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文社科的学生、学者和读者，可能都渴望具备“跨学科”的能力。
在学科知识大分工的年代，我们都接受了现代知识不再存在大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设定，每个人专于一个领域，而“跨学科”意味着一种反叛，它对抗的是院系制度和过度学科化，试图克服学科知识之间的距离，去挑战或至少接近知识的某种极限。这件事却没有那么容易。
如今是英文与文化史教授的乔·莫兰（Joe Moran），在还是青年学者的时候写了一本专门研究“跨学科”的书《跨学科》，对“跨学科”在高校、科研机构泛滥进行了一番反思，并在这个问题之上探讨了人文学科的危机。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否定“跨学科”，他在书中也反复强调这种方法的优势，包括它们可以挑战传统的、过时的思想体系，可以产生创新的理论和方法，为现有学科开辟新的视角。多年后，该书修订重版，他评述了过去十几年其他学者对“跨学科”所做的最新研究。下文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跨学科》有关这部分的内容。
“如果以为通过跨学科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且可以轻松超越传统学科的不足和排他性，这并不现实。”
——乔·莫兰，《跨学科》
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跨学科》，[英]乔·莫兰 著，陈后亮、宁艺阳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3年5月。
跨学科为什么在大学受欢迎？
一种批判
在他的专著《废墟中的大学》中，比尔·雷丁斯对一些雄心勃勃的跨学科主张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质疑了许多人文学科工作者对它不加质疑的接受。雷丁斯对跨学科的批判与他的一个总体认识相联系，即当代西方大学已经成为“跨国官僚公司”，它们只知道追求利润，围绕一个空洞的“追求卓越”的概念而被组织起来。他认为，“跨学科”这个术语的模糊性和可塑性意味着它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于追求市场化大学的目标：“我们可以以卓越的名义跨学科，因为这样便可以保留先前存在的学科界限，前提是它们对整个系统不会提出更大的要求，也不会对其成长和整合制造障碍。”
换句话说，雷丁斯认为，跨学科研究既可能是出于大学管理预算和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知识对话与合作这样的可贵目标，因为将系别合并到跨学科规划中可以是一种精简和压缩成本的形式。霍尔·福斯特（Hal Foster）同样指出了一些大学管理者可以“把跨学科投资作为节俭成本的方案”。他认为，在试图超越学科知识之前，我们需要接受学科知识的必然性，否则很可能产生一种对所有人都免费的知识，而不是开创性的学术形式：
即使在20年前，也有非常严格的学科规范：学科警察说了算！现在不是这样了。今天，有太多声称是跨学科的工作对我来说似乎是非学科的。要想跨学科，你首先必须得进入学科——以一门，最好是两门学科为基础，在把它们互相比对之前，先了解这些话语的历史性。现在，许多年轻人在从事学科工作之前就从事跨学科工作。结果是他们常常陷入折中主义，在哪一门学科上也没什么作为；这与其说是一种学科越轨，不如说是一种学科熵。
雷丁斯和福斯特并非攻击跨学科，而是批判那种认为它本身就是激进的或创新的，并且可以超越大学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机构的地位的看法。正如我在本书中试图论证的那样，不存在非学科的、非结构化的知识；因此，这些论点能够有效地吸引人们注意跨学科的机构投资，看看它如何与它所批判的学术等级制度相互牵连。
《教授》（The Professor，2018）剧照。
雷丁斯和福斯特都认为跨学科研究代表了大学的未来。雷丁斯认为，跨学科的知识和制度之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学科结构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下正在破裂”。北美大学的近期前景将是“在一所由众多职业型学院组成的集群中，出现越来越跨学科的普通人文学科系别”，而这也将伴随一个不可避免的“美国化”过程而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这也是雷丁斯针对市场在当代大学中打破现有体制和政府结构方面所发挥作用的总体看法的一部分。但他低估了公立背景和当代大学中现有等级制度的存在。
雷丁斯关于“公立”大学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的观点可能更适用于美国大学制度，而不是像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更受政府控制的大学制度，在那里，大学与企业的联系仍然不如与政府财政机制的联系紧密。但雷丁斯和福斯特都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本书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正面讨论的问题。那就是，跨学科不仅是一个知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教学和学术研究并非出现在政治真空中。大学也是领地性的机构，在其中工作的学者经常与其他部门的同事进行“地盘争夺战”。注重学科专业院系利益的学者和管理层面的管理者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后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整个大学内平衡预算和创造收入。
在这个背景下，雷丁斯和福斯特的焦虑——大学管理者之所以提倡跨学科，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打破根深蒂固的学科等级制度和吸引学生“消费者”的好方法——现在也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被表达出来。比如，哈根担心“越来越频繁地要求跨学科和跨院系合作可能是大学管理层用来诱惑各院系和其他更大的管理单位参与其自己的马基雅维利式成本削减计划的塞壬之声（siren-songs）。”
跨学科并非在本质上是错的
《马丁·伊登》（Martin Eden，2019）剧照。
英国批判理论家托马斯·多切蒂（Thomas Docherty）也对这种新的市场主导文化心有疑虑，他认为“跨学科是……一句空话：就像‘现代化’一样，它虽然没什么意义，却依然有着巨大影响”。
