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智慧和思辨的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出生在春秋期陈国这块热土上，而这里又因受老子思想的滋润更加富饶美丽。
老子画像
老子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及道家学派创始人。
一、老子其人
（一）老子生平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晚期人。通常说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此地，春秋时属陈国“相”邑（即今河南鹿邑东太清宫），直至公元前478年楚灭陈，随陈属楚。所以准确地说，老子应该是陈国相人。据《周口历史文化通览•人物卷》说，老子之父李乾，官为周御史。李耳随父居于东周都城雒邑（今洛阳），然未明其据。一说老子之父老佐，宋平公时司马，领兵带家人赶赴彭城（今徐州），不幸被叛将石鱼射*，在逃亡途中，老佐夫人生下老子，携子到陈国避难。老子自幼好学，曾师从于精通天文、地理及礼乐制度的商容，一说常枞（当为一人）。李耳成年后，做了东周守藏史，即掌管王室图书典籍的史官，从事征集、收藏、管理图书典籍工作。天子每召诸侯、大臣集会议事，李耳任录事，由于官职卑微，没有席位，天子让他倚殿中柱子而记，故又被称“柱下史”。
老子传略碑刻
李耳在做守藏史期间，博览群书，潜心研学，熟知典章，知识渊博，思想深邃，为当时“天下第一”的著名学者。春秋末年，因直笔记录王室活动，得罪了王室的甘简公，约于公元前532年被免职流放到鲁国沛邑（今江苏沛县），两年后被召回复职。公元前516年（一说公元前517年），周王室内部发生纷争，王子朝来了许多周王室朝典籍逃往楚国，老子因之受到牵连，负咎辞职回归故土相邑，设坛讲学。老子见周朝衰落，社会风气颓败，公元前478年楚灭陈，又遭亡国之痛，老子骑青牛西去隐居。相传，行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关令尹喜是位好道术“隐德修行”的君子，风闻老子西游，料定必过函谷关，久慕老子的尹喜热诚迎候。尹喜与老子二人相见如故，连日交谈，尹喜虚心聆听老子的哲理良言，受益匪浅，便恳求老子：“您即将脱离凡世，何不把胸中见地著录于书，留于后人？”老聃遂安顿下来，静坐默思，演述宇宙万物生化之理，写下了《道德经》（即《老子》）上、下篇八十一章，共五千言，全书为韵文，流传于后世，老子因而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大功告成后，老子告别尹喜，骑上青牛，飘然出关而去，莫知其终。
（二）老子出生地
关于老子的出生地，《史记》虽已写得十分明白，但仍有争议，除“鹿邑说”外，另有“涡阳说”，然不足信。
鹿邑太清宫太极殿（老子诞生处）
1．鹿邑说
如前所说：老子是“陈国相人”或说“陈国苦县人”。“相”、“苦”指的都是今鹿邑一地。因为春秋之际鹿邑称“相”，属陈国，春秋末期陈国被楚所灭，故“相”随陈属楚。秦时，鹿邑改称“苦”，属陈郡，西汉时鹿邑仍称苦属淮阳国，东汉时鹿邑还称苦属陈国。陈国、陈都、淮阳国均指今河南淮阳，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罢了，这可从史料中得到印证。如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说，老子是“陈国苦县人”。《汉书．地埋志》中说“苦县为淮阳国”。《后汉书•郡国志》释“陈国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以上之说所指之处均是指今河南的鹿邑。正如《史记•索隐》中所说：“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末）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至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这是准确而全面的诠释。
