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是秦昭襄王之疑兵吗？

徐伊丽认为兵马俑在列阵数量和色泽上不符合规定。兵马俑坑里的士兵，都是以四人并列，驾车的马也是四匹，就连出土的两件铜车马也是四马拉车。陪葬坑里的各种车辆的车轴宽窄不一，这跟当时的制度也是不符的。再看陶俑的衣服居然都是彩色的，红黄蓝绿青橙紫，什么颜色都有，黑色元素少之又少，也是不符合规定的。由此可见，兵马俑根本就不是秦始皇时诞生的。

徐伊丽之质疑确有其合理性。秦代为何流行黑色和数字“六”，要从“五行”学说讲起。在中国古代有一种“五行”学说，起源很早，在《尚书》中就有“五行”思想，这种思想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举凡世界上一切现象都可以用这五种物质形态来解释。这可能是古人在同大自然斗争中，对客观事物有了一定认识，对纷杂的万事万物有了一种分类的要求，于是就用这五种物质形态概括和分别林林总总的事物，可见“五行”思想及其学说产生之时，是具有一定唯物主义成分的。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五行”思想中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循环不已的说法，就被一些人加以附会，而运用到人事上，成为“五德终始说”。最早鼓吹“五德”的，是齐人邹衍，他宣扬“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他认为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天下就属于他的了；但这一德到一定时期就衰落，于是五行中另一种德便取而代之，这种“五德终始说”，就是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这种学说为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找到了一个十分方便的理由：只要宣布自己属于应替代前一个统治者的那一德，统治便是合理的，有了合法性，实际是君权神授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是唯心主义的骗人术。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乃是水德代替火德。但是按照邹衍的说法，五德的取代应有符应出现，而秦统一天下后并未出现所谓的符应。于是有人顺承秦始皇的心意，编造了一个符应，说五百年前秦文公出猎时，获得了一条黑龙，这就证明在那时就已经出现了符应，以秦代周是天意早就定下了。秦始皇听后大为高兴，于是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于法”。尚黑，有缘由，尚六，亦如此。天子驾六乃古之礼制。皇帝出行乘坐的是六匹马拉的马车，即著名的“天子驾六”。逸礼《王度记》记载：“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湖北荆州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王墓里，也出土了六马驾车，这是因为南方大国楚国曾长期与周朝对立，楚王把自己看作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君主，从正统的观念出发，是一种僭越行为。也可能秦始皇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从此水德永存，“五德始终说”失灵，暗示秦江山永固，传之万世吧。

所以，秦统一天下后，“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黑色成为秦代流行的颜色。“度以六为名”，几乎任何事物都要与“六”相配合：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符，即虎符；法冠，即御史戴的惠文冠。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直道宽度，宫观数量，石刻、虎符铭文字数以及封禅等等，都数字六暗合。

秦统一后倡导这种学说，以致使其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利用迷信的方法，对国人进行思想统治，强化对全国的控制。

按理说，无论是秦始皇自认为功盖三皇超迈五帝，还是按照当时适应制度整合、文化整合需要秦制规定，秦始皇的铜车都应该是六马拉车，兵马俑应六人一列，士兵着装应清一色着黑色，这才能与秦始皇好大喜功的心里与身份相匹配，与秦制相统一。

但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有制度是一回事，执行制度又是另一回事。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开始统一文字，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废除“不与秦文合者”，这有利于消除封建诸侯割据形成的严重阻碍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和政治统一的弊端，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篆书通行的同时，老百姓又创造出一种比篆书更加简便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这种字体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书写方便，因此，不仅民间流行，就是封建政府书写文件，除了重要诏书外，一般都使用隶书。因此，隶书是秦代统一文字后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书体，像云梦秦简这样的法律文书，也是用隶书写成。

徐伊丽还认为兵马俑没有给秦始皇陪葬的时间。秦始皇死的时候，秦陵还没有完工，胡亥便调集民夫、徭役、刑徒抢修地宫，但时间有限（一个多月），只好将秦始皇先入土，兵马俑早已存在，否则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大量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的兵马俑，况且兵马俑的窑厂和料场何在？徐伊丽从兵马俑没有主帅，只有简装兵俑，兵俑身高非常均匀地在1.8米左右，也认为兵马俑制作之初非为秦始皇陪葬准备的，等等。

《探秘大秦帝国》写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人依恃华山的险阻建筑坚城，在黄河岸边修筑渡口，据守高大的城池，临靠着深不可测的悬崖，修筑烽火台。派精兵良将用长矛、弩弓守卫要害之地，有忠信的佐臣和精锐的士卒无数，列陈着很多锐利的兵器。秦王心中也自认为关中地区非常稳固，有如千里金城，是子孙后代称王称帝的万世基业。

临潼到西安三十二公里，函谷关位于今天的灵宝市区北十五公里的王垛村。古代处于洛阳至西安故道中间的殽山至潼关段，此处多在涧谷之中，深险如函，古城函谷。

春秋时，秦孝公从晋国受众夺取殽函之地，在此设置函谷关，此关关城东西十五里，谷道仅容一车通行，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笔者以为，既然函谷关如此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良将精兵扼其喉足矣，何用兵马俑之疑兵军团？姑且认为有此疑兵，亦是零星者罢了。如果真有大量俑兵作为疑兵，可能倒是坏事，被人发现后会认为秦之虚弱。因为六国之人始终在窥视秦国，包括秦之军事设防，比如赵武灵王就曾冒险入秦刺探情报。自赵武灵王元年至其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间，赵国对外战争共十次，其中对秦国的五次战争无一取胜。在这种形势下，赵武灵王开始酝酿出奇兵从云中郡、九原郡南袭秦国首都咸阳。为了实施这一大战略，赵武灵王扮作赵国使者，去秦国实地侦查秦国的地理形势，同时也想亲自看看被自己一手扶上王位的秦昭襄王的为人处世究竟如何，从而为自己将来奇袭秦国提供决策参考。

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已将君位交给自己的小儿子赵何，这一年按照赵国的纪年是赵惠文王元年。赵武灵王趁着秦国相国樗里子病死之机，诱导秦国任命赵国人楼缓为秦相。秦国能够任用楼缓，可能既因为楼缓有政声，也因为秦昭襄王是赵国扶持上位的。赵武灵王诱导秦国以楼缓为相，本想操控秦国，以利于赵国，但楼缓入秦，却弊大于利。

胆大包天的赵武灵王以赵国使者的身份护送楼缓入秦赴任，当时把持朝政的宣太后和秦昭襄王母子在接见楼缓时，发现赵国的这名使者气度非凡，而且随这位使者而来的楼缓似乎特别在意这个人的举动，不经意间有屈顺之意。楼缓是一个以风采自傲，很少有人能让他如此顾忌。秦宣太后母子于是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赵武灵王也感觉到了宣太后和昭襄王对自己有所察觉，双方见面后，赵武灵王赶紧假装在使者所住的驿站生病了，暗地里却迅速离开了秦国，安然返回了赵国。

秦昭襄王时期，秦国迅速扩张，六国自顾不暇，偶有合纵亦无大作用，在秦国东大门弄一些俑兵守卫，似乎没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