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七十年｜海内外学者“云集”：聚焦艺术史与博物馆（提兹公主城堡）

澎湃新闻综合报道

澎湃新闻获悉，8月6日至8月7日，上海博物馆主办的“跨越与超越——艺术史与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海内外40余位艺术史、博物馆、考古学领域的学者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各抒己见，助力拓宽博物馆发展的视野，关注艺术史在博物馆的研究、展览、陈列、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探讨博物馆在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澎湃新闻节选部分论坛摘要予以刊登。

作为上海博物馆70周年馆庆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会议围绕“观之有道：博物馆展陈教育与城市国家、人类文明共同体”、“万物可观：考古、馆藏与艺术史研究”、“观物有思：鉴藏、赞助、思想史与观念史”、“交流拓界：艺术与科技、中外艺术交流与传播”四个议题展开研讨。

研讨会现场

“观之有道：博物馆展陈教育与城市国家、人类文明共同体”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作题为“艺术博物馆：走向艺术史纵深的时代”的发言，结合展览逐渐强调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和讲好故事意识的趋势动向，分享其对艺术史与博物馆关系的认识，并就上海博物馆的专业定位与发展取向提出洞见。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作题为“艺术博物馆：走向艺术史纵深的时代”的发言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杨振宇教授在题为“图像、时间与历史：论博物馆的观看之道和视觉生产”的分享中探讨观看作品的时间性，他认为，“观看之道”是一种图像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通过有效的观看，那些被抽空了时间性的图像才得以继续生长，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影像和可能性。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孔令伟教授以法兰西古迹博物馆（Musée des Monuments français）为例，展现当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功能的古物处于同一狭小空间时，这些古物的含义会随观看者的知识背景不断生成、变化，展览组织者也会对古物进行自由组合，并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和视觉化的理论模型。这种文化体验是前所未有的，由古物之聚集而产生的不断流动的“意义”，对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

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徐坚教授探讨全球艺术史和全球考古学的界定。当前的全球史视角催生了全新的全球艺术史和全球考古学，通过关注全球物质（跨地域的物质文化）、全球关联（跨文化交流）和全球经验（文明比较研究）三个层面，全球艺术史和全球考古学实现了本位主义立场和全球互联意识相结合的学术范式转型。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汪涛主任探讨西方博物馆的发展与“亚洲艺术”的终结、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为例，讨论亚洲艺术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困境与难题，及其在今天新冠疫情-后疫情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当下博物馆面临独特机遇，只有通过保存下来的不同文化在不同世界里创作的艺术作品，才让今天的社会和群体有机会去理解、突破、改变历史遗存的成见和误识，并在平等的轨道上对话，共创未来。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美国盖底兹堡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孙岩教授分享“器物生命史”在古代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器物研究是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重建和洞悉古代社会人类行为的重要手段。传统的考古学研究以类型学为基石，着重对一类器物起源、形制演变和发展轨迹重建，以器物建立起一个地区的文化属性和年代学序列；传统的艺术史研究重点往往是一件作品或器物。研究者通常从风格分析出发，联系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考察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过程。除风格分析外，器物的材质、制作技术、创作技法、作品的真伪鉴定，也是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的考察重点。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谈论博物馆的第四功能——实验。随着现代艺术革命的发展，博物馆本来具有的审美功能随着艺术的变化发生转变，艺术的未来不再仅仅是制造美丽的技术，更在于创造和探索未有的观念和方法。人们可以在博物馆结合各项新技术、新媒体、新观念，探求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解决和解释后人类时代的各种问题，为所有将要发生的事物做特殊而必要的准备。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馆长许晓东副教授以“中国古代黄金工艺”的研究和展览项目为例，探讨包括艺术史在内的跨学科研究对博物馆，尤其是大学博物馆在展览策划方面为社会提供特色服务的意义。大学博物馆应依靠大学学科优势，善用社会资源，促进研究、展览、馆藏的良性循环。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铄古铸今：中国古代黄金工艺与传承特展”展品

