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 鲍远福
电视剧《风起陇西》改编自马伯庸同名长篇小说，将真实的史料与推理悬疑相结合，以人物角色多维的塑造与环环相扣的故事反转作为艺术构思的着力点。故事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街亭”一战说起，但并非重述“三国故事”，而是通过挖掘街亭之失的原因，串联起一段虚构的隐秘谍战往事，借以在历史缝隙中探寻复杂的人性价值维度。
电视剧《风起陇西》海报
故事题材与叙事结构
《风起陇西》囊括了谍战、权谋、历史与军事等多种题材，在正史、“重述”和“戏说”之间找到了合理的叙事路径，从而构建了一种带有“认知陌生化”特征的“新说历史剧”类型。从第一集开始，“三国故事”的刻板印象，一下子就被消解掉了。从题材上看，该剧呈现的并非宏大叙事构建出来的“大历史”，而是更加有血有肉的“小历史”。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小人物的真情与生活，讲述普通人的人生起落悲欢离合，是该剧叙事推进的主要动力。
为了将“小历史”下的小人物塑造得更令人信服，电视剧借用了古人的智慧，选取“三十六计”中的“二十四计”作为每一集故事的“切口”，既体现出谍战剧的叙事策略，又适度地勾起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双管齐下，将故事内容和文化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该剧还将“三十六计”内含的叙事价值发挥到极致，并将其与故事情节的铺展以及剧尾孙令客串的“书场解密”模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可以说，《风起陇西》每一集剧情都暗含了某种军事谋略与政治智慧，用紧张刺激的影像叙事出色地“图解”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这一过程也暗合“谍战”故事应有的解谜释疑效果。
该剧摒弃了一般历史剧、谍战剧纯粹通过权谋和“心战”推动故事情节的套路和模式，刻画出精彩绝伦、层次分明又各有侧重的“故事丛”。作为核心故事的“烛龙案”，牵扯出各种人性复杂的“副本故事”，再加上主角陈恭（白帝）间谍身份的多重反转，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悬念攀升的迷局。
对人性的多维度探讨和剖析
在政治斗争和权谋陷阱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何在？这是众多历史权谋剧和谍战剧中的常见路数。但由于特定历史语境与言说方式的限制，大多数作品或浅尝辄止，或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中，削弱了批判力度。《风起陇西》中的当权者，如杨仪、李严等，为了自身利益，高呼“兴复汉室”，却让手下为信仰和大义牺牲一切。在这种道义的裹挟之下，无名的间谍、刺客、士卒随时面临着性命不保的境况。当信仰和人伦的尖锐矛盾被国家大义遮蔽后，个体的生命悲剧就会赤裸裸地凸显出来。电视剧通过重新审视小人物在信仰与人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借以揭示命运的悲剧。双面间谍陈恭（白帝 烛龙）在曹魏与蜀汉之间苦苦周旋，为了上司杨仪口中的大局，他痛失爱妻，无法回归正常生活，甚至还要亲手*掉自己的结拜兄弟。当正义与信仰终于成为引发人性异化的祸端，卑微的个体该如何选择？陈恭在成功手刃仇敌黄预后终于有了自己的选择：他暗下决心，通过牺牲自我来成全国家大义和兄弟情义，孤独的背影勾勒出间谍的悲剧宿命。
《风起陇西》对冯膺、李严等配角的塑造也极为成功，并不是简单地从善恶对立的维度来刻画人物，而是赋予他们人性的弧光。冯膺是一个为了信仰和国家大义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另类英雄”，在剧情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人格侧面：为了执行反间青萍计划的行动，他出卖同僚给曹魏透露绝密情报，让无数出生入死的蜀谍游枭惨遭横祸；他不惜背负骂名，成为同僚眼中的小人、上官心里的奸徒、敌酋口中的蛇蝎；他也会在计划的最后一环因机关算尽，不择手段，做好慷慨赴死的准备。冯膺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疯子、偶露真情的兄长和老谋深算的政客，呈现出一个鲜活可信的“人”的形象。李严也拥有多面的人格，在权谋和野心之外，内心也有柔软与犹疑，不管是对陈恭的爱惜和信任，还是对柳莹的倾慕和疼惜，都让这个权倾朝野的政治家身上显现出普通人的日常感与烟火气。
此外，《风起陇西》超越了传统谍战剧的主题诉求和人物塑造，不再纠结于个人追求与家国大义的冲突，不为抽象的信仰而盲目牺牲个人，在宏大叙事模式之外呈现了一种真实有感染力的“人的形象”。剧中通过小人物的生死命运，把价值观的割裂与人性伦理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出来，在谍战残酷的故事背后，呈现了人性的复杂维度，以及救赎的艰难与毁灭的悲剧。（鲍远福）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