告，让人们彼此保持安全距离，这听起来像是从未去过纽约的人给出建议。
“我正在等待政府告诉我，我应该更加注意疫情，”一位站在酒吧外面的女士在那天晚上这样告诉我。我们或许可以判断一下以下两者中谁的行为更为荒谬：一个在星期六晚上选择曼哈顿下城外出喝酒的人，还是一个站在六英尺外，戴着手套，畏缩地躲避着受访者嘴里吐出的每一滴细小口水的记者？
在不到24小时内，政府发表了讲话，并关闭了学校，饭店，酒吧和文化机构。第二波恐慌性购物接踵而至。满脸笑容的男人大吵大闹地把几箱啤酒从酒窖中拿走，而Trader Joe’s 超市为了所有人的安全考虑，减少了营业时间。
现在，在实际开始隔离的五天，我们这些幸运的人坐在家里，共享着纽约不断上升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的数据图表，并将其与中国，意大利和伊朗的数据作对比。“我是来自圣诞节的幽灵，”我在给我弗吉尼亚州的朋友和家人发去的短信中写道，“这不是一个玩笑。告诉你的父母好好呆在家里。” 我的妈妈曾经让我在商场里为她拉门，但最近她打电话来问我，她是否可以和一个测试呈阳性的患者有过接触的朋友一起散步。她向我保证，他们会在一场“大型聚会”上碰面，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在路上一起散步。“请不要。”我告诉她。几个小时后，我将前往一家杂货店，为了购买一些巧克力和新鲜农产品而将自己暴露在外。
正常情况下，我身为哥谭人报（Gothamist）记者的工作，是要从访谈，社交媒体和公职人员那里收集大量信息，并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综合报道。现在，有太多信息等待处理，而几乎所有信息都令人沮丧。护士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医院如何人满为患、不堪重负。有亲人身陷囹圄的人们，描述着监狱里的混乱和恐惧。身穿医院工作服的人们将视频发布到推特上（Twitter），形容着他们的症状。你从事服务行业工作的朋友纷纷失业。当地一家酒吧的老板说，将来一切都会过去，但这家酒吧可能将无法重新营业了。州长告诉我，一切都被永远地改变了。我每天要测几次体温，反复阅读那张脆弱的温度计纸质说明以安慰自己，但我认为使用更为准确的直肠测温还为时尚早。
关于“散步有恢复活力的效果”已经有很多文献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阳光下，送货员正在装卸着成堆的包裹，送餐员骑着电动自行车飞驰在街道上。一个开着梅赛德斯汽车的人戴着墨镜，手套和口罩在上东区等待支付他的车票。J线火车仍然在穿越威廉斯堡大桥时叮当作响。纽约市仍在这里。
但是，这些景象也同样会让人感到不祥或荒谬。为什么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街上运送货物，而另一些人却舒服地蜷缩在40层之上的房间里？公园里的那些人现在真的在玩魁地奇吗？在60度（约摄氏16度）的天气下，一个充斥着扭动着的孩子的操场让人感到极度的不详。我爬上六楼，在钥匙上擦了消毒剂，擦了擦手，然后启动了大都会歌剧院的在线自由音乐流。我被告知现在有太多人正在试图访问，所以我必须排队等候。
Elisa Gabbert
2020年3月20日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除了偶尔外出走走或跑步外，我已经十二天没有离开我们的公寓了。我还没去过任何公共的室内场所。在上个星期天，我的丈夫听说在几个街区外的高中内，有人的检测结果阳性。这座学校就在我们健身房的对面，平时下午我去健身房时，里面全都是学生。好吧，我说，我想我们必须停止去健身房了。我丈夫有一些写作课，所以他仍然需要亲自去授课；因此，每次离开家后，他都会去买更多的杂货回来。
即使这样，他还是担心我们会缺少食物，所以星期一他起得很早，赶在 Whole Foods超市开业的时候去购物。在我丈夫回来后，我意识到这次购物经历和商店内的恐慌气氛使他明显动摇了。这家商店是如此拥挤，人们不停地碰他，所以一回到家，他立即把所有衣服扔去清洗，并冲了个澡。打开杂货的包装袋，我有种想哭的冲动。我丈夫没有制定明确的购物清单，因为我们不知道超市内还留着些什么。我感觉像在打开被切碎的篮子，里面装满了随机的，充满异国情调的零食——野牛牛排，味增汤，新鲜的大比目鱼。他甚至考虑去买点西红柿酱和备用的蛋黄酱。
做饭是我唯一感觉正常的时间。我用大比目鱼做了咖喱，用冰箱里最后一堆新鲜的薄荷末做了顶部装饰。第二天晚上，我做了猪排，配以粗玉米粉和羽衣甘蓝；后一天的晚上，我用剩下的猪肉做成了土豆泥。对我来说，弄清每晚烧点什么充满了乐趣，从最易腐烂的食物开始做，控制好从冰箱或食品储藏室中取出的食物分量，依次掺入一些残羹剩饭或其中的一些调味料。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吃得很好。
