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本优秀的通识读物，作者丹尼尔·戈迪斯如笔直书，坦诚了本民族反帝爱国运动历程，在汗牛充栋的同类题材书籍中颇为罕见。今天的知识分子，不管在巴以冲突持何种立场，都片面强调希伯来文明的西方性，沉溺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范式，以致于忘记以色列是一个亚洲国家。
大英帝国的敌人
锡安主义（Zionism，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属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一部分，英国在统治巴勒斯坦期间（1920-1948年）出台各条禁令，限制哭墙周围的宗教活动，不许带入希伯来典籍。
反犹的种族偏见根深蒂固，二战的正义性受到公众的高估。盟军的反纳粹将星群英里，不乏老旧人士，巴顿就是一例。他在日记里把犹太人称为“比动物还低贱的生物”，在欧洲战场视察一个犹太教徒社区后，巴顿语带厌恶之情：“这些人是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一群人。”
希伯来民族主义者跟爱尔兰人、印度人、非洲人结好，总理梅厄夫人曾向非洲65个国家提供无私的技术援助。她动情地解释说，我们和非洲人一样，数百年来受到欧洲的压迫奴役，拥有共通的苦难情感。
在殖民地生活的犹太侨民寄人国土，是弱小民族中的弱小民族，通常互相抱团，以大英帝国为共同的敌人。爱尔兰的大拉比艾萨克·赫尔佐格支持本地独立派的事业，他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升任为耶路撒冷大拉比，这个职位相当于天主教世界里的教皇，赫尔佐格的儿子哈伊姆后来当选为第六届总统。
爱尔兰共和军作为现代恐怖组织的老字号，常年暗*高官、炸毁警署、打劫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犹太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明了汽车炸弹袭击方式，然后又被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学了去。
以色列第七任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出身于最激进的反抗组织，他化名迈克尔，以纪念新芬党（爱尔兰共和军的政党组织）领袖迈克尔·柯林斯。1944年沙米尔策划行刺方案，成功*掉英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接着跟未来的国家第六任总理贝京携手合作，炸毁大卫王酒店。爆炸造成建筑大范围坍塌，91人死亡，不列颠高层精英损兵折将。
英国人看到温顺驯服的犹太人突然暴走，一时无法理解。从征服者威廉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犹太民风素来文弱，多为商贩，不习骑射弓马，国民性酷似宋明王朝的“好男不当兵”。近代欧洲列强主宰世界，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各病夫民族拿起武器。锡安主义之父赫茨尔提出“肌肉犹太人（MuscleJudaism）”的号召。
西奥多·赫茨尔是作家记者出身，目睹同胞的惨状，转而从政。他根据“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方针，为民族打造新的身躯。体格瘦弱、文绉绉的犹太人通过体育活动，成为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的犹太人。
赫茨尔时代的国际社会无法预料到，这个原本擅长经商放债的民族，将会培养出摩萨德特工和全球排名前十的军队。“肌肉犹太人”理论跟一战之前西欧的好战思潮合拍，19世纪承平日久，人心思乱。小资产阶级对战争充满着浪漫化的幻想，认为和平软化民族精神，适当的战斗磨砺意志，有利于身心健康。赫茨尔在这样的氛围里生活，自然而然受到影响，他大学时代的绰号是“坦克雷德”（十字军东征的一个英雄），面对决斗邀请不会退缩。
赫茨尔崇拜铁血宰相俾斯麦，羡慕普鲁士的兵强马壮。无论从理念亲缘，还在地缘政治上，锡安主义者均有支持德国的理由。
