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明朝时期东亚关系、日朝关系以及中朝和日朝佛教之间的交流方面的相关研究，中外学者都已发表过诸多论述。这些论着似乎并未对把明朝与日本的“僧侣外交”和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大藏经外交”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本文拟在以日本《大宰府史料》和《善邻国宝记》等史料为基础，对明朝初期日本向朝鲜求“大藏经”的现象加以探讨，敬请专家指正。
14世纪末的东亚各国处于政权交替的历史时期。明朝1368年代元而立，日本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分裂，于1392年实现南北朝统一。同年，在朝鲜半岛，李氏朝鲜推翻高丽王朝，奉明正朔与明朝结成“朝贡册封关系”。以明朝为主导的东亚“朝贡体制”开始形成，但此时“倭寇”在东亚肆虐，“倭寇”问题成为东亚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明初中日间的“僧侣外交”
明朝初期，日本还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同时拥有两个天皇和一个将军，呈三足鼎立之势。他们分别是南朝后醍醐天皇、代表北朝持明天皇、以及支持北朝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以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遣使日本，竟无法搞清谁才是日本之主，“问，尔国天皇是何人，国王是何人。”无奈，最后只能利用两国僧人才打开彼此间的外交大门。
日本僧祖来和明朝僧祖阐和克勤等率先开启两国外交大门，公元1402年（建文4），明使扬州天宁寺天伦道彝和杭州上天竺寺住持一庵一如等僧侣，携建文帝国书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并赐大统历，“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赐锦绮二十匹，至可领也。”两国时隔五百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日本再次向中国朝贡。因此，有明一代，东亚外交的特点甚至可以用“僧侣外交”一言以蔽之。
明朝与日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为何由僧侣们来建立并维持？以笔者愚见，原因有四：其一，由于两国国家层面近五百年未接触，加上元朝时期历经两次战争，使得日本始终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戒心。甚至明太祖朱元璋首次遣使赴日时，出现大使被扣、成员被*的情况，所以只能被迫遣僧为使。其二，由于日本征西将军怀良率先遣僧为使，以僧人祖来作为其“代言人”奉明为正朔，故明太祖也遣僧为使作为回应，派遣明州天宁寺住寺祖阐仲猷、金陵瓦官教寺住持克勤无逸等僧人为国使，作为其“代言人”对日本进行册封。其三，由于日本正统的北朝远在关西，交通非僧不通，非僧不足以取信，“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见其持明统天皇（后圆融天皇-著者注），今关西之来，非朕本意以其关禁非僧不通。朕闻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禅教僧。”这也是明朝遣僧为使的重要因素。其四，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日本崇尚佛教禅宗，甚至北朝的后圆融天皇同时还兼任延历寺的天台座主，号“承胤法亲王”。
因此，遣僧为使似乎更便于两国高层沟通，更有利于规劝日本朝廷归顺明朝，“五年，遣僧祖阐无逸，往宣佛教，谕其来贡，太祖皇帝谓刘基曰，东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犹蚊蛋警寤自觉不宁，议其俗尚禅教，宜选高僧说其归顺，遂命明州天宁寺僧祖阐仲猷，南京瓦罐寺僧无逸克勤，往彼化其来贡。”或许“宜选高僧说其归顺”才是明朝遣僧为使的主要用意。