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蔡明提出策展总结需要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环节。以深圳博物馆“大汉海昏侯——刘贺与他的时代”为例，展览自评过程中以“重要性——表现程度”分析法所做的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为基础，尽可能以观众视角审视该展览最终的呈现效果，分析展览叙事出现的问题，并在具体实操层面提供解决办法，为展览如何自评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深圳博物馆“大汉海昏侯——刘贺与他的时代”展览现场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研究馆员左骏以“中兹神州：绚烂的唐代洛阳城”特展为例，探讨 “求真”、“物实”的博物馆叙事空间的营造方法。在“求真”方面，传统历史文物展览在展示空间营造上，策展人应有全局把握，不仅把关艺术审美，更要对展览主题中真实的历史风貌、时代风尚、生活日常等方面理解和把控到位。在“物实”方面，展览需要实体展品、有逻辑的组合关系和详细的展品解读，从而达到通过展览窥探特定时代的风貌和精神的效用。

南京博物院“中兹神州：绚烂的唐代洛阳城”展览现场

“万物可观：考古、馆藏与艺术史研究”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分享考古学与艺术史视野下的石窟寺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者基本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石窟寺；1949年后，考古学的方法被应用到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当中，考古的类型学研究和美术史的样式论研究产生一定的分歧。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为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构建了基本的年代框架，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

云冈石窟造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郑岩教授以川渝汉阙雕刻为中心，试论“画獭得鱼”故事的历史根源。材料包括重庆忠县乌杨阙几个角椽上雕刻的缠蛇和蛇捕鼠、渠县沈家湾沈氏阙右阙左前椽上的蛇等，郑教授对这些雕刻的风格以及其呈现的戏剧性作更深入的分析。

忠县丁房阙——无铭阙

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程义分享读张胡氏墓简报札记。张胡氏墓的墓室东壁和北壁壁画中六扇鹤画屏风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题材，值得关注。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图像的比对，确认新发现的唐张胡氏墓六鹤屏风为目前最接近薛稷六鹤屏风的视觉图像，这一图式的确认为晚唐宋辽鹤画题材壁画找到根源。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邓菲聚焦于山西繁峙南关村的金代壁画墓，通过考察其中的随葬品和图像，解读该墓的建筑空间和装饰题材，理解墓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视觉逻辑，展现中古以降艺术发展、传播的若干面向。

仕途青云壁画，金代（1115-1234），高158厘米，宽151厘米，2007年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浙江省博物馆编辑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俞珊瑛分享关于温岭蟠龙纹盘的研究。1984年，浙江温岭出土了一件蟠龙纹盘，形制具有殷墟晚期前后的特征。纹饰上既有晚商时期商文化核心区青铜器上流行的装饰，也有异于殷墟的因素，另外浮雕龙纹的内壁相应下凹也是典型的南方风格器物特征。铜盘为当地农民在整地时偶然发现，埋藏方式与南方地区的铜铙接近，为南方特色的“窖藏”，可能是祭祀山川鬼神的遗存。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师若予分享法隆寺金堂四天王立像的南朝、隋渊源。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为现存四天王寺金堂四天王样式的代表作。从天王背光铭文可知制作与赞助天王像的诸人，是与豪族苏我氏关系密切的百济系移民。在推古时代苏我氏垄断源自百济的造佛像工匠，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司马鞍作止利，他创作的“止利式”佛像是飞鸟佛教艺术的代表。师若予分析得，金堂四天王样式是由与司马鞍作止利背景相同的服务于苏我氏和圣德太子的百济系移民创作的。它与“止利式”佛像样式一样，为受中国南朝梁及隋代佛教造像影响的飞鸟佛教造像样式。

