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是当下全世界最神秘也备受瞩目的写作者之一。没有人能够确定Ta真实的姓名、身份和性别。然而无可置疑的是，这位神秘作者自2011年起连续推出“那不勒斯四部曲”后，以一种几乎不可复制的方式，在过去几年里建构起了一个同时空、跨语言的全球阅读共同体，全世界有数百万读者，几乎没有时间差地在阅读“莉拉”和“埃莱娜”的故事。
1956年的一天，两个即将小学毕业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贫民区女孩，决定逃课去看海。
行动的发起者是莉拉。她从没见过大海，打算一个人动身去看看。最后她说服了好朋友埃莱娜跟她一块儿。她们从来没有远离过家所住的那栋五层白色楼房。如果不是莉拉，埃莱娜相信那是一件她自己“一个人永远也没有勇气做的事”。
清晨，她们把书包、围裙藏进路边一处隐秘的灌木丛，一起走进前方漆黑狭长的隧道。从隧道里出来，眼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望不到尽头。这个场景让人想起无数个远古故事里即将远行的主人公将要展开漫长的“英雄之旅”。只不过这一次，史诗的主角终于从男人变成了两个女孩。
那是市政府门房的女儿埃莱娜和鞋匠的女儿莉拉，生命中的第一次出走。走到半路，天开始落雨。两个人的态度在雨中发生了转变：埃莱娜想继续走下去，莉拉却反悔了。那本来是莉拉的计划。下雨之后，莉拉“放弃了大海”，决定回到居住的城区。
和莉拉“放弃”形成对照的是，一种来自未知和远方的强烈“召唤感”，从那一天起植根在埃莱娜心里，以致余生只要“想到自由的美好”，她就会回想起那一天。
莉拉和埃莱娜决定去看海。图 /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对很多“那不勒斯四部曲”（以下简称为四部曲）的读者来说，这一场来自HBO高分剧《我的天才女友》开端的未遂出走，也是这系列小说给读者带来的第一个具有强烈召唤感的时刻。
最终折返的看海仿佛是一次命运的提前彩排。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两个女孩在不同生存阶段对天赋、贫穷、爱欲、友谊、故乡、阶层、知识、写作、婚姻、社会运动的不同处置，以及她们各自与外部世界和和内心自我的互动、关照，令她们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分野。
2011年起，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了被称为四部曲的系列小说——《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四部曲在全球的销售已过千万册。2017年1月起，小说的中文版陆续在中国面世，世界范围内的“费兰特热”，也由此延烧至中国。
这是严肃阅读领域很久未见的“环球同此凉热”——2016年，费兰特入选《时代》周刊“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刚刚过去的2018年，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失踪的孩子》，以9.2分获得“2018豆瓣读书年度高分读书”和“2018豆瓣年度外国文学（小说类）”。
与作品高销量和巨大影响力相反，费兰特可以说是当下全世界最神秘也备受瞩目的纯文学创作者之一。至今没人能够确定Ta真实的姓名、身份和性别。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位神秘作者自2011年起连续推出四部曲后，以一种几乎不可复制的方式，在过去几年里建构起了一个跨时空、跨语言的全球阅读共同体，全世界有数百万读者几乎没有时间差地在阅读“莉拉”和“埃莱娜”的故事。
就像最初诞生于虚构，后来介入现实空间的迪斯尼乐园、“漫威”世界或者环球影城，分别给予孩童和成人以抚慰一样，四部曲也建立了一个属于“莉拉”和“埃莱娜”的第二现实。在这个时空里，很多读者获得了最初阅读简·奥斯汀、福楼拜和弗吉利亚·伍尔夫的那种冲动。
在这个注意力和闲暇时间已经被碎片化社交媒体全面掌控的世界，在这个人群和趣味愈发割裂、互相隔绝的时代，四部曲何以能跨越重重阻隔，建立起一座具有古典意味的“阅读理想国”？又为何有那么多读者，会对两个陌生而遥远的那不勒斯女人的故事，充满持续和共同的阅读激情？
“那不勒斯四部曲”。 图 / 网络
女性关系图景《我的天才女友》的出版社如是概括这系列小说的主题：“以史诗般的体例，讲述了两个出生在那不勒斯贫困街区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尖锐又细腻地探讨了女性命运的复杂和深度”。