然而，清人姚鼐《庄子章义序》中说，老子是“宋之沛人”；近人马叙伦《老子核诂》中之人为，老子是“宋之相人”。前已述，“相”地即今河南鹿邑、春秋属陈国所辖、战国时期属楚国所辖，不曾归宋，所以不存在宋之相人”一说。至于说是“宋之沛人”也不确。沛地，一说指今安徽亳州，春秋时期先称“焦”，公元前528年，楚平王改焦为谯，改夷为城父。其地先属陈后属楚。秦时亦称“谯”，汉时才称“沛”,“沛人”属追述之说。之所以有如此一说，是因为“相”、“沛”（焦）两地相邻，老子的出生地处于两地之间，虽说法不一，而实指一地。姚氏之说错处在于，今之亳州在春秋及战国时非属宋；另说，沛地指今江苏沛县。此地，据传曾是老子免职后的流放之地，并非出生地。故“宋之沛人”不确。
亳州道德中宫大殿
传祠内藏有《道德经》两部。
2．涡阳说
《两淮文化》作者陈广忠引唐代《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地也。”断定九井的方位在今安徽涡阳西北5公里的郑店村。而《括地志》引文恰恰证明唐代谷阳真源县即今河南鹿邑县，老子庙即今鹿邑东太清宫，原有九井，唐代九龙井圈尚存，现藏鹿邑县博物馆。所谓老子的出生地为涡阳不足为凭。
（三）陈地与老子及道教
老子姓李。关于李姓，据北宋《新唐书•宗室世系》载，商朝末年，皋陶后裔有一位名叫理征（徴）的人，为政忠心耿耿。时纣王暴虐无道，理征多次劝谏，纣王不容，将他*害。理征的妻子契和氏便带上年幼的儿子利贞外出逃难。契和氏本是陈国（今河南淮阳）人，因怕连累家人，于是母子二人逃往豫西，到了伊河流域的“伊侯之墟”，母子俩饥饿难忍，小利贞已奄奄一息，危难之际，契和氏发现树上挂有一些木子（野果），便采来充饥，这才保住了性命。后来，母子俩逃到豫东离陈地不太远的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东）安顿下来。为了表示对“木子”保命的感激，利贞改称李姓。利贞乃娶陈国契和氏女，生子昌祖，为陈国大夫，老子为利贞的后代孙。对此，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亦同此说，可见老子与陈地关系之密切。
天仙观大殿（淮阳太昊陵西三观）
由老子学说延伸出的道教，在中华大地得以发展，陈地无疑是道教的发源地。有关道教在淮阳的活动，1991年版《淮阳县志》载：“陈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故乡，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昊陵庙是国内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陵内自宋、元之时即建有玉皇观：明代增建三清观、祖师观等；清时淮阳太昊陵庙道长统领四华、商水、项城、沈丘，太康、扶沟、鹿邑等周边各县的道观活动。解放前淮阳县有道观70余座，信徒遍及城乡。”淮阳除了太昊陵庙，还有城内东南隅的文昌宫、城外东南隅的三官庙，以及城东董阁村的太虚观，均是道教活动的场所。
淮阳县太虚观
始建于明朝初期，位于城东6里大连乡董阁村。
二、与孔子相见的老子
对老子这位先秦智者哲人，存有许多不可知的问题，如究竟有几位老子？先秦时期的确存在不止一位老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言老子有3人，他在《老子杂辨》中辨析到的更有10位之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源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在著说《史记》时已感其难，对老子其人的年代、经历已不十分肯定，只是客观记述了当时已有的3种说法：
一说老子是周烈王时秦献公见到的太史儋；二说老子是楚老莱子；三说老子是孔子适周问礼的老聃。三说含混地并存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其次是源于《庄子》中的虚构。而今人较多赞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第三种说法。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老子就是春秋末年的老聃，与孔子同时。”（见荆门郭店竹简《老子》)《孔子纪》作者刘方炜先生，将老子归纳为4人。其论述较为清晰，也较为合理，为此摘要并加评论：
《老子》（《道德经》）竹简
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出土，迄今发现最早的《道德经》版本。
（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刘氏将此作为单独的一位老子。