二、明初日朝间的“大藏经外交”
明初，日朝关系呈多元化特质，在日朝关系中，相对于“日本国王”对明皇帝朝贡成唯一的正当外交往来的形态，包括“日本国王”在内的诸多势力分别与朝鲜王朝进行多元外交。起初，朝鲜王朝为镇压倭寇而筋疲力竭，对所有愿意以和平为目的日本使者，采取全部接受的方针。其结果，日朝关系呈现出不是以日本国王为主的一元化，而是多元化的外交形态。对于想要与朝鲜交往的九州诸豪族来说，与朝鲜进行交往首先要得到朝鲜王朝的许可，而不是室町幕府将军的许可。因为对于直接参与朝鲜外交的九州诸势力的全貌，即便是幕府将军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无法把握，或许其本来就没想要去了解或把握的意愿。
另外，日本为回避“册封体系”的外交礼仪限制，从幕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寺庙为依托派遣僧出使朝鲜，而朝鲜也多以僧为使积极应对。因此，两国开启了与明朝“一元化”的朝贡外交截然不同的“多元化”僧侣外交模式。
1394年7月，九州岛节度使源了俊遣使与朝鲜僧人梵明赴朝，送还倭寇虏去的朝鲜百姓六百五十九人，同年12月遣使赴朝请求大藏经，“七月朔戊戌、日本国九州岛岛节度使源了俊使者，与我所遣僧梵明来，归我被掳男女六百五十九人。十二月朔丙寅，是月，日本国镇西节度使源了俊，使人求大藏经。”翌年七月源了俊遣使朝鲜，再次送还百姓五百七十人，朝鲜遣回礼使崔龙苏向九州岛节度使赠送两部大藏经以表感谢，“日本回礼使崔龙苏、与九州岛节度使源了俊所遣僧宗俱来，归我被俘虏男女五百七十余口，遣宾卿宋得师傅迎劳之。其书曰，日本国镇西节度使源了俊，奉书朝鲜国两侍中相公阁下，贵使工曹典书崔龙苏之来，所赐尊教焚香拜读，国使户曹、典书金积、护送两藏经，今岁三月初八日系缆于彼岸，示谕珍翰”。朝鲜派遣回礼使崔龙苏向九州岛节度使致谢，并请求抓捕倭寇余党，以绝后患。从1394年一直到1490年，两国上演着日本求经，朝鲜送经的长达近一百年的“大藏经外交”。
大藏经也叫一切经，又略称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可谓集佛经之大成。日本向朝鲜遣使求大藏经大致分两类，一是九州岛各级政府求经、求梵钟和印章的现象；一种是日本政府求大藏经、求大藏经版的现象。
1.九州岛地区各级政府、豪族赴朝求经现象
由于日本南北朝刚统一，国家权利尚处于重建和整合时期，所以九州以及日本各地政府机构纷纷向朝鲜遣使，继源了俊1394年向朝鲜求经成功之后，公元1400年10月，博多城承天寺住訚公也派人赴朝鲜求大藏经，“十月博多城承天禅寺住訚公，使人献礼物、求藏经。”由于大藏经可以提高寺庙的规格，所以能拥有大藏经是每寺庙所追求的目标，当时明朝周边的国家如果能拥有大藏经，寺院会提升寺格，镇守国家，凝聚人心。公元1421年九州节度使源义俊遣使向朝鲜求经，“十一月乙亥，日本九州岛捴管源义俊遣人献土宜求大藏经。”一年之后，源义俊又奉皇太后之命，赴朝鲜求经，“十一月丙寅，日本九州岛岛都元帅源义俊，以本国皇太后之命，遣人献土物，仍请大藏经。”朝鲜国王会见其使者答应求经要求，“汝王，昔年遣使通好，予亦遣人以报，只缘阻海，未得数通，今乃遣使修聘，交邻之义至矣，所需大藏，当正序付回礼使以送，太后所请藏经亦当従之。”有趣的是，可能是因为源义俊皇太后求经成功，所以前九州岛探题（或称度使、或称总管，九州岛都元帅）和筑州府石城（博多）管事平满景，也想借此东风，于公元1423年，也遣使赴朝求经，源道镇上书说，去年我们皇太后求大藏经，结果如愿以偿，今年如能如愿则荣幸之至，“九月丙申，日本九州岛前捴管源道镇、筑州府石城管事平满景等使人，献土物。源道镇奉书于礼曹，其书曰：吾殿下，前年，求大藏经，贵国即见恩惠，又愚息义俊，求尊经，同辱厚惠，侥幸之至，得罪得罪。”不知是否源道镇能如愿以偿。另外，去年为皇太后求得大藏经的源义俊，今年又遣使赴朝鲜求大藏经，“十一月甲午，日本国源义俊使人，求大藏经。”
另外，除九州地区之外，中国地区周防、长门的豪族大内氏也多次向朝鲜遣使求大藏经。据须田牧子统计，大内义弘从1396年3月开始向朝遣使求大藏经，一直到1490年9月大内正弘为纪州安乐寺求大藏经，向朝鲜共十九次遣使求大藏经（其中包括一部大般若经）。现摘录如下：
以表1可见，大内向朝鲜遣使求经，可分两个时期，大致以1418年为界限，公元1419年，发生了“乙亥东征”事件，两国暂停了使者往来。据统计大内氏共求得12-15部大藏经。
