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柳鸣九去法国游学期间拜谒了萨特墓
尽管这一段时间，早有预感，一种不祥、难过、不舍、惋惜的情绪一直萦绕着我，但这一刻还是来了。今天凌晨3点40分，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出版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我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中国图书奖的获得者，为中国读者留下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加缪、圣爱克·苏佩里等名字，第一个把萨特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来中国的中国学者，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深受中国小读者喜爱的《小王子》的翻译家，甚至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起好了书名叫《麦场上的遗穗》的作者，自喻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的柳鸣九先生，于2022年12月15日在北京同仁医院，收住了他那双纵驰中西文坛七十载、关爱老少读者几代人的目光。
享年88岁。
柳鸣九，193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53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柳先生的夫人朱虹先生，是英美文学研究大家。
柳先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用他自己的话说，“写的和译的有四五十种吧，编选的和主编的图书有500多册吧。”他家里的书房，堪称他一生成果博览会。更重要的是，柳先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从他身上能看到一位中国作家对文学事业的无限追求，一位中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不懈坚持，一位传统文人的人文情怀、人文精神和文学使命、文化担当。走近柳鸣九先生，才知道什么叫皓首穷经、著作等身、心无旁骛，什么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什么叫寒窗不知苦、嚼字自觉甜，什么叫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灵魂。
2022年12月14日中午时分，是我和柳先生交流的最后时刻，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读秒阶段。疫情阻断了我对老人的探视，但这一段时间互动仍然频繁。在视频里，弥留之际的柳先生听到他家人说我的名字、听到我的声音了，竟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动了动嘴，脸上有了生动。今年9月7日，我和社科院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同志在做好严格防护工作的情况去看他，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依然那么坚强、那么顽强、那么倔强，虽然口不能言，但对我的声音——应该是他生命最后时光里最熟悉的男声依然熟悉，每次听到，必有反应。我告诉老人家，您要坚强，等康复了，我来接您回家。他的家，是一座书城，那是他最感宁静、温馨的地方。他动弹起来，似乎在点头。11月17日，由于护理不方便，家人希望能转一家离家近、家人能日夜陪伴的医院，我联系北京市和东城区的几位朋友，一听柳先生的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热情帮忙，但都得稍等。终于，柳先生等不起了。所幸的是，最后一天，女儿、外孙女和我们守在他的身边，他的远行之舟是在亲人们的呼唤中离去的。遵从柳先生的心愿，我们商量，拟将先生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留在北京某处，一个碧波荡漾、绿意氤氲的潭边；一份回到湖南家乡，那里是他梦想的起点，是他人生的归宿；一份送到美国，与儿子的骨灰在一起，儿子英年早逝，是他作为父亲永远的痛，生不能陪死相伴，但愿这多少能慰藉他痛苦半生的心灵。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声闻于天”。柳鸣九驾鹤西行，留声于世，温润众生。愿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继续垒他的书城世界，只是，只是别再太累了……
下文，是应柳先生之请，为他的著作《友人对话录》写的序言。
一把钥匙存在的理由
——为柳鸣九先生《友人对话录》而作
