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威:从郑和宗教信仰争议看明帝国对西洋诸国的态度

刘海威:从郑和宗教信仰争议看明帝国对西洋诸国的态度

首页角色扮演沧溟神主更新时间:2024-05-11

航海家郑和的宗教信仰,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伊斯兰教说,佛教说以及道教说。因为各种观点均能找到相应文献佐证,所以学者各执一词,观点迥异。

伊斯兰教说的主要根据是郑和的家世背景。现有文献清楚表明,郑和出生于伊斯兰教世家。据记载郑和父亲家世的《故马公墓志铭》载: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佑护赒给,示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生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1]。

“哈只”为阿拉伯文Hajj的汉文音译,是一种尊称,指有麦加朝圣经历的穆斯林。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被称为哈吉,有朝圣的经历,说明郑和并非出生于一般的穆斯林家庭,而是颇有影响的穆斯林世家。晚出的史料《郑和家谱》更将郑和的家世与元代重臣咸阳王赛典赤相联系,声称郑和是赛典赤的直系后裔。由说此说缺乏其他史料佐证,本文仅列于此,存而不论。伊斯兰教教法规定,穆斯林的后代,自然就是穆斯林。因此一些学者据此确信郑和信仰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说的其他依据还包括郑和曾向穆斯林先贤进香。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经过泉州时,曾经行香于泉州灵山圣墓。《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记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北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2]

与此相对应,佛教说也有相关资料可以佐证。郑和捐资刻印佛经之记载,见于邓之诚《骨董锁记》:

丁亥春,冀县李杏南得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后刻题纪云: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3]

除此题纪外,学者还曾发现郑和《施印大藏经发愿文》,附刻于郑和施舍云南昆明五华寺的一部大藏经叔字三号《沙弥尼离戒文》卷末。另外姚广孝题记《佛说摩利支天经》,亦有郑和奉佛、刻经的记载[4]。

郑和信奉道教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郑和祭祀天妃(妈祖)的记载。郑和曾经于南京龙江、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祭祀天妃,感谢护佑,乞求平安,并刻石以记。现举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为例:

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比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历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币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着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5]。

此碑为宣德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所立,总结自己前六次下西洋之事绩。将六下西洋的卓越功绩归之为“朝廷威福”及“天妃保佑”。龙江及刘家港之碑,其意与此碑大致相同,也是赞天妃之神迹,乞求航行平安。根据这些碑刻,有些学者认为,郑和尊崇道教中的天妃信仰。

虽然上述观点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十分相似,即以郑和参与的宗教活动来判定郑和的宗教信仰。比如郑和曾在灵山圣墓向穆斯林先贤行香,则学者认为郑和为穆斯林。郑和曾捐资刊刻佛经,学者则以为郑和为佛教徒。郑和祭拜妈祖,则被视为道教徒。

笔者以为,上述研究方法存在不足,导致了学者对郑和信仰的问题观点迥异,莫衷一是。在本部分,笔者将对《锡兰山布施碑》进行文本分析,进而对上述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

早在明代,中国学者就记载郑和船队曾行经锡兰(今斯里兰卡),于当地布施。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载,“永乐七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锡兰),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6 ]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文字记载并未得到考古资料之证实。1911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林在斯里兰卡港口城市伽勒发现一通古碑,记录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在锡兰山布施的事迹。这通碑文由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书写,记录郑和分别向佛陀、安拉和毗湿奴等三位神祗布施祈愿。这通碑文的发现,为研究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中国学者对碑中的汉文进行过考释,外国学者则对波斯文及泰文尔文的解读做了大量工作。笔者在这里选择比较权威的碑文释读列举如下,以期对碑文所反映的信息进行进一步解读。

刘迎胜先生在向达等前辈学者的录文基础上,结合亲自观察碑文拓片,做出了目前最为权威的汉文碑文录文,信息如下:

1)大明

2)皇帝遗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

3)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

4)刹,灵感翕遵彰。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丝宝幡、

5)香炉、花瓶、????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

6)世尊鉴之。

7)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

8)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丝伍拾疋、各色绢伍拾疋,织金????丝宝幡肆对,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

9)朱红漆戗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筋、腊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

10)时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7]