（二）《老子韩非列传》又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此位老子与《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的老子是同一位老子，与《礼记•曾子问》中记载的老子也是同一位“老子”。此即上述为今人所赞成的第三种说法的老聃，就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孔子34岁时适周问礼所见的老子。刘方炜先生将其作为另一位老子。
（三）《老子韩非列传》还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者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此位老子，在上述中未单作一位看，而是被融入今人所赞成的第二种说法的老聃中（将一者看作是一位老子）。根据关令尹喜所处年代推算，其时间可能是在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距孔子逝世已间隔了115年。据此，为函谷关关令尹喜著书五千言之老子，其著书年代当晚于孔子逝世百年以上。即使老子当年百岁，以百岁之高龄著书、度关，均不可能。此位老子其生时孔子已殁，两人断无见面之可能。刘氏说此位老子是战国时期人，与前所说的老子不是同一人。然《孔子纪》所述仅是推论，并未言明其具体确切依据。
（四）《老子韩非列传》又复载：“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此位老子即前所述的第二种说法的老莱子。而老莱子即为《论语》所载之“荷篠丈人”。按《论语》所载，与老莱子见面的人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见面地点也不是在周王室，而是在孔子率弟子由陈至楚的行进路上。也就是说此位老子与孔子无关。
（五）《老子韩非列传》又再载：“周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此位老子即前所述的第一种说法的老儋，从年代段看，当与出函谷关并为关令尹喜著书之老子为一人。
据此，归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共记载了4位老子，仍实为3人。
如果结合何炳棣先生关于李耳生年的考证，出关著书之老子及周太史儋两人为一人，可推测为：《老子》之书的作者，生于前440年，较孔子晚生111年。这位老子应是战国初期楚国人，而不是春秋末年陈国人。
然而，孔子适周见到的那位主持葬礼及《老子韩非列传》中对孔子劝诫的老子，则是一位生年比孔子早一些的老者。
据上述史料，先秦时代确存在数个老子。“老子”一词，在当时，应该是对有德行智慧老人的一种敬称。
在此需特别强调的是：
1．问题在于上述提到的4位或3位老子，哪位才与春秋末年的陈国有关。楚老莱子，应首先排除，因他不属于陈国相人。秦献公所见的周太史儋也应排除，因为从时间段上看，他晚于孔子百余年，是战国时期之人，与春秋时的陈国无关。
《老子》（《道德经》）帛书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2.“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书上下篇五千言，言道德之意。西去隐居，莫知其所终”的老子，刘方炜先生根据何炳棣先生的考证，得出就是姓李，名耳，字聃。这位老子当与陈地有关。然又被刘氏看为非春秋末年孔子适周问礼之老聃，照此说也要被排除在外。而照柏杨《中国人史纲》所说，老子西去隐居之年为“公元前484年——伍子胥被‘诬以谋反’自*之年，李耳忽然辞职，骑着一匹青牛，向西而去。经过秦国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时，镇守关隘的关令尹喜说：‘您就要隐居了，盼望能给我们留下几句话，李耳就在那里写下了举世闻名的《道德经》，然后出关而去，从此不知所踪”。此说除“大散关”一地名释明外，着重点明了老子出关之时间是在春秋之末，而非战国初期。说明柏杨先生主从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之说：老子为春秋末期人，为周守藏室之史，后西去隐居，著书《道德经》。亦即孔子适周问礼之老子。
