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对曾国藩打击极大。
01、谣言之下的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春夏之交，与天津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暴发传染病，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
和往常一样，育婴堂修女雇人将死去的孩子埋葬在河东荒地。由于死亡人数较多，死亡的婴儿被草草掩埋，薄薄的棺材被野犬扒开。残缺不全的尸骸零落遍地，百姓见了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在此怀疑下，天津掀起了巨大的反洋教风潮，百姓恳请官府严惩洋教士。民情激愤的同时，天津又发生了一件儿童拐卖事件，让舆论风向进一步转变。
为了平息民愤，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当晚对拐卖儿童的案犯予以提审，很快将其处决。虽然经过拷打审问，得知两人并非教民指使，但是为了安抚民意，天津府依然发布告示：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这张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贩卖中国儿童的传闻变成“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有关传言变得更多，信者也变得更多，官方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武兰珍迷拐案。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无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走向共和》剧照
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性格外向且容易激动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对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并开枪打伤知县亲随。
丰大业的举动无疑点燃了民众多日压抑的情绪，一起动手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打死之后，又冲向法国教堂，*死多名神职人员和中国仆役。更有部分民众涌向领事馆，扯碎法国国旗，打烂里面的东西，并在纷乱中打死外国人20名，多名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
愤怒的群众最后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从而酿成了清朝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02、抗争与妥协的曾国藩
天津教案可以说是震惊了全世界，以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的八国公使联名警告清政府，法国更是派出军舰前往大沽口，鸣炮示威，局势颇为严重。
专管三口通商的崇厚自知能力不足，在用专折汇报天津教案的同时，提名请其上司曾国藩前来处理，不久后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
按说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事，一者其自身身患重病，身体难以支撑，二者外事非其职责范围，三者其幕僚几乎一致反对曾国藩介入此事，很可能会因此身败名裂。
但曾国藩绝非逃避困难之人，稍作犹豫之后，还是决定接下这个差事，以免朝廷派遣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将使中国再度面临战争。
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后，受到了天津绅民的热烈欢迎。在不少人看来，曾国藩是皇帝派来驱逐外国人的使臣，将带领他们驱逐中华大地的所有洋人，还大清王朝清净。
为了平复躁动的民意，曾国藩发布了《谕天津士民》的文告，表明其并非为开战而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鼓动战争的舆论。
随后又以失职罪将张光藻等三人予以撤职。消息一出，天津舆论一片哗然。天津士民本来认为曾国藩到来，会追究洋人的责任，甚至将带领他们将洋人打出中国。然而事实却相反，一来就宣布不开战，还将张光藻等三人予以撤职，俨然要向洋人妥协的姿态，让不少天津士民大失所望。
明知天津士民舆论不满，曾国藩还是将调查的重心放在查明“挖眼剜心”是否确有其事，也是天津教案的关键所在。要知道在处理天津教案之前，曾国藩也曾处理过扬州教案，让其认识到所谓洋人“挖眼剜心”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后，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三向朝廷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阐明“挖眼剜心”之事为不实的同时，为了照顾民意，又提出了五种可疑之处。既查明了事件的真相，也替中国人说了话，如此处理颇为圆满，会促进中外和解。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内阁在发抄这份奏折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五疑”删去，只留下曾国藩为洋人说的话。此折一出，朝野民间一片哗然，让曾国藩成为众矢之的，从中兴明臣到了卖国贼的境遇。
一场“反曾运动”猝然兴起，连之前一向是曾国藩铁杆粉丝的湖南士人也冲入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得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
其背后自然少不了慈禧太后和满清亲贵们的推波助澜。慈禧和顽固派的方针就是收民心以固根本，通过纵容民众获得民心，进而凸显政权的合法性；甚至慈禧也认为自己应该重民意，重民气，对洋人据理驳斥，这样才能凸显大清的威严。
这种观念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只重视狂热的民族主义，而忽视国家的长远发展，最终清朝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七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两江总督职位空缺。对曾国藩极为不满的慈禧太后下旨，让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
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很快将天津教案予以了结。
03、中兴名臣到千夫所指
天津教案结束后，曾国藩按照朝廷上谕，就任两江总督之前需要赴京觐见一次。然而境况颇堪，竟遭不少朝臣当面讥讽。
从中兴名臣到千夫所指，这对曾国藩打击颇大，以至于曾国藩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便郁郁而终。
不可否认的是，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打击巨大。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和指责，更让其明白他所致力的“同治中兴”不过一场幻梦，大清王朝已然到了悬崖的边缘。
早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就发现大清王朝很快变得保守起来，完全失却了中兴原本的意味。而在天津教案办理过程中，慈禧太后作为晚清政府最高*，居然相信所谓的“挖眼剜心”之事，并且坚持已见。甚至为了自己的面子，将曾国藩退出来当替罪羊，以堵住民众的悠悠之口。
从这层面来看，慈禧太后无疑是善于权谋之人，但缺乏成型的治国理念和长远的治国眼光，只关注当前的境遇，而忽视国家的长远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很难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大清王朝颓废之势已成，曾国藩自认为无力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