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ragments of the Roman Historians.Volume 1: Introduction; Volume 2: Texts and Translations; Volume 3: Commentary.T. J. Cornell, General Editor. Editorial Committee: E. H. Bispham, T. J. Cornell, J. W. Rich, C. J. Smith. Contributors: E. H. Bispham, J. Briscoe, T. J. Cornell, A. Drummond, B. M. Levick, S. J. Northwood, S. P. Oakley, M. P. Pobjoy, J. W. Rich, C. J.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l 662, viii 1159, viii 829. ISBN for the set: 978-0-19-927705-6.
在国内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人们对德国学者菲利克斯·雅可比（Felix Jacoby）编著的《希腊历史学家残篇集成》（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简称FGrHist）并不陌生。相比之下，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残篇受到的关注较小。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古代罗马文明的重视程度低于与其并行的古希腊。另一方面，从源头上看，因为罗马人的历史编撰深受年代更为久远的希腊史学的影响，乃至不少罗马人采用古希腊语从事历史写作。因此，遗留下来的相当部分的罗马史家著作残篇，已被录入雅可比的那套卷帙浩繁的《希腊历史学家残篇集成》中去。总体而言，对于偏冷门的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残篇的研究，国内学者中少有问津者。
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晚期，就已有西人收录古罗马历史学家传世的残卷，结集出版。19世纪，德国古典学者赫尔曼·彼得（Hermann Peter）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耗费毕生精力完成了《罗马历史学家残篇》（Historicorum Romanorum Reliquiae，简称HRR）的编订工作。然而，到20世纪末，这部带有浓重的19世纪德式语文学气息的作品，早已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依然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率先推出新版本。编订于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两套著作分别出自法、德两国学者之手，即由法国历史学家玛蒂娜·夏西尼埃（M. Chassignet）编订的三卷本的《罗马编年史》（L’Annalistique Romaine，缩写为AR）及德国学者贝克和瓦尔特（Beck & Walter）两卷本《早期罗马历史学家》（Die frühen Römischen Historiker，简称FRH）。这两套丛书在“校勘记”（apparatus criticus）和“引述”（testimonia）等体例编排上各有独到创新之处。但与此同时，考虑到现实问题，这两套著作在篇幅和引文上均属于节选本，仅收录了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史学家残篇，因此并未达到彼得和雅可比作品的规模。
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3卷本《罗马历史学家残篇集成》（The Fragments of the Roman Historians，简称FRHist）由来自英国多所大学的数十名学者分工编译而成，是英语世界第一部较有影响力的古典史学残篇合集。从内容上说，第一卷包含一个长篇序言，其后列有入选作家及其作品的介绍。卷二罗列了所选残篇的原始文本、引述和翻译。第三卷为注释。每卷的平均页数近千余页。整体而言，该套集成按年代顺序，收录了从罗马共和国早期“大祭司编年纪”（annales maximi）到公元3世纪中叶的史学作品，共约1203个残篇文本，涉及史家姓名可考者近110人。当然，考虑到篇幅等现实问题，某些极为重要的史学家，如撒路斯特、李维、塔西佗等人的残篇作品并未被收录进来（更宜单独结集出版）。同时，某些作家，如瓦罗等人的个别残本，由于编者无法确定是否属于“历史”类体裁而不得不舍弃。再如，一些生活于罗马时代但并不被认为是“罗马人”的外国作家，哪怕其后来获得了罗马公民权移居罗马者，亦被排除在外。反而一些被释奴作家的文字被收录其内。
因此，此套著作虽名为《罗马历史学家残篇集成》，但所收录者并非现存所有罗马历史学家的残本。这里涉及的并不仅是一个搜集、翻译和注释的问题，更牵涉到如何裁定古代作品属于“历史”体裁这一史学难题，以及如何更好地解释“罗马人”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结构清晰，文字简练，便于读者查阅是该著作的一大优点。那些保留在后世作家作品中被转述或经改写的文本，及被“逐字逐句”引用的文本，均用不同字体标识出来以方便读者阅读。而古希腊、拉丁文本及其英文翻译也采取一一对应的编排方式，更考虑到了专业学者外更广泛的读者群体的需求。编者在作品介绍和文本注疏中也吸收了21世纪的前沿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大学图书馆购入此套《集成》，可见其市场推广的成功之处，同时这对国内的西方古代史学研究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Jonathan Master, Provincial Soldiers and Imperial Instabilit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Pp. x 23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Cased, US$70. ISBN: 978-0-472-11983-7.