作为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之一的萨特没有想到，在他1980年4月15日逝世之后，他在西方略显寂寥的哲学思想，能在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自我选择”的方式，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创造，张扬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让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进行反思。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中国人心中揣着一千个“萨特”，许多年轻人在“萨特哲学”中寻觅自己的价值观，在“萨特存在说”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在“萨特自由说”中寻求自己的自由度。萨特的那句“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座右铭。
哲学是人类认识自我的钥匙。“萨特”像一把钥匙，开启着不少中国人的心锁。一时间，许多人心中有“选择”，言必称“存在”，文必谈“设计”，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萨特热”。
萨特走红中国，得感谢一位今年已84岁高龄的中国学者——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大家柳鸣九先生。
柳先生以独到而富有前瞻的眼光，看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价值，看到萨特哲学在中国的社会价值。1980年，柳鸣九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7月号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在对萨特哲学和文学成果进行不遗余力的推介。他大声疾呼：“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一呼声如石破天惊，让中国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塞纳河畔的那位法国学者。
1981年，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出版、1985年再版。正是这位被称为法国文学研究领域里“领头羊”的柳鸣九，把萨特隆重地引进中国，领到了中国读者跟前。
此时的萨特，不期而遇地得到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柳鸣九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发表前后，恰逢中国社会迎来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又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生观大讨论。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用沉重而激愤的笔调叙述了自己在工作、生活、事业上遇到的种种困惑和痛苦，发出了人生的感叹。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声感叹迅速引发全国范围内许多青年人的共鸣，甚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注意。半年左右时间里，《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6万多封来信，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许多人热议之、感叹之、自比之。
其实，这封信是《中国青年》杂志根据当时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的来信和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的来信综合编成的，他们二人的来信对人生的迷茫、不解、追问，代表了那个阶段许多年轻人的心理，编辑部决定合二为一，编辑成一封信公开发表，还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署名“潘晓”。
“潘晓现象”持续了半年之久，在中国社会产生的思想涟漪荡漾至今。据黄晓菊后来回忆，一夜成名的她社会活动骤然增多，“许多大学生们纷纷请我参加活动，和我共同讨论萨特”。由此可见，中国问题的“萨特”因素和“萨特”问题的中国因素产生了化学反应，“萨特”成了“潘晓现象”的酵母。正是在这次众目睽睽之中，“萨特”接过柳鸣九先生交付的“签证”和车票，登上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列车，跑遍全国城乡。
萨特当感谢柳鸣九。
柳先生的确独具慧眼、独运匠心。萨特是有中国情结的，他曾经来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到过天安门城楼。柳鸣九把萨特“请”到中国，算是遂了这位法国哲学家的遗愿。
萨特具有超高的文学成就和较高的哲学成就，不光在哲学著作中表达“自由选择”观，还通过《自由之路》《间隔》等文艺作品表达“自由选择”的主题，使他的哲理思想插上了艺术的翅膀，文学充满哲理、哲学充满文化。萨特，这位资产阶级的批评者、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共产主义的同路者、1964年诺贝尔奖的拒领者，在柳鸣九的躬引下，走进了中国，也使西方哲学走向了中国大众，做了一次中国人的心理医生和心灵钥匙。
