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朝阳少侠
“中国空间站是摆拍！”不久前，一则荒诞不经的“天宫真相”在西方社交媒体不胫而走。有反华账号声称，中国航天员此前在“天宫课堂”中用到的水杯和水都未在失重环境下“悬浮”起来，证明中国“天宫”是一场“骗局”。
此番歪理与科学相去甚远，很快就被中国航天权威辟谣，但所谓“真相”迎合了反华势力的阴暗心理，一度引来“恨国党”炒作狂欢，还是骗走了不少流量。
百余年前，西方人就曾感慨：“谎言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世界，真相还在穿鞋。”21世纪了，西方舆论场反倒“一代不如一代”。互联网和新媒体助推信息大爆炸，随之而来的却不是真相大觉醒，而是谎言大泛滥。
从特朗普靠大话、空话、谎话爆冷胜选，到英国脱欧派胡诌出“脱欧让英国每周省3.5亿英镑”的政治口号，再到乌克兰战场上各种各样的“战地实况”……一桩桩热点事件、一个个新闻头条、一场场网络激辩接踵而至，真相与假象的界限日益模糊。
有学者指出，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信奉并赖以凝聚社会共识的“真相”已经衰落，西方舆论进入了立场至上、自说自话，甚至随意造谣欺骗的“后真相时代”。
早在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就曾将“后真相”一词列为年度词汇，意指“诉诸个人情感与信念，相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情民意”。换句话说，“后真相”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智、立场高于事实、事实无关紧要的畸形舆论生态，也恰是西方社会当下诸多乱象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放任西方上层精英和资本财阀垄断经济全球化红利，阶级之间、族群之间、资本主义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并传导至舆论层面。制度失灵引发政府失信，媒体失焦导致民众失聪。
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后真相在西方愈演愈烈，“消毒水治病”“口罩里有5G天线”“新冠是骗局”等阴谋论大行其道，政治对立严重干扰科学抗疫，进一步分化本就四分五裂的社会民意。
“后真相”恰如波士顿大学学者麦金泰尔所言，“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也如《经济学人》所总结，是“撒谎的艺术”。可悲的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并未尝试扼*这股歪风，反而嗅到了操弄舆论的良机。后真相时代，西方舆论机器更加肆无忌惮，借助话语霸权炮制出种种情绪先行、理性让步的虚假信息，进一步向受众灌输意识形态立场与政治偏见。
当前，“后真相”叙事已经成为美西方对华发动系统性舆论攻势的重要手段，大致为四类套路。
一、片面真相
——刻意截取局部、忽略全局性完整的“真相”
今年以来，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如海啸般席卷全球，中国多地疫情也出现不同程度反弹，一些西方政客、媒体针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发起新一轮唱衰攻击，以选择性、片面性报道带节奏、引风向。
它们的典型伎俩是揪住个别地方和部门在民生保障、隔离措施方面出现的一些管理问题大做文章、肆意渲染。然而，面对中国社会“动态清零”下无论是确诊还是死亡人数均远低于美欧国家这一事实全貌，它们却又集体失明失声。
事实上，正是因为过去两年多来坚持了科学有效防控措施，中国在保持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主观真相
——基于自身价值立场，主观臆断的所谓“真相”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一些政客、智库和媒体不断炒作所谓“中俄轴心论”，凭借一些事实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所谓“内幕消息”，炮制大量反华谬论。
比如，美方宣称中国在俄罗斯军事行动前可能知悉其计划，指责中方对此持默许、纵容的态度，臆测中方可能在冲突爆发后给予俄方军事援助。英媒《泰晤士报》报道妄称，中国曾在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前对乌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代表的一些政客谈及乌克兰问题时，明里暗里把中国与俄罗斯强行捆绑在一起指责抹黑。
这不仅出于美西方对华认知固有的多疑、猜忌、焦躁本性，其背后更有借乌克兰问题煽风点火，试图将冲突责任归咎于中国，以此转嫁危机矛盾的险恶用心。
三、人造真相
——人为、系统性捏造的所谓“真相”
过去几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世纪谎言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黑金—黑论—黑嘴—黑法”产业链：军工复合体等背后金主提供资助，收买江湖骗子杜撰反华“学术报告”，媒体随即闻风而动掀起舆论声势，部分反华政客借机鼓噪，推动议会出台法案并据此实施对华制裁。