如果不考虑生活于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之交的李维，塔西佗无疑是元首制时代，乃至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最出色的历史学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两部史学著作——《编年史》和《历史》便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成书于晚年，思想风格更加成熟的《编年史》相比，《历史》一书的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但该著作对公元69-70年罗马内战期间政事更迭有尤为细致的描述，为读者洞察罗马帝国早期内战时期权力更迭的政治生态，提供了一幅十分生动的历史图景。乔纳森·马斯特的这部新作，便是在这一领域所开展的前沿研究。
马斯特的核心观点是，这部作品是塔西佗为当朝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而创作的。作者认为，塔西佗意识到帝国的安定需要边疆军队提供稳定的后方保障。因此，如何使出身外省，在辅助军团服役的士兵和将领更好地融入到“罗马化”（尽管作者在书中表达对这一术语的排斥，第4页）的进程中去至关重要。公元69-70年罗马内战期间，高卢和日耳曼行省的动荡及巴达维亚人起义，正是这一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的具体体现。
除去前言部分，全书共5章。在前言中，除了相关的学术史综述及著作的结构和内容简介外，马斯特借鉴了伍德曼（A. J. Woodman）和魏斯曼（T. P. Wiseman）在古代史学领域的杰出研究，结合塔西佗的这部作品，再一次强调古代历史作品所具有的重要经世致用的功能。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著作以追求“历史的真实”为导向，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作品属文学创作，以其内在的“合理性”为指导原则，并拥有高度的“教谕”功能。因此，塔西佗在图拉真时代创作的这部作品，除了具有文学修辞性以外，还有较强的现实关怀目的。
荷兰黄金时代画家伦勃朗的油画《巴达维亚人之誓》，创作于1662年，现存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由此出发，本书的第一章围绕巴达维亚人起义论述。作者细致分析了本章中所包含的修辞化演说词，演说主要在主导巴达维亚起义的日耳曼将领尤利乌斯·奇维里斯和罗马统帅凯里亚里斯之间的辩论而展开，并从中试图探寻历史学家本人的态度（此处马斯特特意区分了历史人物塔西佗及作为历史学家的塔西佗，39页）。文本的修辞性和作家的写作技巧，掩盖了塔西佗的个人立场，以至于在表面上看，作家时而偏向一方，时而又支持另一方（如揭露奇维里斯起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脱离罗马的统治而独立，这导致前面建立的逻辑不能自立， 55页），但从总体上说，塔西佗对罗马辅助士兵的刻画和罗马内战混乱和暴力场面的描写，是为了突出长期以来，罗马当局因未能为其提供更优越的物质待遇和罗马公民权而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奥古斯都以来，他们才是罗马帝国军队人力的重要来源，但罗马政府从未对之加以重视。
第二章是对《历史》卷1开篇的序言部分有关罗马帝国概况的细致分析。这一章涉及和其他古代历史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讨论。如通过和凯撒的《高卢战记》、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及奥古斯都的传记铭文《圣奥古斯都行述》等对比，马斯特指出了塔西佗《历史》序言部分的这段叙述中出现的几处“反常”。如罗马史的传统叙事往往将“罗马城”作为世界的中心，并强调罗马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统治。而《历史》对帝国概况的描述则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混乱、多元、失控和分裂的画面。传统历史叙事中地理志和民族志的文本所强调的是罗马对异域的控制，而在这里则出现了统治失序的局面。接下去的一章，作者从作品结构上展开分析。塔西佗的另一部著作《编年史》，单从书名可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比如，在传统的编年体叙事中，城邦内务（res internae）和外事（res externae）界限鲜明的特征在《历史》中变得模糊不清。塔西佗表面上遵循了编年体的结构，却在内容和风格上突破了传统体例的约束。