“萨特”走红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性的文化事件，对外文化交流中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星空划出了一道绚彩。柳鸣九先生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时至今日，许多介绍萨特的书籍文章，包括互联网上的“百度”搜索、360搜索等关于“萨特”的条目资料，大多引自柳鸣九先生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
一把“法国钥匙”能打开千万把“中国锁”，是因为这把钥匙可以为人类所共有、对中国有启示。萨特的“自我选择”哲学是对个体意识的承认、尊重、强调，契合了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个体精神和主体意识上的甦醒。遍地的“小确幸”“小浪漫”“小梦想”“小人设”，让中国社会充满生机。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渐醒、个性特征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实现，就不会有主人翁意识、主观能动性、人民主体地位、公民权益的被尊重，也不会有“我的青春我做主”“有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民的梦”“中国梦”这些热词的涌现。没有个体的设计就没有社会的构想，没有个人的梦想就没有民族的梦想，没有个体意识的唤醒就没有国家精神的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正是融合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目标的产物。试想，一群浑浑噩噩无所向往的个体能够支撑起一个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社会吗？为社会发展而自我设计，为国家崛起而自定目标，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实现自我价值，是文明的标尺、进步的标杆、民主的标志。
“萨特”这把钥匙也重启了尘封的中国文化之门。无论是《左传》里“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还是北宋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为”，中国人传统精神中的自立、自主、自强意识从来就有，但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甚至在不知、不觉、不敢、不愿中散失弱化。当然，中国公民个体意识的增强并不只是法国公民萨特的功劳，它是中国的民主意识与萨特的自我意识进行文化交流、精神对撞之后的能量释放，是人性的共有、人类的共情。当然，更不仅仅是柳鸣九一己之功，他只是一个有先见、远见、深见的学者在合适的时机做了一件有先见、远见、深见的事情，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推销法国“萨特牌”钥匙的中国代理。
但必须承认，柳鸣九对萨特的理解超过一般人。萨特即我，我即萨特，柳鸣九似乎从萨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惺惺相惜。为萨特宣介，为萨特辨白，为萨特注释，不遗余力。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一把“中国式钥匙”，他让我们知道除了物欲、功利，还有一种存在叫“精神”；他让我们知道了要在生动实践和火热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完成人生的设计，不要当社会的旁观者、时代的冷漠者。
开门之后，人们往往忘记了钥匙的存在。柳鸣九先生并没有想过被人惦记，就像萨特很快被人淡忘。他在自我的欣慰中从容地老着，在晚秋的丰收中执着地写着，青丝被岁月洗白，皱纹写满沧桑，淡泊得如一把不声不响的钥匙，生着锈，等着老。尽管不再光鲜时新，却依然有楞有角，有凸有凹，槽齿分明，随时可以启用。
柳鸣九不仅是满腔热忱的引荐者，还是训练有素的质疑者、充满锐气的批评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曾做过一个政治报告，认为欧美文化是“反动、腐朽和颓废”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骗子、流氓、色情狂和娼妓”。这种“日丹诺夫论断”长期以来主导着前苏联的文化领域，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对欧美文学的态度，如果不进行彻底批判，外国文学就很难走进中国，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就是一句空话。站在外国文学研究制高点上的柳鸣九看到了这个肯綮。不越过这座冰山就难以领略大海，不铲除这个障碍就难以步入新境，他暗下挑战“权威”的决心。但是，对政治家的批判要有政治的胆识，对思想家的诘问要有思想的利器，对文化故垒发起冲锋要有文化的战略定力和战斗实力。