去年夏天，我听到作家克里斯·卡斯特拉尼（Chris Castellani）谈论自己小说中一位以他朋友为原型的人物。众所周知，这个朋友每天都会和他的父母交谈，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会说：“因为他们还活着。” 这段时间内，我考虑了很多；在过去的几周中，我开始每天与父母交谈。在我父母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的几天后，我母亲即将度过她的七十岁生日。我们原本计划在今年夏天进行一次家庭旅行来庆祝；但现在我们可能不得不取消它，不过我们决定等到最后一分钟再做决定。我的母亲属于易感染人群，因此，我对她对待这种病毒的严肃态度感到安心。不幸的是，我父亲，一位医生，仍然在为病人看病。他觉得他不能弃他们于不顾。病人中的许多人是老年人；一些人恳求我父亲在他们死前不要退休。今天，他终于同意将办公室关闭两个星期。当然，它必须关闭更长时间。
我一直有一种断断续续、且难以名状的感觉，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它，而这正是它最大的特征。我无法确定是这症状令人困惑，还是令人困惑是它的主要症状。我在我的脑海中感受到它的存在，但这种感觉不是头疼。它并不伤人。有时我会说，我的神经不好，就像《荒原》中所写道一样。但这样的形容是模糊的。有时我会说我感觉很痛，因为那样说更加容易。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这是痛苦——能够描述我的感觉对我而言是一种安慰，而不能理解这种感受会产生元焦虑（meta-anxiety）。在某种程度上，我正在扩大我对于痛苦的理解，以便于将这种新的无名痛苦包含进去。
Ian Jack
2020年3月20日
英格兰伦敦——
“我通常不会认真对待鲍里斯·约翰逊的话，但这次可能真的有大事发生，”我的朋友本周早些时候写道，并取消了他75岁生日的聚会。我们这些七十岁以上的人现在都是自我隔离者。约翰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预料到自己会“失去所爱的人”，而他口中那些“所爱的人”主要是指我们这些老年人和那些有着 “潜在健康状况”的人。他没有说“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很快死去”，大概是因为这听起来太过恐怖和中世纪了，就像《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中的死神一样。我必须承认，约翰逊本人看起来并不好。坦白说，他看上去很害怕，而且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担任总理不应该是这样。这本该是属于王室的职业，在从事这个职业时，王室永远可以行使自己的讽刺和鼓舞人心的能力，并使他的臣民发笑。
伦敦遭遇德国闪电战空袭期间（London Blitz）的精神不可避免地被唤醒。在最近的新闻节目中，一位美国教授慷慨解囊，他说战时英国蓬勃发展的隐忍主义（stoicism）肯定会让我们度过大流行。美国人当然是英国闪电战精神的“忠实观众”。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精彩的10分钟纪录片《伦敦可以坚持！London Can Take It》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刻画了平民百姓是如何在1940年秋天应对恐怖的空中轰炸——老年人睡在防空洞中，通勤者穿越瓦砾，美国广播公司昆汀·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以还原事实式的口吻介绍着这些场景：“我目睹了伦敦人民的生死存亡……我可以向您保证，伦敦城市中绝无慌乱、恐惧和绝望的情绪。” 当时，美国尚未参加战争。这部电影在十天内制作完成，并很快被送达大西洋彼岸，并为罗斯福总统安排了私人放映。据詹宁斯的传记作家凯文·杰克逊（Kevin Jackson）估计，它仍然是“在改变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一些作用的几部电影之一。”