熟悉传统编年叙事的古代史读者能够感受到这种鲜明差别。“民族认同”是四、五两章的主题。作者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叛乱的罗马“蛮族”军队。在塔西佗看来，无论是反叛的日耳曼人，还是镇压叛乱的罗马官方（元老院出身的将领）均存在问题。以凯里亚里斯为代表的外族叛军希望通过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重获自由。但这时的高卢诸部落，及生活在莱茵河岸边的日耳曼民族（如夸狄、巴达维亚等部落）早已被罗马统治多年而失去鲜明的对立性。“罗马”和“蛮族”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同时，对罗马皇帝和元老院而言，依靠强硬手段，通过强调“罗马-他者”之优劣促使边疆民族服从于罗马权威统治，变得愈加困难而危险。相反，罗马朝政的治理者应该通过提高辅助士兵待遇和放宽罗马公民权的授予条件等方式，加快民族融合。因此，在本书的总结部分，马斯特强调，塔西佗这部作品服务于现实，有强烈的教谕目的，即为安东尼王朝的统治者维持政权的稳定提供历史借鉴。
总体而言，本书涉及到的两个学术领域分别是“民族认同”及“史学编撰”，前者处理的是“历史”问题，而后者则偏重“史学”问题。在马斯特看来，只要处理恰当，完全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在笔者看来，在于第三章中，他对《历史》编年体叙事中异常之处所进行的独到解读。这将金斯伯格（J. Ginsburg）多年前发表的那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塔西佗编年史中的传统与主题》探讨的问题延伸到另外一部作品中去。近年来，在古典史学领域，塔西佗研究似乎陷于一个低潮期。特别亮眼的研究不多见。一定程度上说，马斯特的这部著作或将进一步激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Amy Russell.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in Republican Rom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xix 226 pp. 20 black-and-white ills., 3 black-and-white maps. Cloth. $99.99.
近年来，“空间研究”已成为西方古典学、古代史和艺术史领域内的一股热潮。英国学者艾米·罗素的新作《罗马共和国的公共空间政治》契合了这一趋势。
在第一章的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罗马社会里，很难为在意识中已经存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她通过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即维斯塔庭院（Atrium Vestae）说明该问题的复杂性。维斯塔庭院是维斯塔贞女的祭祀办公场所，但维斯塔神庙又和贞女们的寝室连在一起，坐落在罗马的政治中心——罗马广场之内，因此集政治、宗教和家居功能于一体。这说明，许多时候，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分界。第二章，通过词源学考察，作者就 “公共性”（publicus）在早期拉丁文学中的含义进行了简单梳理。譬如，在普劳图斯的作品中，publicus一词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和“公民”（populus）相关，其“公共性”主要针对“罗马公民”（poplus Romanus）而言。不过，在不少情况下，该词也指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正因如此，公共场所是鱼龙混杂、充满暴力的。这种公共权力缺失，混乱失序的情况，和当代社会中“公共空间”具备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正因这一特色，也为个人提供了“入侵”这一“自由之地”的契机。作者通过解读西塞罗的演说词《为米罗辩护》（pro Milone），突出了这种矛盾性。
罗马广场复原图
