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对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而言，仍是一个神秘、魅力与兴奋交织的地方。但现在当他走在街上，每个人都想与他合影，拍视频，让他签名。我们站在一家户外咖啡馆门口等着付餐费，他不耐烦了。他内心的一部分不喜欢这样，他希望自己在这承载他童年梦想的城市中不这么出名。他吃饭时，有人对他拍录像，后来又有一人不信自己如此走运，上前索要签名。佩德罗神情郁郁，飞快地拿了笔和纸，只想快些了结此事。然后一如既往地发生了一件事。他和他的粉丝对视了一眼，或是说了句什么话，每次都会这样，他的表情展开了，开始说笑，开始表演，想逗乐别人和自己，仿佛刚交了一个新朋友。一分钟前那个想要安静和私密的阿莫多瓦已经进屋了。
那段日子，他很多时间待在马德里市中心附近的公寓里。他无法想象在乡下写作的生活。他喜欢城市，喜欢街上的喧嚣，即便双层玻璃窗挡住了噪音。他就是这样写剧本的，他使用一部分私密、审慎和孤独的自我，无人允许接近的自我，也是几乎无人知晓的自我。
早晨，在他公寓对面的咖啡馆中，他低着头，面无表情。他心里想着事，不想说话。他安静地点了一杯咖啡。但当我提到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二十五年前在巴塞罗那认识的一位画家和演员，他平静而悲伤地说起他的死亡。阿莫多瓦说，我们的朋友是一个画家，但不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他真正的才能在于对他的脸和身体的装饰，穿上繁复的五颜六色的裙子，戴上头饰，像塞维利亚女郎一样走在大街上或是参加节庆。我们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认识他的，当时他风趣，特立独行，而现在阿莫多瓦发现我是知道他如何死的，于是我俩都沉默下来。 我们的朋友在一次节庆上穿着纸衣服，打扮成阿波罗，有人向他点了一把火，他被烧伤致死。
阿莫多瓦是幸存者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寓居伦敦，到在佛朗哥死后放荡不羁的岁月中与一群狂人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交游，这些日子他都走过来了。他了解那些，也思考那些，这在他奔放矜夸的性格、对奇异诡譎的喜好之外，增添了一种忧郁的力量和孤独感。
那些年里他比任何人都更看不上乡村别墅，但如今我们要去的就是那种地方，去佩德罗•阿莫多瓦的乡村别墅，那里距离马德里有半小时车程，位于有安全警戒的新开发地上。他的兄弟也是他的制片人阿古斯丁有两个年轻的儿子，他们喜欢那里的泳池、网球场、台球桌以及自由的氛围。那里适合举办派对和聚会。
房子的外观在郊区高尚住宅区中属于普通，几乎没有特征。 但用阿莫多瓦的话说，只要你走到里面，你就能发现在他的电影中看到的东西遍布了整栋房子。花哨的颜色挨着花哨的颜色，各种黄色、红色、绚蓝色。厨房里的冰箱和灶台被涂成橙色。古怪的物件、普通的饰品和俗气的东西被摆在一起，像是收藏家的获奖藏品。房子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形式。一扇门上有各种十字架，旁边还有各类风格的太阳形装饰。每一件东西都像是因为疯狂而选来的。这就是那个公众人物阿莫多瓦，一个热衷参加派对的人，他显然故意把门厅里那几幅镶黄色相框的家人朋友照片挂歪。他的世界里没有对称。
房子后面是一片光秃秃的地，远处群山起伏，那是卡斯蒂利亚大地上干燥、简淡的色彩。他喜欢这里的私密感，但自然令他困惑、厌倦。他喜欢花园，但自己不愿打理。他说，我要有个花园，但我不会和花交流。他对这个不太可能的想法咧嘴一笑。他喜欢邀请别人来作客，把音乐放得很响，说说笑话。在卧室里，他对着镜子做鬼脸。他说，他正在减肥。(这并没有阻止他次日点了煎蛋和炸薯条。)他在镜子里眯起眼，假装绝望地笑了笑。他说，他不喜欢自己的脸。他的脸有惊人的可塑性，充满生趣。他对着自己皱皱眉，用力耸耸肩，然后准备下楼。
