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超重装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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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可能算是黑粉数量最多的朝代。粉它的是因为灿烂辉煌的文化，黑它的是因为军事能力实在太弱。如果说辽国与北宋是体量相当的大国，国力对等，宋军没什么优势。那么，西夏这一西北边陲的小国，为何在崛起之初，屡屡给宋朝制造麻烦呢？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国家，李继迁时代的西夏，攻占了宋朝在河西地区的灵州，连年对宋朝西北边境发动劫掠。但由于此时西夏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夺取河西地区，而且西南的吐蕃也与宋朝结盟，给西夏造成很大的战略压力。所以此时北宋西北边境面对的主要是中小规模的掠夺战，而且这些战斗，宋军往往能占上风。
等到元昊称帝后，他逐渐改变战略，以宋朝为主要攻击目标，且以攻城略地为战略任务。在成功攻取了几个沿边寨堡之后，他的胃口变的有点大，他想要攻取北宋西北地区的核心重镇延州。而要取延州，必先攻取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北部门户，与四周35个寨堡互为掎角之势。且寨内驻有胜兵十万，守将李士彬更是一员猛将。元昊知道难以硬攻，遂决计智取。他先派人劝降，结果使者被李士彬斩*。接着又派人在边境放置伪书和锦袍，散布谣言声称这是李士彬约降的证据，结果又被宋朝识破。元昊又生一计，利用李士彬御下严酷的风格，花重金收买其部下作为内应。同时派西夏部族诈降，李士彬对此很谨慎，主张把他们安置到远离边境的地区。他的上级范雍却认为这会降低西夏人投降的热度，命令李士彬把降人编入金明寨的军队中。元昊见李士彬中计，便源源不断地派遣更多的人来诈降，这些人全部被编入三十六堡寨中。范雍洋洋得意，认为“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自以为得计。元昊又告知部下，凡是碰到李士彬的部队，都要不战而退，并且到处散布自己惧怕李士彬的谣言。李士彬闻听此言，日渐骄横，不把元昊放在眼里。元昊接着用计，不断声称要攻打金明寨，李士彬严阵以待，却不见西夏人来攻。如此数次之后，李士彬更以为元昊不过是虚张声势，目中无人之势更盛。见李士彬逐渐上钩，元昊决定发动进攻。
元昊声言大举进犯延州。延州地区最高长官范雍闻讯，急令各堡寨严加防范。不想元昊紧接着又派人前来诈降，表示愿意归顺大宋。范雍信以为真，遂放松戒备。北宋康定元年正月，元昊趁宋军防守懈怠，率军数万突然从土门入境，声言攻取保安军。范雍中计，急忙调集重兵前往保安军增援。不想元昊的真实进攻方向是金明寨。正月十八日凌晨，李士彬刚刚解甲就寝，西夏大军突至，与寨中内应里应外合，生擒李士彬，攻克金明寨。之后，元昊派兵进攻延州。范雍急令之前增援保安军的宋军回援延州，没想到这也在元昊的算计中。他亲率精兵数万，在援军的必经之路三川口附近设伏。增援宋军主将刘平不听部下谨慎行事的建议，轻敌冒进，一头钻进西夏的伏击圈。宋军先取得了几次小胜，然而宋将郭遵战死。到黄昏，宋将黄德和见夏军人多势众，临阵脱逃，宋军大溃。主将刘平派人阻拦，仅留下一千余人。被迫退守西南山下，立七栅防守。第二天，夏军四面冲击，彻底击败这支宋军。
三川口之战的失败，使宋朝极为震惊。大部分人主张立即进攻西夏，以报此仇。只有范仲淹和韩琦等人，主张做足准备，再行进攻。但元昊没有给宋朝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二年再次主动发起了进攻。他先派人请和，以此为幌子，进攻泾原路。宋将任福率领1.8万宋军，赶往增援。任福之前多次与西夏作战获胜，极其瞧不上西夏人。他抛下步兵，只带领数千骑兵赶赴前线。此时西夏正与宋军作战，发现任福到来后，元昊命令部队故意丢弃辎重武器，佯装败逃。宋军见状，紧追不舍，进入夏军在好水川的预设战场。夏军十万四面合击，宋军大败，先锋骑兵部队全军覆没。此时宋军步兵到达战场，又被西夏击败，损失万余人。接连两场失败，让宋朝被迫采取守势，再也不敢轻言进攻。西夏利用这一有利局面，接连攻克宋朝寨堡。庆历二年，元昊声言进攻宋朝镇戎军。宋将葛怀敏兵分四路，前往防御。元昊故技重施，用诱敌深入之法把宋军引入预设伏击圈定川寨，切断宋军水源。夏军四面围攻，宋军9400人全军覆没。
