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胡传吉：对文字的某种理解（咪咪猫猫三国志）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胡传吉（拍摄时间：2011年）

历史学学士，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兴趣为文艺思想史研究，兼事当代文学、文化批评等。著有《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1945.08～1949.10）》《中国小说的情与罪》。

我的批评观

对文字的某种理解

胡传吉

文字庄重，文字妩媚，文字娇俏，文字戏谑……文字有如生命表情，情态不一，又如存在痕迹，数之不尽、猜之不透。文字虚设故事，文字印证历史，文字抒发见识，文字想象未知及未来，文字与存在互为彼岸，永相隔望。人类每一次搬弄文字，就好像在探察世界的秘密。文字像是生命及存在的密码，既生生不息，又神秘莫测。

就中土而言，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形成于财产归属权开始产生争议的社会，即俗称的阶级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字参与了社会秩序的建构。随之，文字逐渐与图画分离（因文生字），文字通行于上层社会。这种变化，是更高物质要求下的文字反应。文字对社会的设置之想、对人的命运的表达，渐渐变得细致。后世俗称的文学，即为其中的细致产物。文字的分化，可看成是内心、精神乃至灵魂对现世有更高要求的结果。但“文”的最初面目，恐怕跟今天所称的文学有所区别，它并非专业、职业或学科。后世并称的文史哲，在文字成型的时代，以混同的姿态并行共存。古者文史哲难分难舍，实因为文字的治世色彩浓厚。墨、法、兵、阴阳诸派的天下之想自不待言；老庄超脱逍遥，但其出世情怀里，亦有治世之辩；诗教之言志维礼刺时，更难与国俗政事脱开干系。因了这一“治”字，文学的缘情审美法则，并非从一开始就显要。诗的情，倒像是顺带被激发出来的本能反应，诗之美，更多地，是被体面、盛大、庄重的国家礼仪训练出来的端庄品质。至于诗文之后在情与美的层面如何大放异彩，此处不提。想象力也并不是古“文”的专有物，古史与古哲（思想），同样具有令今人心悦诚服的丰富想象力。文史哲的分合，是无法展开的庞大话题，但它们之间曾有的亲密无间又剑拔弩张的辩与论，倒是更符合表达本来的自由面目。

世界何其大，文字怎可能穷尽。不妨把文学视为令人着迷的表达方式之一。

从一种表达系统，跳至另一种表达系统，笔涉批评，纯属误打误撞之举，或者说，它更像是谋生及求学之余的意外之获。到了现代，文史哲分离，各自的叙事及修辞手法变得大不一样，但如果能放下门户之见，大致可发现，游学于不同学问，即使学才浅陋，知识难通，但亦能略晓个中趣味。写字撰文，是读书的重要途径，也是看世界的办法之一。文学的魅力，归根到底，要回到文字的魅力这里来。文字的本质功能，离不开描述与表达，从这个层面看，论说与创作，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只不过，两者的思维及表达方式有别。文艺创作的迷人之处，可能一目了然，合大众趣味，但批评及论说的迷人之处，可能劳心耗神些，读写者要越过许多枯燥严肃之言辞，得拐弯抹角甚至是大费周章，方有可能来个恍然大悟。论说与创作之间，不必分高下。述与作之间，无须决胜负。《三国志》未必就见输于《三国演义》。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各有天才。老聃与曹霑，所处时代有异，但皆为先知。推而广之，文史哲之间，古代与当代之间，不同学问之间，门户之见，等级之隔，大可以休矣。

惜吾辈大多被废去文才武略，“述而不作”之“述”，已是易言难行，更哪敢奢谈“作”。于此书间弄笔，权作痴语妄言了。再者，文字虽堪称是天赐神物，但亦是人生幻觉。如若不懂文字，便有被世界抛弃、隔绝的危险。毫不夸张地说，文字有统治世界、设定秩序甚至是奴役人类的能量。以本土为例，秦统一文字，新文化运动倡白话文及“新文学”，红色革命倡扫盲办识字班，无一不是对文字能量的深刻体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字就是人类世界的秩序符号。假如没了文字，世界会怎样？文学离了文字，尚能文学否？惠能不识字，闻即悟，其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悟即成智”，惠能幸得衣法。上座神秀乃教授师，知书识礼，反失衣法。于此，大胆设一问，搬弄文字，寻求永恒意义，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迷与愚的一部分？但有些问题，只适合设问，不适合回答。文字的命运，也是人的命运。姑且这般思量：愚智并存，方成俗世；知愚安愚，是以坦然。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狐狸的智慧”

——关于《中国小说的情与罪》

林岗

鲁迅《野草》中有一篇《立论》，其实是讲人世间说真话的两难处境：在“许谎”或“遭打”之间首鼠两端。不过我以为好的当代文学批评，比之鲁迅讲的“立论”还更富挑战性。对于当代批评，我自己耳濡目染，虽然也偶尔一弄，但更经常的却是望而却步。因为即便有不怕“遭打”的勇气，也要有真正明心见性之谈说出来才有意思。否则，忝列其中，聒噪而已。在批评的领域，有批评的勇气常常并不代表有批评的睿见。要有批评的睿见，除了好学深思之外，还要有足够的敏锐和洋溢的才情。敏锐和才情，非学而能，它更多的是人的天性禀赋。