他在作品中运用对立、重复和隐秘的身份。因此当他迈出自家别墅，走进网球场，你就知道他隐藏的某一面出现了。他全力以赴，神色严肃，表情纹丝不动。此时的他像是一位引领重磅市场营销活动的人，或是一位力挽经济困境的领导者。你最好不要去招惹穿着网球服的佩德罗•阿莫多瓦。
他一开始打球，就能看出他没有风格，步伐和手法没有任何炫技之处。但即便在场上乱打一气，他还是严肃沉稳的。他不想浪费时间，他有竞赛意识，他让我们也正经起来，打出我们的最佳水准。他喜欢事情有组织有计划。他的对手称他为 “墙”，因为他会把一切都回击过去。他自豪地说，和他对战, 就像在受中国式水刑[1]中国式水刑:据说是一位15世纪的意大利律师从中国“水滴石穿”的说法中 发明的刑罚，使用方法是用水缓慢并持续地滴落在受刑者的头上，制造一种漫 … Continue reading。他打不出制胜球，也没有很好的技巧, 但他非常小心地不出现失误。他几乎把一切都回击过去。他的姿势奇怪，但态度极其认真。他韧性十足，精力充沛。如果你打出了制胜球，他也不会露出失落或不快的表情，只是去把球捡回来继续打。什么都无法让他乱了方寸。如果你要评价他在球赛上表现出来的性格，你会说他是个谨慎而稳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无趣。他不冒险，一步一个脚印，你会联想到一个沉闷乏味、做事机械的工人。几场比赛过后，你会毫不犹豫地招募他为你的会计师、你的项目经理。
他小时候总爱唱歌。他在西班牙乡下长大，1951年生于一个被他形容为偏僻、清苦、朴素的地方，他记得悬挂在床上方的圣母像和十字架，还有一些家人照片，那是宅子里唯一的装饰。十岁那年他成了学校里的明星。晚上同寝室的其他男生都脱衣上床时，他的任务是给他们读《圣人的生平》，他还记得那些阴森、血腥和打斗戏很多的故事，他很留意那些特别的、真实的肉欲场景。他读殉道者、圣徒的故事和读冒险故事一样津津有味，他还在午餐时间在讲台上给全校朗读。他是唯一一个被选为这种场合的朗读者。他喜欢格列高利圣歌，唱拉丁语弥撒，他喜欢一切与表演有关的事。但他不喜欢神父，也不喜欢他的宗教教育。
他的叛逆始于青春期。他和外界的联系来自电台和流行杂志。在一个高压的严守教义的世界里，他的长发令人惊诧。他想要去城市，但他的父亲为他在银行里找到一份工作。在那个年代的西班牙，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就足以称幸，不必挑挑拣拣了。那场与父亲的战斗他迄今记忆犹新。他说，他不理解我，他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权威。但佩德罗•阿莫多瓦确信自己该怎么做：他要去马德里，他当时就知道自己想拍电影。
他仍然沉浸在马德里早年岁月的纯粹欢愉中。他从唱片和电台上知道那里有个歌手，他知道她住在城市里，他非常需要她沉厚的音色，粗犷的、充满激情的能量，以及那种带着痛苦、创伤和无尽失落的感觉。她的表情是一种治愈或救赎，他喜欢这个想法。她骄傲、孤独、悲伤中的纯粹力量，对这个初到大城市的少年意味着一切。这位歌手名叫查维拉•瓦尔加斯（Chavela Vargas），佩罗到处找她，他逢人便问她在哪儿，但她已经离开了。是的, 她曾经在这座城市里，但如今已无踪迹。他心头萦绕着她的歌声，不停地找她，但她消失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年轻人的行为举止就仿佛1939年内战末期以来的独裁者佛朗哥已经死了，虽然他直到1975年才正式死亡。然而正在阿莫多瓦要去上电影学校时，佛朗哥关了学校，这使得他只能走自学之路，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佩德罗与圣安娜广场周围街道的嬉皮士和反文化宣传者们混在一起。他看了他能看到的所有电影。他写诗，写小说，结识剧院里的人。“我，”他说，“还没从那段时间恢复过来。”
但他讲的两个故事能展现他的另一些方面，披露他至关重要的刚硬、决心、顽固、自律和想要出人头地的意愿。更无需说他的魅力。那个年代的兵役对任何人都是谈之色变。如果你谈了恋爱，或者混在嬉皮士圈子里，那么就会被拖去剪一个可怕的发型，并在军队中服役一年。所有人都憎恶此事，而阿莫多瓦的反应尤其强烈。