2022年6月底，美国开始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要求禁止与新疆存在任何联系的产品进入美国，堪称反华产业链生产的典型怪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声称该法“致力于结束全球范围内令人憎恶的强迫劳动行为”，但美国外交官却在不经意间袒露了真相。
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官员曾在酒会上表示：“新疆没有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但利用新疆炒作人权问题是一种有效手段……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使中国陷入泥潭，这有利于美国。”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他们对来源不明的所谓新疆“内部文件”“受害人陈述”情有独钟，却对中国官方发表的文件和数据等事实真相充耳不闻了。
四、未知真相
——把对未来的某种预测作为“真相”
近年来，西方战略学界评析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时，经常引用“修昔底德陷阱”之说，笃定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双方利益矛盾不可调和，战争不可避免。
同时，美国政界、智库执迷于用“民主对抗威权”等二元对立叙事解读复杂的国际政治，将自身价值观粉饰为高人一等的普世价值观，将中美博弈渲染为基督教“审判日”般的善恶对决，以此增强共情共鸣，煽动民众的宗教圣战狂热。
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民主对抗威权”，都是典型的西方话语陷阱，是预言式的“伪命题”，目的都是用情绪诱导出“中国是国际秩序最大威胁”等结论，从而为利益集团推行反华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未知真相”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骨子里其实就是国强必霸、零和博弈，信奉“只要我不安全，大家都别想安全”的绝对安全观，这种强盗逻辑和霸权思维往往只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乌克兰危机殷鉴不远，正是由于西方舆论界长期鼓噪“俄罗斯威胁论”“斯拉夫野蛮论”，推动北约五次东扩，逼得俄罗斯退无可退，才有了今日的兵戎相见。普京对此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谎言帝国”，美国的卫星国们也对其百依百顺，复制美国的行为，接受美国的规则，“谎言帝国”就此扩大到整个西方阵营。
当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如果你撒一个足够大的谎，并且不断重复，人民最终会开始相信它”“当被操纵的人确信自己是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时，宣传的效果最佳”。纳粹德国早已覆灭，但屠龙的勇士最终成为了新的恶龙，戈培尔所设想的愿景今天已在西方舆论场实现。
西方政客和媒体为服务自身政治私利，借“言论自由”“独立思考”之名，一再用假象充当真相，制造虚假信息之乱、助长情绪对立之乱、加剧社群分裂之乱，严重毒害国际舆论环境，损害中国国际形象。
从本质上看，“后真相”泛滥反映出西方涉华叙事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它立足于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凭一己好恶和私利裁定善恶对错，营造“人工现实”，丝毫不在乎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早已不能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和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
然而世界终归是物质的，随着百年变局叠加世纪大疫，西方叙事营造的“人工现实”愈发在动荡与变革交织震荡的现实世界中现出原形、风雨飘摇。
美国左翼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指出，西方人已成为世界上最教条、消息最不灵通和最缺乏批判精神的群体，但却相信自己是消息最灵通和最自由的人。
一旦西方群众发现自己长年笃信的现实其实是假象，可能会产生更强烈的狂躁与焦虑，进一步诉诸情绪、丧失理性、无视事实，陷入“认知失调”，在“后真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后真相时代”下西方人民的认知悲剧，恰恰暴露出资本主义骨子里的反动性、落后性。话语霸权加身，他们或许能骗得了世人一时，但终究骗不了一世。
毕竟，“后真相”不是真相，也遮蔽不了真相。资本主义的衰落不可逆转，西方话语霸权的衰落同样不可逆转。越是炮制涉华谎言谬论，西方公信力就越快露出颓势和败相。
反观世界东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拧成一股绳，中国话语权的崛起也必将势不可挡。
最后的黑暗，往往意味着破晓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