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文物》1972年03期，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北魏司马金龙墓位于大同市东南约十三里，石家寨村西南一里许，大同至浑源公路的西侧。西距御河十里，北靠马铺山，东.南为广阔平原（图一）。墓葬是在1965年11月下旬石家寨大队农田基本建设打井时发现的。广大贫下中农当即妥善保护了现场，并立即报告了有关部门。12月上旬大同市博物馆清理了墓室部分，因天寒地冻墓道部分到1966年才发掘完毕。
司马金龙墓是有明确纪年（延兴四年即公元474年；太和八年即公元484年）的北魏早期墓。墓的规模宏大，虽然早期被盗过，仍出土了大批陶俑、生活用具以及墓志、木板漆画等计四百五十四件，为以前所少见。其中特别是制作精美的木板漆画、石雕柱础为很珍贵的艺术品。这些文化遗物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造创才能，为研究北魏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文化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墓葬形制
该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墓门，前室甬道、前室、后室甬道，后室、耳室甬道，耳室组成。墓室南北总长17.5米。墓道向南，偏东六度（图二）。
墓道长28.1米，宽1.58米，底部为较陡斜坡，南端入口处距地表深0.24米,北端与前室甬道相接处藻6.05米。两侧是砂土层,为防止塌陷，在北部紧靠西壁用条砖垒砌长13.7米的两堵墙，并在北端靠近墓门处砌起两重跨券，券高4.1米（图八）。墓门用条砖封闭（图九）。
前室、耳室、后室平面都近方形，东西向略长，四壁多呈外凸的弧线形。顶为四角攒尖式（图一O）。以前、后室为例，都是用条砖以两层竖平砖起基,上置立式横砖一层，共八平七横，然后横平砖错缝平砌起券，并用褐色粘泥钩缝（图一一）o连接墓室的三条甬道，顶为拱形，砌法基本相同，只是起券较低（图一二）。
全部墓室用砖约达五万块。砖青灰色，长33厘米，宽16厘米，厚6.5厘米。一面有细绳纹，横端一侧有阳文:"瑯瑯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十字（图三、图一三）。可见这样大量的砖都是特制的°
在后室西部南北向放置石棺床一件，长2.41米，宽1.33米，高0.51米（图四）。由六块浅灰色细砂岩石板组成（前、后、左、右各J块，上面两块）。东侧一块雕刻精美的图案。下部三个腿上高浮雕四个力士，中间两个力士的上部雕兽面纹。力士身躯矫健，作承托石床的姿态。三腿之间雕有水波纹壶门，其上以盘绕的忍冬纹作边和地，中'央空间雕伎乐以及龙、虎、凤凰、金翅鸟.人头鸟等形象。伎乐共十三个，中央一个是舞蹈者，两侧大体对称地排列伴奏人。所持的乐器有琵琶、曲颈琵琶、排箫、箫、横笛、锻、鼓，细腰鼓等。雕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
一些柏木棺板杂乱弃置在棺床以东。后室甬道顶部有一个盗洞，漏下的沙土堵塞了甬道。清理时在漏土中发现两个头骨及部分骨骸，根据墓志应为司马金龙夫妇。
二、随葬器物
该墓因早期被盗，殉葬器物位置移动,且多数被破坏，有些已不能复原。随葬物以俑类为最多，此外有陶器、铁器等用具以及木板漆画、柱础等。
1、俑和陶家畜类：包括陶俑367件，木俑1件，陶家畜等33件，木马1件。集中放置在前室及附近。其中武士俑、骑马武士俑,男俑I式、胡俑数量最多，集中在前室（主要是南部），并散置于前室甬道北部、耳室甬道。男俑II式，女俑I式、II式集中在前室南部。女乐俑集中在耳室及前室北部。大型人俑、镇墓兽以及陶羊，牛、猪、狗、鸡、骆驼集中在前室北部。
俑和家畜类中仅两件为木制，其余系陶制。绝大部分采用模制，陶猪、羊等少数为手捏制成。仅女俑H式为泥质灰褐陶，外涂彩，不上釉，其余都是釉陶。绝大部分人俑烧成后在脸上、手上再涂白粉，一部分服饰，铠甲上画有白、黑、红等色纹饰。
从俑和家畜的陶质、釉色等看，大体可分为两批。一批釉色青绿（或泛银色，或泛黄色，或泛黑色），陶胎红褐色；一批釉色黄褐，稍泛绿，陶胎黄褐色。从造型看，这两批也稍有区别。如驮粮马，一青绿釉，四肢粗笨；另一件黄褐釉四肢较瘦劲（图版拾肆:3）。
按墓志，司马金龙夫妇是延兴四年和太和八年两次入葬的，中间相隔十年。这些器物可能也是分两批随葬的。
俑和陶马等造型都较圆浑。陶马肥壮，四肢短，具有蒙古马的特征，已不像汉代陶马那样头颈高昂富于夸张色彩，而开始向后来的写实作风发展〈图二四）。
陶猪造型写意，颈高体长，富有特色（图一四：6）。陶骆驼比例匀称，艺术水平很高，同期或更早还未见到，这是第一次发现（图一四：1）。镇墓兽形象比较特殊，与以往河北景县封氏墓中的镇墓兽类似，可能是北魏早期流行的一种形式（图一四：4）2）。