经历数十年高强度的工作，赫茨尔英年早逝，没能活到德犹合作的那一天。锡安主义的第二代领头人魏兹曼把赌注押在盎格鲁萨克逊人身上，因为协约国阵营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以英国外交大臣名字命名的《贝尔福宣言》发布，承诺建立一个希伯来民族家园，魏兹曼凭借功劳，后来成为国家的首任总统。
以色列的汪精卫
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失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早期锡安主义者具有热烈的亲德倾向，在他们设计的蓝图里，希伯来国家俨然普鲁士的小型复制品兼卫星国。
第一届锡安主义运动代表大会，把工作语言定为德语，第二届大会把开场曲目定为瓦格纳的《唐豪瑟》，会议纪念章刻着齐格弗里德的形象。
赫茨尔试图培养出一个本民族的容克军官阶层，他希望儿子汉斯将来担当第一任总督。儿子成年后材质平庸，显露不出丁点政治能力，赫茨尔转而游说劝进罗斯柴尔德家族，求他们出一个男嗣，来当未来的犹太国王子。罗斯柴尔德的男人权衡利弊后认为，当国王的风险比经商放债高多了，谢绝好意。
纹章、骑士团、半开明半专制的德式君主立宪制，组成了赫茨尔理想国的几大重要元素。19世纪末以德为师的风气全球流行，晚清的变法者（杨度名言“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日本的维新志士、奥斯曼的青年军官、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们，纷纷学习普鲁士的战斗技术和宪法精神。第三世界的精英群体无法忍受英式代议制的低效，急功近利地追求富强。
1898年，赫茨尔鼓动并且陪同德皇威廉二世访问耶路撒冷，他发誓以色列国如果能建立，必然会成为日耳曼人海外扩张的最佳跳板。以色列没能变成亚洲的普鲁士，首要原因归咎于亲德派自身。赫茨尔本质上是一介文人，跟梁启超相同，写新闻、文学小说出道，他们口头上卖力宣扬军国主义精神，身体却很诚实地呆在上流社会的舒适区。
赫茨尔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更多体现于诗歌、音乐方面，用高雅的文艺修养，洗涤犹太商业氛围的铜臭味。他熟读歌德、席勒的文学作品，却对希伯来传统经典知之甚少。这类人的舒适区是剧院、咖啡馆，品位优雅，曼妙贵气，活在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里，他们很难适应一战后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决定以色列前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大环境。一战的赢家与其说是协约国，不如说是大众民主制度。战时统制经济建立，底层男性通过参军、女性通过工厂劳动，挣得了选票。普选就此成为西方政治生活的常态，战争替革命者消灭了英德两国的上层阶级，贵族出身的军官在战场上身先士卒，阵亡率超过平民士兵。德意志第二帝国落入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的手中，贵族政治谢幕。
亚非拉的知识界对旧欧洲立宪政体失去敬畏之心，转而膜拜苏联模式，尼赫鲁就是政治家向左转的典型代表。中文世界熟知的本古里安、梅厄夫人、达杨等人，属于劳工锡安主义派别（LabourZionism），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很少有人了解赫茨尔、魏兹曼。
从世界格局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主义总体大趋势右倾化。德意志、东欧、巴尔干国家的法西斯兴起，以色列处于这场意识形态大洗牌的外围地带，右翼领袖雅博廷斯基一战之前在意大利留学多年，那里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使他深受鼓舞。进入政坛后，雅博廷斯基与工党团体分庭抗礼，左右两派的争执焦点在国土防务上，经济、伦理议题反倒在其次。
