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红一方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了乐安县以东21公里的谷冈村，谷冈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山窝子，有50多户人家。驻地虽然隐蔽，但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
为了庆祝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总政治部在江西乐安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朱德、*、王稼祥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当天天气阴冷，下着毛毛雨，正在召开会议时，突然空袭警报响了。
当时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的莫文骅回忆说："第一批炸弹打下来时，许多人受伤了，他当时躲在墙边，看着敌机一排排的炸弹落下，敌机的怪叫声与炸弹的响声和我们打飞机的机枪声交响着，到处都是伤员。
敌机不停地回旋，不断地投弹，炸弹几次跌落在他们开会的古庙周围，当时许多同志都躲在古庙中。
敌机疯狂的轰炸了一刻多钟才飞走，轰炸结束后，约有300多人伤亡，而其中伤的最重的就是王稼祥。
当时空袭警报响起时，王稼祥大喊："你们跟着我，我后面有个防空洞。"他迅速组织同志们疏散、隐蔽。此时敌机开始扫射了，急得*高声大喊:"稼祥，卧倒！快卧倒！"而他却忘我地送走最后一批同志，当他转身隐蔽时，一颗炸弹在他面前爆炸，他中弹了。
把他抬到医务所里面一看，他右面的腹部被打进了一个弹片，炸伤了肠子，胯部骨盆里也中了弹片，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十分严重。
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只用电磁铁吸出了部分弹片，但一些残留在肌肤深处的弹片却没办法取出。
*当时就决定，将他送到瑞金红军总医院去，到了医院后发现，弹片不仅打穿了肠子，还嵌进腹部深处骨窝上，但当时的医院条件差，连X光都没有，根本无法判断弹片的准确位置，也缺少许多必要的医疗设备和手术器械，不能动大手术，只得采取保守疗法。
治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弹片穿肠造成感染，引起了腹膜炎。他的身体内部开始化脓了，高烧40多度，病情十分危急，*、*、朱德都来病床前看他，嘱咐医生一定要将他治好。
医生几次开会，都认为，这种情况不开刀是不行了，弹片已经在他的腹部化脓了，如果不取出弹片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根本不满足手术条件，连麻药都没有，手术不仅风险高，而且还需要忍受剧烈的疼痛。
医生问他：如果没有麻药，做手术，你能行吗？
王稼祥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我的健康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怎么样，我服从就是，没有麻药需要开也开，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疼。"
手术进行了8小时，王稼祥全程没喊一句疼，后来有人问他：你怎么疼也不叫一声。他说：我一叫疼，医生就会害怕，这个刀就开不下去了，而且我是共产党员，如果这点疼我都要叫喊，那还打什么仗呢？
手术进行了8小时，但当时条件实在太差了，医生怎么也找不到化脓的灶点，王稼祥的脉搏越来越微弱，呼吸也越来越短促，出现了生命垂危的症状。
这时医生当即决定停止手术，一面缝合包扎伤口，一面留下排脓口，采取引流脓液的措施。
手术室外大家都充满了担忧、着急，手术结束后，王稼祥一度陷入昏迷，生命垂危，*、*、朱德一个接一个的赶来，*眼含热泪站在病床前，担心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没想到，最后脓居然自己流出来了，烧也退了，王稼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终于复活了。而他人一好，又马上开始工作，看文件了。
图|王稼祥
做这次手术时，王稼祥才28岁，而此后的40年中，他的肠病多次复发，几度因它在生死边缘徘徊。
手术后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稼祥那时的病还没有痊愈，腹部还插着管子，他就这样被人抬着，插着管子开始了长征，路上，他心疼抬他的小战士，总是舍不得躺着，经常要求放他下来，自己拄着拐杖走，叫他们休息，他就这样一路走走、坐坐、停停。
在长征时，由于王稼祥的肠子化脓一直没有好，再加上环境差，条件苦，他的病情一度严重恶化，甚至肠子里都有蛔虫爬出来。
遵义一票见胆识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一路上忧心忡忡，眼看着出发时的8万人，一天天地减少，突破湘江后，只剩下了3万多人，他每天都在思考接下的路要如何走。
一天晚上，在山村休息时，王稼祥碰到了久未谋面的*，那时*也因病坐着担架，两人就边走边交流，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他们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谈，一个认真倾听，一个开怀畅说，听者虚心求教，说者旁征博引。
尽管*当时是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主席，但实际上却是空有名头，没有实际发言权，更没有过问军事的权力，空有主张，但得不到实现。
*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就等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发号施令的人就是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
*指着西边小声的对王稼祥说道："我们得到情报，贵州方向的敌人兵力不多，又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完全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了，改道去贵州，让蒋介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这情报我也知道了。博古根本不会带兵，李德虽然有丰富的军事知识，但却对现在的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后，全是瞎指挥。”
*说：“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条件、环境、战争性质都不同，他还要拿他以前那套战法来打，怎么可能不败呢？”
王稼祥赞同地说：“苏联国内战争和我国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拿破仑战争，与我们这里更不一样，生硬的套用都是错的。”