2、其他生活用具：包括陶瓷器、铁器以及漆木器残片等。集中在后室南端及甬道处。其中青瓷唾壶全身施青黄色釉，均匀润泽，有小冰裂纹，制作技艺很高（图二一）。
铁马镜实物在同期或更早似乎还未发现过②。可见当时由于长期骑兵作战的需要已经发明使用了这种比较先进的马具。在棺床及附近发现有木伞顶、木圆圈等。根据当时石刻、壁画反映的情形，贵族出行都有伞盖幢仗之类的仪仗，这些可能是伞盖类的部件。此外还发现有木栏杆、贴金木兽头（图五）等木器残物，则可能是原来坐榻或床帐类的部件③。
3.石雕柱础和木板漆画：集中在后室甬道及后室南部，有一件柱础被扔置到棺床上。估计它们原来是一座屏风，放置在后室东部棺床的前面，后来经过破坏扰乱。屏风的形象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已有不少。就在本身的漆画中也有两处(第三块第四幅“和帝口后”、第四块第二幅“卫灵公”)都可作为证据。
石雕柱础共四件，浅灰色细砂石制成。通高16.5厘米，座见方32厘米，中央柱孔直径约7厘米。上部为鼓状复盆，顶部雕成莲花形，周围为高浮雕的蟠龙和山形；下部为方座，浮雕盘绕的忍冬纹、云纹和伎乐童子。其中两件在四角各雕一个立体伎乐童子，作击鼓（鼓、细腰鼓）、吹将篥、弹琵琶、舞蹈等姿态，形象生动活泼，个别已缺损。座上每侧浮雕两个伎乐童子作不同姿势的舞蹈。另两件角上没有立雕童子，方座上每侧浮雕四至五个舞蹈伎乐童子（图版拾肆：1、2、4,图六）。
木板漆画，较完整的有五块，出于后室甬道西侧。每块长约0.8米，宽约0.2米，厚约2.5厘米。上下有棒，长2.5厘米,两侧每边上下两个棒钥1,桦口长3.7厘米、宽0.6厘米。板面遍涂红漆（近朱红色）。题记及榜题处再涂黄色，上面墨书黑字。绘画中线条用黑色，人物面部手部涂铅白（易剥落），其余有黄、白，青绿（深浅不同）、橙红、灰兰等色。颜色中调漆类粘合剂不易剥落。木板两面均有画，出土时向上一面保存较好，色彩鲜明，向下一面则因潮湿剥落严重，大部已看不出原貌，色彩也较暗淡。漆画上下分为四层，每层高19-20厘米。每幅有文字题记和榜题，说明内容和人物身份，均为宣扬封建道德，表彰帝王、将相、烈女、孝子、高人、逸士等故事、传说，内容芜杂。经初步整修，其中一块可以和另一块拼合，其余尚在修复中（图版拾贰）。现将五块原向上一面的画幅和已修整的一块原向下一面的画幅依次简介于下。
（1）第一块与第二块拼合后，原向上的一面自上而下第一幅：中央一男一女在亭下相对伏于井栏上作以物填井状。上面榜题为“与象敖（傲）填井”“舜父瞽厚（叟）”。左侧一妇女站立仰望，榜题“舜后母烧廩（廩）”。右侧一男子二女子相对站立，榜题“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
第二幅：三妇女拱手站立，榜题“周太姜”“周太任”“周太似”。左侧有题记四行。
第三幅：中间立一妇女，右侧一妇人坐方榻上，榜题“春姜女”“鲁师春姜”。左侧题记六行（图57）。
第四幅：中央四人抬一乘舆（辇），上张布篷、伞盖，中坐一戴冕旎帝王，后随一妇女（图版拾琶：6）0榜题“汉成帝”“汉成帝班僮仔”。左侧有题记四行。
（2）第一块另一面自上而下
第一幅：一男子高冠拱手坐方榻上，后面一侍者举曲柄华盖。右侧题记二行。
第二幅：右侧一男子跪拜，左侧一妇女侍立。榜题:“孝子李充奉亲时”“李充妻”。
第三幅：一高冠男子坐席上进食，前列食具。榜题：“素食瞻（赡）宾”。
第四幅：一男子行走冰河上。榜题“如履薄冰”。
（3） 第三块第一幅：一男子和一妇女相对而立。榜题“启”“启母”。
第二幅：一辆有篷双轮车，中坐一人。榜题“鲁母师"（图版拾叁：1）。
第三幅：一男子拱手站立。榜题:“孙叔慧（敖）”。左侧题记五行（图版拾卷：2）。
第四幅：一妇人坐围屏风之方榻上，一女子捧物立前面，四侍女在后面。榜题“和帝口后”（图版拾叁：3）。
（4） 第四块第一幅：右上孙叔敖挥刀斩双头蛇，左下向其母跪言。榜题“孙叔熬”“孙叔越口母”。
第二幅：一高冠男子坐在有屏风的方榻上，右侧一妇女跪坐，手捧食器。榜题“卫灵公”“灵公夫人”（图版拾叁：4）。
第三幅已剥落不清。
第四幅：左侧一男子高冠博带作长跪状。榜题“口元”。右侧题记四行（图版拾叁：5）。
（5） 第五块下部残损，.仅有三幅。第一幅：一帝王头戴冕旅穿十二章服，手持塵尾。身后是二侍者，其一已残缺。
第二幅：左侧一人高冠坐席上，一男子拱手立对面。榜题“齐宣王”“匡青”。
第三幅：仅有题记八行。
此外在后室南部靠近甬道的积土中清理出一些漆画残片。还有漆画边框五块，木档三件。宽7、厚5厘米，长15—85.2厘米不等。边框上画有青龙、白虎、朱雀、鹿形兽，小鸟，行云、穿短裙的童子等，其间盘绕忍冬花被。现将较清楚的残漆画简介于下。
第一片：残长36.8.宽26.5厘米。一高冠男子坐方榻上，后面三人拱手侍立。榜题“晋公子重耳”。上部左侧残留少量题记，已漫漶不清。