九州以及周防大内等地方政府，有的是为皇室和贵族求大藏经，有的则是为本地区寺庙求经。这些地方政府除了求大藏经有的还为寺庙求佛钟，如表1中，大内盛见曾于1419年求大藏经和佛钟。由于佛钟是寺庙不可或缺之物，因此求钟也成了日本遣朝使者的又一追求的目标，甚至还出现了，日本对马岛、九州岛大宰府少贰、一岐和日向等多个地区的使者，在朝鲜釜山因为嫌朝鲜交付佛钟迟缓，拔剑伤人的事件，“十四年（1414年）八月辛丑朔，遣倭池温，往谕宗贞茂，对马岛宗贞茂使人三十四名、小二殿三十一名、壹岐州二十名、日向州二十名、共一百五名。俱在蔚山，怒请钟迟缓给付，拔剑欲害郡人，恣行暴乱。
由于日本以及九州岛地区使者太多，而且这些使者还动辄拔剑伤人。难于管理，无奈朝鲜政府改为除九州岛岛、对马岛的十处使节外，其余一律不予接待，“今后，日本国王及对马岛大内殿、小二殿、九州岛岛节度使等十处倭使外，各处倭人，毋得出送。”
在此之前，就曾因为朝鲜政府每年要接待很多的日本政府以及九州岛各路的使者，后来朝鲜国王停止了接见，但这立刻遭到日本各路使者的强烈反弹。公元1408年8月，日本国王使者和九州岛节度使使者同时到达朝鲜，朝鲜国王不接待，被告之到西厢用膳后，就可归国，日本使者以国王不接见为由，拒绝赴宴直接就要启程回国，逼得朝鲜国王只好第二天接见了日本使者，“太宗八年九月丙午癸亥，日本国王使及九州岛岛岛节度使使者诣阙辞，上命馈之于西厢，使者以上不亲见，不肯赴宴而退，即欲发程，上遣同副代言吴陛谕之，故且令明日来见。甲子，以素服御正殿，引见日本国王使者。”
中世纪日朝关系，具有多元化的特征，由于倭寇的存在。朝鲜国王一边警惕防止倭寇的再次发生，一边努力限制膨胀的日朝通交。采取日本国王使、巨酋使等在日本国内政治地位高于其他团体的待遇方针。这其中，大内氏作为巨酋处于仅次于日本国王使的优待地位。据《海东诸国纪》记载，诸使被分成四个等级，由此有待遇的差别。最受优待的是日本国王使、其次为巨酋使，包括“富山、细川、左武卫（斯波）、京极、山名、大内、少贰等”）。其次为九州节度使和对马主特送，而其他则为最下级。大内氏是作为仅次于日本国王待遇的集团，大内氏实际上称为作为仅次于日本国王的政治势力，开展对朝外交，其通交的密度甚至凌驾到日本国王之上。
九州等地方使者，出现求经求佛钟之外，有的还请求朝鲜赐印章，公元1410年，九州岛探题源道镇向朝鲜请求一枚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但遭到拒绝，“庚寅十年，十二月癸巳朔。日本九州岛岛节度使源道镇上书，愿赐姓名字号小印，不许命刻一刻以赐之，议政府启，印章符节非候国所得颁也。今赐道镇，似为未便，乃止，愿赐姓名字号小印。赐予刻有对方名字的印章，就如同一副官印，可作双方的通关凭证，朝鲜以本国只是明朝的属国，无权赐其印章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向明朝朝贡的国家超过六十余各国家，其君主被明朝册封为“〇〇国王”明朝册封周边诸国君主之际，至少到永乐年间，伴随着诰命（辞令书）肯定也下赐作为身份标识的印章。例如，日本国王、朝鲜国王在明朝设定的爵位秩序上，位列亲王等级下赐龟钮金印。琉球国中山王、安南国王等位列郡王等级下赐驼钮镀金银印。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册封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镇）为日本国王，就授予“印章”，“咨尔日本国王源道义，知天之道，达理之义，朕等大宝，即来朝贺，归向之速，有足褒嘉，用锡印章，世守尔服，眷兹海甸，密迩东郊。”朝鲜作为明朝属国是无权赐于别人印章的，但是，公元1419年，日本西海路筑前州石城府（博多）管事平万景，也请朝鲜赐予求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朝鲜方面却答应其请求，授印与他，“元年六月甲戌、日本西海路筑前州石城府管事平万景遣人来献土物，仍求万景印子，以为通好之验。命礼曹报书曰，贵名印子，已令雕造，谨付回使，正佑愿留我国，寻师学道，上命住兴天寺，仍给鞍马仆从，所以重足下之输诚也。这或许朝鲜还是基于防倭的考量吧。