事实上，“友谊”这个词汇，实际上并不足以概括莉拉和埃莱娜之间持续七十年的命运互动——在我看来，那似乎更接近于一种女性间的关系图景。费兰特用四本书、百万字的巨大体量，和事无巨细、“漫无目的”的叙述热情，建构起对女性生命经验的全域式描绘，创作了一部不折不扣的“herstory”。《纽约书评》在2014年12月刊中评价，费兰特“探索女性友谊的深刻复杂性时所带有的审视和强度，是当代文学——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少有的”。
20世纪中期的那不勒斯街景。图 / 网络
费兰特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男性和女性各自讲述的世界，她希望“男性不仅要看到几千年来他们习惯讲述的那个世界，也要看到我们讲述的世界”。因为，“……通常女作家总是被排除在外，就好像我们的作品价值没办法和男性作品相抗衡。我们是‘女性在写作女人的事情’，我们无法获得普世性。”但四部曲在全球阅读市场取得的成功，和在广泛读者中获得的稀有“共振”，正是费兰特式女性写作获得“普世性”的最佳证明。
“双生”、“异构同体”的设定是文学和影视创作的母题之一，或许这根本上来源于人类生活的真实互动。很多女性的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关系实践。“她”或许是你少年时代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你们向彼此敞开的程度超过对方以外的所有人；“她”可能是你的姐妹，在漫长的成长中，你们在彼此身上照见相同和各异；甚至“她”和“她”就是你不同阶段分裂的两个自我。
就像莉拉和埃莱娜半个多世纪的关系中，她们大多数时候是引领者与被引领者、选择者与被选择者、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关系。竞争和比较，模仿和反抗，扶助和嫉妒，贯穿这两个七十岁女人的一生。
作为一个动词式人类，莉拉是“坏女孩”，“瘦巴巴的，像条咸鱼”，“身上散发着野孩子的味道”。而“我”，埃莱娜，则是跟她形成对照的“好女孩”，不会拿石头打男生，也不敢在老师面前淘气，“我们喜欢挨着坐着：我是金发，她是黑色；我很安静，她很焦虑；我很客气，她很狐疑。”
莉拉从小就是“我”眼中的天才女友。她是整个社区最聪明和具有学习天赋的孩子，这影响了好朋友埃莱娜的一生，并一直将其置于从没有退散的自我怀疑和认同焦虑中。
少年时埃莱娜已经开始模仿莉拉，面对男生*扰时，“故意装出放肆的语气”，甚至成年后她作为作家所产出的几部小说，都无法与莉拉的影响撇开关系。莉拉的天赋和创造力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是这段友谊中始终未能摆脱的张力。
埃莱娜想过切断这种联系，她从物理空间上反复离开那不勒斯，她把莉拉拜托她保存的笔记本扔进河里——她总是忍不住要去阅读那些字句。上大学后，她试图去模仿学院派知识分子空洞宏大的话语风格。她恐惧“自己没有真正的思想”，“习惯于讨得所有人的喜欢”。
而莉拉，老师眼里天赋最高的学生，仅仅因为从小生活在贫穷和性别不公的环境里，父亲拒绝她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而让命运的河流产生了转向。
莉拉和埃莱娜打赌谁能拿回洋娃娃。图 /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另一边，“生活推动着”埃莱娜向前：上高中，成为社区第一个大学生，离开那不勒斯去了大城市比萨，继而成为知识分子、作家、主妇、社会名流。在她作为对照组的另一边，莉拉成为失学少女、手工鞋匠、早婚早育的母亲、被家暴的妻子、装修设计师、城区贵妇、肉食厂工人、程序员……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看到更广阔世界和更多新事物的埃莱娜，总是在假想，如果莉拉在她的位置上，“她会怎么做”。莉拉的影响从未消失，她“出现在我说的话里,出现在我的那些决绝的动作里。我的话里常常有她影响的痕迹,是她在暗地里左右着我,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些。”
费兰特对女性友谊的描述是非常“陌生化”的。在一本散文集中费兰特认为，在莉拉和埃莱娜的关系里，“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