*接着说:“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这位洋顾问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他们一路边走边聊，*对这次战争认识的全面性，让王稼祥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想改变红军的现状，必须重新确定军事方向。
图|*与王稼祥等
就在快到遵义时，王稼祥主动向*提出：“咱们这么逃不是个事，必须得总结一下，到前面开个会，好不好！”
*自嘲道：“可惜，我现在毫无发言的地位啊。”
王稼祥说：“我看未必，我和很多同志交流过，他们都同意你的看法。”
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和他的观点，张闻天对博古、李德的领导指挥也极为不满。他们一路交谈，思想和观点逐步统一起来，大家都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犯了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必须要扭转现在被动的局面。
与此同时，*和*、朱德等也进行了谈话，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王稼祥又找到聂荣臻讨论开会的事，当时聂荣臻因为脚伤，也坐着担架，于是便有了三人同坐担架并排走的奇景。
遵义会议上，出现了两个对立面，一个是错误的军事路线，一个正确的军事路线，王稼祥主动站出来力挺*，随后*、张闻天在发言中也力挺*，在遵义会议上，成立了最高军事领导小组，*、*、王稼祥领导军事，就这样所有的军事权都过来了。
根据几次战斗的情况，*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每次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多人集体一起讨论，应该先成立一个几人小组，最终中央成立了由*、*、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自此之后，这三人开始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在他们的带领下，红军过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困难，将中国人的革命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 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表态被*评价为"一票见胆识"。
除了遵义会议外，在1938年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开始前，王稼祥特意到苏联见了斯大林，当时斯大林提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会不会重复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王稼祥解释说："陈独秀的思想错误，是因为他只有团结，没有斗争，而*的思想中既有团结也有斗争，所以绝对不会犯陈独秀的错误。
王稼祥一直是*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而这一切缘于他们第一次见面。
与*的第一次见面1929年，*、朱德在井冈山建立红色政权已经有一年多了，那时王稼祥在苏联也已经学习了4年多。
那时苏联也在进行清党运动，许多在苏联的老党员突然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被清除出党，而国内的革命形式也不容乐观，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遭失败，革命党人被白色恐怖笼罩，几乎让人喘不过气，当时王稼祥迫切的想回到祖国去，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0年初，王稼祥和同学何子述一起借道西欧回到了上海，王稼祥看到*和朱德带领的红军仍然坚持在革命斗争一线，他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到根据地、红军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去，和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参加到真刀真枪的战斗当中去。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王稼祥申请去根据地工作，当时正好根据地需要高级领导干部，于是1931年春，王稼祥和任弼时、顾作霖和两个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一起假装成中国传教士和外国牧师一起来到了位于赣南、闽西地区的中国红色政权的圣地---"中央苏(维埃)区"。
当王稼祥一行到达苏区时，*、朱德、项英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黄坡开了好几天的会了，4月17日，任弼时、顾作霖和王稼祥三人，以中央代表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正是在青塘，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久已闻名的*、朱德等苏区党和红军*。
*在会上的发言，对敌我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结束后， 中央局和指挥机准备离开青塘，转移到了五六十里以外的龙冈，王稼祥刚一到龙冈，就收到*的邀请，这是两人会后第一次见面长谈。
善于调查研究的*首先发问，从王稼祥的个人经历问到了莫斯科的情况；从马列著作中的某个观点问到了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又从四中全会的经过问到了初进苏区的印象，王稼祥都一一回答。
王稼祥也迫不及待的从湖南的农民运动问到了井冈山的斗争；从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问到后来"左"倾盲动的失败；从红军的壮大问到根据地的发展。
尽管他们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彼此都能坦诚相待，畅谈己见，从红军的作战原则谈到面临的反"围剿"战斗，*兴奋地坐到桌前，打开随身带的墨盒，在铺好的土造毛边纸上，提笔写下了两行字，对王稼祥说道："我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王稼祥凑近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反复读了两遍，忙要抄下来，*提起写好的对联说：“不必了，这张就是专为你写的。不过不是请你欣赏书法，而是为了便于你记得这几句口诀。我们苏区军民，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可算人人背得，并且就靠这个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
王稼祥边看边听，连声赞道:"好， 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格，令人佩服!"
