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 ：[德] 京特·K·科朔雷克
译者：小小冰人
对普通士兵来说，“正义”与“邪恶”的区分仅仅是因为你生在哪里，如果你是个美国人，枪口下的亡魂会让你成为英雄；可你若是个德国人，那就只能成为邪恶的*手。站错队是个不幸，更为不幸的是，站哪条队由不得你选择。
气温稍稍降低了些，夜里甚至再次出现了一些霜冻，许多车辆得以借此机会驶出了泥泞。可是，随着我们进一步的后撤，被翻搅得一塌糊涂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不堪。
在一名年轻少尉的带领下，我们连经常承担起后卫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挡住敌军，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发起反击。
正当我和弗兰茨·克拉默忙着改善我那挺机枪的射界时，敌人的第一轮炮弹呼啸着飞来。炮击并未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扰性炮火！”瓦尔德马说道，他站在侧后方的一个散兵坑里，用望远镜查看着前方连绵起伏的山丘。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喊道：“该死！他们像一大群蚂蚁那样朝我们来了！”
通过机枪上的瞄准器，我也看见了敌人。俄国人就像一支白蚁大军，带着摧毁一切的决心朝我们而来。瓦尔德马估计他们距离我们还有3～4公里。对方的速度很慢，几乎是在散步，但却是以一种稳定的速度不断推进。只要一个小时左右，他们便会*至我们面前。
在距阵地一公里半的距离时，其他的武器一齐开火了，于是我也打光了一条弹链。在我们前方，棕色的人群并未有任何停顿，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样。我的机枪随后便卡壳了。
我咒骂着上了漆的钢制子弹：一发子弹卡在了枪膛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通常在敌人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或者为了干扰正在集结中的敌人时使用这种子弹，但我总会留几箱质量较好的子弹，专等敌人发起正面进攻时使用。但我仍需要1～2根备用枪管，以便在战斗真正打响时使用。约瑟夫·施皮特卡是我们的携弹手，他至少带着一根备用枪管。可他在哪里？
我问比特纳是否知道我们的助手在哪里，他告诉我：“他们肯定在掩体里。”我必须去那里找到他，于是我问了问瓦尔德马。
“你去吧，我来操纵机枪，俄国人离我们还远着呢。”
为了节省子弹，瓦尔德马用短点射朝着俄国人开火射击。掩体内，只有芬德和另外两个人，其他人都被少尉派到附近的散兵坑里去了。我匆匆点上一根烟，正当我走出掩体时，有人叫道：“坦克！”几秒钟后，一发炮弹击中了掩体的顶部。我们的反坦克炮开了一炮，击毁了对方的坦克。
我冲出掩体，想回到自己的机枪阵地上。此刻，我的性命岌岌可危，我朝着瓦尔德马和克拉默望去。他们没有开火射击，正摆弄一根机枪枪管，无疑，机枪又被卡住了。这时，推进中的苏军士兵越来越近。
“几根枪管都卡住了！”瓦尔德马叫着，拼命地想把卡住的子弹拨出来。最后，他终于成功了。他换了一条弹链，关上枪膛，将弹链拉紧。机枪咆哮起来，打出了两个长点射。前方的苏军士兵纷纷趴倒在地。可我们的机枪又一次卡住了。这可真气人，我知道这种感受！一旦枪管过热，或是机枪内部出现哪怕是最小的故障，这种情况便会发生。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换根枪管，并让这根枪管冷却下来，或者是使用质量好些的子弹。
我估计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一直在使用那些质量低劣的子弹，尽管至少有六箱高质量的子弹就放在他们的散兵坑里。在处理子弹卡壳的问题上，我比克拉默强得多，因为我的经验更加丰富，而他，从未真正地应付过这种情况。如果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而且，如果子弹的底部已被撞击过，再想把子弹取出就有点困难，会很费时间。
这些念头在我脑中盘旋着。但在一切变得无可挽回之前，我必须尽快设法让这挺机枪响起来。天哪，迄今为止，我一直依靠着这挺机枪。在越来越激烈的步枪射击声中，我带着惊慌和恐惧叫嚷起来：“我来了！可你们必须有一个人得离开散兵坑！”那个散兵坑太过狭窄，无法挤下三个人，瓦尔德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两人同时跳了起来，瓦尔德马紧跑几步，消失进旁边的一个散兵坑中。我奔跑的距离比他稍远些，就在我穿过弹雨时，左前臂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灼痛。疼痛并不厉害，但我能感觉到鲜血涌出了我的衣袖。
随着最后的一跃，我跳入了散兵坑中，开始检查机枪枪管。不出所料，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了，两颗子弹的底火也已被撞针击发过。该死！看来，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将子弹取出。这时，我看见掩体处有几名士兵，我朝着他们叫道：“我需要备用枪管！”，然后，我试着用专用工具将卡住的子弹取出。在我们面前，那些棕色的身影越来越近，几乎已经能看清他们的脸。就在这时，我听见瓦尔德马的冲锋枪响了起来，掩体处的几个人也用步枪开火了。毕竟，这里还有些步兵没有逃跑。