大英帝国为了石油利益，讨好阿拉伯人，放任部落酋长偷袭犹太定居点，限制新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克制己方行动，对来犯者不主动反击，仅仅自卫，克制政策在鹰派眼里，等同于软弱无能。雅博廷斯基认定精英阶层背叛了先贤的理想，开创“锡安修正主义(ZionistRevisionism)”路线，自封为赫茨尔的真正继承人。在右翼阵营的角色分工里，雅博廷斯基位居精神领袖，贝京负责直接军事行动。
既然伦敦当局见利忘义，那么犹太人也不必遵守《贝尔福宣言》。雅博廷斯基坚持《圣经·旧约》的法律效力高于国际条约，他划定的未来国家疆域，超出英国的限定范围。
贝京把阿拉伯平民、英政府文官，列入袭击范围内，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高尚目标，不介意手段是否肮脏。大卫王酒店爆炸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后，英国高层发觉自己养虎为患，曾经庇护锡安主义事业的丘吉尔要求严惩恐怖活动，也上了右翼的报复暗*名单。恐怖袭击新闻传回英国本土，反过来刺激了反犹情绪，在伦敦等各大城市，暴民们打砸犹太裔的店铺、酒馆。所有的一切发生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后，令二战的正义性都显得颇为可疑。
除了强烈反抗英国统治外，以色列右翼阵营别无共识。锡安修正主义运动几乎由雅博廷斯基一力维持，他包容了所有在野的党派，直到他不能再包容。
极右翼分子亚伯拉罕·斯特恩，羡慕法西斯的铁腕治国，效仿墨索里尼组建黑衫军。不少西方国家在类似的政治气氛里，向纳粹德国一边倒。任何一个反英分子都可以加入轴心国阵营，唯独锡安主义者不行。经历水晶之夜和大屠*后，灭族之仇结成，即使出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方法，犹太人也不该跟希特勒合作，斯特恩因为私下跟德国大使接触，被雅博廷斯基开除。
1941年隆美尔经略北非，抵达埃及边境，德军极有可能越过红海，打下巴勒斯坦。斯特恩密谋一笔跟魔鬼结盟的交易，他将组建起四万人的黑衫军，协助隆美尔征服地中海东岸，驱赶英国殖民势力，交换条件是纳粹允许欧洲犹太裔移民到巴勒斯坦。
这桩政治交易突破了道德底线，比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方案更加荒诞。幸亏，英国特工及时侦破密谋，击毙斯特恩，否则闹剧还不知道怎么收场。斯特恩的副手伊扎克·沙米尔放弃与虎谋皮的计划，回归锡安修正主义。
开荒者与激进文人
以色列政坛的分歧，在意识形态上体现为左右之争，背后的深层根源是双方成员结构差异。本古里安的劳工锡安主义派，是公社农民、城市蓝领的党派。接替本古里安总理职位的列维·艾希科尔同样是个“庄稼汉”。右翼阵营则充满了小知识分子、激进文人。斯特恩本职是一个诗人，雅博廷斯基本职是文科高材生，原本要念博士学位。
雅博廷斯基把基布兹看成微不足道的事情。锡安修正主义派认定政治属于少数精英的专属事务，他们酷爱暗*谍战的方式，把冒险当成乐趣。文人以侠客自负是第三世界革命的常态。对这种人而言，柴米油盐的生活比坐牢还可怕，在太平日子里，他们连基本的生计都要成问题。
伊扎克·沙米尔因从事恐怖活动，关进英国人的牢房，获释出狱，他靠祖辈的积蓄，自己做一摊生意，常年亏损。1955年情报机关摩萨德招募有经验者，沙米尔应聘上岗，迅速找回了熟悉的感觉。他策划了多次秘密特务行动，屡建奇功，参政后当选总理。
革命者厌恶繁琐的日常行政事务，不善理财，其党派组织未发生财务纠纷，实属奇迹。贝京不畜私财，廉洁的名声连政敌都佩服。右翼民族主义的致命弱点在军事方面，缺乏常规武装力量，只能从对手那里策反零星的士兵。
根据劳工锡安主义的理念，要想成为“肌肉犹太人”，必须在巴勒斯坦劳作、耕地、浇灌，与祖先的土地融为一体，放弃倒买倒卖、放高利贷的旧式犹太生活方式。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本古里安离开富裕的东欧城市中产家庭，远赴重洋来到中东地区，在务农过程中锻炼出强健的身体。为了抵御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抢掠，开荒者平日操练演武，战时转化为优秀的军人。
赫茨尔、魏兹曼等人走上层路线，争取大国对锡安主义的支持，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筹款，功绩不可小觑。擅长交际的魏兹曼克服了西方人的反犹情绪，他到处穿梭于政客、金融大亨、名媛贵妇之间，会面大约有2000次。