此位老子，为当今大多学者所公认的春秋末期的礼仪大师。他应该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楚之苦人（实为陈之相人）姓李名耳，字聃的老子。
三、关于孔子与老子的会见
孔子和老子是同时代人，孔子比老子约小20岁。历来大多学者认为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礼仪。但孔子与老子究竟有过多少交往，其时间地点若何？各说不一，至今仍是历史悬案。除《老子韩非列传》、《礼记•曾子问》外，《说苑》中也提到有孔子与老子论道之事。在《庄子》一书中，就虚构了孔子和老子的多次会谈。《孔子的魅力》作者黄伟林以今人孙以楷《老聃与孔丘交往新考》、《老子外传》为据，大致勾勒出孔子和老子这两大东方文化巨人的交往史和会谈录。
孔子问礼老聃 （明，正统九年刻本《孔子圣迹图》)
此图是按通常说法所绘。孔子34岁时，由鲁国大夫南宫敬叔陪同，前往洛阳拜访老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难得的两位文化巨人的会见。此次会见，对孔子触动很大。
（一）洛邑问礼于老子
孔子对老子很是敬重，不只一次问礼于老子，最主要的一次是，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孔子34岁时，学养日渐丰厚，名声也日渐扩大，仍非常好学，专程由曲阜到东周都城洛邑，考察“礼乐”之源，向老子请教周礼。
孔子至周做了三件事：问礼于老子，是其中主要一项；其二，学乐于苌弘；其三，参观周朝都城，尤其是宗庙等举行的祭礼庆典场所。孔子在周都洛邑与老子的会面不只一次，请教讨论的问题也不是单一的礼仪，而是多方面的，甚为广泛。
孔子赴洛邑拜访老子处
老子解答了孔子提出许多礼仪方面的问题。当孔子离开洛邑时，老子为他送行，临别时老子对孔子客气地说：“我听说富贵人家赠别人以钱财，高尚的人赠别人以良言。我没有钱财，姑且冒充高尚的人，送你几句话吧：一个深思明察的人，却遭风险不测，那是因为他喜欢评议别人，揭人之短；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做人臣的应该心存君上。”老子把这样的话作为对孔子的临别赠言，足以看出老子的深意。老子一向崇尚恬淡无为，看到了孔子年轻执着，好行古道，满怀抱负，急于用世的心理，便丈有针对性地对孔子讲了一通人生哲理，作为劝诫：“你所钻研的礼乐制度已经过时，你所尊崇的制订它的人（指尧舜）尸骨已腐朽不存，只剩下只字片语罢了。君子如果时运降临，可以当官架车四处而行；如生不逢时，就像蓬蒿浮萍一样飘荡。善于经商的人却不外露。富有成德的君子，其容貌若愚。你应去掉骄气，不要有那么多的*，这一切对你都没有好处。”一番话可见老子的一片殷切之情，同时还可看出老子的豁达、超脱。
老子这些教悔，对孔子日后的修养大有增益。孔子通过此次实地走访考察，对周朝的礼乐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周都洛邑之行，是孔子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丰富了孔子关于古代和当时的礼乐知识，而且对孔子思想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而孔子对老子的敬慕之情也是无以复加的。孔子回鲁后，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老子就像龙一样神秘莫测！”赞叹不已。孔子赴周问礼于老子，在客观上对孔子的声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孔子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也获益匪浅。在洛邑逗留十个月后，孔子返回鲁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礼乐专家。司马迁曾指出：“孔子自周返鲁，弟子稍益进焉。”《孔子家语》也载：“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说明孔子赴周问礼返鲁后，从学者大增。
虽然孔子与老子的会见使孔子十分感叹，但是老子的赠言对孔子这样一位立志救世的仁者，在思想观念上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改变。特别是老子那种消极避世的主张，及愚民而任自然以及小国寡民的主张，并未被他接受。孔子坚持积极入世，不可为而为之，批评无道非礼的行为准则。
