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今年62岁。对于一位重量级作家来说，本该是游刃有余纵横勃发的壮年。他的文学男神博尔赫斯，出手神作《另一个，同一个》时，正值62岁。但显然，在这个与岁月叫板的角力态势中，余华过早地缴械投降，不胜其任矣。
余华，1960年生，浙江海盐人
余华的佳作，几乎全部写在35岁之前。钱锺书金句，“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余华不幸中标。实话实说，作为当代文坛“准大师”，这位民间舆论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 的“纯文学网红”，甚至人称“国民作家”级的人物，如今傲视同侪的，其实就剩那点“咖位”，或曰“老资格”了。这是一个事实：自2005年炮制出长篇小说《兄弟》之后，在漫长近17年间，余华不甘消沉困兽犹斗出版3套长篇，平均6年横空出世一部，精神固然可嘉，态度也算矜慎，可也无一不是功败垂成。后3部长篇于余华，绝非锦上添花，倒似是始终不渝地透支文学信誉。
作家博尔赫斯，1899-1986
从《兄弟》到《第七天》再到《文城》，余华口碑一路惨遭滑铁卢，劝退无数读者。即便粉丝疑似用爱注水了，可某瓣评分照样没一部能过8.0名家基准线，与《活着》的9.4一对照，可谓大失水准惨惨戚戚，像霜打似的从此蔫了。余华是尴尬的：2006 年3月，《兄弟》上下部面世，首印直接30万册，雄心勃勃的风流自赏，迎来的是怨声载道的差评诋击；2021年，他兴致冲冲炸出《文城》，高自矜许是“谱写一曲关于命运的荒诞史诗”，可怜换取评论区高赞竟是，“求求你别写了”。伤哉！
余华小说改编电影
文坛大佬余华，似乎费尽心思要向世人证明：他的文学生命，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可以说，比之同辈同量级的国内同行，诸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等等，余华是最早显露才尽迹象与暮年光景的。
实际上，明眼人都可看出，这些年余华之所以声名不降，两招马战斧：一靠吃老本，不断再版旧作顶住“过气”之虞；二靠出圈上镜插科打诨，以言不及义的段子谈资博热搜。流风所及，最近网上关于余华的报道，都是诸如《金句频出，作家余华原来是个段子手》之类的口沫八卦，甚至被吹嘘为“脱口秀在逃演员”，俨然“弃文从娱”转型典范。
可是，您说，人送如此一顶娱乐圈尊号，对于一位严肃作家来说，到底是殊荣还是丢格？要知道，这类角色担当，前辈鲁迅是嘲弄为“二花脸艺术”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升沉不过一秋风。文学的淘汰法则，说来也真是无情。扣槃扪烛，我不知道余华真实心情如何，是抓心挠肝还是依旧自我感觉良好，反正作为前粉丝，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失望。
若问，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成问题的事，何以出在余华身上就惹人疑窦？那是因为，作家余华曾经是如此的辉煌，那种巨大的落差感几乎判若两人。“余华”这个名字，本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面大招牌啊！“小镇青年”余华，少年得志，在35岁之前，他就凭借着一批实验性中短篇及《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跻身一线 顶流的高位，限风光尽占。
那时的余华，优哉游哉倚马可待，月月都有中短篇，两三年就是一部长篇，且一出手就是经典，人称“文坛小王子”。整个1990年代，余华都是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那时，路遥陈忠实王安忆贾平凹这些同行们，敢梦寐以求的无非就是一个茅盾文学奖，跑道都不在一个线上。1998年，当《活着》斩获意大利文学最高奖“卡佛文学奖”之际，莫言还挣扎着要为报社影视部写剧本谋生呢！
问题在于，自此以后的近20年间，余华似乎彻底佛系躺倒了，几乎一蹶不振。随笔集两三本还偶有可观，本行的小说则清一色落花流水，凄凉不可闻。按前些年《文学自由谈》杂志的评论，“一时之间，评论家们对这位昔日“先锋”领头羊，居然写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作品，痛心疾首扼腕不已”。对于质疑，余华是极其恼火的，与评论圈的关系也闹得很僵。在2015年的一篇随笔中，他还不忘悻悻然还以重拳：《兄弟》之后，”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显然，他不自认为也是该写一本“退步集”的人选。
近17年来，何以“越写越差”，是“余郎才尽”了呢，还是“过度迎合商业”导致难以为继？可以放言，这些疑虑捋不清，既无法品藻其是非得失，更无法理解余华。
故乡海盐
说来好玩又不可思议，后来的余华，之所以屡战屡败，一大原因在于他压根不适合“大长篇”。说到底，他是中短篇的大才，但一过20万字就得注水。如此强矫，怎能不铩羽而归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余华此前的所有“神作”，规模上其实都是中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 、《世事如烟》 、《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就不多谈了，均为中短篇小说集。那充为“长篇小说”的前三部“封神作”，深究也是“中篇”。《活着》10万字，《许三观卖血记》15万字，《在细雨中呼喊》16万字，按普遍标准，大体都是“中篇”范畴，或是所谓的“长中篇”，而非真正的“长篇”。