第二片：残长21、宽14.8厘米。左侧一妇女拱手站立。榜题“蔡人妻”。左侧题记五行。
第三片：残长18.5,宽16.2厘米。右侧一站立妇女。榜题“口口（黎庄）公夫人”。左侧题记五行。
第四片：残长20.4、宽12厘米。仅存左侧题记六行。
第五片：残长20.1、宽13.2厘米。仅存题记四行。
第六片：残长30.5、宽16.2厘米。仅存题记八行。
第七片：残长52、宽31厘米。上面一幅右侧画三人对话状，已残缺。右二人榜题“口（张）孟谈”“高詰（赫）”。左侧题记五行。下面一幅一人高冠拱手坐席上，另一人拱手立对面。榜题“鱼”“鱼之子”。左侧题记五行。
第八片：残长20.8、宽10.8厘米。仅存题记七行。
第九片：残长16.2,宽11.2厘米。右侧画残缺。左侧题记四行。
4.石墓志：共三件。司马金龙墓表，出于墓门券顶上部。呈碑形，通高64.2、宽45.7、厚10.5厘米，座长47、宽14.4、厚13厘米。碑额上部刻篆书“司空瑯瑯康王墓表”八字。表文十行:“维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代故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瑯瑯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司马金龙墓志铭，出于后室甬道南端东侧。碑形，通高71、宽56、厚14.5厘米，座长59.8,宽16.5,厚19.8厘米。铭文基本同墓表（图七）。
姬辰墓铭，出于后室甬道南端东侧。方形，长30,宽28.厚6厘米。刻文两面相连，正面八行，背面四行:“唯大代延兴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汉内温县倍乡孝敬里人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启府仪同三司都督梁益兖豫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扬州刺史羽真瑯瑯贞王，故司马楚之嗣子,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瑯瑯王金龙妻，侍中太尉陇西王直懲贺豆跋女，乞伏文照王外孙女，钦文姬辰之铭。”
司马金龙墓志、墓表还保留碑的形式，和此后北魏盛行的方形带盖墓志大不相同。墓表出于墓门上部，也较为罕见。
三、几个问题
1.根据墓志铭和《魏书》的记载，司马金龙是晋宣帝司马懿弟司马尷的九世孙，其父司马楚之，原系东晋高官显贵，后因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和倾轧，于泰常四年（公元419年）降于魏。由于忠实为北魏统治者效力，镇压各民族的反抗斗争，曾封瑯那王，后官至“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北魏和平五年（464年）死，被追赠“都督梁益秦宁四州诸军事……扬州刺史，违贞王，陪葬金陵”。又载：“楚之后尚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龙，字荣则。”司马金龙“后袭爵，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徵为吏部尚书。太和八年薨，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谣康王，赠绢一千匹。金龙初纳太尉陇西王源贺女，……后娶沮渠氏，……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魏书》又有“楚之父子相继镇云中”等记载⑤。由此可知司马金龙几世都在北魏历任显官，倍受宠信，其母、其妻也都是北魏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们生前残酷剥削人民，过着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死后妄图继续享受，役使大批人力营造规模巨大的砖室墓，随葬了大批豪华的器物，以夸示其连骑结队、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这些文物资料深刻地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是当时"厨有肥肉、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馁人”的鲜明阶级对比的历史见证。