伦敦人并不像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英勇。伦敦人很害怕：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持续面对一场在8个月的时间里炸死20000人的炸弹袭击？但是，人们不难相信，战时人们对于公共秩序和个人束缚的重要性有了更强的意识——八十年后，这种公众意识似乎已经消退。上周，无缘无故的恐慌购物清空了英国超级市场的货架（那里的食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促使了过道间的争吵；超市为老人的和特殊人群增加了特殊的开放时间。那么，至少对于英国特定的一代人而言，他们羞愧地得知，在该次疫情中，处在疫情“震中”的意大利公民的行为无可挑剔，只买他们需要的东西，在佛罗伦萨的阳台上唱着普契尼（Puccini）来娱乐被隔离的邻居。
所有这一切中的一个不解之谜，是人们对于大量购买厕纸的狂热，大型酒店和监狱并没有抢购厕纸，但是看起来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一间最多有两个厕所的房子里的普通人，却疯狂地抢购厕纸。图片显示超市手推车被高高地堆叠着；失望的客户抱怨说，不论是动之以情还是付钱，他们都失去了购物的机会。
可能对于一些比较熟悉战时困难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民间共同回忆已经被唤起：在1944年也曾发生过的严重厕纸短缺。自我隔离的一个明显好处是它使您有更多的阅读时间，本周我一直在阅读诺曼·朗梅特（Norman Longmate）所描写的二战中平民生活的，我们那时如何生活 （How We Lived Then），这本书出版于五十年前，而我也许从来没有好好地读过它。Longmate记录说，当时厕纸的短缺严重到足以引起下议院的讨论，并要求将过时的办公文件作为厕纸的替代品。萨里的一位家庭主妇说，“我不喜欢进入公共厕所并被问到是否需要纸张。我一直试图不要它，因此我显得非常叛逆。”
在战后的几年中，许多物资短缺仍然存在，并且在一些情况下变本加厉，但卫生纸的短缺不在其中。我在一个物资完善的家庭中长大，与我的妻子不同，我的妻子记得那些纽卡斯尔晚报被挂在钉子上，作为卫生纸的代替的日子。我们前一天晚上谈到了这一点：作为自我隔离时的遐想。
Vanessa Barbara
2020年3月20日
巴西圣保罗——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女儿（已经二十个月大了）的公立托儿所的幼儿们中，正传播着一种强大的病毒。她发了两个晚上高烧，还有许多幼儿因持续咳嗽而引发了呕吐。但这发生在冠状病毒开始在巴西本地传播的几天前，所以她的儿科医生猜测这是普通流感或类似的疾病。此外，这里的许多学校都在登记一些H1N1和B型流感病例（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最终也被感染了。但我们没有参加任何病毒测试。
当时，巴西已登记了200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近2000疑似病例。但却没有实施任何全国范围内的限制措施。
周一，当我丈夫去托儿所送病假条时，老师随意地提到那里有3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他立即回家，把这个新闻告诉了我们。我被吓坏了。我的女儿显然觉得病毒的名字很有趣，她忍不住重复着这个词：“新冠病毒！新冠病毒！” 并在客厅里转圈。（她感觉好多了。）
为了搞清情况，我给学校打去电话。他们说，这些仅仅是疑似病例。我们已经在家隔离了一段时间。我丈夫去上班，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允许他开始远程工作。（他是市政厅的税务检查员。）
在巴西，否认和混乱是当前应对这种流行病的官方策略。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试图淡化这一危机已有数周之久。他曾称人们对这种病毒的担忧“过大”了，并说“其他流感的*伤力远远超过了这个病毒。”3月15日，总统加入了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亲政府街头集会，无视了“保持社交距离”的医学建议。他与支持者握手、合影。而他最近前往佛罗里达的代表团中有15名以上成员对该病毒测试呈阳性。
在星期二，在可以有更好的判断选择的情况下，我的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打排球，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同时，卫生官员报告了巴西首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病例。那时，巴西已经有三百例确诊病例。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毕竟，几乎没有人在做任何测试。
