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的丕变中,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
乱世出英雄也出叛将;乱世给人以雄心壮志,也会让人意志消沉;乱世中有旌旗蔽日,也不乏辙乱旗靡……
然而在那些充满着慷慨与悲壮、得意与失意、守护与变节的多事之秋里,最精彩的还要数那乱世之群像。历史作家张明扬的新作《弃长安》所讲述的,正是安史之乱时期,李唐王朝溃败之时,“弃长安”过程中众人的经历、选择和命运,从而一步步揭开盛世表象之下的汹涌暗流,以“弃长安”之线,串联起整个安史之乱的前因后果。
“繁华的世界之都在几个时辰内就变得萧条凋敝”,即便是繁华如盛世长安,也敌不过难测的政局和难懂的人心,坚固如堡垒的城墙依然会片刻倾颓。大厦将倾之际,“百官”不再是“百官”,也没人关心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陛下是否会御驾亲征,上到君臣下至百姓,都已做好了弃长安的一切准备。
就在这弃与守之间,帝王将相、文武群臣们的乱世众生相,共同组成了这幅完整的安史之乱时期的历史图景,而长安,这个“汉高祖的长安,汉文帝的长安,隋文帝的长安,唐太宗的长安;文景之治的长安,开皇之治的长安,贞观之治的长安,以及,开元盛世的长安”,也将它在古代世界的最后华彩定格在这一天,从前,长安就是盛唐,而此后,唐之长安已然成为一枚弃子。
帝王之尊与皇室之爱说来也是颇为讽刺,李隆基这般尊贵帝王,也会在逃亡路上当着老百姓掩面哭泣,也会被普通的老人家批评责备,并不是老百姓们“马后炮”,弃了长安才晓长安之乱,郭从谨老人的一席话道出个中原委:“大臣们不说真话,只知道迎合笔下,阿谀奉承……我这样的草野之臣的忧虑又怎么能传到笔下耳中呢?事不至此,我又哪有机会当面向陛下说这些逆耳忠言呢?”
今时不同往日,疲于奔命之时,什么高低贵贱都成丧家之犬,百姓流离失所,皇帝一样保不住爱妃。
说起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各种演绎比比皆是,其中,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可谓最为广为流传,从帝妃之间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到马嵬坡兵变后杨贵妃之死以及唐玄宗的思念之苦,美与恶,爱与恨,尽数体现在这一篇浩浩汤汤的叙事长诗当中。
其实,在遇到杨玉环之前,李隆基并非一个痴情种,甚至一度放浪形骸,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李隆基曾令嫔妃们头插鲜花,蝴蝶飞到谁那里,他便去临幸谁。而杨贵妃的出现使得那开元时代的皇帝之爱,都聚焦于她一人身上,从寿王妃变成女道士太真,又从太真升格为娘子,直至成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杨贵妃的“升职记”固然离不开李隆基的宠爱,然而也难免沦为“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的一枚政治棋子。
风光无限背后的步步为营朝不保夕,谁还能指得上谁?谁又能怪得了谁?乾坤颠倒之时,众生群像早已无法用“忠奸”二字去界定,与李林甫、杨国忠“齐名”的奸相卢杞之子卢元辅,却以名节著于史册,而皇帝女婿张垍却成了安禄山眼的重臣红人。
安史之乱时期,人们原本隐藏在暗处的私心、祸心、忠心,统统被端上了台面,许许多多的“殿前红人”、“皇室亲戚”,都转眼成了为安禄山鞍前马后“效劳”的一员,这其中就包括了前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
这两位李隆基的亲信一起投降了安禄山,并得到了重用,张垍更是从皇帝女婿摇身一变成了安禄山的宰相。除了张垍,圆了宰相梦的还有陈希烈,两个人在天宝朝廷中皆是收到杨国忠的倾轧作梗,这一举叛降所展露的,恐怕不仅仅是多年积怨,更是想要实现宦途野心。
说到唐朝由盛转衰,李林甫一定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张明扬在《弃长安》中更是用了颇多的笔墨来描述这位奸名远播的宰相,他甚至这样写到,“这个盛世既是李隆基的,也是李林甫的”,然而李林甫也是这样,成为他一手参与并建立起的盛世的破坏者。
李林甫虽权倾朝野,却并没有什么大格局、大方略,他尚无野心去威胁皇权,也正是因为他没有这份“野心”,全心全意地去贯彻皇帝的政治意志,本本分分地做好皇帝“家奴”,李隆基才放权脱身,安心做起了李林甫的“后台”,这得以使李林甫手握大权,保持着对朝中大事的掌控,同时反复摧毁着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
一时“红人”,一世“哄人”,风光无限的表面需要更多的步步为营去构建和维持,正如张明扬在书中所言,“这就是李林甫这一类鹰犬式宠臣的悲哀。他们为了皇权的内在需求,不得不算计储君、得罪储君,但储君只要隐忍不倒就是下一个皇权,新君即位之时,就是宠臣家族的毁灭时刻”。
纸上笔,杯中酒,与手中剑《弃长安》中除了讲述了君臣的政治阴谋与争斗,帝妃的爱情与悲情之外,文人们的思想和经历也是一个重头戏,其中,对于李白的描写就呈现出与我们认知中的固有形象大为不同的一面。
诗中仙也是世间人,酒中仙也有糊涂账,在《弃长安》中,张明扬让我们看到了李白浪漫飘逸的“诗仙”背后之悲情,豪放不羁的“酒仙”背后之糊涂。
败走长安之后,李白沉浸于小人中伤的自我悲情中,这位不世出的天才诗人空有一番凌云之志,却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政治头脑,他以管仲、乐毅、诸葛亮自居,现实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当头一棒,张明扬在书中说得更为直接——“李白不太具备在长安官场厮混的最起码条件:人脉、心机、和光同尘和隐忍”,“政治抱负严重超越政治才华而不自知”。
长安是很多人的浮华一梦,也是李白梦幻、梦醒和梦碎的绮丽臆想罢了。
我们都知道,李白还有一个“小朋友”,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满腔爱国之志,他视李白为偶像,甚至是生命之光,他就是爱国诗人杜甫。杜甫也曾是满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求仕理想,但梦碎之后的选择远比李白更现实、更清醒,他虽然依旧对于长安魂牵梦萦、念念不忘,但彼时已然不是政治理想的追逐,而是求之不得的悲凉与报国无望的悲切。
除了诗人们之外,以书法闻名于世的书法家颜真卿的英勇以及其兄颜杲卿的悲壮,也是这乱世之中一抹沉重的异彩,连奸相卢杞都为之动容,颜氏兄弟一个做政治动员,一个起事抗敌;一个死战不休,一个断舌就义……颜氏一门被*三十余人,其中也包括随父战死的颜杲卿之子颜季明。
“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悲哉,壮哉。
“弃长安”就是一场对于那盛世浮华的巨大反噬,这长安乱世群像所显露出来的,诚如张明扬所言:所谓帝国的荣耀,不过是*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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