女性友谊不是新鲜题材，但费兰特的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她将这种对女性间关系的专注叙写，视作一种“非常艰巨的探索”，“每走一步，你都要面临那种风险：即故事的诚实，会被好心、伪善的算计，和那种令人作呕地拔高女性友谊的意识形态所蒙蔽。”
可以不夸张地说，在费兰特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诚实、全域式地讲述过女性情谊中裹藏的种种幽微复杂的关系图景。也正是这种惊人和详尽的“诚实”，让费兰特的创作突破大多数写作者对“友谊”这一主题统一单调的书写。
Sisterhood竞争、模仿、嫉妒、“窃取”和利用带来的不平衡，在莉拉和埃莱娜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始终存在，这些“汲取”行为的另一面，是她们给予对方持续的支撑、认同、理解和帮助。
她们是彼此的镜子。在亲人、恋人、情人的身上，都无法获得这种充沛敏感的映射和自我意识，只有在对方身上，光线发生弯折，绕道照见了自己。杂质和阴影的存在，并没有减损这份友谊，反而使这段关系具备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如同一种女性之间的结盟和生命间的互相交托。
莉拉婚礼清晨的沐浴或许是其中最令人黯然并感慨的片段之一，也是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情谊最激动人心的描绘之一。
十六岁的春天，莉拉不得不进入婚姻。父亲不允许她升学，面对又一次“别人不允许她过的生活”，她以一种对命运的巨大承担，选择和肉食店老板的儿子结婚，以此去摆脱城区实际控制者——索拉拉家族成员马尔切诺的追求，“试图在她所处的牢笼内寻找一条出路”。
仪式举行当天的清晨，埃莱娜来到莉拉家中。“我是不是做错了？我们的小学老师，她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家门？”莉拉问埃莱娜。她不能释然于奥利维耶罗老师收到结婚请柬时的冷漠。
她沉默了一会儿，盯着水盆里亮闪闪的水，然后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继续学习。”
“还有两年，拿到高中毕业证我就学完了。”
“不，永远都学不完，我给你钱，你要一直学下去。”
我很不安地笑了一下，说：
“谢谢。到了一定程度，就没学可上了。”
“但你不一样，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要厉害，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她站起身，脱掉内裤和文胸说：“帮帮我，否则要晚了。”
奥利维耶罗老师得知无法升学的莉拉计划早早结婚后，为她感到无比遗憾。图/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如果在这天之前，两个女孩的关系还能用“友谊”（Friendship）来概括，那么这天之后，她们互相“支撑”和“参照”的关系可以称作令人动容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了。
“姐妹情谊”/ Sisterhood这一术语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它频繁出现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横幅中，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和风向标，女性主义者企图通过这个口号来唤起妇女群体内部的团结，对抗父权社会而形成女性自己的联盟”。运动者们相信，在广泛存在的社会结构性不公里，“不论阶级、种族、宗教差异，妇女可以由她们作为女人的共同经历连接起来，促进和巩固这种姐妹情谊命名的关系状态”（梁波，《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姐妹情谊探析》）。
在那之后，“姐妹情谊”/ Sisterhood逐渐从社会运动领域进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成为一代代文学和影视创作者们“乐于构建的一种女性关系图景”。
这种互动和结盟并不遥远，同一主题不同形态的文本书写在中国就有张洁《方舟》，陈染《无处告别》，王安忆《弟兄们》《上种红菱下种藕》，流行影视作品中的《末路狂花》《绝望主妇》《*城市》《惊奇队长》《欢乐颂》《我的前半生》《都挺好》都在不同程度展现这一主题。