独立学者李慧闻聚焦于董其昌的一对印章，谈博物馆作为图像数据库的新角色。一个完整高清图像数据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推动研究本身，同样也惠及博物馆自身，博物馆未来发展的目标必须为其收藏的每件作品提供高清图像，观众无需申请或付费，其收藏应该公开，从而使研究得到助力和支持，而不是仅限于那些有幸获得特殊访问权的研究人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松教授以1678年葡萄牙送给康熙皇帝的狮子为例，将“真”狮子和利类思所说的狮子的“真”像相比较的这一狮子图像的辨析事件纳入汉代以来的中国狮子传统图像系列中，尤其聚焦于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狮子史实与图像，观察不同文化及其价值观的互动轨迹。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主任、研究馆员汪亓品析翁嵩年的绘画。将翁嵩年的绘画与所藏的丹青妙墨加以对照，发现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映衬。其囊中绘画尤重吴门四家、董其昌。不难看出，其关注的焦点，在画面内含文人笔墨寄兴托意的一面，非精致温润的技艺表现。细细品味画迹，翁氏笔下的山水传递出疏旷、生拙的旨趣，更近沈周、文徵明、董其昌。不得不说，其笔墨简洁由自家藏品获益不少。

翁嵩年跋仇远《自书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中旭作题为“戴进生平事迹与标准画作——兼及复杂绘画史料之辨析、取信”的分享。有关戴进的史料复杂且难辨，而对戴进生平事迹的考证，是鉴定、判断其画作真伪、年代的基础。王中旭研究员试图确定戴进生活各个阶段的“标准画作”，所说的“标准画作”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戴进自题或他人题跋中说明了创作年代且没有真伪争议的；另一是风格、画意与第一类相符，能基本确定其大致创作时期的，尤其是画家自题或题跋中提到受画人，或者画家钤印等有助于确定画作年代的，更为理想。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孔品屏谈及对上博印章馆陈列的认识。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印章馆是国内外第一个中国印章专题陈列艺术馆，也是目前唯一的中国印章艺术通史常设陈列，她体现了中国印史与中国印章艺术的学术地位，展品体系以几代重要藏家汇聚起来的上博1.5万件藏品为衬托，学术观点与文物的展示，兼顾欣赏、研究、教学功能。在筹备东馆的当下，再次探讨她的成功与不足，对中国玺印篆刻展陈的推进有积极意义。

上海博物馆历代印章馆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助理馆员白亦辰分享元末文人朱右琴事考略。上海博物馆书法馆常设展元代板块中的两件墨迹，元张雨、高明等书《蕤宾铁琴诗卷》及吴志淳《隶书广琴操卷》，是颇为罕见的反映元代琴学的传世书法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时这两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本价值为了解元代文人朱右的琴学渊源及其琴事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从中可窥见元末琴坛的琴学传承与交流，以及琴器、琴乐与诗词、书法之间丰富的内涵。

元张雨《楷书蕤宾铁琴诗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连起探讨赵孟頫在中国书画史上的作用。他认为，赵孟頫在书法史的作用主要包括：扭转一代书风；引领书法全面发展；使书法的研究回归实事求是。其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作用主要包括：完成传统文人画木石兰竹画法由画到写的飞跃；改造董巨李郭将文人画题材扩大到山水；对董其昌南北宗论有贡献意义。