劳工锡安主义者置身其中，肯定感到浑身不自在。后来的国防军总参谋长拉宾曾谋求驻美大使一职，列维·艾希科尔戏谑道：“你是说，你愿意站在冗长乏味的鸡尾酒会上，坐在烦人的宴会上，去参与那些外交官不得不玩的、枯燥沉闷的外交游戏？”
1970年代美国总统福特跟以色列官员会晤，在招待晚会上，总统夫人邀请拉宾跳舞，诧异地发现对方竟然从没跳过舞。拉宾好几次踩到总统夫人的脚，不得不停止，如果再跳下去，可能影响到两国关系。
以色列工党高层透露着乡下土包子的气质。本古里安做不出激动人心的演讲，写不出精彩的社论，对写诗更是一窍不通，他只会务实地经营政治基本盘。
以色列军队百战百胜有什么诀窍么？无非精诚团结。基布兹用公有制凝聚成员的向心力，另外，不少公社刻意定居在靠近阿拉伯部落的危险边塞，磨砺自己的战斗意志，枕戈待旦。六日战争中，基布兹士兵的伤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三分之一的阵亡军官属于基布兹成员，乡下农田里走出了沙龙、摩西·达杨等世界一流的军事家。
雅博廷斯基缺乏扎根基层的耐心，只能策反本古里安麾下不满克制政策的民兵，斯特恩模仿法西斯组织，加强小团体的忠诚，意图用严酷的纪律弥补人数的不足。斯特恩帮的军装、旗帜、徽章外观上显现出强烈的纳粹美学，比左翼民兵组织的更加威风凛凛，然而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方面，非常匮乏。
以色列建国后的三十年内（1948-1977年），实力雄厚的工党团体执政，右翼阵营四分五裂，雅博廷斯基病逝，贝京独木难支，沦为政坛的边缘小角色。频繁的战争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右翼民族主义，当局一方面出于战略需要，占领国境线外的土地，另一方面沿袭克制政策，不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正统犹太教徒趁虚而入，移居生活，这些移民又称为“信仰者集团”，成员多为毕业于神学院的年轻人。
鹰派群体在宗教态度上模棱两可，本着现实主义的策略，乐见正统派开疆拓土。贝京以“圣经时代”古老边界为依据，声称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是自古以来属于以色列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把这两块土地更名为古希伯来地名“犹大”和“撒玛利亚”。犹太移民抹除地图上的阿拉伯痕迹，村庄、乡镇、城市，一个接一个改名，到了1992年已经勘定希伯来语地名7000个。
开荒者的宗教热忱跟鹰派的大国沙文主义结合，形成了酷似北美“命定扩张论”（Mani－festDestiny）的信念。19世纪美国人自认为负有散播新教和先进技术的使命，向西部扩张，开化野蛮民族。以色列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试图恢复扫罗和大卫王的疆域，“要为欧洲筑起一道防御亚洲的墙。我们将成为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攻击的前卫战士。”（语出赫茨尔）
社会主义者厌恶原教旨犹太教士，抨击鸠占鹊巢的行径，却又佩服他们的开拓精神，出生于基布兹公社的沙龙说：“信仰者集团很像1940年代的我们，而且比我们更加坚定。”
到赎罪日战争之前，移民在约旦河西岸建有17个定居点，在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建有7个。在狂暴的荒漠风沙中，在血与火的边境冲突中，读经吃斋的犹太教团体转化为战斗民族。同时期基布兹公社放缓增长，国家独立的第二个十年里，只新建了10个基布兹，左右两党势力此长彼消，促成政治变革。
1977年贝京以王者归来的姿态赢得大选，成为总理。他上台后再加速推进移民活动，拨款扶植,定居点增加了一倍。执政期间内，贝京击败叙利亚，逼和埃及，发兵进占黎巴嫩，军事震慑力达到极盛，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地位持续到今时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