传统上认为宋军连续失利是因为轻敌大意，这话没错。但轻敌大意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宋军的路径依赖，战术思想固化。李继迁时期的西夏，组织度极其散漫，对宋朝的战斗，基本是以打秋风为主的劫掠战，即使造成损失，对于北宋来说也是不痛不痒。更别说元昊掌权之前，宋军基本是压着西夏打。长此以往，西北前线的宋军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既然西夏一般只发动中小规模的劫掠战，又不禁打，那只要一路主将带本部兵马A过去就完事了。定川寨之战时，上级王沿劝解葛怀敏不要深入，示弱诱敌，葛怀敏不听。部将赵珣认为夏军远来，利于速战速决。宋军应该避其锋芒，待其气势减弱再攻击，葛怀敏仍然不听，最终招致失败。为什么葛怀敏就敢于跟西夏正面对抗？就是路径依赖，认为西夏不过如此的思维是如此固化，以至于即使在宋军接连两次重大失利的情况下，也转不过来弯。而元昊时期的西夏，经过其激烈的内部集权斗争，夏军的组织度已经大为提高。比如好水川之战，元昊命令部下抛弃辎重，佯装败退。这话说来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是很考验部队组织度的。纪律性差的部队，很可能假戏真做，真的跑了。淝水之战，前秦指挥官也想这么玩来着，结果由于前秦军队构成复杂，组织度太低，真就溃败了。之后北宋的资料总是说西夏全民皆兵，出动军队动辄几十万。这其中自然有夸大的成分，即使人多势众也不代表兵员质量有多高。但这在李继迁时期的西夏是不存在的，这反映了一个当时宋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元昊之后的西夏已经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元昊已经把西夏打造成了一部纯粹为战斗而运转的战斗机器。而最初宋军还是按照之前形成的打流寇土匪的模式与之战斗，全然不知元昊已经从战略高度来布置作战，连续被人包了三锅大馅饺子，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路径依赖这事，不知北宋吃过亏，前人与后人都在这上头栽过跟头。西汉时的名将李广，素来因不能封侯而为人所知。细究其原因，不是李广能力不行，也不是运气差，这是因为李广与匈奴作战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文景时期。此时，汉朝对匈奴采取守势，边境发生的大多数战斗都是中小规模的斥候战，劫掠反劫掠战。这种战斗中，骑兵的单兵作战能力更为重要。李广作战勇猛，个人武艺高强，自然就在这种作战模式中如鱼得水，所以才能打的匈奴数次躲避。等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采取攻势，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汉军高层开始改革骑兵战法，骑兵大兵团作战成为主流。此时李广已经五十多岁，之前与匈奴打斥候战养成的作战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战术思想固化，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骑兵大战了。所以李广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万人规模的大战中，表现不好，也就可以理解了。
北宋几百年之后的明朝人，也在这方面吃了大亏。明代中晚期，北方边境的将领们逐渐形成了与李广时期相同的作战方式。戚继光对于这种作战模式的弊端，看得很清楚：“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备边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此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其在蓟镇将士，又以大兵所向无敌，积威所劫，亦谓决不可论战。”简单来说就是：斥候战打多了，不会打大仗了。而当敌人从打劫掠战为主的蒙古人，变成了以攻城略地为战略目的，要跟明朝打战略决战的满洲人时，明朝北方的边将们受限于之前形成的路径依赖，战术思维早已固化难改。所以之后在辽东被满洲打的满地找牙也就不足为奇了。无他，时代变了，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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