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健忘村》是一部评价两极分化严重的电影，喜欢的观众爱到不行，不喜欢的则嗤之以鼻。确实，《健忘村》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所以不论是爱还是厌都有充足的理由。
口碑上的两极分化也直接影响到了电影的票房。2017年春节，《健忘村》选择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同步上映，结果前者票房几乎零封，后者则拿下春节档的冠军宝座。
看过电影《健忘村》的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整部影片吊诡、疯癫的氛围。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个远离城市的美丽村庄，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和安宁、恬静的世外桃源格格不入。不论是村民还是外来者，人人各怀心事，暗藏鬼胎。正如村名“裕旺村”的谐音一样，无边的*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笼罩、驱使着所有人的言行。
围绕小村庄有限的资源，为富不仁的商贾、精心伪装的匪人、别有用心的术士，多方势力相互交缠、碰撞，引出一段段令人啼笑皆非又细思极恐的明争暗斗。
而在这些由男性主导的争斗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角色，竟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女性。最初，她们多处在社会中较为边缘的位置，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从未放弃抗争的女性反而突破了命运的枷锁，最终成为小村落中新的主宰。
秋蓉：争权夺利“三步曲”舒淇扮演的女主人公秋蓉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姑娘。在裕旺村中，她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但是在出行途中不幸遭遇了土匪，母亲被劫走，父亲被打伤。放不下妻子的秋蓉爹向村长借了钱，就踏上了寻妻之路，结果一去不回。
无依无靠的秋蓉一心爱慕青梅竹马的丁远，但是却遭利欲熏心的村长生生拆散，以三头猪的代价，被卖给了同村朱大饼做媳妇儿。
外表柔弱的秋蓉虽然难以对抗一众男性的欺辱，但内心深处却一直不愿意认命。
她知道和丁远的感情有着众多阻隔，在信中也自比“不会飞的鸭子”，但是仍然希望用努力来突破重重枷锁，一步一步走到丁远的身边。所以秋蓉的抗争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挣扎、觉醒、夺权。
在第一个阶段里，手无缚鸡之力的秋蓉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她是朱大饼的私有财产，是裕旺村最低等的存在，甚至连自己的死活也无法掌控。这时的秋蓉，是完全物化的，压在她身上的除了一众自私自利的村民，还有看不见的封建礼法和陋习糟粕。
试图逃跑和自*，成了秋蓉仅有的抗争方式。但是显然，并不会有任何效果。
这样的状况随着江湖术士田贵的到来，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田贵有一台可以帮人们消除烦恼的机器——忘忧，说白了就是一部可以操控记忆和思想的神奇设备。有了它，田贵很快解决了一堆村民，变成小村庄的实际控制人。长相俊俏的秋蓉被挑选成为了村长夫人，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但实际上，秋蓉的个人处境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依然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并没有摆脱“物”的命运。
《管晏列传》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用在秋蓉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跨过温饱线又无所事事的她，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她好奇神神叨叨的田贵在村子里找些什么东西，也好奇强大的忘忧到底是什么原理，还好奇记忆中模糊的丁远究竟是谁。
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是她抗争第二个阶段——觉醒。
随后，秋蓉借助忘忧成功找回了自己的记忆，看清了田贵等人的真面目，就开始向第三阶段——夺权迈进。
在小小的裕旺村中，“权力”是有具体形态的，它随着忘忧的归属而不断发生着转移。最初权力掌握在村长手中，而后被田贵设计夺回，与一朵云的大战后，又被女主角秋蓉所占有。
秋蓉的最终胜利，代表的正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努力，挣得话语权、释放自身*、实现的自我价值的过程。
但极度讽刺的是，翻身做主的秋蓉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还智于民”，而是和之前的历任统治者一样，将村民愚弄于股掌。就连朝思暮想的丁远，也没有成为她身边平等的伴侣，曾被严重“物化”的秋蓉，掌权后也把恋人变成了自己的私有物品。
乌云：不完全的抗争注定失败一朵云是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匪帮，老大乌云更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魔头。但是一反常规的，这样的黑道巨枭，在电影中竟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大婶。
和女主角秋蓉不同，乌云从一出场就处于极其强势的地位，凭一己之力统领一众疯癫、凶残的匪徒。