本章之后的诸章，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罗素为读者展现出罗马共和国时代“公共空间”所具备的高度复杂性。第三章的研究对象是著名的“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在普劳图斯时代，这里更像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场所。广场上的建筑不仅有神庙、纪念碑、元老院等“公共”设施，还有店铺和私人住宅等。公元前2世纪是罗马广场职能发生巨大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从外观上看，区域内的建筑变得日渐整合。商店、肉铺等较粗陋的门面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钱庄、会堂以及更加高大壮观的神庙和柱廊等建筑。具有高度政治化的公共建筑不断增加，也标志着罗马广场作为城邦政治中心的地位得到更普遍的认可。一方面，这是罗马共和国强权和荣誉的象征（有意思的是，罗马共和国的名字res publica也包含“公共”的含义在内），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存在于贵族之间的激烈竞争，又为公共空间打上了浓厚的个人和家族烙印。
在第四章，罗素将目光转向广场内的一系列建筑来说明“公”、“私”之间的混合、复杂关系。如会堂（basilica）、神庙（temple）、元老院议事会（Curia）、公民大会举办地（Comitium）及讲坛（Rostra）等建筑场所日渐发挥重要的政治角色。另一方面，强势的家族或个人会对之利用，大做文章。这充分表明了个人权力可以渗透进公共空间中去，对其施加控制，为私人服务。第五章，作者以豪华壮观的西庇阿家族陵寝（Tomb of the Scipios）和梅特卢斯柱廊（Porticus Metelli）为例，展示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后者，环形柱列将两座神庙（朱诺女神神庙和朱庇特居者神庙）包围起来，彻底打破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间的分野。共和国后期，对希腊世界的征服为罗马贵族带来了更精美的艺术品。因此，在第六章，作者通过分析马尔凯鲁斯之流的罗马将领将私人获得的战利品和艺术品在“公共场合”进行展示，说明个人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力不断加大。
第七章通过一个极典型的建筑，即位于马尔斯郊野（Campus Martius）的庞培剧院为例，罗素很好地说明了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空间的复杂性。后人习惯称呼的庞培剧院（Pompey’s theater）是一个复式建筑群，剧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花园、柱廊、神庙以及私宅等。首先，这是庞培私人起居的场所，但罗马家宅从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场所。在公元前60年代庞培隐退期间，在任的罗马高级官员常到这里来私下集会，进行政治咨询。这里还被用来召集公开会议，因此是政治决策之地。公元前44年3月15日，尤利乌斯·凯撒也正是在此地处被人刺*。建筑群内的维纳斯神庙拥有宗教功能，而花园和剧院又是演员、诗人甚至妓女（这是唯一被许可在舞台上抛头露面的女性）进出的场所。总之，庞培建筑群作为一个绝佳的案例，说明公共空间的多面性。
在最后的结论中，罗素以“公共空间的消亡”为标题，谈到随着帝制时代的来临，由于缺乏竞争性的政治环境，政治空间正急速变得私有化。从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的私人住宅和由他控制的私人空间也向着反面发展，变成了所谓的“公共区域”。传统上意义上“公”、“私”的差别因而慢慢消失了。到1世纪中后期，帕拉丁山上呈现一片豪华壮丽的皇宫建筑群，甚至帕拉丁一词，也转变为权力的代名词。这不禁让人联想，尼禄皇帝在帕拉丁山东侧修建了壮观奢华的“金屋皇宫”（Domus Aurea）。在维斯帕芗登台之初，新皇帝填平了皇家湖泊，在原宫殿基础之上，修筑了弗拉维乌斯竞技场，也就是今人耳熟能详的罗马大斗兽场。将前代暴君的私人化皇宫改造成供公民娱乐休闲的“公共场所”，是强化皇权，巩固统治，美化皇帝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这表明，在意识领域，“公”、“私”之分始终存在。虽然以上内容已经超出了罗素著作研究的范围，但罗马帝国时代政治空间的转变，值得进一步探讨。
罗素的著作论述清晰，行文流畅，对近几十年来学术史的征引十分详实。虽然其核心观点不难理解，但她运用大量考古资料和文献，结合具体个案，进行了充分论证，揭示出空间问题在古代社会的复杂性。在罗马共和国史的研究中，政治史长期以来占据统治领域。但近三十年来，随着学者们将视角转向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关注贵族人物和上层政治活动为主的研究逐渐向政治空间、文化记忆、贵族观念等方向靠拢，并和性别史、艺术史等领域结合起来。罗素的新作体现了这种发展潮流。
罗马广场上的卡斯托和波吕克斯神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