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包租婆”正在疯狂搞创投,北京看了沉默上海听了流泪

深圳“包租婆”正在疯狂搞创投,北京看了沉默上海听了流泪

首页模拟经营疯狂包租婆红包版更新时间:2024-06-16

◎智谷趋势Pro(ID:zgtrendPlus) | 夏虫

赚快钱的时代结束了!

最近,眼看出租物业的传统收入停滞不前,深圳城中村的房东们坐不住了,他们开始琢磨一种新的理财方式:

跟着国资大佬,冲进科创公司搞投资。

房东不琢磨房子,反倒开始琢磨硬科技了?这稀奇的一幕,背后,其实是国家财政转型巨变的缩影。

VC(风投机构)们,已经盯上了村民的钱包。

前段时间,市场传得沸沸扬扬,说是有个别深圳土豪村被VC找上门做募资,还是合伙人亲自深入基层做的路演。

这则消息传出来,业内一时语塞:这究竟是村民太有钱,还是募资真的太难了?

无论如何,这股风潮确实是出现了。在深圳的创投行业,城中村村民们的强大的金钱力量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先是今年1月,罗湖区在全市率先成立了首只“市区国企 股份合作公司”股权投资基金。

罗湖区的蔡屋围、黄贝岭靖轩、湖贝等11家区股份合作公司盘活集体资金超1亿元,加上罗湖投资控股公司出资2000万元,与深高新投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达1.7亿元。该基金存续期7年,重点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里的“股份合作公司”,其实就是深圳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

这些村集体们,一掏就是一个小目标,出手比国资还阔绰,撑起了这只基金的半边天。

至于投资的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什么?根据今年罗湖区重点发展的“7 1”产业,这些钱或许会投向软件与信息服务、智能终端、数字创意、现代时尚、新材料、大健康、安全节能环保等集群。

城中村的包租公包租婆们,现如今搞的都是这种硬核产业了。

无独有偶,坪山区也出现了深圳市坪山汤坑股份合作公司,其与坪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旗下的多个投资平台,共同出资了深圳市坪山区兴坪一号园区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而穿透股权,该公司实际上也是属于村集体的社区股份公司。

最后是光明区。今年2月,在深圳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合作发展推介会上,国信证券等六家深圳市属金融国企、光明区科发集团和光明区集体企业签订金融领域合作意向协议,让社区集体资金参与股权投资基金运作。

盘点这几个村集体经济试水股权投资,有几个共同点:

一是由国资国企发起并出资引导,股份合作公司作为LP(出资人)投资基金;

二是均投向符合本区或本市产业定位的领域。

一个新的动向出现了,国资在撬动村集体资产这个庞大资本进入产投领域。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村集体资产成为了各方眼中的香饽饽?

一是,村民们,拥有的实在是太多了。

早在1992年,深圳开全国之先河,成立了第一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经历两轮农转非后,深圳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都以“股份公司”的名义发展。

这些股份公司就通过集体土地开园区、办厂房、出租房子,甚至是拆迁征收来获得收益,最终把部分收益分给村民们。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洗脚上田,摇身一变做*,每年拿分红都拿得手软,更别提土地和房产本身的价值了。

至于深圳包租公包租婆们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几乎成了一则都市传说。

尽管金额实在巨大,有人震惊“什么场面没见过,这场面真的没见过”!

但出于对深圳城中村的福利的想象,大部分人都迅速接受了这个事实,即使是后来皇岗村报警辟谣,也还有人深信不疑。

同年,深圳一个城中村“白石洲”上了热搜,热搜标题极其吸睛,叫“深圳拆迁或诞生两千个亿万富翁”。

后来有记者专门去白石洲探访,采访到的村民也辟谣了,并表示:自己本来就是亿万富翁。

那么,深圳城中村村民们,究竟有多少资产呢?我们可以从深圳市国资委的数据中窥见一二。

2021年,深圳有近1000家村集体社区股份公司,总资产近2500亿元,净资产超1200亿元,拥有超过1亿平方米物业,年收入超220亿元,年利润近100亿元,2021年三季度银行存款超800亿元。

至于2020年发行的《深圳城中村资源大全》一书中,甚至给出了深圳原住民总资产共计3万亿的数字。

要知道,直到2021年,深圳的GDP才突破3万亿,至于2022年深圳的财政收入,规模仅在4000亿左右。可见深圳村民之富,与海水一般不可斗量。

而这种理财办法,也俗称“趴账”,颇有些浪费。

不仅如此,现在银行存款业务的“降息潮”一波接一波,利率大不如前,这也倒逼了村集体另谋他路。

村集体跟着国资合作投资产投,是一个创新之举。而所有的创新,都与这个经济社会运转的逻辑同起伏,共命运。

存款利率下降固然有影响,但真正让村集体决定试水搞产投的原因是,中国房地产行业上行周期的终结,让快钱越来越难赚了。

乘着时代的红利,尤其是受到珠三角工业化的影响,村民们化身“啃红族”坐地收金。彼时的城中村,家家户户门口都供奉着土地神,对联上写着八个大字:

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这也成了部分“房东们”的信仰。

然而,中国房地产步入下行周期,物业经济已经触及到天花板,没有那么多新的土地可以开发,租金也不能无休止地上涨。

增量财富,已经难以保持往日的速度了。

于是,即使是吃穿不愁的房东们,也需要转向更多元化的经营方式来提高收入。

从“种房子”到“种科技公司”,村民们的举措,是中国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的一个小小横截面。

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比去年下降20197亿元。当土地财政逐渐萎缩,国家迫切需要找到下一个可增长的财源。

由此,“股权财政”应运而生。其本质,就是让国资引导并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对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在项目成功后在二级实现退出,最终实现资本增值。

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爆发的一大原因。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累计设立2107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越12.84万亿元人民币。

从深圳总规模千亿级别的“20 8”产业基金群,安徽两千亿引导基金,西安市总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的重点产业链基金集群,到浙江五支至少百亿级产业基金,广州2000亿母基金......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深圳屡次出台新规,引导村集体这个“社会资本”。

早在去年,深圳就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及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吸引股份合作公司富余资金进入风投创投领域,丰富优质中小企业融资来源。”

罗湖区政府更是膀大腰圆,给足支持和兜底。去年12月,其修订出台扶持股份合作公司发展“1 1”文件,在全市率先建立基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

对于股份合作公司投资市区国企成立或管理的创投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项目1年以上,且经区政府批准的,按照实际投资期限及投资额,每年给予年化1%且不超过100万元的扶持,扶持期限最长5年;

股份合作公司退出该基金项目时,发生投资损失的,在扣除已获得扶持资金的基础上,一次性给予实际投资损失50%且不超过300万元的风险补偿

有了这些补偿机制,再加上国资也出资进行引导,就能更好地吸引村集体资产进入创投领域。

“国企 村集体”搞创投这一模式,不会是深圳的专属。

早在去年6月,武汉光谷就成立了创新共富(花山1号)投资基金,首期规模2亿元。这是光谷首支由村集体经济参与的投资基金,由花联发集团和光谷金控集团分别出资50%联合设立,重点投资光谷“221”重点产业。

这一模式,随着政府招商引资的内卷程度加深,或许会在今年得到更大的推广。

未来,村民们在城中村吃着猪脚饭,谈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芯片,而光鲜亮丽的写字楼白领坐在星巴克,喝着咖啡讨论着这个月的房租,这种倒置的魔幻场景,或许也不再意外。

而换个角度,村民们的投资转向,虽然是被迫而为,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创新。

时代变了。从坐享存量的“啃红族”,到创造增量的产业投资人,“包租婆们”也在为城市发展贡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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