余华的*手锏是什么？在于笔法干脆、文字简洁、聚焦主题于变态与荒诞，结构不拖泥带水，整体*伐果决堪称圣手。也就是说，他的优胜处在截断式“打点”，而非宏大叙事的“铺面”，是“工笔画”而非“大写意”的。他的本色当行，注定适合中短篇。但世间的所有“特长”，反过来看就是“偏科”，所以既让他脱颖而出，也限制着他走上金光大道。具体到余华，是一过20万字就绷不住。人的才情，本不以字数论优劣，鲁迅、孙犁、汪曾祺都是一流作手，照样写不好长篇。这几位大佬的情况是类似的。
怎奈，中国现当代作家，都有一个魂牵梦绕的“长篇小说情结”；而且似乎落下一个“共识”，中短篇写得再多再好，都低人一等似的，是小道营生。当年，大嘴巴王朔嘲笑鲁迅，就直接批点，“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怪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有此情结与理念，势必刺激着当代中国作家都“一窝蜂”地去写长篇。陈忠实就终身看不破，总想着百年之后得有一“大部头”垫枕头才能瞑目。路遥自黑《人生》是“小玩意”。
陈忠实
余华也是情结特重。且他过度自信，似乎意识不到扬长避短之理。可随后的《兄弟》《第七天》《文城》三部，都充分暴露了在他长篇上的劣势。汪曾祺说，“结构，这是一个长篇最紧要的部分，而且简直是小说的全部”，可余华长篇首先“结构”就不过关。《兄弟》诸作，几乎清一色地在后半部分情节完全失控，那是因为长篇重在处理人生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 ，余华这“中短篇大王”处置起来极其吃力，焉能不败。一位读者看完《第七天》后评论，“前半段眼泪一把一把的，后半段就像在看《故事会》”，不正道明了这个秘密么？
李敬泽说，“余华终究还是暴露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软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纯粹”，是知者之言。还是汪曾祺告诫的，“生活只有那么一点，又要拉得很长，其结果只有一途，就是瞎编”。可怜余华始终没有自知之明，在一片狼藉之后，他还自我表扬说，“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还自以为得计。
出演贾樟柯电影
真的，世间最厉害的催眠，是自负自恋。他竟还说，《兄弟》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如此，夫复何言？
后期的余华，之所以如此废弛疲敝，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似乎大家都不愿挑明。那就是“商业化”写作带来的庸俗迎合，致使水准直线下降。这是一个从“先锋”到“媚俗”的速降历史。
被嘲笑“高考落榜生”指导名校高考
翻开余华近些年的“活动史”，并不难体察到，功成名就之后的他，写作心态早已悄然改换，“严肃作家”早已不“严肃”，“纯文学作家”更是早已不“纯”，迎合商业化的趋向愈来愈明显。给高中生辅导作文打广告啦，配合某流量明星去信作秀啦，都是作家中少见的商业化操作。他这种心态，既不甘寂寞又端着架子，既半抱琵琶半遮面又一心想分杯羹的仿徨心绪，很大程度上导致《兄弟》之后的作品，所蕴含的价值，也更多的是炒作上的，而非文学本身的。
表面上，《兄弟》《第七天》等，平均6年才出一部，比之张炜贾平凹王安忆们一年百万字喷涌，可谓节操满满，煞费苦心。可问题在于，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商业化”，不在“待机时间”长短，而在内胆如何，还有“变现”的方式与途径。作家韩石山就说，判断文学作品好坏，方法简单到只有一条，就是看它是憋出来的还是流出来的，憋出来的肯定不会出好文章好小说。最可惜，《兄弟》之后的余华，不管“精英文学”的姿态再足，都掩饰不了那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实质。
1993，“最好的余华时代”
不是高冷的余华变得庸俗了，而是过去“高冷”才吃香，如今“迎合”才有市场。余华没有变，一直都是那个余华，是社会变了，读者变了，他与时俱进，只是欠缺成功而已。余华为啥写作，难道为了“文学理想”？只怕从来不是。刚扬名时，就有记者问他，“为何写作？”他如实回答，“不想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写小说稿费还归自己”。近日，他还有一个更加直露的观点，让他再度出圈，“我当年努力写小说，就是为了过上一种不被闹钟吵醒的生活”。这些话，当然可以理解为自嘲，但也是真实的心声。
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更多的自由，余华立志写作，弃医从文。而且，即便在早期，余华的急于求成也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余华最擅长的是模仿，用现在的流行话就是“文本再生”，只是他确实是真正的“再生”，很高明，绝非剿袭，与木心不同。早有评论家指出，为了突出，“在余华的写作生涯中，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的作品，都被其仿制过”。山寨是冲刺的硬道理。
与海盐文化馆的同事们