这大概是每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的关系实践。在我们进入爱情或者追逐一个偶像之前，这种情谊和互动，或许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早开始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和实践一种人际关系的开始。
童年与青年时期的埃莱娜与莉拉。图 /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认为，成长故事是文学以及所有叙事艺术最古老的母题之一，但稍加细查便不难发现，“整个关于成长的文化，是男性为主体、以及男性生命为度量的。而女性的成长与成人，始终是一种含混、一种暧昧，一个定型化的女性形象序列间的断裂与匮乏。”
费兰特在四部曲中的写作，完美解决了“断裂和匮乏”的问题，对“女孩”和“女人”之间的故事做出了经典式的描绘。
在幼年和少年时代，莉拉是那个总在保护和引领埃莱娜的人。她会在马尔切洛强行拖埃莱娜上车的时候，拿一把裁皮子的刀上前，架在他脖子上。在埃莱娜的学习跟不上时，她会强行和她一起学习拉丁语。
在她们进入青年和壮年后，空间的分隔并没有让她们的关系中断。莉拉像她承诺的那样，一直支持女友的学业。当莉拉在肉食厂做工，身心濒临破碎时，大学毕业成为作家的埃莱娜回到那不勒斯，利用自己和未婚夫家族的影响力和社会资源，极大改变了莉拉和恩佐后来的生活。
埃莱娜很高兴。“在过去，莉拉打开肉食店那个神奇的抽屉，曾经给我买过很多东西，尤其是书。现在，我要打开我的抽屉，我要回报她，我希望她像我一样，也感到安全。”
此后，对社会公正始终敏感的莉拉，一次次借助写作者埃莱娜的力量，试图改变和挑战那不勒斯社区陈旧腐朽的权力格局。她们甚至在同时期*，重新开始同一个社区的生活。两个新生儿让她们有更多时间待在一起。那无疑是一段美好的岁月。埃莱娜写道，“我们之间关系的丰富复杂，开始通过两个孩子进行展示。我们比较她们的每个细节，好像让她们俩成为彼此的镜子。”
在进入中年和老年后，两人的对彼此间支撑和参照的关系，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确认。当埃莱娜再次和“轻浮”的尼诺陷入恋情时，莉拉愤怒了，她质问朋友：你把这一切都抛开了，就是因为尼诺？……你上那么多年学，是为了什么？我他妈还想着，你会替我享受生活，非常美好的生活。我错了，你简直就是个白痴。
而当埃莱娜的第一、第二部小说在莉拉看来都“非常糟糕”，无法满足期待时，莉拉恳求她，“我对你期望很高，我非常肯定，你能做得很好，我希望你做得更好，这是我最渴望的事。假如你不是很棒的话，那我是谁？我是谁呢？”
埃莱娜很多时候也不清楚自己是谁。她似乎一直活在一种冒充和偷来的的生活里。“没有真正的激情，没有一种自发的野心……我被动变成了什么，只是因为我担心：莉拉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人，把我甩在后面……”
直到莉拉晚年消失，自信匮乏的埃莱娜才第一次明确了自己作为写作者和朋友的意义所在——“我爱莉拉，我希望她继续存在，我希望我能使她继续存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我确信她从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日复一日地写作就是为了赋予她形状，塑造她，让她平静下来，这样我也会平静下来”。
空缺的和被抑制的费兰特对跨年龄、身份、阶层的女性情谊的展现，让读者看到一种独特复杂、结实兼具力量的女性关系和社会团结模式。这种书写，单从历史的纵向来说，是一种珍贵的补充和持续的突破。
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曾在《涉渡之舟》中比较不同性别的友谊叙事：友谊，“如果见诸男人，那么它不仅是一种莫大的‘自然’而且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情操。男性间的友谊，如果尚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传统中国文化之中，它是高山流水知音者的千古绝唱，它是‘桃园三结义’的玩世佳话。
而女性情谊，“作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构造和‘常识’性的话语，在女人间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敌意、嫉妒、互虐与猜忌；女人间的情谊只能是一个特定年龄段或特定情境中的短暂利益结盟，舍此便只有廉价的甜腻、貌合神离、口是心非或虚与委蛇。”