更有趣的是，乌云明面上的身份是个邮差。在那个女性往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知道相夫教子的大环境下，邮差的身份完美地凸显了乌云不拘理法、自由随性的性格。当然，这样“吃公家饭”的职业还数次帮她躲过了官府的追捕。
表面上看，独立、强大、甚至心狠手辣的乌云，比女主角秋蓉段位更高，是十足的“新女性”，是更成功的“抗争者”。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乌云在黑道组织“一朵云”中的称呼是“大嫂”，而非“大姐”。不难理解，组织中最初的领袖必定是一名男性，也就是乌云的丈夫。乌云的威信和地位，一半源自丈夫的余威，一半源于自己的*伐果断。
所以，乌云相当于是继承并延续了丈夫的黑道地位，本质上，这依然是男性权力的影响和延伸。
而真正决定乌云和秋蓉差距的，还在于她们看待男女关系的态度上。
秋蓉外柔内刚，一直在追寻自己所渴望的人和事。在走向裕旺村权力核心的过程中，她总是有意无意地修正自己的位置，逐渐由权力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乃至拥有者。秋蓉追求的不仅仅是性别对等，更是对男性绝对统治的颠覆。
反观乌云，即使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思想上仍然没有突破男权社会的限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她将“给兄弟娶媳妇儿”作为匪帮成员的犒赏，还表示，会“一人配一个媳妇儿”。这样赤裸裸物化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同村长、田贵等人并无二致。
所以即使抛开善恶和立场，乌云这样的角色，在电影中也必将以战败者的身份谢幕，因为她的性别抗争，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
春花：过度的依附必将失去自我最初，在裕旺村中，春花和秋蓉的地位极其接近，她们完全受男性的支配和主宰，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情和人生，只能在丈夫等人的阴影下残喘苟活。
有相似当然也有不同，三个女性当中，春花的抗争过程最为局限，因为她是通过依附新的男性来反抗原本的男权压迫，这等于是主动从一个牢笼跳进另一个牢笼。
春花的行为包括偷情、私奔、谋害亲夫，看似激进大胆，似乎比觉醒之前的秋蓉来得更加决绝。但是也始终没有跳出男权的控制，所以即便她能够出逃成功，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换一个男人相夫教子罢了。
而作为观众，我们知道，不论是春花原本的老公林金财，还是后来的相好刘大夫，都是乔装隐匿的歹徒，他们等待着乌云的号令，随时准备揭竿而起，*人越货。
答应春花远走高飞的刘大夫甚至有着“黑风毒雨刘护法”的骇人名号。显而易见，私奔就是个幌子，刘大夫真正看中的是林金财手中的金银，而春花只是他予取予求的对象罢了。对女人来说，这是典型的遇人不淑了。
所以最后，即便女性获得了裕旺村的管理权，春花这样“依附者”依然没能获得解放和救赎。
我们不难看出，《健忘村》中的三个女性角色，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男权秩序做出了抗争，但是对待两性问题的差异化态度，决定了她们必然走向不同的结局。
与同期电影的比较电影《健忘村》在大陆上映时，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而导致了票房惨淡，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口碑和话题性并不差。尤其是常常被拿来和同期电影——《驴得水》进行比较。
客观上说，两部影片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有网友评价当时的观影状态是：“才饮驴得水，又入健忘村。”
二者的故事背景都选定了民国时期的偏远山村，这样的选择，显然是为了赢取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因为在民国时，社会相对动乱，各类思潮涌现，小山村又天然具有隔绝、自主、脱离世俗理法之外的特性，所以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创作者都有自圆其说的可能。
其次是电影的现实批判性。《健忘村》中涉及到性别对立、权力的交接流变等问题，这里不多赘述。
而《驴得水》中的三民小学，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将一头驴当做老师来申报编制。围绕着这个谎言，展开了一系列可笑荒诞的故事。于是，贪腐、官僚、弄虚作假等诸多现实问题逐一浮上水面。人性中的贪婪、自私、虚伪更是一览无遗。
而最容易让人将两部电影进行串联的，还是电影中的“舞台化风格”。
所不同的地方在于，《驴得水》的“舞台风”，源自于两名导演在“电影技巧”上存在的不足。正因为如此，话剧改编而来的《驴得水》显得视听语言羸弱、剪辑效果欠佳。这也是该片被诟病最多的地方。
而反观《健忘村》，夸张、放大的表演方式，是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人为选择的结果。故事的核心——记忆修改器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魔幻现实色彩，颇具喜感的夸张表演，不但完美迎合了荒诞不羁的整体氛围，还有效强化了故事前后的冲突对比。
当然，这并不是说《健忘村》就比《驴得水》来得高明，二者在相似的基础上其实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近年来，像这两部电影一样，能将黑色幽默拍的如此魔幻，将批判讽刺做的这么高级的作品，实属罕见。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欢这种能逗人笑，也能引人思的电影，那么《健忘村》和《驴得水》一样，不容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