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刘晗
语言发展的历史有多漫长，脏话就几乎与它如影随形了多久。可惜的是，在象牙塔里，对于语言的学术研究大多正襟危坐，诙谐风趣在字里行间被消磨殆尽，那些对于荒腔走板的推敲也就逐渐淡出了正统研究者的视线。然而，在大众那里，富于时代性的语言在不断延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体量相当之大的信息群，被处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层次的人再加工，成为他们吞吐于日常生活的惯用语并从而形成体系，当然，这些散布于民间的俚语也少有人去挖掘其意义及产生的背景。
这条无人之径终究会有探索者涉足，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
(Ruth Wajnryb)
曾辗转多地拣拾被人忽视的“语言垃圾”，在《脏话文化史》中，她以专业化分析解释语言中一度被人称为糟粕词句的起源、演变以及文化差异。韦津利打破了大多数语言学家不敢触及的禁忌，小心试探，大胆求证：“每当遇上新辞典，我首先直接翻到F字部，看看辞典怎么说。如果书上的定义不令人满意，不符合我对这个字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行动脉络里实际用法的了解，我就会放下那本辞典，另寻其他。”
《脏话文化史》，露丝·韦津利著，颜韵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8月。
在脏话研究这个看似有些生僻的领域，韦津利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学术上的偏见，相关资料的短缺，沟通中陷入的僵局……所有这一切障碍都没有阻挡先锋姿态的语言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进发，原因很简单，不能因为它的粗鄙丑陋，就将其排除在语言之外，作为出口成章的边角料，“出口成脏”同样举足轻重。
骂脏话：发泄出来的文化史
脏话是有序语言中的些许无伤大雅的点缀，“无伤大雅”在此之意并非从语言的文明度上出发，而是在语义理解层面上，它的加入没有干扰到双方领会彼此的意思，反而在字眼上强化了情绪的表达。大多数人将语言文明与公共卫生的清洁相提并论，这种传统偏见迫使他们将污秽的词语等同于清除的死角，也意味着公共道德败坏，教育程度与社会程度的低下。事实上，文化的独特性赋予了语言的多元，其中的权力分配让有些人还未出口便败下阵来，也就是“语言势利眼”惯常认为的“人以群分”，背景与地位决定着语言的养成，在他们看来，这些出口屎尿屁之流的人不仅亵渎了语言，还在无意间流露出了他们本身词汇的匮乏。
历史上就有“骂战”的传统，从古代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的英格兰，时至今日，这种带有强烈责骂或争吵的对骂竞赛仍然活跃于美国黑人社群。哪一方在用词上技高一筹就占了上风，这场看似 “脱口秀”的现场演出，与其说是围观一场骂架，不如说是见识双方语言看家本事的比拼。从个人仇恨到街头表演，从吃瓜群众到娱乐大众，旁门左道炮制出其不意的文词，侵略性的恶语相对，用字词进行人身攻击或者触犯了禁忌，脱口而出的暴力反而避免了一场肢体冲突，涤除内心的污垢，露出人类本质的呐喊，舒压解愁如同一种生理释放。
引来口舌之争的缘起众说纷纭，如此低下的情绪管理缺乏自制力，不经大脑的非理智冲动被谴责为“社会病顽疾”的显性表现，他们或受到流行文化譬如娱乐节目、街道涂鸦哗众取宠的熏染而效仿装酷，或是叛逆的外在张力故作强硬，以强词掩护内心的懦弱，抑或仅仅是司空见惯与社交相关联的一种调侃的共鸣，没有恶意攻击的意思，毫无贬义也无冒犯，相处自在随意的状态。条条大路通罗马，咒骂本身具有毁灭性，摧毁了语言的清洁度，然而从另外一角度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语言开辟出了新的景观。
为了避免肮脏字眼，有人将反讽、双关等文字游戏微妙地融入到了其中，骂人不带脏字在古今中外亦有人尽皆知的经典，《论语》中有“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不可污也”，《庄子》里有“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小窗幽记》中有言“人不通古今，襟裾马牛；士不晓廉耻，衣冠狗彘。”鲁迅向来被奉为“骂人专家”，怼天怼地的架势无人能敌，他在《“意表之外”》中有言，“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其“骂人”八大技巧：正对要害，一击致命；不留情面，常取类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旁敲侧击，以退为进；预设埋伏，小题大做；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品题贴切，形象生动；揭穿假面，现其原形。