真正的女性情谊，在历史中是空缺和被抑制的。学者宋晓萍认为，“更多的时候，女性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争风吃醋，勾心斗焦，互相提防，彼此算计，历代文人更是大肆渲染后宫之争……各类报纸、小说、传记似乎也在反复印证和加深这种印象：女人对女人是很残酷的，女人不喜欢女人。”
这种来自久远文化构造和文学传统的观念，经由近年来大众传媒的传播和塑造，已经成为一层坚不可摧的刻板印象——女人是肤浅、自私、小气、短视、不稳定、利益导向的，她们无法建立一种稳固有力的关系。
莉拉和埃莱娜无时无刻都在产生着“对照”。图 /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公众号“简单心理”在文章《只有我觉得闺蜜很假吗？对，只有你》中写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闺蜜’这两个字已经被妖魔化了。可能因为它总是出现在这样的语境下：
闺蜜抢走了我的男友，我该怎么办？
闺蜜老是显摆她男朋友给她买的包。
那天偷看闺蜜邮箱，我把她收到的4A公司的offer给删除了。
用一个粗俗的词来概括，这大概就是一个热衷“撕×”的群体，她们天生就是生存资源的竞争者，是彼此的“天敌”。她们要么在连绵不绝的宫斗剧和从未停止的港澳富商一夫多妻关系里你死我活，要么在现实生活的社交媒体上表演惹人发笑的“塑料姐妹花”情谊。
有趣的是，在人类划分的三类主要情感关系里，和女性对应的亲情和爱情都被全社会共识性的无限拔高和神化（比如，亲情中的“母爱”被不断神化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需要竭尽完美的母职，而爱情则被局限为一种“高尚”“唯一”的一对一浪漫异性恋关系），只有友情——女性的友谊是被不断贬抑和负面评价的。
细究亲情里的母爱和爱情里的浪漫异性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指向男性组成的家庭和情感结构。而两拔高、两神化和一贬抑的背后，长期以来“对女性友谊的否定和离间”，或许“不仅是对同性恋情的恐惧，而且是对女人——这个外在的弱视群体结盟可能的恐惧。”
近十年来，在长久存在的父权和意识形态压力外，超级资本和消费主义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种更加显性和全面的掌控。“在消费主义所改写的社会生存中，女性再度成为一种集买主与‘货物’于一身的特殊商品”（戴锦华语）。在过去已存的不公和看似自然的各种性别“陷阱”里，女性作为被激烈争夺的对象，其在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上的高低，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群体分化和区隔的手段。
与此相对的，是女性间关系从历史到现实，不断被贬抑和妖魔化的现状。
2016年妇女节，时为北大中文系博士的薛静发表《一位博士生的妇女节：我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一文，针对妇女节已经被资本、商家窃换为“女神”、“女王”、“小仙女”们购物狂欢节，薛静写道：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年轻、不再貌美、不再有钱，我们是不是就不配再做女性？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能成为供男权社会和商品经济觊觎的猎物，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成为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即使是在近年来那些收视率和讨论度最高的影视作品里，女性情谊的刻画依旧陈旧而虚弱。它们没有减少对峙和区隔，反而加深了许多刻板印象。
在《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和唐晶看起来根基深厚的情谊，总是在爱上同一个男人面前土崩瓦解。这也是几乎近年来绝大多数影视作品的潜在意识形态——脆弱的女性关系，始终被争夺的男人。剧中两个女性各自的成长，也并非依靠自我或汲取相互的支撑的力量，而是一直来自于霸道总裁睿智、万能的指引、点拨和分享。而在《欢乐颂》里，那一场女性的结盟更像是一场创作者一厢情愿、无视现实和阶层鸿沟的虚假狂欢。