“乙亥东征”之后，朝鲜借此机会试图为日本通交者导入了“书契制”，其对日政策逐渐转向为限制倭人扩大通商的方向。所谓“书契制”，即需要携带“渡航证明书”，即九州通商倭人要有九州探题的“渡航证明书”，而对马通商倭人需有对马岛主的“渡航证明书”。但是由于九州探题软弱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因此导致九州各豪族向朝鲜请赐印章，以便得到与朝鲜开展贸易的机会，前文的源道镇求朝鲜赐印章大概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2.日本政府向朝鲜求“大藏经”现象
除九州各地政府以及大内氏向朝鲜求经外，日本幕府将军也加入其求经的队伍，其实他们才是向朝鲜求大藏经的主力大军。除了1423年九州节度使源义俊是替皇太后求大藏经之外，“日本九州岛岛都元帅源义俊，以本国皇太后之命，仍请大藏经。”日本幕府将军都在不遗余力地向朝鲜求经。第八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居然四次向朝鲜请求大藏经，更是令人刮目。
公元1398年，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接到朝鲜请求镇压倭寇的要求，对周防、长门等守备大内义弘下达追捕倭寇的命令。他在足利义写给大内义弘（1356-99年、室町前期武将。）的谕朝鲜书中，就曾提到向朝鲜请求大藏经：“告喻大内左京大夫，尔其勉之，大藏经版，此方顷年刊之孔艰，而未克全备，彼方现刊者，模刻极精，为之不能无希求，今大允我所求，盖法宝东渐有时也。甚甚感感，铜钟巨者，药物良者，附舶寄来否，法器停幽冥苦，而人济仁寿域，则皆彼方之赐也，已上件件，大夫能传此意，慎勿失败坠。”在这封谕朝鲜书中，他提到“大藏经版，此方顷年刊之孔艰，而未克全备，彼方现刊者，模刻极精，为之不能无希求，今大允我所求，盖法宝东渐有时也。”认为朝鲜大藏经经板，雕刻精美，正是日本所需求的。这可谓日本政府向朝鲜求经的最初史料。另外，书中也提到了向朝鲜求佛钟等法器的事宜，“铜钟巨者，药物良者，附舶寄来否，法器停幽冥苦，而人济仁寿域，则皆彼方之赐也。”
1422年，日本第四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持写给朝鲜世宗的一份国书，向朝鲜请求大藏经一部。其国书如下：“日本国源义持，拜覆朝鲜国王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维时梅雨弄晴，槐风嘘爽，共惟神卫森严，尊侯纳倍万之福，先是需释迦氏藏经，皆得如愿，无胜铭佩之至，今复有不尽之求，重请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于现当也。苟与其善，颁以七千卷全备之典，则虽然以刹宝见付，未足为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别幅，惟希函闳休，式符真祷，不宜。应永二十九年五月日。”其中“今复有不尽之求，重请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于现当也。”由此表明，日本政府之前曾向朝鲜求到过大藏经，或许是足利义满在谕朝鲜书中提到的那部经，也或许是指公元1394年，朝鲜送来的那两部大藏经，“十月遣前工曹典书崔龙苏于日本，护送两藏经。”
3.足利义政四度求经
第八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政从公元1456-1487年，三十一年里，曾四次朝鲜求大藏经。
①足利义政首度求经：
足利义政在写给朝鲜国王世祖李瑈的国书，求赐大藏经，“遣朝鲜书日本国源义政奉书朝鲜国王殿下，治国以来，带国印，同使命，而需大藏经并诸色货，皆稛载以归，无虚岁焉，固上国之赐也，不胜感幸。”另外，由于当时明日政治经济关系不顺，还请求朝鲜从中斡旋与明朝的关系，以期来年重开与明朝的贸易往来，“先是于大明国事颇不轨，来岁必聘专使于大明之庭休，扬对天之闳。上国之于大明，疆域连结，聘问交繁，请为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邻者，莫知焉。幸甚幸甚，所封进者，具于别幅，谨书。其中的“请为我先容”，意味请求从中斡旋调解之意。
朝鲜国王世祖答应了足利义政的请求，赠送日本一部大藏经以及诸多佛教经典，他在1460年写给足利义政的朝鲜国书中写道：“朝鲜国王李瑈日本国殿下贵国与弊邦，虽阻沧溟，世讲邻好，自寡人即位，亟遣信使，益致殷勤，礼益报聘，肆于年前冬拾月，遣佥聘知中枢院事宋处俭、佥大护军李宗实，赍大藏经一部、法华经贰部、金刚经二部、金刚经拾漆家解二部、圆觉经二部、楞严经二部、心经二部、地藏经二部、起信论二部，表忱。”