他把它形容为彻底的噩梦，他的应对则是给自己裹上一层外壳，锻炼自己并做好准备。他有十二个月没和任何人说话。那个曾最得神父的欢心、在同学间最受欢迎的小男孩，那个曾与他的父母言归于好并在马德里广交朋友的少年做出了决定, 不让任何人认识他。不仅不让官员认识他，还不让在军队服役的其他男孩认识他。他不理睬任何人。他说，当时他在读普鲁斯特。他厌恶寝室里关于性的聊天。“我对所有的仪式都感兴趣,”他说，“特别是天主教像演戏一样的仪式，但我不喜欢军队的仪式。”当时他没有朋友。
他在马德里做过多份工作，但最后为了国家电话公司的工作去参加笔试和面试。为了面试，他藏起自己的长发，用发油把头发缠成髻，但当他上岗时，无人愿意和他一起干活。长发仍被视为丑事。他说，他们能力有限，不能因为他留长发而解雇他。他喜欢这种危机，旁观他们焦头烂额地想办法，他乐在其中。他说他并不想拖任何人下水，但也不想剪掉头发。终于有一人放宽了心，同意与他合作。他说，两个月后，他赢得了其他人的心，他们都开始喜欢他，尽管他还是留着长发。
他的工作是把旧的电话机换成新的。好事是，他因此遇到了一群新人类，他们愿意帮助他成名。当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在社会变迁中经历某种身份危机，独裁即将结束之时，他见到了之前不曾认识的西班牙中产阶层，有机会研究马德里的中产女性。一部新电话机是一个新的自我在新的西班牙的重要成分。老式的黑胶木电话机属于黑暗时代。
他用自己的第一笔薪水买了一部超8相机，一有机会就展示他拍的电影。他的作品与众不同，别人拍的是含糊的、附庸风雅的概念电影，他是讲故事。从一开始，无论放映场地多小, 他都能让观众放声大笑。他在玩超8的人中因为过于平民主义而脱颖而出，但一旦他开始拍全长的电影— 他还在电话公司时就拍了第一部电影—他就在其他痴迷内战的西班牙制片人中脱颖而出。他的内战是与父亲之间展开的，当他环顾周围, 一切都那么有趣，马德里即将精神崩溃。当他终于离开电话公司时，他们告诉他，会为他保留岗位，他随时可以回去。
埃琳娜•贝纳罗奇（Elena Benarroch）是一个让皮大衣重新在西班牙风行起来的女人。当她站在马德里市中心附近公寓的门廊里，俨然就是一个派对主人。她的起居室是一个派对主人的梦想，她今晚的宾客名单将进入所有西班牙报纸的名流栏目，名流杂志《你好》会为此事发两页版面。
派对是为设计师让•保罗•高提耶举办的，但也是以此为由聚集马德里的各种重要人士，期待会有何效果。前社会党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携妻子卡门•罗梅罗来了，佛朗哥将军的孙女卡门•马丁内斯•波尔迪乌也来了。阿莫多瓦来了，还有许多西班牙电影界的人。走进房间的都是演员和模特。有人指出某位是新近崛起的西班牙电视明星，还有刚从古巴来的漂亮年轻人。作为《你好》的忠实读者，当我看到某个女人走进来, 我倍感振奋。她叫伊萨贝拉•普赖斯勒，是西班牙头号名媛。她的神秘和魅惑力部分因为她并非演员和表演家，她常现身于名流杂志和期刊封面。每个西班牙人都能列举她的丈夫名单: 首先是歌唱家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然后是马奎斯•德•格雷森，现在是政客米格尔•博耶尔。
她从人群中穿过，所有人都看着她，看她的皮肤多么光滑清爽，面容多么年轻，她看上去多么与世无争，又是多么娇弱。派对的气氛热烈起来。
每次我找阿莫多瓦时，总是发现他在与同一个女人聊天, 有时边聊边笑，但每次我望过去，他立刻恢复他极为严肃的工作姿态，他和他那位女性朋友立刻被锁定在深沉的谈话中，仿佛他们听到了彼此的表白，或是在探讨他们的返税。这位女子约莫七十多岁，矮个子，灰白色短发，棕肤色，她的目光在整个房间里是最为警觉和活泼的。她周身缠绕着巨大的悲伤和强大的力量。
我知道她是谁，因为早先佩德罗已经把事情告诉了我。她是查维拉•瓦尔加斯，是他小时候所沉迷的那个声音，是他初到马德里时苦苦寻觅的那个女人。她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唱歌，其间她在墨西哥的生活起起落落。(“墨西哥已经没有好的龙舌兰酒了，”佩德罗说，“已经被查维拉喝完了。”)然后这位被佩德罗称为痛苦的女祭司回到了马德里。他说，这是唯一一次, 我的名声有用了。他开始让查维拉再度成名。他带着她去各种小场合，介绍她，让人听她唱歌。他让她出演他的电影《基卡》和《我的秘密之花》。她的声音和以前一样准确和富有表现力。佩德罗说，她的脸就是一张原始神的脸。现在你走进一家马德里的唱片店，会发现她的老作品都再版了，新作品也都在售。她成了明星。