莎士比亚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有句对白，“一句话，别再缠着我了，我又不是你的绞刑架，老吊在我身边干什么？”马克·吐温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说，“亚当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因为他没有岳母。”在文人墨客那里，骂人不再被认为是文明的蛀虫，而是扭转尴尬局面的拐点，一扫根深蒂固的成见。
在如今的社交之中，咒骂又有了新的意味，开黄腔拉拢关系，拿人开涮、掺杂搞笑的成分不同于以往因恼怒而发威，反过来，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咒骂养成的无事生非的习惯也来自于社群的习气，疏解压力或是表示强烈不同的观点，他们的逆反心理即是针对社群约定俗成的禁忌，这些避讳也为咒骂提供了词语依据。
谁拥有了脏话权？
咒骂的存在使人类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能恰如其分地和谐共处。骂人的言词不仅出于边缘分子，犯罪分子、酗酒者、都市浪人，还有都市白领、知识分子之间。与此同时，脏话的使用者男女皆有，他们不仅在表达上各有差异，然而在他人的刻板印象里，女性咒骂更容易受到公众的斥责。
显而易见的是，男性比女性在脏话上具备更多话语权。《英语的脏话》的作者托尼·麦克内里
（Tony McEnery）
说：“到十七世纪末，女性从具有威力的物种，沦为听任指使的纯洁天使——这与语言干净开始作为‘女德’的新标准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男女语言风俗就有了“男子要有力，女子要贞洁”的说法，女性在言辞上注重委婉，躲避重口味，即便在今天，女性说脏话引来的议论要远远多于男性。英皇查尔斯二世的御用牧师理查德·阿莱斯特里
（Richard Allestree）
出版的《仕女之思》曾写道，妇女频繁使用脏话便会导致性别上的变异，“神形俱化”，最终导致“姿态若男子”，性别一方面显性的，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是隐形的，后天习得的，甚至不为人所知的。通过外化的语言塑型人格。脏话俨然成了女性跨越性别鸿沟，追求平权的工具。
在当代，骂人不再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在家庭、工作的压力之下口无遮拦大有人在，屡见不鲜。打破以貌取人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属于男性的领域，骂脏话也成为她们快速提升信任，尽快融入他们之间的一招。男女双方在骂人习惯上各有偏重，但在字词的选择上却殊途同归，大多数语义围绕着性、社会、家庭，暗含生理缺陷、肆意挑逗的性关系、社交缺陷等异于常人的个性展开的。比如，巫婆、母夜叉、泼妇、男人婆、小羊羔、母狗、母牛、*货、荡妇……鲁迅在《论他妈的》里挑明了骂词的来历：“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这些词常见于男性对女性的侮辱和贬低之中，推敲这些带有攻击弱点的敏感词语无疑可以看出，女性在他们的咒骂之中被妖魔化、动物化，甚至变态化……从古希腊时期便有了一系列的隐喻，鸟身女妖哈比
（harpy）
凶残且贪婪，塞壬
（Siren）
是人头鸟身的怪物，以美妙的歌喉引来水手，航船触礁沉没。烧兔子的人 (bunny burner) 则被用来形容精神恍惚，有跟踪男人癖好的女人。与生俱来的厌女心理迫使男性从女性的左右中解放出来，而在情感上又难以释怀。遭遇负面情绪时，女性可以放纵泪奔，男儿有泪不轻弹，只能出此下策。比如公路上的发飙咒骂抑制暴力倾向，让暴躁的情绪得以发泄，避免进一步的肢体冲突，也可能会与对方一触即发。性别、权力、咒骂三者之间，开启咒骂模式的一方往往掌控住了话语的主导。
因社会阶级而有所不同，即便身处同一文化背景中也有着个体差异，因一个词、一句话而对一个人下定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更多的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偶尔一两句戏谑抹*了她们曾经脆弱时的泪水，却不曾改变她们坚定在社会上与男性比肩的信念。
撰文丨刘晗
编辑丨董牧孜，校对丨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