2.司马金龙死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就在这一年孝文帝实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的三大改革。太和十年“朝会始服衮冕”。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更迁都洛阳⑥，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北魏统治阶级依靠军事力量统一黄河流域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反抗、起义连绵不断。仅孝文帝一代，青州民、朔方民等汉族以及胡民、敕勒、羌、氐、丁零、山胡、卢水胡等少数民族反抗的记载不绝于史。北魏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不得不采取“汉化”政策，任用大批汉族地主、仕人为北魏制订各种制度，提倡农业，完成鲜卑人从家长奴隶制向封建制度的飞跃。北方汉族豪门地主如崔、卢、裴、李等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也先后都和鲜卑统治者勾结起来。鲜卑统治者利用汉族地主统治汉族人民，汉族地主利用鲜卑统治者保持自己压迫汉族人民的权益，他们共同镇压剥削各族广大劳动人民。司马金龙家族以晋宗室历任显官并与鲜卑统治者上层通婚，正是一个相互勾结的典型事例。可见"汉化"的目标在于巩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其基本精神是只问阶级不问种族的。孝文帝实行的“一同四姓”⑦与汉族高门通婚等“汉化”政策，是早已开始了的一种充满阶级内容的政策。
司马金龙墓出土物中的武士俑、骑马武士俑合计达210件，占陶俑总数的56%,骑马武士俑并有铠马和轻骑之分。陶马也占了相当比例。而以前墓葬中多见的庖厨用具、屋舍模型等则极少或不见。陶俑基本都穿适于骑战的胡服：窄袖长衣、长仅过膝，腰系带，足穿靴，这一点和北魏晚期俑有区别。这些和当时连年战乱，贵族豪门拥有大量各族人组成的武装部曲以镇压各族人民反抗的历史状况是完全吻合的。另外尽管司马氏在北魏多年居高官与鲜卑贵族通婚，但从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如石砚、青瓷唾壶、石棺床、石柱础、漆食横、漆屏风以及漆画所反映的“褒衣博带”式衣冠、烈女孝子等内容看，都属于传统的汉文化。它和解放后发现的辽宁北票鲜卑贵族墓地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拓跋魏初期墓葬所反映的情况迥然不同⑧。这说明孝文改制以前“汉化”已成历史趋势。按历史记载，汉朝末年以来百余年中连年战乱，我国北方、西方各民族经常来往流徙，特别是北魏统治者多次从各地大批迁徙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百工、人民到都城平城附近。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政治上、文化上不断地互相影响、交流、融合。可见孝文“汉化”是有着深远的社会基础的，孝文帝不过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目的，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而已。
3.墓中出土的石棺床、石雕柱础及木板漆画是一批罕见的艺术珍品，为研究我国古代绘画、雕刻、漆工艺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我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石棺床东侧的雕刻及石雕柱础造型优美，雕工精细。特别是石雕柱础上高浮雕的蟠龙及主体雕的伎乐童子，技法纯熟，栩栩如生。伎乐童子面容浑圆，微露笑意。衣折不用阴刻线而用平直的刀法强调出线纹的效果，这种立雕和线纹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在刻划内心活动和塑造外部形象上获得了很高的写实效果。伎乐、天龙、须弥山、莲花、忍冬等题材和整个雕刻作风与云冈石窟中部窟群〈十一窟现存有太和七年石刻题记）的艺术风格极为近似。