从历史和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如果说四部曲在杰出文学创作和审美价值之外，还提供了怎样“向外”的社会价值，那么对女性之间团结、撑照，“互帮互助而非彼此为难”的姐妹情谊的复杂描绘和深切认同，或许是其中最重大的一项启示。
“姐姐来了”“妇女”，或许是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在文学审美、影视创作之外，如何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实践一种广义的“姐妹情谊”和女性团结，是身处多重隐蔽“围剿”却不甘被摆布的当代女性面临的生存课题之一。
正如一位微博网友所说，“……生存空间越狭小，越不该忘了女性之间守望与相助的力量。就像梨花女子大学成千上万返校声援的毕业生，像天南海北赶回家公投的爱尔兰女性……别害怕，姐姐来了。”
“别害怕，姐姐来了”。这大概可以算得上继20世纪两次女权主义运动之后，和近年来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中，最打动人心的口号和话语。
2016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发起针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之女特权入学的抗议，受到校方和警察的压制，数千已毕业学生打出“别害怕，姐姐来了”的标语回到学校，声援和支持参与抗议行动的学妹。2018年，韩国女星具荷拉因遭到前男友色情视频威胁，引发韩国民众抗议，“姐姐来了”再次成为街头人群中最醒目的标语。
韩国梨花大学已经毕业的学姐们，举着“姐姐来了”的标语，参加抗议活动。图 / 网络
2019年，韩国女性再次让世人见识“女性之间的情谊义薄云天”的，是在韩国“张紫妍”案中挺身而出的女性尹智吾。在谈到过去身处危境做出的16次证词时，她说，“10年过去了，姐姐的冤屈还没有查明，为了提供帮助我来到了这里……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在中国，刚刚也发生了一件和“姐姐来了”一样令人动容的事件。
4月5日，有微博网友爆料，“曾涉嫌‘诱奸’台湾讲述“师生恋”中的性侵陷阱一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奕含并致其自*的‘补习名师’”陈星/陈国星/陈兴，现改名陈艺”，在福建福州和河南等地上课和售课。
发出微博的女孩写道，“发出来，不是想要公开审判他，也不是为了让谁‘身败名裂’”，只是想要“预防下一个房思琪”。三天内，这条微博转发过七万，相关机构和监管部门做出回应并关停了“陈艺国文”在线平台。
在微博的转发和评论里，正在发生的“女性情谊”令人感怀。一位女孩号召大家，“为了林奕含，为了房思琪，为了所有的女孩，大家转发微博并拨打这三个联系电话进行投诉吧”。
还有一位女孩评论道，“小姐姐你是《房》里的怡婷吗？”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怡婷”“伊纹”都是与思琪有着姐妹情谊的伙伴。网友将发微博女孩的义举，视作了书中“怡婷”在现实中的复仇。
在林奕含离开的两年后，“复仇”的姐妹们发出了声音。她们没有忘记书中最后写的，“你要经历并牢牢记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幻想、她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那个在微博上最早发出“陈星预警”的女孩在连续的发声和传播中写道， “我性格软弱，曾有删博的冲动”，“但不发出来，万一有下一个‘万一’，是不是我们就是沉默的共犯？”正是一种出自性别共情和不想让不义之人“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招摇过市的念头让她坚持了下来。
“我不受其扰，不代表其他女性不受其扰，我逃脱了，不代表我就可以假装看不见，而既然我看见了，我有发声的权利，更有发声的义务。我永远相信这个世界有一种广义的sisterhood，无论你在这儿还是那儿，你都要不停地合声，直到这声音被世人听到。”
这段多次出现在微博评论中但目前无法证实出处的引言，或许就是对实践一种广义“姐妹情谊”的最好概括。正像费兰特在四部曲中写道：
“女性内心深处的孤独是很折磨人的，把两个人分开是一种浪费，让我们没有参照，没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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