斯里兰卡学者查迪玛和中国学者武元磊以英文翻译为基础,结合泰米尔文和波斯文的识读,将碑文中的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内容翻译成中国。泰文尔文内容如下:

【1~6行】诸事如意! 中国的伟大帝王,至高无上的万王之王, 如天上光芒四射的满月。他听说了毗湿奴神的圣名,派两位使者郑和和王贵通给锡兰国的毗湿奴神带来了神圣的礼物。

【6~13行】皇帝陛下昭告,毗湿奴神的慈爱,保佑万民,安乐幸福。毗湿奴神的恩泽,为来往的人们扫平障碍。因此,以下是给毗湿奴神的供养,即金银、丝绸、檀香和香油。

【13~22行】供养物品具体如下(参考中文碑文):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丝五十匹,织金丝宝幡四对,红二对,古铜香炉五个戗金座全, 古铜花瓶五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五个戗金座全,金莲花六对,朱红漆戗金香盒五个,蜡烛一十对,香油二千五百斤,檀香一十炷。

【22~24行】以上便是给毗湿奴神的供养。永乐七年二月。[8]

波斯文的主要信息为:

1 ):… …

2 ) : 伟大的帝王… … 奉王命… … 明

3 ) :… … 被派来表示敬意… …

4 ):… … 寻求帮助并… …

5 ) :… …

6 ):… … 知道… …

7 ) :… … 为… …

8 ) : 这些奇迹… …

9 ) :… … 被送给… …

1 0 ):… … 知道… … 表达敬意

1 1 ) :…… 亡丝、香炉、花瓶… … 和香油

1 2 ) :… … 为了善行送来的供养, 因此

1 3 ) :… … 其主阿拉

1 4 )供养物品如下:

1 5 ) :…… 金壹仟钱,银伍仟钱,… …????丝伍拾疋

1 6 ):… … 伍拾… … ????丝肆… … 共贰对

1 7 ): 黄壹对… … 壹对… … 古铜香炉伍个

1 8 ) :…… 黄铜座伍个…… 伍对… …戗金红座

1 9 ) : 灯盏伍个, 戗金红座伍个, 戗金木制伍个

2 0 ):… … 香油… …

2 1 ):… … 日期… …

2 2 ):… … 柒年… … 壹日[9]

上述碑文所反映的信息,对以郑和参与宗教活动来判定郑和宗教信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挑战。除了主神的名称不同外,三种文字的碑文内容基本相同,即郑和向神明祝福布施。连布施的供品也基本一致,即“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丝伍拾疋”。波斯文碑由于年久涣漫不清,供品的全部信息无法反映,但已知的信息与其他两种文字碑文的内容则完全一致。按照前述的研究方法,持郑和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观点的学者均能从碑文中找出有利于自己论断的史料。但如何解释郑和用泰米尔文向毗湿奴神献祭的问题?从现有文献看,除这通碑文外,郑和从未参与过印度教的宗教活动。可否根据此碑文断定郑和为印度教徒呢?这个说法显然不成立。从现有的研究思路来理解这通碑文,只能为学术研究带来更多的争议和纷扰。

笔者以为,各种史料中所述之郑和参与宗教活动的记录,并不能反映其个人的宗教信仰。反映的是明帝国――尤其是成祖皇帝――对西洋诸国的态度,即希望超越西洋诸国特定的宗教信仰,成为他们的普遍性君主。郑和一生中的主要身份是中华帝国及成祖皇帝的代表,出使西洋。因此,他在航海期间的一切作为及行动均与此身份有关,而其自身文化宗教背景在此过程中并不重要。以此角度来解晰史料,则可对这一争议话题有新的认识。

“普遍性君主”(Universal Ruler)的概念来源于西方学者对许多著名的古代君王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活动经常不局限于某一种文化和宗教,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中均将这些君王塑造成本民族文化中的英雄。典型的例证是对亚历山大大帝的研究。学者发现,亚历山大大帝不仅在希腊文化中被塑造成为伟大的君王,在波斯、埃及及至犹太文化中,亚历山大大帝也被视为本文化中的杰出君主和英雄[10]。由于这些君王统治着一个多元文化与族群的大帝国,他们必需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臣民中扮演统治者的角色,以增加其统治合法性。因此他们的角色也是跨文化的,他们的统治方式体现出一种“普遍性”的方式,即统治者并不将自己限制于某一种特定文化中。