经过数月的充分准备，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的支持下，柳鸣九于1979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议上，做了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题目就叫《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他站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丹诺夫论断”发起猛烈批判，犀利深刻，锐不可挡。外国文学所随后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组织起系列讨论，对柳鸣九的观点进行呼应，起到了打破坚冰、解放思想的作用。这一套“组合拳”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鸣九又是一位挑战者、拓荒者、清道夫、建树者。
柳鸣九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享有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无疑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他主持的许多工作、创造的许多成果具有开拓性、独创性和突破性意义。他研究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萨特等的文章，翻译雨果、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加缪、圣爱克·苏佩里等的作品，成为一个个文化标志，有的甚至产生了“现象级”影响。
1981年11月，柳鸣九首次访问法国，拜谒了萨特墓，拜访了萨特的终身伴侣、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等文学大师，同她就萨特的有关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交流。法国之行，加深了柳鸣九对法国文学的理解和感情，法国文学中关于人的解放的人文思想，追求社会公平合理的启蒙思想，同情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等，以及各种文学流派源泉、艺术风格，洋溢着的浪漫情怀和艺术表现力，吸引着柳鸣九向纵深处走去。
移步换景，柳暗花明，柳鸣九一边尽情地欣赏，一边勤奋地笔耕，风景美不胜收，成果累积如山，蔚为大观，有一种阿里巴巴闯进了藏金洞的收获。他痴迷于异域文化，不计其它，像一位苦行僧，风雨不动地坚守几十年，虔诚地行走在人类文明的欧洲丛林。他的一篇篇文艺评论、评介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不少法国文学爱好者入门的钥匙，也成为法国作家、学者走进中国的钥匙。
柳鸣九有自己的文化理念，那就是“为丰富社会的人文书架而作贡献”。他坚信。尽管这个世界芸芸众生利来利往、名来名去，但“人文书架”依然是国人“精神骨骼”的支撑；他笃信这个速朽的时代、速忘的时代、速食的时代，要拂却的是虚浮，能沉淀的是经典，仍然是一个需要经典、需要人文精神的时代。于是，他像一头辛勤的老黄牛，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艺理论、文学编著四大领域耕耘播种，既有“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欢欣，也成就了自己作为著作家、翻译家、研究家、编辑家的权威地位。他主编的《法国文学史》《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外国文学经典》丛书、《雨果文集》（20卷）等，翻译的《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都德短篇小说选》、加缪的《局外人》等相继出版、再版，15卷本、600多万字的《柳鸣九文集》问世，各类独著、编著、译著达三四百种，各种文集、选本、丛刊、丛书门类繁多，堆起来，像山。书山字海、经典叠出，柳鸣九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著作“超”身了。每每有人以此恭维柳鸣九，这位谦逊、自信倔强的湖南人会说：“我是一个矮个子”。
愚公移山不容易，柳公造山更不容易，因为建构总比解构难，何况建造的是气势雄浑、气象万千的文化之山、思想之山、精神之山。“积土成山，风雨兴焉”，柳鸣九构建的文化大山有参天大木、深涧悬崖，也有涓涓细流、雾歇鸟鸣，留得住脚步，搁得下心灵，可以作为当代中国人安顿心身的度假村。
近年来，柳鸣九致力编书，自成风景，渐成气候，是名符其实的编辑大家。他主编的《本色文丛》尤其值得一说。作为擅写散文的学者，柳鸣九推崇学者散文，试图萃取一批“言之有正气、大气、底气、骨气”的文化散文，他认为英国的培根、美国的爱默生等，法国的孟德斯鸠、蒙田、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雨果、左拉、法朗士、萨特等，既是学者，又是散文大家，作品值得深读细研。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柳鸣九决心打造一批中国的学者散文和散文学者，并给出了一个鲜明定位，即“本色”。于是，一艘名为“本色”的文化大船起锚出发了，船头上站立着一群学者，他们的名字分别叫真实、朴素、真挚、深刻、广博、卓绝、独特等，他们手里攥着的船票上分别写着知性、学养、见识、哲思、责任、智慧等，而柳鸣九本人则是这条船上的水手，一会儿用力撑篙，一会儿奋力划桨，一会儿全力掌舵，忙得不亦乐乎。目前《本色文丛》已经出了四辑共计30多册，作者都是各有造诣、享誉国内的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丛书既受读者追捧，又受学者亲睐，这种景象说明有品质的精神、有品位的文化依然是这个社会的需求。这令柳鸣九这位中国的“西绪福斯”多少有些欣慰和自得。
