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狐狸》：变革年代的价值观念碰撞

作者：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由萧雅全编剧、执导的台湾电影《老狐狸》，从童年视角切入，反映了台湾变革年代普通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呈现了1989至1990年间的台湾社会风貌。在小主人公廖界跟父亲的日常相处中，与人称“老狐狸”的谢老板的交流中，体现了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以及对道德、成功、人生成长与抉择等问题的思考。

影片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做到了“大”与“小”的结合。从大的方面来看，该片选取1989年秋到1990年间的台湾社会作为背景。这段时期，台湾处于经济发展顶峰，随后便进入经济增长缓慢阶段。影片开头特地用字幕交代了经济剧变给股市带来的震荡式冲击。从小的方面而言，影片聚焦于经济起伏及股市动荡给普通底层市民带来的影响，围绕廖氏父子的日常生活，勾连起街坊邻里、漂亮秘书、初恋情人、餐馆人员、仓库女工，以及暴发户谢老板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描绘了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芸芸众生相。

萧雅全曾给侯孝贤担任过副导演，而侯孝贤也是《老狐狸》一片的监制，所以该片的艺术风格与侯孝贤电影相近便不足为怪。《老狐狸》与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一样，采取了童年视角，通过小主人公廖界的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感受着社会变化、股市起落中的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动荡变迁的经济环境中，有人暴富，有人被骗自*，而大多数人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省吃俭用积攒钱财，却始终赶不上飞涨的房价。

影片有着温情与残酷并存的独特气质。一方面，廖界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却能经常得到来自周围人们的善意和关爱。例如，秘书“漂亮姐姐”会给他带蛋黄酥、请他吃牛肉面，餐厅女服务员给他食物，谢老板请他坐车。另一方面，影片也真实表现了底层人生活的艰辛，揭示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及转折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金融诈骗等社会问题。无论是廖氏父子买房梦的破碎，还是牛肉面馆老李被骗光钱财后自*，亦或是同学的妈妈为了养家出卖身体，都在控诉着该时期台湾触目惊心的社会疮疤，也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台湾底层民众的沉重苦难。

除了对社会状况的反映外，《老狐狸》还蕴含着深沉的思考。影片中，小主人公廖界受到了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一种是以父亲廖泰来为代表的谦和、忍让、善良的传统价值观，另一种是以谢老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功利性价值观。两种价值观念在廖界身上的碰撞，折射出现代资本社会弱肉强食的逻辑对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和人情社会的冲击与瓦解。

廖界的父亲廖泰来身材高瘦，由于妻子去世，他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餐馆当领班的廖泰来对人谦和有礼、文质彬彬、多才多艺，他善良正直，没有心机，性格略有些懦弱。虽然经济泡沫让他买房的愿望落空，但并没有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没能打破他恪守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作为父亲，他对廖界既慈爱又严格，当廖界学着“老狐狸”谢老板冷漠地说出“干我屁事”时，廖泰来愤怒地打了廖界一个耳光，提醒他做人要有底线。尽管廖泰来渴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却把买房的机会让给更加不幸的李家，充分彰显出他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美德和善良品质。

“老狐狸”谢老板在影片中虽然戏份不多，却是一个内心世界复杂的、颇具魅力的人物。他的童年与廖界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多年的摸爬滚打使得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粗粝，并形成了一套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相契合的理论。他在廖界身上看到了童年时代的自己，试图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富不仁的强者逻辑教育廖界，把廖界改造成像自己一样的人。他关于“不平等”的理解、舍弃同情心的冷酷，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廖界的思想。若非父亲廖泰来的一记耳光，把廖界从思想认知的“悬崖”边上拉回来，廖界很有可能也会变成像谢老板一样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在探讨善良与成功、致富之间的关系时，没有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给出了第三条路径。影片中的主人公没有因为追求财富而变得冷漠自私，也没有因为保持善良而陷入贫困。结尾处，廖界理解了父亲的所作所为，血浓于水的亲情促使他与父亲达成和解，并延续了父亲善良的品质。他学会为别人着想，把用过的剃须刀片包好再丢掉，以免割伤捡垃圾的人，同时也善于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财富。长大后，他成为商场的精英人士，并延续了父亲的善良品质，没有异化成冷血的人。

《老狐狸》深入探讨了社会变革对人的影响，以及人性、道德、成功等问题，在讲述故事时寄寓深刻的哲思，既有写实主义的影像风格，又能够给人灵魂的启迪。影片对善良品质和人性美德的肯定，使其具备了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周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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