对多切蒂来说，不断要求更加跨学科的呼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它认为学科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限制性的、惩罚性的或排他性的，正如其最常见的字典意义“纪律”（discipline）所意指的那样。在当时，有很多激进的言论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认为它们阻碍了创造力和创新思维。正如多切蒂所说，“就像20世纪60年代要打破一切传统，我们让我们的学科像一盏无政府主义的熔岩灯（lava lamps）一样相互渗透”。他指出，不管它表面上怎么辩驳，这种想法都“与那种认为做研究就是不断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可商品化的新思想和新奇事物的市场化方法互相共谋：一种熔岩的新形态”。
多切蒂明确指出，打破学科疆界的愿望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解放。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革命性言论已被吸纳进现代市场观念的人。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佩罗（Eve Chiapello）也同样声称，他们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容纳了19世纪波希米亚城市文化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艺术批判”的要素，并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中达到顶峰。
跨学科模式当然符合现代商业的说辞，尤其是美国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该理论更强调团队分工与协作。在现代大学中，就像在现代商业中一样，协同、合作和“创造性的伙伴关系”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好东西，甚至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英国各类研究基金会目前的一个流行词是“沙坑”（sandpit），即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小组被召集在一起，围绕一个特定主题进行几天的讨论，并鼓励他们建立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再竞标获得资助。一些学者认为“沙坑”一词明显太幼稚，它意味着跨学科研究将从好玩有趣的创造性互动中产生。
多切蒂正确地提醒人们，在这种新语境下，“学科”这个概念——无论是指狭义上的“学术”还是指更广义上的其他事物——并非本质上就是错的。事实上，学科对于所有优秀的写作、研究和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即，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或合理性，跨学科工作只会带来一种模糊、乏味的折中主义。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跨学科可能受制于人类智力上的局限。鉴于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研究（即使是涉及合作的研究，如编写各种文集）仍由学者独立完成，这些人可能很难熟悉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素材，同时又不致产生严重的知识漏洞。学科可能只是人为构建之物，但这种人为性是有原因的：没有人能通晓一切。
文学研究：一个例子
2006年，玛乔瑞·嘉伯（Marjorie Garber）在就任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讲致辞中也提到了一些担忧。现代语言协会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协会。她以一个问题开始了她的演讲：“为什么今天‘仅仅’研究文学是如此可疑的？”
嘉伯注意到，那些只聚焦于单个作家、按照传统方式完成博士论文的毕业生很难在文学研究领域找到学术性工作。相反，她看到有很多博士论文 “在讨论小说、戏剧或诗歌时，只是把它们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们是一扇窗户，我们透过它可以看到文本之外的世界，比如文化*、动机、焦虑或偏见的症候等等”。她认为，无论目前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如何，“有一门学科显然是缺失的，而这就是古希腊人所称的诗学（poetike）”。嘉伯认为，文学学者往往不愿意讨论他们正在研究的广泛文本的文学性质，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因此“将当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主要活动称为其他学科的（other disciplinary）而非跨学科的可能更为准确”。
《六场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2016）剧照。
然而，嘉伯以乐观的看法结束了她的演讲：“一个幽灵仍在学术界游荡，那就是文学的幽灵”。她认为，文学研究的根本内核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抛弃，文学学者最终会回归他们最初的诗学学科：
我们这些教授文学的人可能会发现，我们的专业知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现在是时候相信最初把我们带到这个领域的文学本能了，同时也是时候去认识到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学科中进行更多理论的、历史的和批判性的训练，而不是贪恋追求其他学科，那些学科之所以看上去有些诱人的异域情调，只是因为我们并未真正去实践它们。