拿起笔来是国王，放下笔来是草民，这大概是柳鸣九的人生境界。柳鸣九思维活跃，像一架开启的全天候雷达，不停地转动、扫描、捕捉信号。他关心时局、关心社会、关心学界，有一颗匡时济世之心。他评价自己是“思想不规范，但言行不出格”，但我还是想修改一下，我认为他是“出格”但不“出轨”，像一个写毛笔字的小学生，偶尔把点横撇捺胳膊腿儿伸到米字格外面，是正常现象，但还是字正体端、棱角分明，不写错字。柳鸣九有时候一些想法也不一定正确或者完善，有时候又过于谨慎小心而略显局促，有着典型的文人之气。但是他对文人的认识、对文化现象的认知，是入木三分的，批评是有劲道、有力度的。他像一位园丁，不断地整枝剪叶、删繁就简，刈除野花、锄除恶花，不断地薅除疯长的恶俗之草、泛滥的媚俗之草、丛生的低俗之草，力图清出一亩三分地，让圣洁高贵之花有自由清新的成长空间。尽管他也深知，他的这些劳作也许是白费力气，于世无益、于事无补，但他依然在推石上山、乐此不疲。他在学术领域王气侧露、霸气十足，底气充盈、锐气逼人，用他湖南老家的话说叫“霸得蛮”。这种王气、霸气、底气、锐气来自他的精修深造和性情耿直。一如盘旋的老鹰鸟瞰大地，一如山巅的寒松俯视层峦叠嶂。目光深远不等于目空一切，居高临下不等于居高自傲，孤芳自赏是自信的前提，并不等同于否定他人。他有思想、有锋芒，敢于建树、敢于挑战，却不是一个争荣邀宠、贪功占利的人，当然他也很敏感而且很有尊严，傲骨铮铮，风骨凛凛，守护着自己的学术王国，守卫着自己的庄稼、收成，呵护着自己的秧苗、嫩芽，坚守着自己为人的准则、底线，不容藐视、践踏。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轻骨头”决不是文化的本质，文化人的骨头最硬、最重。有风骨的文化是有力量的思想，文化的风骨保有着文化的本色。我们应该尊重有风骨的文化、敬畏有文化的风骨。失去文化坐标的行动容易走偏，缺少文化底蕴的构建容易崩塌，没有文化胸怀和文化视野的思想容易偏狭。文人的价值在于文化的贡献，柳鸣九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样本。
生活中的柳鸣九是一位闲淡隐逸之士，一个名利淡泊、与世无争、清静有为的谦谦君子、优雅名士，好用“阁下”尊称对方，用辞谦和讲究，平和中有智慧，平淡中有深意，令人回味和咀嚼。有一句公益广告词说得好，“30度，45度，60度，90度……这不是水的温度，是低头的角度”。柳鸣九不是能向任何人都鞠躬90度的人，甚至也不一定能弯到60度，但决不是微倾一下敷衍客套应付之人，45—60度是他礼敬他人的常态。
柳鸣九写过《名士风流——中国两代西学名家群像》一书，叙述和评价了令他所敬重的冯至、李健吾、朱光潜、卞之琳、钱锺书、杨绛、马寅初、何其芳、蔡仪、郭麟阁、吴达元、杨周翰、罗大冈、何西来等文化名士，有的是他的恩师，有的是他的领导，有的是他的同事，但都是学养深厚、成就显著、才大德高的大家。他的追忆文章写得真挚、深情、客观、理性，譬如他佩服钱锺书先生的博闻强识、旁征博引，认同何其芳先生的“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景仰朱光潜先生高贵的精神人格、纯粹的学者风范，感激蔡仪先生的伯乐相马之恩，等等，他们都得到了柳鸣九的礼敬。评价他人也是评价自己，从这些纪念文章中我们不难反观柳鸣九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力量。谦逊是一种修炼、一种气度、一种风范、一种睿智，是一种落落大方的人生状态。他好用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会思想的芦苇”来自喻，脆弱却有自重。他喜不形于色，怒不表于言，从不蹈之舞之、张之狂之，遇到冒犯、轻薄，耄耋之年的他最大反抗和愤怒常常是：“再也不给你们写稿了”或者“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篇稿子”。在语言暴力泛滥的今天，这种“柳式反抗”显得多么苍白绵软而又文质彬彬，但有力量。
柳鸣九十分看重亲情，用饱蘸情感的笔墨记述了作为一位父亲对儿子、一位祖父对孙女的爱恋深情。他如过电影一般回放着儿子柳涤非从呱呱坠地到远赴美国求学创业、成家立业的过程，不无遗憾地讲述儿子十年未归、离多聚少的思念和牵挂，不无痛楚地倾诉了老年失子的心境，以及反复追忆远在美国的儿子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前来的急救车救护人员：“不要开灯，不要拉警报，我的女儿睡着了”。绵绵眷眷、凄凄切切的思念，白发老父笔悼黑发亲子，该是人间最悲苦的心境了，而柳鸣九一句写纪念文章“是为了给小孙女留一个她爸爸的记忆”，让人读到一位老人的内心强大与高尚，令人濡目。