学者胡河清说，余华的《鲜血梅花》“在情节上不过是对鲁迅的《铸剑》的一次简单地仿造“；唐小林说，“出版商们飙捧为“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在写作手法上不过是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小说的“克隆”.......“考据”种种，都说明了余华又聪明绝顶又操之过急的务实心态。王安忆说“越是有特点的语言，越容易模仿”，行家之言。正因为如此，也正因为长篇无法“模仿”，成败因素也埋伏此间了。
2000年之后的余华，是深谙炒作之道的。那些长篇在预想之初，或许就为了“大卖”。读者不难品察，《兄弟》诸作，实质上已更像是通俗小说，“先锋”荡然无存，而且还写得不够高明。豆瓣读者说，“高中时读《活着》很受震撼，如今读《文成》《兄弟》却觉得乏味，不知作者是受自身价值观限制还是有意取悦外界，总有一种拿苦难当卖点，拿低俗当深刻的矫情感”，旁观者洞若观火。这些长篇，成也商业化，一印就是50万册以上，“纯文学”比“写真集”都火了，不可思议，盆满钵满；当然，败也商业化，“文学理想”从此丢盔弃甲。
5年牙医拔掉1万颗牙
说余华商业化，并非指责，而是道出一个事实，他本人也是有证词的。前几年，某公开场合，谈及为何写作时，余华开腔就石破天惊：“我不为故事好看而编故事，而是为书好卖而编故事.......我这个李光头的原型有经济头脑，预测事物非常准确.......我想百万进账已经不是问题了”,那番自鸣得意兼喜形于色之状，呈堂证供无疑了。这也就能解答，“那个曾写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后来也会写出《兄弟》《文城》的余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他的写作理想究竟是什么”？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17年来的余华，何以总是“叫座不叫好”。
《兄弟》以来，余华每一部作品，委实都称得上“炒作学”的经典范例，这个判断关心文学者都当能默会于心。用文学的标准，去要求日后热衷于商业写作的余华，本身就是骑驴找马的。唯一可以宽解的是，过度商业化，过度庸俗化迎合，在今日绝非余华个人的问题。吾国很多作家都承认，自己是啥都不会，啥都搞不好，才迫不得已拿起笔来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颜如玉千钟粟，道理彰然。文人为啥偏得固穷？写作怎么就不能商业化了？我惯说风凉话，此刻却无言以对。只想到一句应对：随行就市的时值，文学史是不会认账的。
文学，首先是用来谋生的，情有可原；而当代作家，又确实太把写作当终南捷径使了。余华在“降尊纡贵”，可其他同行也未见提升啊，这是一个集体困境。
当然，作家余华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更为简单粗暴的：即一位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几乎都有其创作的黄金期与爆发点，不大可能“芝麻开花节节高”，这算一个文学通例。
写作者，是有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例外，但极少。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真“老更成”的古今都没几位。“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是作家群体的共同哀感。余华亦莫能外。可以换句话说，《活着》过后，余华就已达到顶峰，日后无法再难逾越自身的极限。
一个作家，倘若起点太高，后面怎么跋涉都是下坡路，努力没用，痛苦万分也是膏火自煎。这是有大量前辈先例的：肖洛霍夫30岁之前写了《静静的顿河》，其后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就大不如前；曹禺《雷雨》之后，心血殆尽写《北京人》与《日出》，结果如何？巴金则在《家》之后，再未有同等分量的文字问世。
张爱玲被誉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何其天才，才华何其惊人夺目？但她移居美国之后，同样漫长的17年间，也仅写了两本长篇，还是“文本再生”于自己的旧作：《怨女》是《金锁记》的改写，《半生缘》是对《十八春》的改编。她的创作实际早就停滞了，后半生的灵感来源都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余华与张爱玲，“天才”殊途同归。
实际上，这是一个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说余华17年来越写越差，其实并不客观。毕竟近20年都过去了，余华不会是过去的自己，大概也不希望是过去的自己，突围失败也是个概率问题，更无法证明他此后就无法自我超越了，话不能说太早太绝对。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花开花落人散人聚，天地大道自然之理。余华的问题，只是更为突出罢了：35岁过后的他，就过早地衰退了！当然，紧接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种望秋先零未老先衰的异常，是否本可避免或推缓？我们喜欢文坛佳话，但更需要文坛真话。
当然，余华是嘲笑不得的。任何一个作家，此生能有一部作品可传世，就已足够。余华即便从此金盆洗手封笔远遁，那也是当代文学“封神榜”前几的人物。有一则逸闻似乎足以诠释余华的所有价值与尴尬：据说，许子东曾问他，“《活着》的版税到底有多少”？他不肯说数字。随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我靠《活着》活着”。
2022.4.4,晚于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