②足利义政第二次求经：
公元1482年5月，足利义政为大和兴福寺一乘院末寺元成寺求大藏经。这已经是足利义政第二次向朝鲜求经，朝鲜国王成宗也答应了他的请求。朝鲜国王成宗回书给足利义政写道：“朝鲜国王李娎，奉复日本国王殿下，我国与贵朝，世熟敦信睦，而沧海远隔，久切企想、今因贵使，备谙动履佳胜，仍蒙厚贶，良用欣感，所示助缘及大藏经，就付回使。成化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朝鲜国王李娎。”这部大藏经后来被德川家康于1609年安放在江户的增上寺。
③足利义政第三次求经：
四年后的公元1486年，足利义政为了给越后安国寺请求“大藏经”，遣安国寺的等坚首座作为求经专使第三次向朝鲜求经：“吾国越后州安国寺乃北方植福之地也。以无藏殿为缺典矣，掌寺务者，慨然有求藏起之志，可嘉。故今遣专使等坚首座等，往谕其意，傥得颁七千藏以如愿，则所谓毘卢法宝，聪藏海流出，稛载而归，善邻之宝，莫大于焉。”
不过，这次朝鲜国王成宗并没有很顺利答应他的请求，在给足利义政的回书中解释称，由于朝鲜久不奉行儒教，今好不容易凑成一套，赠与日本使，“来谕大藏经，诸处求索非一，处存无几，重违雅教，辏成一件，就付回使。”以朝鲜久不奉行儒教，来说明大藏经的来之不易，由此可见，足利义成的第三次求经似乎不太顺利。
④足利义政第四次求经：
不过足利义政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两年后，足利义政使者惠仁于公元1489年8月，抵达朝鲜再度求大藏经，此次是为京都般舟三味院求大藏经。朝鲜国王成宗虽然还是满足了足利义政的请求，但是，这次在回书再次强调，由于朝鲜久不奉行儒教，以前遗留下的大藏经已经消失殆尽，前年贵国为安国寺求得大藏经，已经是最后一部了，此次所奉送的大藏经，是我们搜遍全国所有的寺庙才得到的，好让其知难而退，“来示大藏经，素有印本，殆尽，前此丙午岁，仅得具帙，以付回价，且重违尊教，遍索伽蓝，所储卷帙辏壹件，聊表谢忱。”
由此可知，由于足利义成连续四次频繁的求大藏经，使得朝鲜有点不堪重负。以至于大内正弘的使者庆彭在几乎同一时期的1488年，出使朝鲜请求赐予大藏经，遭到拒绝。
虽然朝鲜对足利义政时期频繁求大藏经不堪重负，甚至有些慢待，但还是全部答应了日本政府的求经要求，只是拒绝了其间地方豪族大内氏的请求。所以，当第十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材也遣使来朝求经书时，仍然答应其请求。朝鲜国王成宗给足利义材赠与大藏经的回书写道：“朝鲜国王李娎，奉复日本国王殿下，所谕大藏经壹部并丑禽之类，就付回价，且将土产备如别幅。别幅，大藏经壹部。”
据记载，在幕府将军中，足利义持最喜欢求大藏经，共有七次左右，足利义教只有一次，而足利义政时期竟然有4次左右。据须田牧子统计，日本幕府将军从1399年5月1537年1月共派遣赴朝求经使25次左右，除一两次没求到其余都如愿以偿。
4.日本政府向朝鲜求“大藏经”板
日本幕府将军频繁地向朝鲜求大藏经，虽然朝鲜不堪重负，但依然全部答应其求精要求，不向对待地方政府那样，有时会拒绝。而幕府将军除了求大藏经外，进而还求大藏经版，以期在日本也能开印大藏经，这样就可不用反复向朝鲜求经。早在1422年，九州节度使源义俊遣使为皇太后求经时，就曾提出请赐大藏经铜版，但是未能如愿，“今乃遣使修聘，交邻之义至矣，所需大藏，当正序付回礼使以送，太后所请藏经亦当従之。圭筹等对曰，臣等闻藏经铜板在，奉书求之未得，是真无有也，请将此意，并载于回书。”日本使者可能是由于没有求得大藏经的铜板，担心回国受到责备，只好请求朝鲜方面把原意写进朝鲜的回书中。
1423年，日本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日本国王道诠）在求得一部大藏经后，进而再次遣使赴朝请求大藏经木板，他在给朝鲜世宗的文书中写道：“日本国道诠，再奉书朝鲜国王殿下，专使回所需藏经与回礼使同到，喜慰可言哉，今重遣专使筹知客、副使龄藏主，别有所陈，此事虽得隆望蜀，要修邻好，宁可秘惜，听贵国藏经板非一，正要请一藏板，安听贵国藏经板非一。”他得知朝鲜并非一部大藏经版，所以自称得陇望蜀，请求大藏经版。另外，足利义持又于第二年七月，托朝鲜回礼使朴安臣，递交请求大藏经板的国书，其国书中如下：