元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局部）

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卷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分享达·芬奇的绳结装饰与米兰斯福尔扎城堡木板厅壁画的再研究。他指出“芬奇结”的绳结装饰的归属解读忽视了绳结装饰具有的跨文化渊源，即其与近东伊斯兰黄铜镶嵌铜器等器物装饰图案的借鉴关系。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些图案与达•芬奇设计的米兰斯福尔扎城堡木板厅壁画之间的跨媒介联系；揭示壁画中隐藏于赞助人政治意图之下的创作者个人语义，以及文艺复兴艺术风格之下存在着源自近东与远东艺术异域风格的“双重在场”现象。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柳扬赏析色伽兰镜头里的绵阳西山道教造像。道教艺术从隋到唐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图像学的变化是从一龛演变到了一铺：在一个组合里从主尊到侍从，人数大大增加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道教庙堂尊像布置的影响。保存在色伽兰镜头里的一些西山石刻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新变。此外，被色伽兰摄入镜头的某些西山道教造像展示出超乎寻常的生动性，这种例子反映出，流行于京畿的艺术风尚，也渗透到地方上的道教艺术中。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董宝厚分享关于宋词与宋画的研究成果。有宋一代，词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广受文人喜爱，欧阳修、苏轼登文坛领袖的参与，将词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不断拓展，成为宋代的文化符号之一。与此同时，宋代绘画也取得了非凡的造诣和成就。无论是借用词的意境来绘就画作，还是挪用诗词的评论语言于书画评论之中，抑或兼具词人与画家的双重身份等，都为我们拓展了认识和研究宋画的广度与深度。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教授谈及对宋代山水画中礼仪空间的初步观察。已有研究表明，宋代山水画中蕴藏广阔的社会历史信息。但除非这些信息以图像的方式向现代观者透露并被观察到，否则人们很难进行简单的指认。把图像与历史连接起来，关键是找到二者连接的通道，需要为图像找到合适的解释空间和阐释框架。黄教授聚焦于容易被忽略的、与礼仪有关的图像，并分享其观察而得的蕴藏的意义。

部分线上嘉宾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馆员魏崴分享明清李东阳肖像与李东阳崇拜的研究发现。魏崴考定上海博物馆藏《李东阳像》轴与法式善的关系非常密切。此像的真实作者虽依旧待考，但以画心各家题跋的内容和时间分析得知，此像的作者为旧题之贾崧的可能性不大，还需商榷。同时，魏崴结合传世其他明清李东阳肖像，厘清各李东阳肖像画之间的原委。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研究馆员段莹分析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元代史臣群体及其书画鉴藏。元代书画鉴藏的参与和带动者中，有不少重要人物曾出任过史职。史职虽仅占据他们仕宦生涯的某一个时期，但这一庞大群体和书画鉴藏活动的共生共促显然并非巧合。伴随对正统论的探讨，他们突破故国国史的局限，将辽宋金三史整体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体现出更为宏大的文化观念和视野。史臣的这一思维也深刻影响到他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贡献，在书画鉴藏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元文宗天历二年置奎章阁，成为元内府书画鉴藏的高峰，史臣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褚馨分享“洛阳金村玉器”鉴藏的研究结果，梳理介绍散落在世界各地，据传来自“洛阳金村”的玉器，探寻这批古玉的流传、保存与收藏历史。其它玉器还涉及哈佛大学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机构的馆藏，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围绕若干个案，探讨这些玉器与洛阳金村墓葬群之间可能性的真实关系。

金链双舞人双龙玉组佩洛阳金村出土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颜晓军谈论古书画鉴定中的艺术史重构。通过历代书画赏鉴的几个案例，如王献之《保母志》砖等，颜老师探讨几种不同情况下的艺术史重构现象对误鉴的影响。从而分析艺术家的传记、传奇带给人们的历史重构，形成了“文化英雄”（精英）的形象，很可能会先入为主地影响人们大脑中的知识构架，并进一步将鉴定指向某个方向。这既帮助人们建构艺术史，又提醒人们要小心那些陷阱，对原有的知识结构需要不断更新、加深理解。

