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首次生前退位：“天照大神”，只是权力的吉祥物

2016年8月8日，现任天皇明仁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自己将退位

该特例法于2018年6月16日正式实施。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已经在位30年的明仁将于2019年5月1日正式退位，让位于皇太子德仁亲王。2019年4月1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更是在首相官邸正式公布了新天皇将使用的新年号——“令和”。对于日本人而言，一个新时代似乎即将开启，所有政府公告，报刊杂志，私人通信等等都将使用新年号，又似乎什么都未发生一样。

日本公布新年号“令和”

按照日本官方的解释，新年好“令和”典出自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其在日本文学史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中的汉诗：“于时初令月，气淑风和”，这种颇具恬淡和煦之气的年号，对于当今普遍习惯和平生活的日本民众而言，是很能引起好感的。但也挡不住日本一些势力跳出来作梗，说新年号首次未从中国古籍中选择，有违传统云云，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热衷中国文化，而是以往的日本年号多取自中国《礼记》《史记》《尚书》等正统典籍，多取有君权意味深厚的字眼，此次选择了这么个软绵绵的“令和”为年号，在这些人看来，恐怕会削弱日本皇室的权威。但事实上，自战后《和平宪法》实施以来，天皇早已成为“虚君”半个多世纪，所谓权威之类的说辞，不过是这些人耍存在感的幌子而已。不过，天皇权威的变化却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画家安达吟光创作的浮世绘《八咫乌引导神武天皇东征》

日本天皇皇室素来号称“万世一系”，据日本正史之首的《日本书纪》上记载，天皇乃天照大神之后裔，根据该书年代推算，首位天皇神武应该是在中国东周初年即位。不过《书纪》在记载先代天皇历史时，本身就是依据传说和神话故事而写，可信度很低。更何况所谓“万世一系”的说法也是在明治维新后才逐渐多起来，之前鲜有提及，可见，日本天皇历史中相当一部分是存疑的，天皇的世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一笔糊涂账。

图：飞鸟时代（592-710年）日本贵族公卿的服饰带有明显的隋唐印记，此时通过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原文化，包括中原王朝的制度

在中国史料中长期以“倭国”这种类似于部落联盟国家身份出现的日本，直到隋唐时期才逐步演变成今人所熟知的天皇制。孝德天皇时期推行了“大化改新”，全面学习中原王朝典章制度。进行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意图效法大唐将日本打造成集权国家，天皇从原来的部落联盟首领一样的角色，转变为垂拱而治的中原式帝王，这对日本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到了几十年后的天武天皇时期，日本人仿照唐高宗的自称首次使用“天皇”这个称谓（之前的称谓可能与部落首领无异），可以说从这时起，日本天皇制度才正式成型。

日本话剧《大化改新》中，表现孝德天皇诛*苏我入鹿一族的场景

不过，仅仅对中原王朝制度照猫画虎一样的照搬过来，并不能保证天皇真正能够就此“垂拱而治”。事实上，因为日本本土从小国林立的部落时代直接跳进中原式的集权王朝发展模式，给予日本的消化时间非常有限。而王权之下，贵族公卿豪强的权力依然不受真正的节制，对于中原王朝的学习也就仅限于模仿阶段，虽然也出现过孝德天皇诛灭苏我入鹿一族的事例，但那也是倚仗其他贵族的支持才得以成功。实际上，天皇的集权统治根基从一开始就不稳固。

在大化改新一百年后的桓武天皇时期，日本迁都平安京（即今日的京都），从此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天皇的权力根基开始动摇。到了嵯峨天皇时期，藤原北家（藤原氏的一支）开始掌控朝廷大权，后又趁新天皇年幼以“摄政”之位扩大权威，甚至亲自罢黜天皇，其权势熏天为大化以来所未有，从此开启了平安时代的“摄关政治”（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外戚政治）。后虽有后三条天皇和白河天皇父子两代对藤原氏的打压并最终终结尴尬的“摄关政治”，开启“院政”体制（即天皇在位期间传位于子侄，自己退居幕后继续掌权）恢复天皇权威，但天皇的权力已受到了极大的撼动。到了12世纪末，武家出身的源赖朝成为首位“征夷大将军”，真正掌握了朝廷实权，正式建立镰仓幕府，天皇大权旁落，集权趋于瓦解。