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通过对蒙古帝国历史的考察,认为蒙古统治者也是以“普遍性君主”的方式来统治庞大的蒙古帝国。傅海波认为,“长生天”崇拜是草原时期蒙古人的主要信仰。“长生天”没有具体形象,是一种抽象力量,是世间万物的最初来源。这种“长生天”信仰,是蒙古人日后能够兼收包容各种宗教的原因。因为在蒙古人看来,各种宗教的神祗仅仅是“长生天”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的体现。当蒙古人攻占中原,接触到儒家文化后,吸收了部分儒家的统治方式和礼仪制度,为统治中原汉地增加了合法性。在中亚,蒙古人吸收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部分文化因素,试图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扮演“普遍性君主”的角色。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则为统治西藏和汉地佛教徒增加了合法性。[11]

美国学者罗莎比在研究忽必烈汗的著作中,对蒙古人的这种统治方式做出了形象的描述。

忽必烈所推行的政策是要笼络境内所有宗教。对汉人儒士,他俨然一副儒家思想体系拥护者的姿态:对吐蕃和汉地僧侣,他则把自己刻画成为一位热心的佛教徒;对欧洲访客,譬如马可波罗,他预言在他的臣民中将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而对穆斯林,他则表现得好像是他们的保护者一样。这样像变色龙一样的角色转换对忽必烈来说异常重要,因为他是在统治一个多宗教、多民族杂居的帝国。[12]

成祖皇帝是明代对外关系中最有作为的皇帝。在北方,他对北元王朝“五出三犁”,亲征草原腹地。在西部,则遣使与中亚的贴木儿帝国修好。在南方,他发动对安南的长期战争。而对海外诸国,他则派郑和率领舰队,经略西洋诸国。成祖超越汉人故地,试图建立多元帝国的企图,和蒙古扩张有许多相似之处。

而在大明帝国内部,成祖并不将自己局限于儒家传统下的明君圣王,而是刻意利用佛道二教,以图成为超越“儒释道”三教的“普遍性君主”,以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佛教方面,他利用其妻徐皇后,伪造佛经《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徐皇后在该经序中自述,她曾夜梦观音菩萨,预告朱棣将凭“靖难之役”而登大宝,而徐氏将“母天下”。在此,成祖将自己刻划为观音菩萨护佑的真命天子,增强了在佛教徒中的执政合法性。[13]而在利用道教方面,朱棣则将“靖难之役”的成功归结为道教的尊神“真武大帝”的翊助,并在武当山广设玄帝宫观,祭祀真武大帝。[14]

郑和代表成祖经略南洋、西洋,贯彻成祖“普遍性君主”式的统治方式。南洋、西洋诸国人种多样,语言各异,宗教文化纷繁复杂。郑和试图建立中华帝国在西洋各国中“普遍性君主”的地位,主动积极的参与该地区主要宗教的活动,以图在各种文化中发挥作用。因此留下了他参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活动的记载。这是他用三种文字,祭祀三种主要宗教神明的原因。

[1]李至刚《故马公墓志铭》,收入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3-494页。

[2]《中国回族金石录》,第251页。

[3]邓之诚《骨董琐记》,《骨董三记》卷六“郑和造大藏经”条,中国书店,1991年,第593页。

[4]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34-36页。

[5]《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42-43页;《中国回族金石录》,第251-252页。

[6][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锡兰山”条,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312页。

[7]刘迎胜《楞严寺本〈大唐西域记〉有关锡兰山之战记载的史源研究》,收入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98页。

[8]查迪玛、武元磊《郑和锡兰碑新考》,《东南文化》,2011年第1期,第76-77页。

[9]同上注,第77页。

[10]参见RechardStoneman, Kyle Erickson and Lan Richard Netton edited, The Alexander Romance in Persia and the East, Barkhuis Publishing:Groningen University Library, 2012.

[11]Franke, Herbert.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Sitzungsberichte 2. Munich, 1978. pp. 3-85.

[12](美)罗沙比着,赵清治译《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13]何孝荣《明成祖与佛教》,《佛学研究》,2002年,第212页。

[14]参见陈学霖《“真武神永乐像”传说溯源》。原载《故宫学术季刊》第12卷第3期,台北,1995春季。收入陈学霖《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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