在许多方面，这些怀疑的声音是对斯坦利·费什所提出的论点的改写，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呼吁文学评论家去教授分析技能和专业化知识，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学家、治疗师、政治顾问和全球变革的推动者”。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作品范围也很广，基本不大可能被指责是纯文学研究，他在《如何阅读诗歌》——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一种回归基础的方法——一书的开头就做出了和嘉伯相似的举动。他写道：“我最初想到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意识到，最近我遇到的文学专业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练习过我自己曾被训练过的那种文学批评。就像盖草房或跳木屐舞一样，文学批评似乎成了一种即将消亡的技艺”。伊格尔顿表示，如今，学生们倾向于只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他们描述文学作品，复述其中发生的事情，也许还加入一些评价性的议论。为了在技术上与语言学相区别，他们将诗歌视为语言，而不是话语……如果只阅读这些作品内容分析，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原本应该是关于诗歌或小说的讨论，而不是关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讨论。被忽略的是作品的文学性……他们对待这首诗就像是诗人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选择了一行行地写下他或她对战争或性的观点，而这些诗行却没有结尾。也许电脑卡住了。
虽然伊格尔顿没有提到“跨学科”这个词，但这里与多切蒂的论点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认为，现代市场规律鼓励创造一个模糊的、缺乏学科性的知识大杂烩。
学科的“幸存”
《新生》（The Freshman，1925）剧照。
虽然针对跨学科的这些批评也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似乎言过其实，他们低估了学科在当代大学里的生存能力。例如，除非你坚定立足于某个学科，而且实际上还需要有一个公认的专业，否则很难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学术职位的招聘广告往往出现在“18世纪文学”或“维多利亚研究”等领域，尽管对其他课程教学知晓一二也通常会有所帮助。学科依然存在的现象在英国尤为明显，因为英国的学术预算主要受政府控制。比如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和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这些国家机构会评估大学正在做什么，并相应地为它们提供资金，对跨学科实施制度约束。
科研评估和教学质量审查有助于通过监测可测度的单元内的标准来强化学科界限，这通常是在专家评估员或特定学科专家小组的帮助下进行的。这些监测结果会给出排行榜和其他“业绩指标”，不仅用于指导资金决策，而且还会在报纸和其他媒体上刊登，有助于推销与那些学科相关的学位和院系。特别是，政府发起的科研评估活动和紧随其后的卓越研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在很大程度上由各个学科管理和控制。尽管政府尽最大努力将经济盈利能力和其他形式的“知识转移”作为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所谓的“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对某一特定学科的同行评审，即在某一特定领域工作的国内或国际学者网络，其范围超出了任何大学或机构。
在竞争激烈的本科生市场向学生推销学位，以及在竞争同样激烈的研究生市场向雇主出售学位，也都有助于强化学科。
《大学》（College，1927）剧照。
目前对“毕业生素养”的强调，即学生应该在毕业时获得并展示出专业技能和知识，通常与特定学科有关。人们越来越重视专业培训和专业知识，毕业生需要掌握某个特定学科的公认技能，这强化了传统的知识等级。付费学生（以及可能为他们提供资助的父母）想知道他们的学位在大学以外的市场上的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像英文这样的学科逐渐发展为一个公认“品牌”，一家拥有巨量文化资本的“老字号银行”，进而吸引潜在的学生和雇主。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系不得不将其名称从“文学、生活与思想”改为“文学和文化史”，最后又改为“英文系”，部分原因是出于实用考量。为了了解我们的跨学科英文课程，未来的学生需要能够在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手册中的所有其他“英文”学位中找到它。
考虑到所有这些经济和制度因素，学科似乎仍将是当代大学的一股强大力量。套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说，关于学科死亡的传言被夸大了。
雷丁斯认为，由于跨学科合作的尝试总是受到其制度背景的影响，我们应该尝试创造一种反思性的学科形式，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性和人为性，“不是一个广义的跨学科空间，而是某种学科间分分合合的节奏变化，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学科问题消失，沉入常规”。
在这个框架内，各学科必须“以思想的名义做出回答，反思它们使哪些思想成为可能，以及它们排除了哪些思想”。这对我来说听起来有些道理：我们可以寻求改变学科，鼓励它们之间的交流，或者利用它们创造新的知识结构或联盟，但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放弃它们作为组织知识的手段。因此，跨学科可以被视为一种更加批判性和自觉地与学科共存的方式，认识到它们最基本的假设总是会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新思维方式的挑战或激活。最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代表了知识的非自然化：这意味着在既定思维模式下工作的人必须永久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所受到的知识和制度约束，并对构建和表达他们的世界知识的不同方式保持开放态度。
本文为摘编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跨学科》一书。
原书作者/[英]乔·莫兰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