儿子走了，却为柳鸣九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女，那是他内心深处的柳暗花明。小孙女名柳一村，2003年出生在美国，虽然远隔重洋，但老祖父对小孙女的那份爱却飞越万水千山、穿透地幔地核，像岩浆一样炽热。2004年5月，小孙女回国，老祖父对小孙女爱不自禁，写下一篇意趣横生而哲理深伏的美文《小蛮女记趣》，不胫而走，成为他的散文代表作。2006年，由柳鸣九翻译的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作品《小王子》出版，扉页上留下一行字：“为小孙女艾玛而译”，简洁却深情。10年后，《小王子》以新面目出现在读者视野，是老祖父柳鸣九翻译、小孙女柳一村插画的共同作品，50多幅充满童趣和神奇想像的画作给了这部作品新的意境。老祖父特地写代序、作后记、附散文，穿靴戴帽，隆重包装，有满满的欣慰、淡淡的遗憾和闪闪的泪光，情透纸背，心在泪中。平日里，老祖父呕心沥血地写字著文，自己几无消费，为孙女积累了一笔不菲的稿费，以确保她将来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替儿子完成他未竟的义务。但愿这位华裔小才女能时常记得她的祖国、她的祖父、她的“祖屋”，记得她才华横溢成绩卓著而爱心深沉的老祖父，在须发皆白地巴望着她的归来，哪怕是一个暖心的电话。要知道，这位开启过许多人心灵的老祖父，如同一把家门的钥匙，一把能开启亲情之门、人生之门、事业之门的钥匙，正生着锈，在等她。
译作《小王子》是柳鸣九献给小孙女的，也是一本让成人读的书，因为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成人思辨和生态哲理。《小王子》所体现的地球意识、人类意识、全球关切、共同命运构想，超越了宗教纷争、民族矛盾、地域冲突、国别界限、种族差别、阵营隔阂，“小王子”是世界的童心，是人类的本心，是地球的初心。“现象”只要存在，“问题”只要存在，作品就会永恒，经典就会保值。《小王子》表达的思想，是开启人类共同命运之门的钥匙。从这个角度看柳鸣九，他一身轻松地从小爱走向了大爱。
柳鸣九真的有着人间大爱。他有另外一个孙女，虽然没有血亲。她叫晶晶，是安徽保姆小慧、小艾夫妇的女儿。小慧在柳家服务了40年，无微不至地照顾柳鸣九先生和他的夫人、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朱虹先生，朝夕相处，情同一家人。小慧在柳先生、朱老师家结婚，晶晶在柳家出生、成长，在柳先生帮助下在北京读书，在柳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的大学攻读生物医学专业。柳先生甚至留下遗嘱，百年之后将房子馈赠小慧一家。2017年3月中旬，柳先生小恙住院，晶晶从美国回来，专门去看爷爷。这份爱的涓滴在相互浸润，让人心暖，是一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人间真情。
我经常拜访柳鸣九先生位于北京城东二环护城河边上的家。这是一栋极其普通、老式的住宅楼，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楼上楼下住着一批从事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英美文学等研究、翻译工作的著名大家，以及文艺评论大家，许多人的名字出现在书籍和课本上，这里曾经是京城最有文化含量和知识分量的民宅之一。当年我作为工科男，曾痴迷于外国文学，读过一些后来才知道是柳鸣九先生翻译的法国作品，不曾想到日后还能多次登门拜访、聆听教诲，更没有想到会受先生之命写这篇“序”。
每一次与柳先生会面，都是心灵的滋养。有的时候是我主动去探望，提前预约，不敢打乱了他的作息时间；有的时候是他打电话来约，问“阁下是否有空”。有一次我提前到了，先生见面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为没有来得及刮胡子而表示歉意。
先生鹤发童颜，一脸的儒雅、和善、慈祥，聊时政，讲文化，谈写作，说人事，思维迅敏而缜密；深居简出，粗茶淡饭，一切清清爽爽、简简单单、从从容容，是先生的生活常态；家徒四壁，唯有书墙，饰以小孙女的画作，一台电脑或闪现着字符或放着舒缓的轻音乐，如舒曼的《梦幻曲》等，是先生的生活场景。我登门拜访过102岁时的杨绛先生，她住在城西北的三里河，杨、柳两家互有关切。柳先生的家同杨先生的家都在三楼，有诸多的相同，简朴、舒适，书多、雅静，满室的清辉，一屋的淡泊，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照片，没有那么纷繁的背景色，没有那么杂乱的工艺品，但让你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力量、强大的气场，只是杨绛先生书桌上多摆了两副助听器，她会说，一副好用，一副不好用。一样的书香四溢，一样的宁静雅致，一样的娓娓道来，只有从容在从容中信步，自在于自在中闲谈。柳先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就是伏案读写，甘坐冷板凳，长年磨剑，笔耕不辍，在方块汉字和法文字母间垒砌文学的高楼和文化的桥梁，让我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想起鲁迅先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柳先生甚至常常门窗不启、窗帘紧闭，像是生怕满屋的书香、才气、灵感从哪个门缝窗隙中溜走，自己却在上午时分溜进楼后的小院里，走几步。