通过与数代天皇的联姻，藤原北家成为最有权势的外戚，并逐步掌握朝廷大权，开启了“摄关”时代

虽然在1333年镰仓幕府覆灭后，后醍醐天皇借机推行“建武新政”，意图重振皇权，但仅仅支撑了3年就宣告失败。武家出身的足利尊氏举兵反叛，攻陷京都，后醍醐出逃，并开启了被称为“南北朝”的长达60年的动乱时代。经过这么一折腾，天皇的权力更是被进一步架空，仅仅成为武家势力用以相互征伐，实现野心的幌子。后来历经室町时代，战国时代和江户时代，400多年间日本诸侯林立，内乱不断，天皇彻底沦为诸侯们的“吉祥物”。

足利尊氏攻陷京都后，逃亡在外，悲愤交加的后醍醐天皇。昙花一现的“建武新政”非但没有恢复天皇的权威，反而开启了又一个乱世

直到睦仁天皇即位，幕府被迫大政奉还，天皇才再次走到历史前台，再次被尊为国家元首。不过天皇此时面临的局势却颇为复杂，一方面，当年支持“尊王攘夷”行动的各强藩虽然是倒幕的主力，但也是集权的障碍。另一方面，推行“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学习向西方学习君主立宪制度，但师从于哪国，学习何种模式，如何保证天皇权威，保证国家事权统一，却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后者，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参考了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俄国模式，虽有取各家之长的意图，却未必能与国内的现实很好的衔接起来，毕竟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真正掌握实权的时期满打满算不过百余年，以天皇之位，实权统治国家，除了古代文籍中的生涩字眼和虚无缥缈的传说外，谁也没有这方面的操作经验。

日本浮世绘作品表现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的场景

于是，天皇，官僚，权贵，军队等多方面势力这场权力的游戏中，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奇景。特别是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对天皇权力的划分，存在一个严重的逻辑矛盾。在宪法第1条写到：日本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第4条却写到：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而行。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宪法承认天皇为国家的统治者，那说明日本还是家国一体的传统专制国家，所谓“明治维新”只是把日本推向中原王朝专制统治模式的老套路上（尽管这种套路在日本历史上并未真正施行）。但却又写到天皇的统治需依宪法而行，又暗含着“君主立宪”的精神，那么到底是天皇大还是宪法大？没人给出过明确的解释。

这就给后来天皇的权力开始膨胀，最终被神格化，并且天皇本人出于权力所需与军部沆瀣一气埋下了伏笔。到了昭和时期，年轻气盛的裕仁天皇利用制度缺陷，不断地培植亲信（尤其是军队的亲信），打压元老派势力，不断扩张对军政的影响力。但同时，精明的裕仁也明白有“多大的权力负多大的责任”的道理，在军部和文官间左右摇摆，形势利好时赶紧抓权，不利时立刻帅锅，整个日本竟对裕仁孩童胡闹一般的作为束手无策。也就是在这种混杂了东方式专制理念与西方式立宪精神的古怪体制下，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被天皇，军部和不作为的文官们一步步带入到战争的深渊中，同时也把战火与屠*洒遍了自己邻国的土地上。

1947年视察广岛市重建工作的裕仁，天皇在战后越来越多地在公众场合上露面，逐步瓦解了天皇神格化的形象

随着日本投降，新宪法颁布，天皇被踢下了神坛，权力被剥夺，仅仅作为国家象征而存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虚君”，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再次将天皇退回到了“吉祥物”的地位。尽管不断有人叫嚣要“维护天皇权威”，但经历过战争和苦难的人们明白，以日本现在这样的国情，让天皇仅仅保有象征性的存在，是目前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优解。可能正因如此，形同鸡肋的天皇之尊让明仁兴味索然：自己年事已高，不如轻轻松松地退休养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