现在她要开喉唱了，佩德罗也要与她合唱，一起开个头, 他们需要在拥挤的房间里腾出一片空间。我环顾左右时发现另一位西班牙大歌唱家马蒂里欧也带着她的儿子劳尔一起来了，劳尔总是用吉他为她伴奏。我端着一大杯饮料坐在钢琴旁。费利佩·冈萨雷斯也坐过来听音乐。
查维拉的声音从伤感的低声到沙哑的高声。她全心全意地唱着，一群人聚集在她身边。有几首唱的是无法言说的悲伤。佩德罗的目光对她须臾不离。他很高兴，他喜欢这种情节剧, 有时他似乎在指挥她，朝她微笑，做手势，像是要把歌从她体内引领出来。他似乎在说，再来，再给点感情，再多些。她看着他，淡淡地笑笑，回应他的爱意。
接着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事。查维拉唱起了一首更为悲伤的歌。歌词说的是，如果你离开我，你就会毁灭我的世界，而查维拉唱出这句的感觉像是她的真心感受。我把佩德罗的表情看得很清楚，他快要哭了。他追随着歌词，仿佛一切都系于歌声。他的脸像是一个孩子的脸，他像是孩子听故事一样听着歌。他让歌声进入他的灵魂。前几天他一直对我抱怨他自己的外貌, 说他多么讨厌自己的样子，但在这首歌接近尾声，查维拉唱出最后一段（“如果你离开我，我会死去”）时，他有种无法言喻的美。她唱完后，我发现为查维拉伴奏吉他的马蒂里欧的儿子眼中含着泪水。我希望此夜永恒。
此夜确实如此。到了两点半，埃琳娜•贝纳罗奇起了个头, 所有人都勇气十足地把埃琳娜的红色康乃馨朝查维拉、马蒂里欧和劳尔扔过去。每个人都高呼着再来一首。侍者还在供应饮料。伊萨贝拉•普赖斯勒越发神秘而难以捉摸。后来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我看到她与查维拉在进行一番长谈，似乎聊得很是亲近私密。我特别想知道她们在聊什么。但此刻佩德罗仍在望着他的老朋友，而她已经超越了自己，张开双臂，喊出她的 愤怒和激情。
在一个权贵丽人济济一堂的房间里，他一整晚没有对其他人多看一眼。现在时间很晩了，不时有穿插进来的即兴表演，佩德罗对这些没有耐心。他复杂性格中的所有方面都呈现岀来: 他想要指挥查维拉•瓦尔加斯，他想哭，他想重回他的少年时代，他一直望着这个让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臻于完美的坚强女人，他无法让这场演出不被打断。我看着他端详这个场景。我看着他意识到这一晚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我看着他做出决定，接下去要做什么。我看着他的脸变回那个严肃决断、喜欢掌控混乱但讨厌失控的幸存者。他很快离开了。
｜原文《黑暗时代的爱：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作者：科尔姆·托宾，译者：柏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重印）
References
| ↑1 | 中国式水刑:据说是一位15世纪的意大利律师从中国“水滴石穿”的说法中 发明的刑罚，使用方法是用水缓慢并持续地滴落在受刑者的头上，制造一种漫 长的折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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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特约编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艾琳和西德尼·B·西尔弗曼人文科学教授（Irene and Sidney B. Silverman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自由女性的集大成者（作者：Beatrice Loay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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