对于“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一事，钱穆先生持否定意见，他认为“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进而说，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证，其事不信。”沧海一斑，这里再引用《孔子纪》作者刘方炜的看法：“如没有确切反证，不宜轻易否定既有历史文献的记载。”
（二）巷党助丧见老子
孔子在洛邑期间，还有幸同老子一起助丧相礼之事。孔子助丧见到老子，与上说均在周都洛色。此被有的学者误说为孔子17岁时，在鲁国巷党、不确。
关于孔子助丧一事，《礼记•曾子问》记：老聃主持一项丧事，请孔子助丧。出殡那天，送葬途中，突然出现了日食。老聃立即令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路右站不要哭泣。等日食结束再走。当时孔子正在引导灵车，他认为还是继续行进为好。老子精通周礼，向孔子作了解释：“送葬，不在日出之前出殡，不在日落天黑后披星戴月的赶路，只有逃犯及奔父母丧的人才这样做。日食之时，天黑如同夜晚降临。对于懂礼仪的君子来说，不应该把刚去世的亲人置于星夜不吉利的境地。所以出嫔时如遇日食，应当停下来，等日食过后再走。”
关于《礼记•曾子问》记载的这件事，姚际恒说：《礼记•曾子问》中“孔子问礼老子”之记载，全文是“老庄之徒所作无疑”。是说纯属捏造。而《春秋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末朔（初ー)，日有食之”。其记述当属实。汪中《述学》补遗《老子考异》也说：“《曾子问》里的老聃是孔子所从学者，可信也。”然故事发生之地点不详，根据时间推算，孔子此次见老子的地点当在周都洛邑。
（三）相邑就仁学论辩于老子
被认为孔子第三次会见老子之地是在陈国相邑（今河南鹿邑）。此次会见，老子和孔子展开了“无为而治”与“仁义之治”的论辩。
问礼老子（鹿邑太清宫问礼亭）
老子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心中坦诚欢乐，博爱无私，便是。”老子说：“这是近乎浮华的言论！如果你真想天下苍生皆有所养，何不顺应天道而行？天地本有一定的常道，日月星辰也自有其光明与行列，禽兽本有群类，树木各有生长。你又何必高举仁义，生怕众人不知，升命击鼓去寻找那迷失的人呢？你这样做，恰恰是在迷乱别人的本性啊！”老子又补充说：“如果你不希望天下人丧失纯朴的本性，就应顺其自然而动。世人自会树立自己的德性，又何必劳心费力，大呼小叫地高喊仁义之说呢？鸿鹄（白天鹅）不是天天洗澡才洁白，乌鸦也不是天天染漆オ亦黑，它们黑白的本质，原是生于自然，不足以作为美丑的分别。那么声望名誉又何尝能增益人的本性？何不逍遥于江湖，彼此不认识来得好啊！”（见《庄子•天道第四及天运第六》)
老子之言，纯属老庄思想的借题宣言，未必真有孔子与此次会面与论辩，当是其门徒尊其道学演义出的故事，因此不能作为事实来看待。
《道德经》书影
（四）沛泽问天道于老子
孔子51岁时，到沛泽（今江苏沛县）请老子评介“六经”，并请教天性。
老子首先发问：“你是如何寻求真道的？”孔子答：我从阴阳变易的道理中寻求的，仍未得到。”
孔子的回答引发了老子一番宏论：“不错。假如道是可以贡献的，没有人不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国君；假如道是可以进奉的，没有人不把它拿去进奉给双亲；假如大道可以说给人听，那么人们早就告诉自己的兄弟了；假如大道是可以传授的，人们也早就传给自己的子孙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得到，没有别的缘故，实在是因为本心还没有领受到大道的本质。本心不曾领受，大道怎会留住？古人认为只有逍遥自在，无为才是本真行为的表现。”
老子的这番宏论，孔子听得似解非解，为了进一步弄懂弄通，于是又问：“什么是至（最高）道？”老子进一步解释：“显明的东西是从冥暗中产生出来的，有形来自无形，精神来自大道。形质是从精神中产生的。顺应大道的人，思想通达，耳目清明，不以忧愁苦其心，一切顺应自然。道渊深，像大海高山，反复推送，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万物运转永不疲乏。与此相比，君子之道只不过是一些皮毛而已，万物所依而不觉匮乏，就是至道。”又说：“圣人遇事而不拘守，调和顺应便是德；随机应对便是道。”（见《庄子•知北游第五》)