可是，面对苏军汹涌的大潮，稀疏的步枪射击根本无济于事。难道，就这样完蛋了吗？眼前的情形看起来肯定是这样。我从未真的想过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为什么应该例外呢？现在，等待我的将是阵亡或被俘—也许是更糟糕的结局。我们曾多次听说过苏联红军是如何对待俘虏的。当场被打死会更好些，反正被俘后我也无法生还。我试着默默地祷告，可由于胃里翻腾不已，根本说不出连贯的话语。我不由自主地解开手枪的皮套，将“鲁格尔”冰冷的枪柄握在手中……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咳嗽着。“拿着，从另一挺机枪上拿来的备用枪管。”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是我们的携弹手，他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从一个散兵坑里跳起身子，将两根用保护套罩着的备用枪管丢给我，落在我们身后大约一米处。他看见弗兰茨和我伸出手去够那两根枪管，他再次跳起身往后跑去。他只跑了两步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呼啸的子弹继续射在他的身上，但我们的携弹手，约瑟夫·施皮特卡，再也感觉不到这一切了。为了战友，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我看见了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机会。我的手颤抖着，打开保护罩，拽出一根备用枪管，将其装上机枪。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准备好了一条新的弹链，上面塞满了黄澄澄的子弹。我抽紧弹链，关闭了枪膛。
我的身子抖得像片树叶—最前面的苏军士兵已经朝着我们冲来。但我的机枪开始怒吼起来！弹链像浸了油那样顺畅地流动起来，一种难以形容的宽慰感溢满我的身体。冲在前面的进攻者像苍蝇那样倒在地上。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将所有的子弹箱打开，用双手捧着一条新的弹链塞进枪膛，以确保它们毫无停顿地顺利通过。
我经常站在机枪后，感受着这台“死亡传播者”所展示出的力量。但我从有过像现在这一刻的获救感。我看见我们的敌人倒了下去，奄奄一息。我看着他们鲜血四溅，听着他们的惨叫，但是，请相信我，我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我被一种疯狂牢牢地控制着，这是对我刚刚经历的恐怖和绝望的一种血腥报复……也是为了约瑟夫·施皮特卡的阵亡，为了那些反坦克炮组成员以及其他伤亡者所实施的复仇。
可是，当我看着那些趴在地上的敌人时，被压抑住的好斗情绪消失了。我再次想清楚了。在我机枪射程外的远处，苏军毫不在乎地继续前进，他们的主力绝不会允许其右翼受到我这挺机枪的妨碍：只剩下一大群苏军士兵趴在我们前方一片浅浅的洼地里。只有当他们抬起头来时，我们才能辨别出他们。
到现在为止，我射光了大约六箱子弹。我的右手掌像被火烧过那样灼痛，因为我匆忙更换滚烫的枪管时，根本没时间用石棉布包裹一下。一些被烫掉的皮还挂在枪管上。
“我们只剩下半箱好子弹了，”弗兰茨·克拉默提醒我。他的脸上满是汗水，眼中闪烁着兴奋。他的嘴唇已经干裂，覆盖着厚厚的唾液沫。我的模样可能不比他好看到哪里去。
在我们前方的俄国人一动不动。他们仅离我们不到50米远，但却处在相当棘手的情况下。只有在趴着的时候，他们才能得到地形的掩护：只要他们站起身前进，我就开火。在我看来，这对他们就是一场血腥可怕的屠*。
弗兰茨说出了我也想到的问题。
“在这个距离上，要是他们同时跳起身发起冲锋，事情就难办了，”他紧张地说道。
洼地里突然传出了叫喊声，打断了我们的念头：“喂！喂！”与此同时，一支步枪顶着一顶钢盔伸了出来，来回晃动着。那个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喂！喂！别开枪，我们过来了！”
我不相信他们，可我该如何作答呢？我紧紧握住机枪握把，一根手指搭在扳机上。我当然很高兴自己不必开枪打死更多的人，可我们能相信他们吗？我们的人数很少，要是我不开火，让他们过来，他们突然朝着我们冲过来的话，那可怎么办？
“把你们的枪丢掉！”我朝着他们喊道。
那个朝我们喊话的家伙慢慢地站起身，对仍趴在地上的俄国人说着什么。我不知道他对我们有多少信心。有些苏军士兵站了起来，但手里仍端着步枪。
“把你们的枪放下！”瓦尔德马朝他们喊道。
这声叫喊的结果是，所有的俄国人又趴了下去，只剩下那个负责喊话的俄国人仍站在那里，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来回挥舞着，大声叫道：“别开枪， 别开枪！”然后，他再次对其他人说着什么，接着，一次一个，其他人也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次他们没有拿着武器。看见这么多俄国人站在面前，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的手指仍准备着扣动扳机。
“我们的人回来了！”芬德中士站在掩体处朝我们喊着。
我朝身后迅速瞥了一眼，感谢上帝，他们离我们不太远了。看来，这就是苏军士兵决定投降的原因：他们认为我们即将发起一场反击，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被打死的。我松了口气，这场危机终于结束了。
夜幕降临前，乌云迅速遮蔽了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
本文摘自《雪白血红：一名德军士兵的东线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