日本国道诠拜覆
朝鲜国王殿下，圭筹知克与回礼使偕至，奉答书并别幅，件件嘉贶，不胜铭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余珍货积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宝，余皆不欲留之，于是使臣屡以违礼绝信为辞，不欲赍去，所以不能回，纳而领之。自今以后，行李往来，不要以土宜为礼，唯修邻好而已，互省国费不亦可哉。次将发专使中兑西堂，再谕委曲，若能使大藏经板流传我国，何赐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为国自珍。
应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足利义持由于求经心切，措辞略显粗暴。称我们只为大藏经版而来，否则即使拥有金山也无用。还表示，今后如朝鲜遣使日本，我们也只收大藏经版，其余礼物一概拒收。果然在朝鲜回礼使朴安臣抵达京都，日本方面如其所述只收下其中的金字四经，其余礼物，拒绝收纳。问其原因，回答说，我们将军所求只在乎大藏经和经板，其余不收。“六月二十五日，御所乃到都城北等持寺，引见臣等，臣等乃进国书，只纳金字四经，其余礼物，并不许纳。臣等乃与奏事僧官曰，书契所载礼物置处如何？答曰，御所所求在经，故只留经与本板，余则不受。”尽管如此，朝鲜世宗国王在写给足利义持的回信中，以大藏经版乃祖先所传，且只有一部，而且大藏经也送完了，还是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请求，“使至，惠书，获审动止康裕，仍承嘉贶，欣感殊深，所需大藏经板，只是一本，且予祖宗所传，不可从命，前书已尽，惟照察之。”
三.日本为何只向朝鲜求大藏经
为什么日本政府以及各地豪族如此频繁地向朝鲜求大藏经等现象？为什么日本不向明朝求经？其实日本向中国历朝求经由来已久，日本佛教是经由朝鲜半岛于公元538年传入的。日本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早在隋朝，公元607年首任遣隋使小野妹子“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小野妹子汉名为苏因高—著者注）于随国，买求图书，兼聘隋天子”。从此开启了日本的求书寻经之路。在唐朝，日本入唐僧元珍带回1000卷，并受他的委托，唐朝的商船带来了日本一切经中的缺本120余卷，搜集并抄写短缺的精读340余卷。据《续日本书纪》记载，玄昉于734年从唐朝携回5000卷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为开元大藏经。
宋朝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板雕刻大藏经问世；日本宽和二年（公元986），入宋僧奝然搭乘宋商郑仁德的商船回国，携带大藏经5480卷，“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其国。”公元1015年，入宋僧念救赴天台山巡礼求经，时任日本左大臣藤原道长，专门修书于天台山圆通大师（日本僧人寂照—著者注），并赠其百两砂金用以购买一切经，“长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辛未，今日左大臣（藤原道长）送书状于大宋国圆通（寂照）大师”，“又送寂照许金百两，是一切经论诸宗章疏等可送求粮”。北宋时代,大藏经有开宝敕版、福州板（东禅寺本、开元寺本），南宋时代,有思溪版（圆觉禅本、资福禅寺本）、沙碛版等，入宋僧从宋朝带回的大藏经，现在日本京都、奈良等地的各大寺院中所藏的宋版或元版大藏经，至少有十藏以上。到来元代也刊印了几次。