周三，我的朋友们决定再去打排球。（真的吗？）死亡人数上升到四个人，他们都来自圣保罗。市长下令关闭所有商业场所，包括排球场，仅保留超市和药店照常营业。我丈夫终于被允许在家工作。我发烧了。我女儿似乎恢复得很好。
在星期四，我收到一个消息，说我女儿在托儿所的最好的朋友也正在朝着完全康复的方向发展——只是我们仍然不知道ta之前患了什么病。在巴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医疗人员仅对有严重新冠肺炎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查。街道终于开始有点空了。死亡人数：七人。
拒绝承认病毒严重性的阶段似乎已经结束。现在，我们可以精力集中在把自己与人员聚集场所（如公司）隔离开来。
Rachel Pearson
2020年3月20日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
今天，他们开始在进入医院的路上检查我们的体温。两名穿着卫生服、带着口罩的女性站在员工停车场和医院天桥的连接入口处，挥舞着额头温度计。一个人告诉我：“ 97.2（36.2摄氏度）”。由于*，我的体温一直低于平均水平。我继续往前开去，他们的同事（也戴着口罩）问我是否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或者是否曾与任何已知确诊新冠肺炎的人员在非工作时间有过接触。
我没有。
在德克萨斯州，我们是讲礼貌的，所以我感谢了测量人员的工作，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哦，天哪，谢谢你们了！”另一个工作人员问道，在她将贴纸贴上我的医院徽章（以表明我已经被筛查了）前，她能否摸一摸我的肚子。
“来吧，”我说，“我的卫生服很干净。”我开始感觉到我的儿子正在踢我，但从外面完全感觉不到他在做什么。即使这样，那位女士触摸我的身体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您的第一个孩子？”她问。
我说：“我的第一个。”在我离开天桥并穿上白色外套之前，我们俩都用洗手液清洁了一下。我曾经以为，我讨厌被人那样触摸或被盯着，但现在，我为因*而发生的这些喜悦时刻感到高兴。流行病正在加剧，我们这些在迄今还没有确诊病例城市中行医的医生们认为，我们的安逸日子屈指可数了。延展的圣安东尼奥市温暖湿润，但也并非孤立。新的冠状病毒也终将来到这里。
即便如此，呆在医院里还是让人安心，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儿科病房的护士仍在与我的住院医师争论，哪些婴儿需要静脉注射。儿科胃肠病学家带领他的学徒们（其中两个医学生被医学院要求回家）。休息室里染上黄疸的婴儿躺在蓝色灯光下，而在其他房间里，幼儿则因为感冒而发抖。我们都有点担心我那些有着复杂医疗情况的病人们——有着奇怪形状心脏的孩子们，有些则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使用着食管或患有癫痫，所有的药物都可能让他们在地板上发抖。这些人将如何度过新冠疫情？
儿科病房的常态让人感觉像是身处在夏令营中，仿佛天也要被吵开了。很快，我们就可能被迫去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为成人配药，为ICU配药或任何最需要的服务。我可能因为*而被送回家；我也可能会被召回。大多数人估计，死亡人数将在我儿子预产的七月达到顶峰。我将在我熟悉的这家医院分娩，将会和在我儿子生命的最初阶段照顾他的儿科医生成为朋友。
但是，对于我所有的医生朋友，尤其是在ICU和成人医护病房工作的那些朋友而言，到7月之前我们将会遭受多少苦难？我们会像伦巴第（Lombardy）那样吗？据估计，那里有20％的医护人员被感染了。还是将这个国家团结起来，为我们提供口罩，防护服，测试套件，呼吸机和后备设备；为我们提供支持来使我们能够挽救患者和自己的生命？
每个医院都有幽灵般的地方，死去的孩子们聚集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在他们的床上一起唱歌。我让小鬼们呼吸空气，但我不希望他们的歌声在走廊里回荡，从我朋友们的唇边滑过，让他们的肺里充满噪音。我希望我们都能熬过这个夏天，尽管我知道这可能是个任何一个孩子都会许下的愚蠢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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