老子一派道家典型思想的宣示，说是与孔子对答，实为自问自答。
所知孔子51岁，为公元前501年，此时的孔子身为鲁国中都宰，忙于政务，不可能为问道一事抽身前往。笔者认为，此说亦非事实，当为《庄子》的虚构。
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孔子百科辞典》“历代背景”栏中说：《庄子•天运》中则记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而询问天道之说，不知确否？显然对此次“孔子问道老聃”一事有疑。范希春在他的《孔子本传》中所引《庄子•天运第十四》“老聃论道”之后，特加注明：“此文似系后人窜入者。”胡适之先生在他的《说儒》中说：“《庄子•说剑》书中所记孔子见老子的话，伪书也！"可见“孔子至沛地向老子请教天道”之言，确难令人置信 。
另有一说，沛地指亳州，并言：今安徽亳州城内东北隅有“老子祠”一座，亦称“道德中宫”，相传孔子当年曾到此拜访老子，向他问礼。祠前之路至今被称之“问礼巷”。此说未言明依据，难以确定。
（五）相邑最后的会见
黄伟琳《孔子的魅力》说：孔子周游列国求仕不得，大约66岁时，又一次到相邑（今河南鹿邑）拜见老子。由于老子即将西行，所以此次为最后的相见。并说此次孔子与老子主要交谈的是先王之道的话题。而老子却发表了一通玄学之说：“雄雌的水鸟相互凝视，自然产生出幼鸟；雄鸟在上鸣叫，雌鸟在下应和，借着回声而受孕。它们天性不能更改，命运也无法转移。这就同时光不能停止、大道不可壅塞一样的自然。”
几天后，孔子见到老子说：我知道了，鸟鹊孵卵而化育，鱼类传沫而生子，蜂类昆虫遥感而自生。”老子说：“不错，你已经明白道理了。”（见《庄子•天运第七》）这仍然是一套典型的老庄哲学。
《道德经》书影
此次相见虽言明了会面的时间，然据史料记载，孔子66岁时，为前486年，此时的孔子在卫授徒，没有史料指明老子西行隐居是在此年。关于老子西去隐居之年，柏杨《中国人史纲》中说：“为公元前484年，同伍子胥自*之年。”与上说相去两年。
而《周口历史文化通览•人物卷》却说：“孔子对老子十分钦佩，曾三次赴苦（即相，亦即今鹿邑）向老子问礼，时间跨度34年。”不知其据，未作具体言明，大概也是源于《庄子》吧！该书对此次孔、老会见的时间，及老子西去的时间、起点作了如下表述：
公元前515年，周王子朝被众诸侯赶下台，携带大批周朝典籍逃往楚国。因王室典籍遭失，老子被免职。此时的老子幻想回到“小国寡民”去过安静的生活，因而挂冠归里，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苦县（同上）厉乡，设坛讲学。因其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求学问道者络绎不绝。在归隐讲学期间，其精深博大的见解得以弘扬和传播。我们推测，该书所说“孔子三次赴苦”的第三次与老子的会见，大概是在这一时期。
该书接着说：“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8年），楚灭陈，李耳遭亡国之痛，遂骑青牛，负竹简，离家西去。”其说未言依据，故不得而知真伪。此说老子西去隐居的时间在公元前478年，即陈国亡年，这与柏杨之说在公元前484年相去颇远，尚存疑问。
至于老子何年由何地西去，已难说清，仍是一悬案。
通过“孔子问礼于老聃”一事，从一个侧面集中揭示了老子的宏大思想，不仅说明老子是一位真正的隐者，还突出说明老子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伟大智者、哲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古代两大哲人得以会晤，催化了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两大思想流派——儒家与道家的诞生。他们二人融合了华夏文明传统中的精华，缔结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也造就了他们个人势必成为不朽的辉煌。
如此两位东方文化巨子，均曾与陈国这块辽阔而厚重的土地有着不平凡的接触，给予了此地莫大的光彩，实值得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