元朝时期，虽然两国在初期发生战争，但日本求经*依旧，公元1326年，镰仓净妙寺入元僧安公赴元朝求得大藏经，并安置在净妙寺中。另外，东福寺的刚中玄柔曾派十禅客赴元朝求得两部大藏经，一部收藏在日向诸县郡志布志的大慈寺，另一部在东福寺（为福州开元寺版）。增上寺有一部元版大普宁寺版的大藏经。公元1341年天龙寺派商船赴元朝求大藏经，“今兹上皇创天龙寺，遣商船求经藏经于元国，于是喜而讬之，秋发博德，冬到明州。”可见从隋朝一直到元朝日本向中国求经走开近800年的求经之路。但是到了明朝为什么改向朝鲜求经了？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主要是明朝与日本的关系不顺畅。日本虽然受明朝册封并向其朝贡，但在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其子足利义持接任将军后，全面否定乃父的对明政策，对明朝采取“不遣使、不接待”的二不政策。即使明朝使者来日也不准其进京，只能在兵库停靠等候。公元1418年（永乐十六），明朝使者吕渊携国书赴日，幕府将军足利义持，派国使临济宗梦窗派禅僧古幢周胜长老到兵库迎接，不许其入洛进京。“使臣吕渊，去岁奉国名赍勅书，就带倭人来，日本国公干，令人通报，国王（指幕府将军足利义持—著者注）命古幢长老到海滨，未曾审详来意，长老旋车后，一向信息不闻，以此捧勅书回京师。”这里的“海滨”指兵库。古幢长老在兵库与吕渊见面后，携带明朝国书回京向足利义持复命，而明使吕渊则由此回国。
后来由于明朝国书激怒了足利义持，于是派兵追*明使。从此日本断绝了与明朝的外交关系。其结果导致，足利义持只能蛮横无理向朝鲜求大藏经和大藏经板。后来，足利义持死后，后继日本将军想要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时常通过朝鲜从中斡旋，就像前文提到的足利义政于公元1489年在朝鲜国王成宗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上国之于大明，疆域连结，聘问交繁，请为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
二是朝鲜拥有高丽朝大量的大藏经和大藏经版。从宋朝开始，以佛教以及向周边国家赐大藏经以彰显大国威严。公元989年宋朝赐予高丽大藏经。“端拱二年，遣使来贡，诏其使选官侍郎韩兰蔺、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并授金紫光禄大夫，判官少府丞李光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先是，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
周边国家如能拥有大藏经，会提升寺庙的寺格，起到镇守国家，凝聚人心的作用。另外，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的印刷和流传更为广泛，书籍不再为难得之物。不过这其中难免有涉及宋朝国家机密的内容，为国家安全起见，宋朝于公元1027年颁布诏令，禁止将涉及“朝廷防遏鄙机宜事件”的“皇朝臣僚着撰文集”携带边境。违者将受法律制裁：“今后如有雕印文集，抑于逐处投纳附近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公元1085年“高丽进奉命使人乞收买大藏经一藏、华严经一部，从之。又乞买刑法文书，不许。”这说明除了大藏经高丽亦很难获得其他书籍。
由于大藏经既不属于朝臣文集，不会泄密，而且还能弘扬大国国威，所以宋朝允许大藏经之类的佛教书籍向高丽出口。而且，在宋朝官方赠与高丽政府的书籍中，也主要有以下数种：①《大藏经》并御制《秘藏诠》、《莲花心轮》；②《文苑英华》；③《神医补救方》；④《九经》。排在第一位的竟是大藏经，可见高丽从宋朝进口书籍以大藏经的数量为最多。
另外，高丽除了从宋朝输入大藏经，还自己开始制作雕版印刷。高丽为了抵御契丹的入侵拯救国难，以宋朝赐予的《开宝藏》为蓝本，经历了显宗（1011）、宣宗（1087年），共花费76年，雕印了大藏经，这是高丽历史上首次印，又称《高丽藏》。但是，1232年由于蒙古大军侵入而烧毁。迁都江华岛后再度雕造，这部经的板木现存于庆尚南道加耶山海印寺。高宗二十三年（1236）又行雕造大藏经，以官板的宋本为底本，历十五年成，收佛教经典籍1511部，6805卷，共81137页，史称海印寺八万大藏经。
后来，由于大藏经数量过多，明朝时期，朝鲜的官方渠道已经很少从明朝输入大藏经。根据朝鲜《文献备考（增补）》的记载，朝鲜利用朝天使臣带入赐书的形式从明输入书籍共有十二次，其获得赐书的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当时朝鲜从明朝获得的赐书大多是儒家的经典和历代史书，已经没有大藏经的赐予。朝鲜经过历代向中国的朝贡，而获赐再加上自行雕印的大藏经等佛家经典数量，已经够多不需要再从明朝获取。另外，朝鲜作为儒教国家对大藏经已经不太重视，加上而此时朝鲜已经不像高丽那样信奉佛教，认为佛教为异端邪说，“我殿下不好佛，异端之害，于我国不足宝。”“大藏经异端之害，虽焚弃可也。”