“交流拓界：艺术与科技、中外艺术交流与传播”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分析商代圆雕鸟钮和鸟饰青铜器的技术传统与艺术表现。他从风格和工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探究鸟及其所依附的器物，建立艺术与技术的联系，再以出土青铜器为基准，结合馆藏青铜器，构建这类青铜器风格和工艺演变格局。苏教授发现青铜圆雕鸟形饰的源头可追溯到商代中期的南方，其器物有很大的流动空间。他还指出这些鸟饰除少量鸮之外均不能辨识种属，表现含糊而不写实，符合商代青铜动物表现的一般态势，原因可能与神话有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副研究馆员陆鹏亮分享对元明镶嵌铜器的研究认识。宋元以来铜器中常见各类镶嵌铜器，因鲜见考古品参照，对传世器断代往往莫衷一是，且常见有宽泛定为宋至明者，颇可商榷。陆老师通过实物风格及其它材质文物比对和文献材料梳理，重新检视镶嵌铜器在宋代以后，特别是元明两代发展演进的脉络。

郑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研究馆员汤威分享关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馆藏詹姆斯•考克斯钟的研究发现，围绕考克斯其人、其事，深入介绍考克斯钟表的精湛工艺及其在中国畅销的时代背景。通过对V&A馆藏詹姆斯·考克斯钟匣内储品及与同类钟表款式设计的研究类比，作者推断此钟与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早年的一件音乐钟拍品原为一对，是詹姆斯·考克斯钟专为中国市场特制的一对钟表，其东方韵味浓厚，极具艺术和研究价值。

铜镀金雄鸡动物楼阁式钟，James Cox制造的大型钟表精品之一，现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杨勇伟以山西博物院青铜器为例，探讨加强筋在青铜容器中的应用。中国青铜器是由范铸工艺铸造而成的，除了常见的铸造特征外，有些还会在青铜容器的耳槽内及外底部铸有加强筋。极少数器物除表面纹饰外，在外底部也铸有纹饰，这种纹饰同样也起着加强筋的作用。宋朝金石学兴起后，对商周青铜器的仿制十分流行，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效法，除仿制器形与纹饰外，就连外底部的加强筋也如法炮制。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塚本麿充教授作题为“十九世纪江户狩野派对于中国佛画的新认知——鉴定、修复、剥落摹写”的分享。他探讨日本的中国绘画收藏中的佛教绘画如何由宗教绘画转为“艺术品”，并特别关注十八到十九世纪这段期间内，对这些作品进行保护、鉴定、乃至修复的木挽町狩野家第八代当家狩野荣信及其长子养信的活动，并探讨其所涉及的“剥落摹写”在当时受到重视所反映的历史意义。

江户时代狩野荣信《草花群虫图》

江户时代狩野养信《寒江独钓图》

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赖毓芝的分享主题是与广东外销画与清宫西洋风花鸟画有关的行商、词臣与大班。以广东与宫廷所出现的新式植物图绘为中心，赖老师聚焦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扎在广东的大班John Bradby Blake、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入宫的传教士贺清泰与向秉仁、行商潘振承与其在京城当官的儿子潘有为、与乾隆重要词臣钱维城等人间的关系，勾勒了一个以前很少被注意到的十八世纪耶稣会士、行商家族、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宫廷词臣间的视觉网络。

弗莱堡大学高等研究所巴赞全球史研究员王廉明借用德国文化史学者阿比瓦堡的“图像载具”(Bilderfahrzeuge) 概念，探讨明清款彩屏风中两类图像系统的流转和交融，即“文姬归汉”和“郭子仪祝寿”，指出狩野派的南蛮屏风，“鞑靼人狩猎和打马球”，以及款彩屏风上的“西洋人狩猎”基于中国图象传统——“文姬归汉”；此外，当广作匠人进入清宫后，源自版画的民间图像传统便经过“款彩-广作-清宫贴落”这一路径演化为较为新颖的“万国来朝”图示，这一图示成为清代外销屏风以及朝鲜“王会图”屏风的重要图像来源。

“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胡嘉麟分享对康定斯基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认识。瓦西里·康定斯基是20世纪抽象主义的先驱，东亚艺术对其绘画风格的成熟起到重要作用，胡老师从上海西岸美术馆举办的“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展出发，对其中几幅具有青铜器元素的抽象画进行讨论，通过图案来解析康定斯基晚年艺术风格的转变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