伊萨·柏林借用希腊寓言说人有两种智慧，一种是“刺猬的智慧”，另一种是“狐狸的智慧”。刺猬只明白一件事，而狐狸懂得许多复杂的细节。假如将这个说法推广到文学研究和批评上来，那批评更需要的无疑是“狐狸的智慧”。人们常用“世界”这个词指称诗和小说，说一首诗是一个“世界”，一篇小说是一个“世界”。而“世界”之内一定是多元、复杂和多变的，因为它们实在只是我们这个生活世界的语言呈现。要将这语言呈现出来的世界再行剖判、指摘，再行条分缕析，则非“狐狸的智慧”而不见其功。狐狸那种灵敏的嗅觉、犀利的目光、狡猾的心智、机变的策略正好对付当得起“世界”之称的诗和小说。“狐狸的智慧”正可以在当代批评这个领域大展拳脚。

在我看来，胡传吉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狐狸的智慧”的当代文学批评的新锐人物。而这本《中国小说的情与罪》（胡传吉著，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是她近年在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的结集。以我所知，她喜欢当代文学批评，不是近年的事情。还在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她就在《南方都市报》写批评专栏，——虽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到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的状态大勇，批评文章也越见出色，她在用心探索以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从这本集子看，将学院的视野和知音式的鉴赏结合起来是她批评的一大特色。学院风格对批评的弊端人们比较清楚，如过于学究，太过烦琐，不能直指人心。但学院风格对批评的好处就未必人人明白，如学院的视野比较开阔，有利于深入文本摘发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避免一叶障目。记得前不久读过加拿大作家兼批评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本文学批评讲演集《偿还：债务和财富的阴暗面》，作者围绕着“还债”这个核心，从古老的正义观念开始，融合了日常经验、个人经历、历史故事、经典文本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将“还债”的主题层层深入。读过之后，益人心智，也大开眼界。你可以说它是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是人的经验史、思想史著作。如果持传统的批评观念，满可以说它不像批评文章的写法，但转念一想，又何尝不是搞批评的另一条路径呢。胡传吉这本结集中有一篇《诉苦新传统与怨恨情结》，其写法与阿特伍德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她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诉苦”作为一个“新传统”来考察，追踪它的来龙去脉，虽然限于篇幅，未能畅言，但确实表现了她对这段文学史的独特发现，以及别开生面的批评眼光。我相信，假以时日，待学养的积累日渐进步，胡传吉一定可以写出更加精彩的主题追溯式的批评文字。

批评是最为见仁见智的事情，因为它涉及更多的是无可争辩的趣味。从这个角度讲，批评领域其实就是趣味之争的领域。因此，凡是笔涉批评的人，都要有点舍我其谁的气概。如果没有趣味的主张，这也好，那也好，则就不如不做批评了。批评就是这样，与其客观，不如主观；与其全面，不如片面；与其中庸，不如一针见血。读过这本集子，我知道，胡传吉是一个有趣味主张的批评家。例如《小说的不忍之心》谈到文字、感情的节制；《羞感之于内心》指出叙事的赤裸和羞感的缺失；《性饶舌的困与罪》在一个开放的后现代语境审视小说写作中的“性饶舌”现象。她所指出的其实都是当代文坛在近十余年出现的新现象。胡传吉的批评文章，既直言不讳兼含幽默讽刺，又充分地讲道理，都是明心见性之谈，发人深思。五年前胡传吉报考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当时报考的导师是程文超教授，但程老师不幸去世。受他委托，我接下了余下事务。面试的时候，刚好时间与我要参加的另一场面试相冲突，我只好再委托另外两位老师。事后我问面试的情形如何，他们说“还可以，平平常常”。听了这话，我也没有多想。等到上课的那一天，教室里坐着一位干净利索、略显单薄，剪了超短发型的学生模样的人。我当时心里有点儿纳闷，“不是……，怎么……”，但又不敢贸然开口，怕失了礼。倒是她先自我介绍。这是我们师生第一次相见的一幕，所以至今都记得。从那以后，她给我的印象就是勤奋。平时话不多，眯眯一笑，简单的几句，就打发了。但做事情奇快，论文的想法很快就提出来了。凡提了意见，很快就修正落实了。她还同时写好几个专栏。她的学术兴趣不止于文学，据我所知，她对政治哲学及思想史亦有所涉猎，读书视域不限一方。与“还可以”的印象极其不同，不是“平平常常”，而是非同一般。可见，即使眼见也会极不可靠。我有时想，这么单薄的身子，咋能出这么多活？看到这本厚厚的文稿，也有此同感。不过，学问的道路是漫长的，批评也是没有止境的。凡走在学问的无尽途上的人，当记得来日方长的道理。这也是我们需要共勉的。在胡传吉这本《中国小说的情与罪》出版之际，拉拉杂杂写下几句话，一来表示祝福，二来期望她在今后的岁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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