另外，朝鲜对待日本求经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朝鲜一开始不愿意给大藏经和经板，只是在日本送还被俘朝鲜人或有求于日本，后来逐渐改变了态度。公元1490年，大内氏和大宰府的小二殿赴朝求大藏经，朝鲜国王成宗询问怎么办？是否有赐予有无先例？“大内殿、小二殿皆求请大藏经，前例或赐或否，何以处之。传曰，国家不崇信佛教释教，藏之何用，从请赐给无妨，其议领敦宁以上。沈浍、卢思慎议，大藏经国家不紧之物，赐送为便”大臣们认为，国家不信佛教，藏之没有用，大藏经为无用之物，还是赐予日本为好。也有大臣认为，不要赐予，因为每次日本遣使来求经成功，他们认为我国还有很多，还有还求，很麻烦，就说没有了，“宜答曰，前此诸州使来求、应副已尽、公私无储倭人求大藏经、国家辞以无有、至于请请而后赐给、彼必以为国储甚多、而力请然后乃给、每来求请是可厌也。”
后来朝鲜国王改变了态度，认为佛教是异端邪说，不是什么宝贝，可以弃之或烧毁，“我殿下不好佛，异端之害，于我国不足宝。”“大藏经异端之害，虽焚弃可也。”而且既然日本如此崇尚佛教，就不如把这些异端邪说，送给日本，还可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尚浮屠，交好所赠之物，无踰佛经、考阅诸处佛经，审其成帙与否，补旧成帙，藏畜以备后日通好之资。”从此，朝鲜开始在全国搜集大藏经赠送给日本以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因此，六千几百卷的大藏经，成为向日本输出大藏经成为向日本宣扬国威的绝好的东西。
四、结论
明日间的“僧侣外交”开启时，日本仍处于南北朝分裂之际，而日朝间的“大藏经外交”开展时期，日本南北朝虽然统一，但九州岛地区依然残留南北朝时期的三股势力，中央政府在九州地区还没形成绝对权威。前者是通过“僧侣外交”想恢复与日断绝近500年的外交关系，重立东亚“册封”体制，后者则是通过“大藏经外交”，整合九州地方乃至日本全国的各种势力，恢复中央集权，最后达到脱离明朝的朝贡体制。
九州地区各级政府和大内氏，纷纷向朝鲜求大藏经，这即可以提高当地的寺庙规格、也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权威和地位，以便获得对朝贸易的话语权和彼此间的平等地位。求印章可使自己在日朝外交和对朝贸易中处于合法地位，又可作为和平友好象征，接受朝鲜“受封”，享受作为朝鲜国家的“受职人”特殊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益处。求佛钟也可看作“大藏经外交”的一环。日本这种政府和地方双重的“大藏经外交”，虽然起到了重塑政府的权威和形象的作用，但同样也可看作是对国家政府权威的挑战，因为日本虽然南北统一，但国家还处于混乱的状态，中央集权还没有完全形成。
日本崇尚佛教，与中国和朝鲜半岛崇尚儒教不同，通过“大藏经外交”对提升民族精神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独特的“大藏经外交”具有日本外交的独特性。
另外，由于日本与明朝关系时好时坏，日本也在巧妙利用这种“大藏经外交”与明朝周旋，通过与朝鲜的这种“大藏经外交”既可以利用佛教凝聚民心，镇守国家，整合南北朝以来各方势力，恢复中央集权，又可以通过朝鲜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既能使日本避免作为明朝“册封国”的尴尬，又能在明朝的“册封体制”中得到实惠。并且，在对朝鲜巧妙开展“大藏经外交”迅速恢复了对国家文化的重构和民族自信心，逐渐改变与明朝不平等地位，延续着圣德太子自隋唐以来的独立外交的惯性。（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文章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四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