*也笑道:"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咧!"
"对，对，你一直在群众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说：“自己同志，莫要客气嘛，我可以介绍些文件材料，请你抽空一阅，便于你从中了解我们的工作和许多情况，有的是本人所执笔起草，也请你不吝指教。”
这一次与*的见面，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1968年王稼祥的回忆录中，王稼祥这样写道："在龙冈地区，我第一次见到领袖*，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是不相同的，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那一天，他们谈了很久，*一边给他介绍资料，一边伸手摸烟，谁知却掏出来一个空烟壳。原来是他们在长谈时，*烟瘾太大，不知不觉间已经抽完了一包烟，这时，王稼祥摸出自己包里一包从上海来时，用来掩护身份装阔气的名牌烟。
*一见便高兴地说:"好! 三炮台，真难得!"
谁知，打开烟盒一看，里面只剩下最后两支了，最后两人一人一支，边抽边谈，一直到外面传来起床号才结束这场谈话。
这是王稼祥第一次与*进行深切的谈话，也为日后王稼祥成为*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埋下了铺垫。
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军事会议，当时，红军的主力在东固山一带集中，等待敌人进入苏区腹地后再予出击，可是敌人由于行动缓慢，迟迟不能到达苏区腹地，于是有人把诱敌深入说成是"守株待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会议，*认为：敌人包围的力量虽然比红军强很多，但同时也有这么多薄弱的地方，对当地地势不熟悉，供给困难，而且包围红军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尽管敌人人多势众，但也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
*指出：
第一：红军干部战士斗争情绪非常高，上下团结，而且第一次反围剿刚胜利，大家士气正高。
第二：苏区的群众基础好，土地革命后，群众都得到了利益，对红军非常拥护。
第三：我们对这一带地势非常熟悉，可以占领地势优势，能够以少胜多。
事实证明*的判断是正确的，5月下旬，红军采取*的作战方针，一举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这次作战的胜利，使王稼祥对*的军事战略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也让王稼祥逐渐成为*的坚定拥护者，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6年，国共双方签字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王稼祥以顾问的身份到北平开展工作，自从那次被炸弹炸伤后，王稼祥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肠胃病伤口经常复发，这次有机会到北平工作，正好到可以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没想到这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反而对他造成了二次伤害。
在医院检查完之后，王稼祥发现自己腹部皮肤发红、疼痛，没几天就开始溃烂，身为医生的妻子朱仲丽当然知道这是由于X光线照射过量，导致周围的皮肤细胞全部被*死的原因造成的。
王稼祥与妻子朱仲丽
而这并不是王稼祥遭遇的第一次医疗事故了，在延安时，王稼祥就遭遇过一次X光过度照射，而现在，再度被烧伤，完全是火上浇油。
*知道王稼祥被烧伤后，特意嘱咐将王稼祥送到张家口陆军医院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王稼祥的烧伤不但毫无起色，反而经常痛不欲生。*知道后，在延安请著名外科大夫周泽昭到张家口为王稼祥诊治，但病情仍不见好转。
身体的病痛让王稼祥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消沉，他对妻子朱仲丽说："我是一个病躯， 不能为党工作，反而给党增加负担..."，
面对王稼祥的消沉，朱仲丽只得悄悄地写信向*求助。
*:
稼祥的烧伤治不好，他疼痛难忍，十分消沉。我在他身边责任甚大，特报告党中央，是否有其他办法医治。
朱仲丽
*收到信后研究决定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病，随后，*就给朱仲丽回信说：王主任病重，甚为系念。交涉飞机事正在办，结果如何，容后再告。
没过几天，当时也在张家口的聂荣臻高兴地拿着信对朱仲丽说，*回信了。
聂并转稼祥同志:
关于派机接稼祥赴苏治病，自我方交涉后，彼方考虑已久，初则顾虑国际环境，要稼祥夫妇去外蒙登机，但现在已无此种顾虑，决定派机直飞张家口。因此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已决定告我，即可告远方派机来接。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
*
五月十九日
王稼祥到了苏联后，在高级医疗人员的照护下，病情很快好转，病一好，王稼祥又迫不及待的回国，投入到工作当中。
王稼祥诞辰80周年纪念邮票
回望历史，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他不仅敢说真话、敢直言，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关键性的一票，一生参加无数战役，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正如他的骨灰盒上那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立党为公，光明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