木板漆画内容采自汉代刘向所作《列女传》等。统治阶级长期利用它们宣传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观念“成教化，助风俗”，为封建政治服务。但从绘画、漆工艺上看，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继承了我国战国漆画和东汉漆画的优良传统，制作上采用棒锄联结，在相当大的漆面上表现了色彩富丽、真实生动的多种图画，边框装饰也极为精美，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在绘画风格上，较之汉代绘画常见的大笔平涂、单线勾勒的作风已前进了一大步，采用了色彩渲染及铁线描的手法，画风极近顾恺之。以木板漆画中《汉和帝口后》图的人物形象与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妇女、肩舆人物等形象相比较，以木板漆画中的帝王图与初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相比较，在构图、笔法、色调、形象等方面甚为相似。这完全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木板漆画因为面积大，少受拘束，在表现人物上更显得痛快淋漓。画面的人物描写使用了浓淡渲染，较好地表现了立体感和肌肤色调。线条运用富有1972年节奏感，连绵不断，悠缓自如。人物形象生动逼真，从姿态中表露出身份和纵深远近的空间关系。构图上采用了突出主题，中心人物大于陪衬人物的手法。总之，从画面上伞盖扬举、襟带当风的精湛技法，确实表现了顾恺之的“如春蚕吐丝"“春云满空、流水行地”⑰的画风和意境。由于顾恺之的人物画生动传神，所以历代都重视他的作品，至今还有摹本流传。但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这些少量的摹本如《女史箴图》也已被劫往国外。今天能看到一千四百多年前北魏无名画家创作的这批珍贵绘画，不能不使我们更加为祖国古代艺术的高度成就和悠久传统感到自豪和兴奋。
此外漆画上的大片题记和榜题文字也是少见的北魏墨迹。点划方劲，已近楷法，上承汉隶传统，下开隋唐真书的先路。其作风与传世的《高贞碑》、《曹望愕造像碑题记》很相近，是晋隶向楷书过渡的典型。这在书法史上也有着重要价值。
4.从公元398年拓拔畦迁都平城，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近一百年中，平城（大同）一直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北魏平城文化知道得很少。司马金龙墓发现在大同城东御河流域一带，为我们研究北魏平城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北魏迁都的平城就是汉代平城。在武州川水（即今十里河）中记述云冈石窟后说:''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者也。……径平城县南，东流注如浑水。”又在如浑水（即今御河）中相当详实地记述了北魏平城的宫苑塔庙等，并记到:“南径白登山西。……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⑩按白登山应即今大同东北马铺山一带丘陵。准此方位则北魏平城应当就在今大同以东御河西岸一带。
史*载公元398年魏道武帝灭后燕，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杂夷等三十六万口，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到平城。427年攻破西夏都城“统万”，439年灭北凉，491年攻宋等，都曾大批迁徙各族吏、民、百工到平城。公元444年魏太武帝禁王公以下以至庶人不得私养金银工匠，家有工匠必送官府，违命者全家诛灭。又令百工伎巧只许学习父兄专业，不得私立学校读书，违命者亦全家诛灭。这样就把广大工匠永远置于官府的奴役之下。北魏统治者把这些从河北、山东以及甘肃、陕西一带掠夺来的广大工匠和人民强迫迁徙到了平城附近。他们当中就有蒋少游、张僧达那样通晓多种技艺的艺术家。就是他们带来了祖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技艺，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开凿了名闻世界的云冈石窟，创造了像本墓出土的石雕、漆画以及大同南郊遗址出土的石砚那样的高度物质文化。当时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已趋衰落，而边远的平城则成了当时北方的主要政治文化中心。这些决不是偶然的。
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当时豪门大族盛行族葬，如河北景县封氏墓、无极孙甄氏墓、山西闻喜裴氏墓等⑪。因此在司马金龙墓附近发现司马氏或其他大型墓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值得今后工作中注意⑫。至于有关平城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则更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