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也使军事家得以总结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著成了许多兵书。这一时期主要的军事著作,流传至今的,如《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吴起兵法>若干篇,以及先秦诸子中的一些篇章。
《孙膑兵法>分上、下两卷，共三十篇。书中对于《孙子兵法》所述攻、战、守三种方式的作战内容,都有一定发展。孙膑提出的作战原则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
“天之道”是政治,战争正义还是非正义?“地之理”是战场,战场的地势地形是否对我有利?“民之心”是人民包括军队将士的态度,是不是拥护?“敌之情”是敌人的情况,了解得越详细，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他对于布阵的观点则是:
“用八种阵法，都要根据地形条件，采取适宜的阵形。任何阵形,大致都将兵力分为三部分,每种阵形都要配置前锋部队,前锋之后都要有后续部队,前锋和后续都要待命而动。作战时先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与敌交锋，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待机行动;那三分之一兵力突破敌阵后,这三分之二的兵力乘胜歼敌,扩大战果。”
《孙膑兵法>对于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东汉以后，这本书失传了1000多年，甚至产生过历史上是否真有两个孙子的兵书的疑案。直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孙膑兵法》的大量竹简，才证其实而辑其篇,自然,由于竹简的散佚受损，那已非全本了。
相比之下，《尉缭子》的传世要顺当得多。《尉缭子》的作者尉缭，有说是魏惠王时人，有说是秦王政时主管军事的国尉，两者相距近100年，已难考定。但《尉缭子》这本军事著作,在宋代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一直完整传存到今天。
《尉缭子》基本上继承了商鞅富国强兵、以法治军的思想。在战略、战术上,他主张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进攻如果不一定能攻克,那就不要进攻，作战如果不一定能战胜,那就不要作战。”
战国流传下来的兵书,内容最丰富的要算《六韬》。
《六韬》是用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形式写成的，经考证,它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所谓“六韬”，是以文、武、龙、虎、豹、犬为分目的六类韬略。
《文韬》主要讲政治先于军事，战争本无道义，要取天下，须得人心;要得人心，应当爱民。书中并且主张，准备战争要机密,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出公开号召讨伐敌人。
《武韬》认为，作战首先要师出有名,其次是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
<龙韬>主要讲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对于统帅部人员的组成,尤其详细周密。
《虎韬》论述了兵器和装备;突围、渡河、对阵、伏击、迁回、攻城以及反伏击、反火攻等各种战术问题。
《豹韬》分别论述森林、山地、江河以及险阻地形的作战方法;应付突然袭击、夜袭和以少击众、以弱击强等特殊情况的作战方法。
《犬韬》论述集中军队,捕捉战机，挑选士兵,训练军队，以及车、步、骑各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战法等等。
总的说来,《六韬>既讲政治,又讲军事,主要讲的军事,讲政治也是为使战争取得胜利而讲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某些地方还发展或超过了《孙子兵法》的论述。
《吴起兵法》又称《吴子》,其实成书于西汉。它原有48篇，大部分已失传,现在只有6篇保存在一些史籍中。
从现存的《吴起兵法》看,这位大军事家在不少方面对《孙子子兵法》也有所继承和发展。
比如管理士兵，吴起主张注重政治教育，搞好内部团结。
政治教育可以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将士们乐闻号令，乐于战敌，乐斗而死还不打胜仗吗?内部团结则表现为“四和”原则:“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国和、军和、阵和、战和，还能不打胜仗吗?
在作战指挥方面,吴起特别重视抓住有利战机。他说,凡是敌人出现队形混乱、松懈麻痹、疲劳饥饿、人马疾疫、涉水半渡、险道狭路、精神恐惧等情况,都是虚弱和不利的表现,要大胆进攻,急击勿疑。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个时候,可行诈就用诈,可贿赂就贿赂,可困乏就困乏，可离间就离间,可恐吓就恐吓,可截击就截击,可引诱就引诱，可进攻就进攻,可水淹就水淹，可火烧就火烧,可偷袭就偷袭等等。
因此，作为军队的将帅，要善于把握住一切战机，包括气机、地机、事机、刀机等等。“气机”是掌握士气,在关键时刻激励将士，使部队具有压倒敌人的气概;“地机”是正确利用地形,使它有利于己,不利于敌;“事机”是通过使用间谍、佯动、伪装等办法迷惑和扰乱敌人,夺取主动,而使敌陷于被动;“刀机"是充分发挥武器、技术、装备和战术的作用,把人和物结合起来,有效地战胜敌人。
除了上述这几部军事专著，先秦诸子如《墨子》、《商君书》、《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也有不少关于军事的论述。
最有趣的是墨子，他是主张“非攻”也即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但用这一思想去说服诸侯放弃兼并,却说不通。墨子及其弟子制止不了战争，于是总结和创造了各种守御器材和方法,成为军事著作的内容了。
比如,《墨子》中有中国历史上关于地道战的最早记载。那是墨家的掌门大弟子禽子向老师请教守城方法，其中有一处问道;
“敌人挖地道攻城,守城者怎么办?”
墨子回答道;
“摸清敌人在哪儿挖地道,掘洞或也用地道对付。最便捷的,可以开一道长壕,地道就无能为力了。”
那么，怎样侦明敌人在哪里挖地道呢?《墨子》记载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将陶罂埋在地里，上面蒙扎薄牛皮，叫听力敏锐的士兵把耳朵贴在薄牛皮上辨听。这法子真是既便当又科学。
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军犬的记载也在《墨子》中:穴垒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军犬除了守城池壁垒外,还可以用于防敌人挖地道,那就是让军犬在长壕中往来巡行。敌人如果挖地道,必有响动,狗的听了过人，听到动静自然会叫，就可以知道敌人的行动了。
春秋战国几百年的诸侯征战，在军事上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所著兵书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建设，文化传播等等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可以说，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正源文明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