记得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我去看望柳先生，说起*提到许多世界文化名家大师，其中有法国的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等，柳先生显得十分兴奋，连称“没有想到”；记得2016年5月从陕西延安梁家河村回来，我告诉他，去看过*插队时住过的三孔窑洞，年轻时候的*在窑洞读过大量经典名著，先生连称*是文化人；记得2016年5月17日*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后的某一天，我拜会先生，他对*说的“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非常认同，还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文学思潮和美国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对社会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不管是他说我听，还是我问他教，他总是一位认真的倾听者、一位敬业的布道者，我像一个虔诚的受业者。他寥寥数语、画龙点睛，让我有思有悟、心灵受洗。知道我在研究学习某一朝代的历史，先生送我一本由他主编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著作，命我一定要读读其中的《路易十四时代》。先生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出版后，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亲笔写下一言相赠，且各不相同，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思想不规范、言行不出格的老朽一个”“伏尔泰曰：‘耕种你们自己的园地要紧’，我是此言的信奉者，执着与超脱、自律与自私，皆出于此”“以诚善为本，以礼义相待，致成忘年莫逆之交，柳老头生平一大幸事也”，等等，总共15句，既是人生感悟，更是勉励赐教。先生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先生还告诉我，他的“中国梦”是用五年的时间，把雨果的一些作品再重新翻译一次。
那年，陪先生于桃之夭夭的三月，在北京的明城墙根下晒太阳、过“桃花节”；偶尔，陪先生到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听音乐；偶尔，陪先生在他家楼下的肥牛火锅城吃饭，给他一个买单的机会，他会点上一桌让你吃不完的菜然后让你吃不完兜着走；有时候他点名去崇文门国瑞城的“汉口码头”酒家，点吃湖南人、湖北人都喜爱的红烧甲鱼；有时候他在家铺满一桌马克西姆餐厅外卖的西点，或者外卖的红烧甲鱼。其实我知道，年事已高，血糖也高，牙齿稀松，吃不了两口的先生，只想看着我吃个痛快。
无论身处喧嚣还是独处一隅，先生总是那样宁静和沉醉，仿佛众生不在、市声退去，有如深山古刹间一僧者、一智者、一慧者正打坐入定，在静观凡世、悲悯苍生。
高贵者最寂寞，思想者最孤独。淡泊中的先生却并不寂寞孤独，他的心中有着万千丘壑、百态人生，他的笔下鲜活着那么多名人巨擘和灵动的思想，他的作品有成千上万的研究者、读者在研习。那次，陪先生在国家大剧院听音乐，后座一位中学生得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竟然就是课本中法国名著的翻译者，兴奋不已。那次，推着轮椅中的先生徜徉在西绪福斯书店，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正在购买先生翻译的《小王子》，轮到先生兴奋不已了。
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远观日出日落，近瞰潮起潮降，柳鸣九先生像那个遨游在七颗星球之间的“小王子”，既辛勤，又超越。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那位韩麦尔老师告诫他的学生们说，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钥匙”。
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你需要或者不需要，它都在那儿。
写完这篇不敢妄称为“序”的读后感，我忽然意识到，先生这是在导读我，命我补上法国文学学习这一课。
做完此文，呈先生审阅。先生未改一字，拱手示意：同意。
学生深以为谢，谨记师恩。
2017年6月18日于北京
（本文为应柳鸣九先生之约，为他的《友人对话录》一书而作的序）
补记
再阅此文时，88岁高龄的柳鸣九先生正躺在家中，他刚从医院回来。那天，我去北京同仁医院看望住院数月的他，在疫情防控严格、亲友无法探视，连小慧都无法陪护的情况下，迷糊中的先生唯一清醒的感觉，是寂寞。听到我的声音，老人急促地动弹起来，喉咙发出急促的声响。脑梗压迫着视觉神经，他只能凭残存的听觉来辨认这个世界了。持续反复的高烧，也一再蚕食着这最后的听觉。帕金森病导致他的双手不停地抖动，像在敲击电脑键盘。这几年，翻译《包法利夫人》的100岁的许渊冲走了，翻译《红与黑》的85岁的罗新璋走了，翻译《卡夫卡全集》的85岁的叶廷芳走了，只有住在楼上的也是80多岁的翻译家宁瑛偶尔来看一眼，颤巍巍地来，依依不舍地走。征得医院的同意，小慧执意把老人接回家中伺候，一如既往地像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老人，事无巨细，没日没夜，不嫌脏累，唯愿老人好起来。奇怪的是，老人在医院里连日高烧，连医生都觉得棘手，回到家里体温却渐趋平稳了。
毕竟风烛残年，柳先生脆弱得像一根干草了——一根正在枯萎的芦苇。
但是，柳先生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是他在一本散文里的自喻。
惟愿柳先生好起来。
补记于2022年9月底
（作者系“学习强国”总编辑）
作者：刘汉俊
编辑：江胜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